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地位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1698（2000）04—0005—11
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千年之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究竟如何？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极为关注的问题。
苏东剧变曾经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受到严重损害。十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成功，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和东欧中亚原社会主义国向资本主义转轨受挫，西方世界再次出现马克思主义热潮。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法国巴黎举行了来自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人士参加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这是几十年间都不曾有过的罕见局面。与会者认为，“不能把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不能为斯大林主义负责，正像卢梭不能为罗伯斯庇尔负责一样”。（注：参见《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0期第2 页。）最近，在英国广播公司（BBC ）举行的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网上选举活动，马克思位居爱因斯坦、达尔文、康德等众人之首，被选为千年历史上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现代政治思想之父”。日本学者佐岩茂就此认为，千年之交，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期待马克思主义热潮的胎动气氛。
20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热已同过去很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也在人类历史的嬗变中重新构筑。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学界研讨热烈，流派纷呈，观点各异，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表现。
一、马克思主义：过时？不过时？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争论，已经是持续百年的老话题了。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考茨基等人就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并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一帮修正主义者。此后，以改良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右冀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背弃马克思主义。但总体上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节节胜利，依然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逆流并为大多数人所不屑。
就20世纪90年代末的情况看，尽管马克思主义因苏东剧变而遭受挑战的局面还是存在，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不因此而失去光芒，她仍然深深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和健康人类。
近年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往往同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联系起来，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和失败联系起来，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挫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这些人中特别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与其是出于理论使命和哲学良知，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义愤和道德裁判，巴黎《宇宙》杂志主编、国际政治论坛主席埃伦斯坦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法西斯主义”、“军营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简单的政治口号虽然十分刺耳，但却因缺乏科学缜密的理论思辨而不能伤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另一类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则多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当年断定的那样走向死亡，无产阶级不但没有发动新的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连其自身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演变而分化，失去革命特性。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消灭商品货币、消灭司法和常备军等，也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取得预期的成功。他们据此称马克思主义是新的“乌托邦”，或称马克思主义有“局限性”，或称马克思主义有“理论矛盾”，或称马克思主义是“部落文化”等等，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不灵了。
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多系论者个人行为。但社会民主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从党纲中删除，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产党人也在自己的党纲中加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古巴共产党把马蒂的思想也列为党的指导思想，而马蒂和马克思无论如何都不是同一思想体系。俄罗斯共产党则把俄罗斯精神理解为“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注：《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俄共三大上的政治报告》，俄《真理报》，1995年1月24日。 ）这种情况在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已不是罕见的现象。
近年来，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暴力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计划经济的理论等等。1999年3月14日， 波兰学者沙夫在《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一文中，苦口婆心地劝告那些“与马克思主义休戚与共的人”要放弃过去的“教条”，“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沙夫提出了4个问题。
第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今天的主要生产资料不再是物质化的东西，而是以信息为形式的人们的思想，亦即非物质化的信息。要把非物质化的东西‘理性化’是困难的……就要冒窒息人们创造性思维的危险……导致破坏社会进步”。
第二是国家消亡问题。这一理论必须修改。“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要求作为行政机构的国家大大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首先是收税并进行合理分配时，没有国家的职能机构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是市场和计划经济问题。“以往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摈弃了市场思想和提倡计划经济的原因我们都是了解的，我们也同时知道错误实行计划经济带来的痛苦教训”。
第四是民主问题，必须“摈弃列宁对民主概念的解释。”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更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实实在在的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注：沙夫：《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波兰《论坛报》，1999年3月14日。）
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一般为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以及其他某些左翼组织。但人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赞赏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无党派人士增加了，原因是苏东剧变以后，不少知识分子摆脱了党派背景，但在思想理论上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仍然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力量。这一力量实际上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过时的地方，如俄罗斯的安德烈耶娃、安皮罗夫、利加乔夫等等。另一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某些观点，某些具体结论过时了，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辩证法并没有过时，如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及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
在欧美各国，坚持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政党已不多见，认为20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全部有效的党更是绝无仅有。通常，人们总是用“左”、“中”、“右”来区分社会主义政党、运动和组织，而不是用“过时”与“不过时”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
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第四国际观点的党几近消亡，受苏联影响较大的政党和组织自90年代以后也发生分化，他们中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更注重民族性、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种状况造成了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观的不一致性。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地域性差别的原因。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则明确提出要放弃“专政”，西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及其国际组织如北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应坚决反对，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为发展民族经济则主张与之合作。各国党都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解释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创新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实际上并无严格共识，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世界地位变动中的一种突出现象。
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党的意识形态中析离出来，把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区分开来，这种现象在最近10年内进一步加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却远未终结。如果抽掉它的意识形态成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世界时仍然是有效的，并且在当代众多进行激进批判的后现代主义那里仍然有生命力。”（注：阿里弗·德里克：《弹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见《开放时代》1999年第1期。 ）阿里弗·德里克的这翻话在国外社会主义运动中颇具代表性。
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党的指导思想内容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在近年内有发展的趋势。法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是比较典型的。法共领导人罗贝尔·于说，人类解放的思想必然具有多元化特点。我坚持马克思的名字，并且喜欢马克思甚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理论的人是没有希望的。
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政治路线，而是具体分析复杂事物的方法以及创新和现代化的思想源泉。
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的威望近两年在世界各地的普通百姓中有了较大提高，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法国解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一书中反映了这种情况：“今天的人，即使是从来都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或不知道马克思姓名的人，甚至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们承认与否，都自觉不自觉地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注：张惠君：《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3期。）
二、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条件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金融、信息和贸易网络的一体化已经使整个地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各国的政治当局屈从于国际市场。”弗里德曼1997年3月20 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的这翻话，不仅代表了国外舆论界的普遍观点，实际上也是许多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一致看法，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6月19 日在丹佛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的演说中也宣称：“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全球化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地位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近年来国外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一般的看法是，全球化加速了已有的两种倾向，一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蔓廷，二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及，这里要指出的一种新现象是，近年来，一批原共产党人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到“过时论”者的队伍中去。例如，苏联原有共产党员1500万人，而今天的俄罗斯共产党员只有50万人。就世界范围而言，除中国外，90年代以前有共产党员4400万人，90年代末只剩下1000万左右。这些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大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支持者。
然而，对全球化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另一些人从全球化中反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的发展空间。德国《明镜》杂志记者马丁和舒曼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涡轮资本主义要摧毁它自身存在的基础，即摧毁它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机器。
美国学者斯威齐则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始终在扩张而且经常处于爆炸状态的资本积累过程”。（注：保罗·斯威齐：《谈谈全球化》，美《每月评论》1977年第49卷第4期。）
在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系上，不少学者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全球化撕破了民族国家的分界线，使资本主义从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现代化理论更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空间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建立在一些对立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目前，“资本主义的现实同马克思主义一个世纪之前所预言的最相似，资本主义已经从地域限制中解放出来，真正转为全球性。这个时候，阶级比任何时候都成为跨国的了。而且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再造、复制相同的文化结构而产生的同质化结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注：参见阿里弗·德里克：《弹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1期。）
俄国学者诺维科夫非常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必须坚持其基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人类建立公正、理智、自由和幸福生活制度的科学指导思想。”（注：诺维科夫：《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存在、发展并充满生机》，载俄《对话》杂志1997年第7期。）
美国学者伍德甚至认为，全球化不仅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它为左翼力量创造了一个实现理想的历史契机。伍德在《回到马克思》一文中说，全球化使资本主义规律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方式也是十年前所无可比拟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因为马克思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有效地解释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真正走向衰落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癌扩散。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的扩张能力，但否认它能够带来普遍的成功与繁荣。由于资本主义规律不可能被改良，全球化必然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日暮途穷，即使不发生战争，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必然导致人类危机，这比阶级斗争更能促进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为左派创造新的机遇。因此，“我们所处的时刻正是回到马克思的最佳的最合适的时刻。”（注：见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回到马克思》，载美国《每月评论》第49期第2卷。）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指出了全球化造成某些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原因，即这些人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在成为一个普遍化的整体之前就会灭亡，因而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20世纪的社会主义都是在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通过打碎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起来的，这一历史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包括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等人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这种过激的思想认识。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是不会在短时期灭亡的，这种状况仍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意义，资本主义民主以及由此产生的全新的社会舞台和内容，并不是资本主义有了全新的生命形式，资本主义终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资本主义“革命化”、“全球化”有过相关的描述，现在一些人据此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过时”了。对于这一点，国外的学者也有人进行反驳，指出《宣言》并没有为资产阶级灭亡辩护的意思，而是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把握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特征。资本主义是以交换价值为取向的生产方式，因此必须不断地对生产技术进行革命并使经济生活国际化，建立劳动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但是，资本主义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续与扩大并不能消除其内在的矛盾性，全球化将最终造成自己的发展障碍，促使人类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使命。一旦资本主义在失去控制中发生危机与冲突，唯一的出路就是作为世界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创造出一个可以使全人类都得到解放的新世界。
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是一个与全球化相联系的热门话题，也是涉及马克思主义世界地位的重要问题。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居支配地位的世界性话语，已成为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机构存在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基本思想体系。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扩张，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灾难。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国外有学者指出，这种失败至少造成了以下4 种严重后果。
一是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目前全世界20%的人口控制了世界80%的财富，占世界人口20%的富国和占世界人口80%的穷国国民收入之比已从20年前的30倍扩大到了今天的60倍。全世界358 名巨富占有的财富比世界45%的26亿穷人还要多。在美国，1 %的富人占有全国财富的39%。
二是金融经济畸形发展。全世界每天15000亿美元现金流量的99 %，没有用来创造新财富，而是用来炒股和其他金融投机。
三是人类伦理道德空前危机。克隆人将变为现实，计算机犯罪日益猖獗，黑社会与邪教迷信活动更加严重。
四是不顾后果的过度经济开发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人类生存条件空前恶化。
希腊学者萨瓦斯·迈克尔——马特萨斯就此指出，1997年之后席卷亚洲的经济危机使“龙们、“虎们”的经济“奇迹”破灭了。随后日本经济急剧恶化，一个正在到来的经济灾难正在全世界徘徊。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人们开始寻求更有效的发展道路。在新自由主义的故乡，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又提出“第三条道路”来摆脱困境。“第三条道路”在国际问题上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并造成严重后果。西方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自由主义失败造成的。因此，一些西方政要开始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惊呼，在经济政治灾难幽灵的背后，另一个举世闻名的老幽灵又“卷土重来了”。俄罗斯学者克拉辛在《社会主义：反思的必要性》一文中很有信心地展望道：“21世纪将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高潮”。（注：克拉辛：《社会主义：反思的必要性》，载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6期。）
三、二十一世纪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与发展
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的纲领中，创新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普遍的要求和共同的努力方向。
创新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允许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甚至承认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是近来出现的一个新现象。
执政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往往没有明确而郑重的公开批评，一般只对认为过时的内容不再提及并在行动上加以创新，如在发展私有经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都是如此。非执政的共产党如欧洲日本各国的共产党，则少有顾忌、它们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早已进行了批判性创新、采取了“扬弃”的态度。
至于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作学术问题来研讨，这在国外学术界已是很常见的现象。
“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应当从对它的批判开始”。（注：伯恩施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莫斯科，1901年，第46页。）伯恩施坦的这句“修正主义”老话，近来又被人们从正面提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奥伊泽尔曼在1998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空想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一词最早是由反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反对人们把他们的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害怕导致绝对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人以及后来的列宁则不允许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实际上，对不同学说进行批评在自然科学中是很正常的，在其他人文科学领域里也很常见，并不可怕。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不应当害怕批评。奥伊泽尔曼认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形成了一种文化历史心态，使马克思主义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致使其失去了正常的科学地位……变成不可怀疑的官方学说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思维方式的科学理论。作为无所不知的最高科学，人们都必须绝对服从，不仅在人文科学领域，而且在生物学、控制论、物理学领域里，都要照搬无误，这就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
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公开宣布他们不受任何组织的影响，也不参加任何“政党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们宣称要独立地分析和批判整个社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等人的学说都是可以发展的。他们编写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丛书》，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无情批判，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机体上的“一只毒瘤”。
在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美国学者詹姆逊提出了“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争论，不是特定的命题，而是特定命题的表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为第一阶段，伯恩施坦以后为第二阶段，目前的后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生命力在于它具有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和描述资本主义的能力。其论据是，现代化使文化变成商业，商业变成文化，马克思在这些方面具有理论优势。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罗贝尔·于则干脆提出了“超越马克思”的大胆口号，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务实精神。于说，“必须按照马克思提出的方法，不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而是从我国人民和我们国家的生活中去寻找共产主义。”于认为，“尽管马克思的著作是那样重要，但它仍然是不完善的。因此，我认为，即使‘回到’马克思主义是有益的，那也不是为了重复马克思，而是为了深化和继续马克思所作的分析和提出的观念，并且，有时对这些分析和观念提出异议：是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因为马克思也受其时代认识上的限制”。于肯定地认为，“即使人们重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教条的诱惑也显然存在于否定教条之中！”。（注：罗贝尔·于：《共产主义的变革》，参见《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9期，第3页。）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近10年里大都提出了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这种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取舍创新，而不是削足适履地以主义规范现实的作法，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新的生机活力。
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革上”。经济方面改变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发展市场经济，改革按劳分配制度，实行对外开放，政治方面摒弃“以阶段斗争为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尊重人权，惩治腐败，精简机构等等。在主要内容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创新发展基本相同，但在具体问题上，则各有偏重，如越南提出社会主义“六大特征”：1.劳动人民当家作主；2.在现代化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高度发展的经济；3.先进的文化、浓厚的民族特色；4.人们从被压迫、被剥削、不公平下解放出来，各尽所能，按劳享用，生活温饱，自由幸福，人人有条件全面发展；5.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进步；6.建立与全世界人民的友好与合作关系。老挝则提出“坚持六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爱国主义；坚持国际主义。
国外非执政的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创新问题上主要围绕在如何取得执政地位并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主义问题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上，丘巴里扬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看作19世纪的一种历史和经济理论，这种理论使人们能够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征。至于后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圣像’以及作为政治和思想斗争的手段，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注：丘巴里扬：《关于俄罗斯的历史危机》，俄《独立报》，1998年11月11日。）
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理论研究已取得许多成果，观点比较一致的问题也不少，如革命主体不仅仅是产业工人阶级，也包括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革命道路主要地不再是暴力的而是和平的；无须“打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现实追求目标；民主、自由、公正、集体主义、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等等。
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远不止这些，十月革命、五月风景、苏东剧变、阶级关系变动、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环境保护、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民主问题、国家问题、政党问题、社会规律问题、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考证等等，都有人正在研究并不断发表新成果。
研究的广泛性，显示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创新的务实与突破，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永恒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未来。
当人类历史叩响21世纪大门的时候，用一家西方报刊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 周年纪念文章的标题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地位也许是恰当的：
“《宣言》150年华诞， 谁来吹生日腊烛——《马克思老爹后继有人》”。（注：李其庆：《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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