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与当代中国文艺学术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改革开放时代诞生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一样，《文艺研究》的创刊首先还不是学术传媒意义上的诞生，而是作为新时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一个思想文化阵地发挥着“战斗”的作用。为此，在1979年5月创刊号中，它向读者这样介绍自己的功能与身份：
本刊的方针任务是：努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理论、路线；开展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探讨文艺规律；反映国内外的一些文艺研究成果和情况，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使文艺更好地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①
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文艺研究》在1979年创刊当年出版的四期杂志中，连续首发了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79年第1期）、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谈话》（1979年第1期）、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第2期）、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79年第3期）、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第4期）等五篇文章。
1980年，首次发表了周恩来《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谈话》（1980年第1期）、陈毅《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第2期）、刘少奇《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1980年第3期）、以及由刊物整理后发表的《陈毅谈昆曲》（1980年第5期）。
1981年整理发表了《陈云同志对当前评弹工作的一些意见》（1981年第5期）。
1982年发表了刘少奇《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1982年第5期）。
1984年发表了陈云《春节会见曲艺界人士时的谈话要点》（1984年第3期）。
1986年发表了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86年第2期）。
从1979年到1986年这段时间里，《文艺研究》集中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和报告，对于新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的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文章，构成了新时期文艺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这些文章所阐发的现实化与经典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揭示出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深刻规律，为新时期文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也使刚刚创刊的《文艺研究》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历史起点上。
如果以历史时段来进行分期研究，《文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1979-1989：第一个十年”、“1990-2001：第二个十年”、“2002-2009：发展中的第三个十年”。在这里并非严格地以“十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进行划分，而采取的仅仅是大致的分期，主要依据的还是《文艺研究》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出的变化曲线。尽管这种变化有时并不十分醒目，并不像剧烈的社会变革一样有着清晰的印记，但是，它还是在时隐时显中完成了从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并向着第三个十年跃迁的过程。从《文艺研究》创刊号简短的“发刊词”中，依然可以找到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陌生化”的感觉：它通过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一系列词语，如：“努力学习宣传”、“认真贯彻”、“深入批判”、“探讨文艺规律”、“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而最终的落脚点则放置在“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上，这恰恰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并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特征。考察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传媒史，很难想象没有哪类媒介最初不被赋予这种服务于政治和参加战斗的功能。当然，传媒之间又是千差万别的，由于有着不同专业角色的定位，因此或多或少还存在着直接与间接、明显与隐晦的界限。就传媒自身而言，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发生功能方面的调整与改变。譬如，从《文艺研究》“发刊词”中所强调负载的诸多功能里，也还能够看出不同功能之间的某些界限，这些界限，又恰恰预示了历史的某种文化形态通过刊物所呈现的发展脉络。
一、冲突：历史境遇中的偶然与必然
从“学习宣传”、“认真贯彻”到“深入批判”，是拨乱反正的时代对每一个参与文化重建者提出的共同要求。这个时期社会整体处在解放思想、正本清源的历史阶段，过去曾经被认为是颠倒了的思想，搞乱了的观念，此时都要一一清理，恢复原状。当然，“拨乱反正”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也不完全符合科学的观点，因为事实上并不是回到被“四人帮”搞乱之前的那个原点，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那个原点是不是就完全正确？是不是就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或者说，“反”回去的那个“正”是不是就“放之四海而皆准”？显然，改革开放的历史走到了今天，答案早已明确。但是，正像不能苛求人们的认识水准和能力超越历史一样，人们只能面对当时环境下的具体问题。“拨乱反正”的口号显然适应了时代对于解放思想、冲破精神束缚的要求，也有利于人们的认识在短时间内达到统一。不能设想，今天的《文艺研究》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样一种状态，或者还在像创刊时期第一个“十年”那样，按照政治热情和政治想象去构建文艺理论，或者一厢情愿地充当意识形态管理者的角色。在意识形态主导的时期，人们常以一种比喻的说法来形容文艺是时代政治的“晴雨表”，而通过传媒所反映出的社会精神生活的变迁，也许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整体，甚至也未必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比如“文革”时期特别是“文革”后期的传媒，秉承极“左”路线对于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歪曲的报道，招致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不满，甚至成为某些历史事件爆发的导火索），但是，传媒终究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制度所施加于传播者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对于《文艺研究》来说，它所经历的从作为发挥战斗作用的“阵地”到培养学术精神的“载体”，从传播知识的“平台”到建构文化战略的“共同体”，这种历史发展的轨迹预示着刊物在第三个“十年”将成为具有整合学术资源与开拓市场能力的主体。
“冲突”——其实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历史境遇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社会的大环境而言，极“左”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既是新时期文艺界、思想界和舆论界必须突破的藩篱，同时又是异常坚固难以逾越的一道屏障。“文革”极“左”的政治体系虽然被打破了，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极“左”的思想观念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党的思想统一到经济建设上来，阶级斗争以及伴随而来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有时甚至还存在着“回潮”的可能。这个时期思想领域的“冲突”集中在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由此构成新时期前期重要的历史背景。当中国从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之后，思想领域的“冲突”始终没有完全消失，这表现在“凡是派”与“实践派”的对垒，也表现在“实践派”取得领导地位以后，其内部仍然存在着新的矛盾和冲突。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种种关于文艺思想观念的“冲突”总是若明若暗若隐若显地成为文艺事件的导火索。如关于“伤痕文学”、“朦胧诗”、“歌德”与“缺德”的论争，电影剧本《苦恋》（电影《太阳和人》）引发的持续三年、直至惊动中央高层的风波，这些表现在文艺创作上的论争，说到底还是极“左”的政治思想观念与要求思想解放的主体观念的冲突。徐庆全对这个时期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做过下列描述：
对文艺界形势的不同认识，使文艺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文艺界以至整个社会的扩散，使对作品的评价更多地带上了争论中的不同认识，也不免使作家有“乍暖还寒”或时紧时松的不同感受。
同时，在思想解放潮流暂时放缓文艺界强制性的垄断之后，异彩纷呈的文艺见解和作品又蜂拥而出。在有些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则会对既往历史秩序形成某种威胁。于是，争论也不可避免。于是，又要“收紧”。然而，“收紧”可以，但与思想解放的潮流所强调的“放”相左。于是，又接着“放”。“放”、“收”、“收”、“放”，这种又进又退、且进且退、且退且进的矛盾现象，成为早春文坛历史的一大鲜明特征。②
事实上，与文艺创作界的思想冲突同时存在并贯穿于整个80年代的，还包括哲学、政治学和文艺理论、文学史方面的一系列争论，形成关于“人道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异化问题”，而由此导致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现代派与伪现代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也往往充满着浓重的火药味，而更为激烈的冲突表现在新时期的鲁迅研究领域，关于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再起波澜，并由此酿成现代文学史界的重大分歧。80年代中后期，社会思想日渐活跃，“文学主体性”问题再次触发新老学人在文学观念上的激烈冲突。由于经济改革的成功激发了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想象，导致了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新启蒙”和“新权威主义”、“新政治观”、“新历史观”等一系列新思想的出现。由于胡耀邦的辞世，终于引发了产生社会巨大动荡的冲突——“八九”政治风波。从改革开放的1979年到“八九”政治风波结束后的199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发展中的一次又一次冲突，这些冲突既反映在文学思想和哲学观念上，也反映在思想启蒙和政治改革等领域。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发展道路，从对西方主要国家文化经典的大量翻译到构建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想象，从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模仿到大量的西方现代文艺作品的引进，使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思想活跃时期。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的古老国家来说，冲突，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境遇，因为它能够凭借新旧观念的交锋与融合，形成新的社会思想发展的弹性与张力。“冲突”本身还意味着“传播”。事实证明，没有什么比“冲突”更容易导致传播思想，也没有什么比“交锋”更能够成就真理。无论是社会的“渐变”还是“剧变”，都不可能没有“思想”的推动，都不可能在无“冲突”的状态下实现历史的跃迁。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处在缓慢、稳定的发展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其社会结构中缺少独立的思想者和对于进步思想的传播者。因此，它在极其缓慢的渐变中，进行数百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几成定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冲突恰恰既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在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遇中，在各种不同冲突的焦点上深刻揭示了思想对于历史的重要推动作用。尽管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处在失败的边缘，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思想为19-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果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也在逐渐调整和完善其体系与思想，那么，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挑战。如果人类从未有过社会主义的实践，资本主义的改革很可能会失去自身的方向与动力，正如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也恰恰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力的挑战一样。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一个民族主流意识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思想的价值退居实践的价值之后，而是思想成为了实践的灵魂。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中，不同观念与思想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初期“两个凡是”到“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反“极左思想回潮”到“允许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引起的震动与论争，在一系列观念与思想冲突的背后，恰好反映了思想建构历史的过程。
学术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部知识与思想冲突的历史，没有冲突就没有学术，更不会有其发展。这种冲突既可以体现在由政治层面的斗争延伸到学术与知识领域，也可以表现为从学术思想领域演变而成政治领域的冲突，如新中国建立后开展的对于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电影《武训传》和京剧《海瑞罢官》的批判，直至“文革”开始之后对1949年以来的几乎全部文学艺术作品的批判，甚至还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的历史，以至形成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③
在这些看似围绕文化艺术问题而展开批判斗争的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意图和权力目的无处不在的身影。当然，区别于政治范畴的冲突也同样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学术思想与知识文化领域，甚至也可以产生在同一思想阵营的内部。通常意义上的学术争鸣、思想讨论、观点商榷，有时几近水火不容的争论，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学术传媒之中，许多刊物身临其境地参与了新时期以来发生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战。《文艺研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组织发表的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论争文章，恰恰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例如，在1979年创刊号上发表了郑季翘的长文《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继续坚持其1966年4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中的观点。“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由于《诗刊》在当年第1期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其中谈到诗要用“形象思维”，由此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些过去由于坚持“形象思维”而受到批判的学者，从毛泽东“谈诗的一封信”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并引发了对郑季翘上纲上线的批判（郑文原文：有的同志说我那篇文章“实际上和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黑八论’一起，都成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支柱，理论工作者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被压得不能动弹”。有的则说我那篇文章使“‘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中的‘黑八论’之外，又多了一个‘黑九论’。‘黑九论’与‘黑八论’遥相呼应，成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是为‘四人帮’反革命野心和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郑季翘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反驳了对方的指控，强调自己也是“四人帮”的受害者，更主要的是，他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批判“形象思维论”，并提出：“我和形象思维论者的分歧就在于：我认为，作家是在实践中获得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必须经过科学的抽象，达到理性认识，并在这理性认识指导下，进行创造性想象……这种分歧的实质，就在于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解释文艺创作。”④
在随后的第2、3、4期中，《文艺研究》分别刊发了孟伟哉等人对于郑文的回答，孟伟哉在《致郑季翘同志的公开信》中，从“政治与学术”关系的角度措辞严厉地反驳了郑季翘的观点，他指出：1966年4月和8月郑文分别在《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后“使文艺界许多赞成形象思维的同志吃了苦头”，并指出郑季翘把形象思维论列入“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实在是“把形象思维这个学术问题，搞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随后的两期《文艺研究》中，接着发表了《形象思维刍议》（作者：张潇、阿云、剑雨）、《从人类思维实际看形象思维》（作者：王方名、张帆）及《形象思维问题之我见》（作者：孟宪法）三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将“形象思维”的争论引向了学术与学理的层面。
《文艺研究》创刊号所引发的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虽然还能明显地看到一些非学术化的思想方法与论辩风格夹杂其中（在郑文与孟文中更为突出），但历史毕竟发生了质的飞跃，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开始了逐渐转变人们思想观念和论辩方式的革命，它至少成为改革开放早期文艺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注脚。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研究》所关注并引发了学术界论争的主要论题包括：“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敏泽和王若望分别发表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1980年第1期），并引起相关学者撰文参与（1980年第2-6期，万里云、曹廷华、林焕平、刘志友、杜景华、向远），在全国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1981年第3期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1982年第2期丁学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质疑》，1983年第4期陆梅林《为马克思一辩——关于人道主义的考察片断》，1984年第3期陆梅林《再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1982年第3、4、5、6期，蔡仪、郭因、陆梅林、石文年）；“西方现代派问题”（1984年第1期敏泽《对待西方现代派问题的原则分歧》）。
总起来看，新时期为文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过去时代所未曾有过的机遇，《文艺研究》的前一个十年，从“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或亲身经历、或直接组织了美学、文艺学重建工作。首先，它以如此集中的规模发表已故和健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发展问题的一系列讲话，对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极左政治观念的影响，开创新时期思想解放及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局面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因此有效地降低了意识形态领域中改革开放的阻力。其次，出现在新时期第一个十年中的一系列论争，仍然持续着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惯性，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随之而来（甚至长达十余年）的对抗性的冲突中，人们最终发现新时期的历史并不会由此展开一条平坦之途，中国这艘改革之船注定要在“积重难返”与“破釜沉舟”的矛盾与探索中前行。事实上，在新时期的历史阶段中，人们的政治理想与文化观念、学术思想和道德传统之间的冲突从来不曾停止过，冲突的必然性与难以预料的偶然性因素，始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冲突较之以往（“文革”时期）正在逐渐向着更具理性、更加符合现代文明形态的规律发展罢了。
二、《文艺研究》与当代学术思想的转型
《文艺研究》在1989年曾经以《纪念创刊十周年寄语》为题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改革开放十年，我国学术界、文艺界思想活跃，成果丰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为我国文艺理论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已越过了拨乱反正的历史阶段，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需要有更大的创建。新的历程为文艺研究工作送来新的机遇，也带来新的难处。本刊将坚持科学精神，强化建设意识，把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科学（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中心课题。⑤
新时期经历了第一个十年的冲突迭起，政治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为文艺理论界、人文社会科学界在下一个十年中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本文以“历史境遇下的冲突”概括了第一个十年的发展特征，是指全社会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时代第一个转变期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从“文化革命”的历史向文化重建的现实转变，从极左僵化的政治教条向实事求是的观念思想转变，这些转变显然要经历艰难的和冲突的过程。在任何时代，思想解放都不能不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进社会进步、激发社会精神活力方面的作用巨大，与此同时，它也会为社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无序和混乱，有时甚至会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或危及社会必须维系的某种思想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一个十年中的冲突，是与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相伴相生的，当这种“解放”挑战或严重危及社会必须维系的思想价值体系的时候，必然面临着政治权威的干预。新时期以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直至在1989年采取非常规手段平息政治风波，就成为这种“干预”的直接体现。可以说，历史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新时期第一个十年结束在对于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与溢出边界的思想解放的深刻反思之中。
毋庸讳言，在前一个十年中，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普遍地大于学术热情，这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风气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其表现在，即使是从事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期待着产生文艺创作般的社会轰动效应的心理，“美学热”、“哲学热”、“方法论热”、“文艺学热”、“文化热”都是那个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但是剖析这种系列“热”的原因，可以发现它们往往植根于学者内心中的政治想象与社会期待。对于更年轻的学者来说，成为“黑马”——标志着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在20世纪80年代广为人们所熟悉的“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主体论”、“积淀说”、“反传统”、“蓝色文明”、“新启蒙”等，无不是在前一个十年中流行于社会思想领域的关键词。当然，它们今天都已经在反思的历史中成为新时期精神发展之链上的重要环节，并仍然具有知识意义上的象征性影响。
《文艺研究》以纪念创刊十年为契机提出“坚持科学精神，强化建设意识”正是基于对拨乱反正历史的反思，虽然其中不乏政治影响下的判断，但是，作为学术传媒，它毕竟负有倡导以理性的态度进行学术建设的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理论界、思想界进入了相应的“调整期”，学术传媒也出现了颇具反差的转变，一些在前一个十年中溢出政治轨道的刊物（如《当代文艺思潮》等）受到停刊的处分，一些在新时期引领时代风潮的权威刊物（如《文学评论》等）也因不恰当的学术与政治导向而更换了领导层，这些曾经被社会广为关注的刊物，除了在办刊思想与办刊风格上进行大规模调整之外，同时也以很大的篇幅反复进行着“批判与自我批判”式的表态，这种转变导致了刊物作者队伍的明显分化。
应该说，《文艺研究》虽然从始至终伴随着“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的每一个历史时段，并成为那个时期不可或缺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但是，由于刊物的风格和理念（用《文艺研究》创始人冯牧的话说：“它不大趋时务新，逢迎时尚，盲目地追求流行色，甚至为此而受到有些人的疵议。”⑥）与那些以新潮思想引领学术的期刊相比，显得过于“持重”而缺乏锐气，因此《文艺研究》在80年代并未扮演那种在思想界、理论界冲锋陷阵的领导者角色。1989年，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的冯牧在为《文艺研究》创刊十周年撰写的《一个理论刊物应有的品格》一文中提出：
我总有这样的期望，这就是：我们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真实状况（包括对于过去年代文艺发展的回顾与表述），总应该在某些严肃认真的刊物当中得到比较完整的（至少是轮廓分明的）反映和体现，以有助于人们对于我国文艺历史经验做出日益深入和客观的剖析和总结。而要起到这种作用，就要求至少有一部分刊物能够自觉地清醒地把这样的任务承担起来或者部分地承担起来。这样的刊物不一定会拥有广泛的读者，然而却可能具有比较长久的阅读价值。⑦
《文艺研究》以它自己的办刊风格参与了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理论建设，它当年所发表的许多研究成果，在今天看来都还有着并未衰减的理论意义与文献价值。在三十年的历史淘洗中，作为学术传播的载体，《文艺研究》能够保持比较长久的“阅读价值”，这和它的学术建设的眼光，包容各类学说的胸襟，不能不说有着重要的关联。它的“持重”使它在90年代初的社会反思与调整的时期，并没有受到批判的压力与政治检讨的要求，而保持了一贯“平实”、“厚重”的风格。当不少学术传媒纷纷转向“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时候，《文艺研究》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与风格，于是又有人对刊物从“偏右”的角度进行了批评。但是，它仍然坚守既定的办刊方针，以发展学术为己任，并承担起参与推动20世纪90年代学术思想转型的责任。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十年，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界的关注点从新时期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焦点上逐渐扩展延伸开来，人们在政治与学术反思当中重新确立了学术本体地位的研究方向，政治的热情也开始向着学术的冷静回归。从90年代初到2001年的《文艺研究》杂志中，人们可以明显发现这种变化的轨迹。可以说，当代学术思想的转型（理论研究向学术回归）构成了这一时段特有的标志。
1991年以来，《文艺研究》除了发表过两篇关于政治批评方面的文章（1991年第3期：贺敬之《关于艺术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1991年第6期：李希凡《从“五四”中继承什么——读〈新民主主义论〉兼评〈新启蒙〉的某些观点》）作为对现实政治的呼应、并严厉地批评80年代末期出现的自由化思潮之外，其研究的视点大致集中在以下问题：
“意识形态与文艺”（13篇），“当代审美文化论”（20篇），“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0篇），“‘现代性’研究”（14篇），“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学科建设”（10篇）、“艺术与市场经济”（7篇）和“美学研究”（5篇）。
与《文艺研究》在80年代曾经对“政治与文艺关系”问题进行过较多关注所明显不同的是，“意识形态与文艺”更多的是从文艺的本体意义上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来开展文艺规律的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文艺的“内部研究”；而前者则是从“工具论”的角度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定性化的推断（如敏泽在1980年第1期发表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王若望的《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万里云的《艺术不只是政治的反映》）。显然，经过十多年文艺理论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积累，这个论题所内涵的知识形态及学理价值，在当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1990年，《文艺研究》从第2期开始发表陆梅林《何谓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论之一》，然后连续四期都在关注这个论题的进展，陆续发表了陆梅林《观念形态的艺术——艺术意识形态论之二》、龚政文《意识形态与艺术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考察》、栾昌大《意识形态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向梅林先生求教》。从1991年第2期开始，又连续四期发表了张首映《意识形态与文艺阐释》、邵建《文艺的准意识形态性》、陆梅林《切磋琢磨，深入开掘——艺术意识形态论外一篇》、王德颖《艺术生产论和艺术意识形态论》、彭立勋《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的关系》、冯翊《对马恩文艺意识形态论的理解》。应该说，《文艺研究》是国内学术刊物中较早涉及“意识形态与文艺”，并将这个论题推向深入的。正是由于这些前期的研究，为后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出现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奠定了基础。
关于“当代审美文化论”问题。《文艺研究》也是较早在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学术刊物，从1994年第1期开始发表夏之放《如何把握审美文化的“当代性”》、阎国忠《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论题》、蒋培坤《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迷失》、滕守尧《当代审美文化与“对话意识”》、张法《现实：一种解读九十年代中国审美文化的途径》、王德胜《当代审美文化中“技术本体化”趋势应引起重视》、陈晓明《填平鸿沟，划清界线——“精英”与“大众”殊途同归的当代潮流》、肖鹰《在文化更新的时代——当代审美文化三题》、陈刚《历史与当下——中国当代的两种文化》、许明《审美风尚史：一种新的历史观照》，到第5期发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可以说，《文艺研究》在这个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从1994年首开其端，到2000年开始转入“文化研究”，《文艺研究》在发表的二十余篇论文中，对于美学的当代形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与思考，对90年代早期在中国尚未明朗的大众文化潮流，给予了具有预见性的理论观照。2001年，《文艺研究》在和武汉大学联合进行当代流行文化研讨之时，其理论的基础和研究的方式恰恰是由90年代前期进入《文艺研究》视野并奠定了理论基础的“当代审美文化论”。
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这个问题在《文艺研究》也是90年代初形成的纵跨十一年的重要研究区域。从1991年第5期发表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策略与审美逻辑》开始，《文艺研究》在历时十年（到2001年）当中，相继发表了张颐武《后现代性与“后新时期”》、王宁《如何看待和考察后现代主义》、陶东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现象研究——后现代知识与美学话语转型问题》、周宪《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关于话语的意义形态学》、杨守森《二十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反思》、张法《谈谈后现代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周宪《文化的分化与“去分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分析》、彭立勋《后现代主义与美学的范式转换》。“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话语，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过比较大的争议，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像西方那样进入后工业社会，因此还不具备“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个论题的超前性使得持赞同观点的人被赋予了某些“绰号”（如倡导“后现代”用力甚勤的陈晓明被讥为“陈后主”），而持相同观点的人显然并不认为用时代与社会对理论问题进行设限是合理的。理论的超前性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理论的发展趋势，也意味着社会的发展趋势。《文艺研究》在90年代的学术思想转型当中，始终把握前沿性的论题，并组织了具有理论意义和理论深度的回应，在所发表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研究论文中，其实每个参与者的观点与立场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讨论的结果却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现代性与文艺”问题。90年代晚期，文艺理论界的热点转换在《文艺研究》杂志上有着明显的体现，这就是“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代性”研究，是伴随“全球化”问题进入我国学术界和文艺理论界的一个公共话题。从1999年开始，《文艺研究》集中发表了钱中文《再谈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张法《现代性与全球文化四方面》、周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种历史联系的分析》、王一川《汉语形象与文化现代性问题》、吴予敏《试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理路》、余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赵一凡《现代性的多重阐释》、张志扬《现代性两难》、章国锋《德法之争：现代性的解构与重建》、金元浦《现代性研究的当下语境》、周宪《现代性与本土问题》、陶东风《审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余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程正民《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文论的现代性》、王杰《审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与当代文学实践》。应该说，这是在《文艺研究》支持下开展并得到深入讨论的一个论题。学术热点的转换与传媒的推进应该说是息息相关的，当然，论题本身的学术含量与问题形态的代表性意义，也是刊物首先要予以判断和评估的。从90年代后期开始，《文艺研究》作为学术传媒，其作用日益凸显在对于前沿问题的把握和预见性的组织上。传媒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学术平台或是传播的过程中，而在更大的意义上，它已经成为了生产者。如果说，传统的媒介理论认为媒介的权力体现在对于信息垄断性与选择性方面，而今天，传媒的生产性对于传播对象而言，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言之，没有被传媒记录的事件不能进入历史，这就意味着一向以传播意义为己任的媒介，现在已经成为了意义的本体。
转型，不仅意味着当代学术思想在观念形态方面的转变、论题的转变、理论研究方式的转变、理论话语的转变、学术风格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历史的转变，一种向学术本体回归的转变。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艺理论界更多地将力量投入在两种文艺观的斗争上，投入在马克思主义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投入在辩驳“政治与文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并试图以“拨”极左政治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之“乱”，来“返”实事求是和文艺理论规律之“正”，以政治批判与政治热情为先导的学术建设的阶段，那么，90年代前期至中期，学术在沉潜与反思中获得了更具潜力与象征意义的发展，这是一条学术发展的主线。但是，随着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讲话而掀起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再一次对学术构成了始料不及的冲击和影响。当然，这种对于学术界而言的变化和影响，还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它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接受与价值系统的确认。虽然人们衷心欢迎邓小平关于坚持改革不能动摇的思想，更拥护他反对极左回潮的坚定态度，但是，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也许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未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重塑社会精神，并使社会知识、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再次受到挑战。如果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学术从为政治服务的藩篱中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那么，接下来的市场化浪潮则使学术、包括学术的载体（传媒）在获得精神的松绑之后，又一次陷入了无法自主的尴尬境地，当经济不可避免地成为主导社会的惟一标志的时候，学术的异化也同样难以摆脱政治的异化那种必然性的结局。
三、裂变中的整合：选择与批判
研究当代中国不同文艺观念上相互冲突的背景及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变迁，梳理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文艺学还是美学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当代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中，并明显地呈现着时代所赋予它的色彩和运行的轨迹。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先从“文学创作”的领域打开了重要的突破口，并产生出一大批震动社会的作品。伴随着文学创作的“轰动效应”，由此带动了“文学理论”的兴盛、文学批评家的走红，并使得以研究文学发展规律为己任的“文艺学”获得了远远超过其他学科的地位，而成为一个时期的“显学”。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普遍性的事实。张柠、徐欢在《作为“他者”的文学理论》中，对处在本段历史中的文艺学做过这样的描述：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艺学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话语空间。“他者”俨然成为了主体，子理论已然凌驾于母理论之上。这一反客为主的思想流程同时也是文艺学逐渐取得文学学科领导地位，获得立法权的过程：前三十年的文学实践在“文艺学”的引导下匍匐而行，不敢越雷池一步。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文论共同发扬了新启蒙的功能，文学对“文革”创伤记忆的巨大抚慰力量，使文学理论在80年代的精神谱系中实际上处于领袖地位。它借以生成的其他思想资源都要通过它才能向外发出更大的声音，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⑧
作者的描述并非夸大其辞，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一向崇高，古人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⑨，足见一斑。而文学理论在文学中往往又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一部《文心雕龙》使文论家刘勰成为“龙学”的始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由于中国传统文论注重“文以载道”的观念，因此，建基于文学之上的“道”，也就成为文学永远无法摆脱的“原罪”。“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为了将其意识形态之“道”强加在文学身上，而对异己的文学宣布了“黑线专政论”的罪状。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时代，文学仍然摆脱不了与政治的纠葛，其所载之“道”是否合于“改革派”的意识形态立场同样也能酿成惊动中央高层的事件，如：在新时期著名的《时代的报告》杂志因其对中央决定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表示质疑，与改革的思想持相对抗的立场，而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其做出“停刊”的处理⑩。80年代前期，一些学者围绕“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展开的激烈论争，其所持观点相去甚远。显然，“文以载道”并非虚言，文之所有，道之所存，自古及今，概无例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一些学者以“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来界定文学的本质，并在90年代的中国文论界逐渐形成气候，而最终以“审美意识形态论”进入高等院校“文学基本理论教材”之时，“文革”结束以来文艺理论界不同观点的纷争与裂变，终于面临着一次重新整合的机会。中国人文学者内心深处所积淀的“理论大一统”的渴求，又一次得到了充分而清晰的宣泄。“审美意识形态论”一经媒体的传播，便立即广被援引，随后又被誉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而受到学界的认同(11)。然而，一个深刻的悖论也随之呈现在学者的面前：任何文学理论一旦定于一尊，势必构成对文学想象的制约，更何况“在新中国的学科建制内，文学理论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它具有鲜明的行政术语色彩和意识形态意味。文学对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作用和影响比其他任何艺术形态都大，文学理论也因此成为整个文艺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在建国后历次政治文化运动中都充当了急先锋，为各种论辩、争鸣、反思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12)。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学对于文学的主导地位恰恰还是逃不脱“文以载道”的情结，“审美意识形态”既是文学本质的表征，又是文学之“道”的体现。
《文艺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推动对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事实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组织发表的十三篇相关论文中，对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及意识形态的结构与知识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在2000年发表的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认识》，对于这一理论的深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说，《文艺研究》的介入对形成某一历史阶段的文艺学术经典，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新时期的文艺学从裂变到整合，经过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在“审美意识形态论”几乎成为“经典文艺学”的同时，挑战也随之出现。当消费时代伴随市场经济大潮涌向中国大地之时，一批年轻的文艺理论学者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们试图以否定的眼光、批判的挑战重新确立文艺学视角，并将文艺学的边界向文化研究的领域扩展开来。“由于这些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持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所以他们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艺术，文艺学目前要做的就是打破先前那种人为的封闭自律论文艺学，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去研究审美泛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13)这种挑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前提是，面对时代的剧变，以往的文艺理论很难在当下的消费时代取得自己的发言权。与其说文化研究对于文艺学的越界之举是出于“弑父”的反叛，倒不如说是由于传统文艺学面对当下文艺实践与文化经验以及社会生活显得软弱乏力所致，“一方面，理论界自说自话，很少关注文学现状，对当下文学在生存方式上的急剧变化反应迟钝，对当下社会对文学的切身感受避而不谈，对传统文学空间的缩减以及文学向新兴文化空间拓展的趋势和可能性缺乏思考；另一方面，当下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也自行其是，对理论界的话语喧哗充耳不闻”(14)。设想一下，如果“文化研究”学者仅仅满足于对传统或经典文艺学进行理论资源的补充而不是试图取代它的地位；也许，这种探索本身会意味着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当这些年轻人把反思的利刃对准传统文艺学，并试图否定其存在的价值，或者将文艺学的边界移向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终于再次引发了文艺理论学者之间的激烈论战。钱中文在《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一文中，针对陈晓明发表于《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栏目内的文章进行了批驳。他在文章中还细致地描述了2004年以来不同观点的论争情况：
2004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共同组织“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研讨会”，不同意见的学者在会上互有交锋。6月中旬，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一些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就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特别就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上不同观点纷呈，意见分歧突出。6月24日和7月1日，《社会科学报》和《文艺报》刊出了有关会议报道，说会上大多数学者主张文学理论应积极回应当下现实，拓展边界，这是真实的；但说中外学者多次指出“文学理论死了”，大多数学者同意文学理论应“向具有‘文学性’因素或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和作品开放，应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但不能对其作纯粹的审美和道德判断，要对其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批判，进行价值干预”等等。这里说的“大多数”，其实只是主张以泛文化批评替代文学理论的部分学者；而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则反应十分强烈，认为以泛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这是文学理论的内爆与分裂，文学理论在自己打倒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就像美国有的大学将文化研究引入课堂后，使文学课程与文学理论走向了自身的消解。不久，《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刊出了鲁枢元的争鸣文章，同期的《河北学刊》发表了童庆炳等人的文章进行论辩；随后《江西社会科学》也刊出了一组文章，就文艺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商榷与探讨，《文艺报》也发表了这类争论文章。(15)
本文以较长的篇幅引用钱中文文章中的描述，是为了能够稍微清晰地展示这个阶段文艺理论界论争的背景，由此可以看出21世纪初期文艺学界所面临的第二次裂变与分化。其中可以看到被该文作者筛选（选择与批判）之后的争论的部分史料，行文中也暗含着指向一些学术媒体的批评。由于《文艺研究》曾经以较大的篇幅支持对于“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并主持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学术讨论，因此对于传统文艺学的清理和挑战负有某些组织上和传播上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由于它支持理论探索的立场和态度，受到在广大青年中更有市场的“文化研究”学者的欢迎，因此“审美意识形态论”者有所不满或加以指责，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
但是，正在新旧两派的争端尚未了结之时，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阵营内又冲出另一批学者，他们的目标直指“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发起人，并对他们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更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批评。这些学者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述，“意识形态”的本意是指思想体系或总体性的学说，他们在对于“意识形态”进行了词源学意义上的考察之后，提出：文学（即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应是与一种意识形态（首先是文学观念）“相适应的”“意识形式”或“社会意识形式”。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家看来，“审美意识形态”不仅缺少必要的学理性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它会产生错误的价值导向：
鉴于历史的教训，在一定时期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有其合理性。但是，在界定文学的时候，却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因为在中外文学史上，纯粹审美的作品是很少见的，优秀的作品都是真善美的统一，而美恰是真与善的具体体现。在文学定义上单纯强调美，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片面规定在审美领域，往往会使文学走上虚无、苍白、贫血或缺钙的歧途。这在当前的某些文学创作中，在个别文学史和语文课本的编写中，已经得到了不容置疑的证明。(16)
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学者对于“审美意识形态论”学者进行的突如其来的批评，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发生在友军之间的“遭遇战”，双方其实并没有根本的立场与观点上的不同，而受到批评和质疑的一方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工程的首席专家。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学者看来，“以‘审美意识形态’来定义文学，确有很多缺陷和不足之处。我们尤其担心这种界定模式将会对创作带来实际危害”(17)。
据2006年4月14日《光明日报》报道：
4月7日和8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了“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持有不同观点的近40位学者参加了研讨。该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吉林大学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共同主办。
长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流行着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说”。近些年，又被改换成“审美意识形态说”，并被称为“文艺学第一原理”而广为传播。与此同时，有许多学者不同意这种提法，主张文艺本性的“社会意识形式说”。这两种观点的论辩一直在持续，近期则形成较为突出的理论热点。
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们认为，文艺意识形态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理论。怎样理解这一学说，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文艺领域的应用，关系到我国文艺实践的健康发展。而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据文学艺术的实际，必须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学术创新精神。
学者们大体一致地认同：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即由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政治地位及利益所决定的、反映人们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选择特征的思想体系。文艺意识形态学说的精髓，是旨在揭示文艺在社会变革和阶级冲突中的作用，强调文艺是“社会的反映”，作家是“社会的喉舌”。同时，文艺作品作为整体反映社会生活的情感形象体系，其创作的具体表现是十分复杂而多样的，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宜用与阶级性倾向性相关的意识形态来规定。
以这一认识为前提，主张文艺“社会意识形式”本性说的学者认为，如果以“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艺本质的界定，那势必一方面以“审美”消解了意识形态，一方面又会把所有文艺作品都看成是意识形态，这是违背文艺作品的存在实际的。而如果将意识形态的内涵泛化为一般的意识，或者等同于社会意识形式，则会抹杀文艺反映特定社会价值性质的意识形态功能，改变唯物史观立场上的意识形态内涵，背离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
这两种文艺本性观的对立及其表述差异，造成这样一种状态，即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精神实质，那就不能简单地说文艺的本性是意识形态；如果坚持文艺的本质是“审美意识形态”，那就需要改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真实内容。这里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二是如何对文艺的实际表现和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加以科学的界说与厘定。
显然，异峰突起的论战使原本发生在新旧学派之间的“文化论”与“审美论”争端暂时退居幕后，而“社会意识形式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纷争则凸显于台前。总起来看，新世纪初期的中国文艺理论界，不同文艺观念与思想仍然处在从裂变到整合的过程之中，而选择与批判，恰恰是发展学术至关重要的手段。它将为新世纪的学术思想提供发展的强大动力，积累着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经验。
四、《文艺研究》与学术市场化博弈
学术的市场化，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商业大潮为先导、对学术开始施加市场经济影响所必然出现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中国，传媒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形象的说法是“喉舌”）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的主导下，所有的传媒，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学术专业性质的传媒，都无一例外地由各级党委宣传主管部门进行从组织、生产到传播的全程监管。在计划经济时代，传媒的领导人都要由上级组织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之后直接任命；行政事业经费列入国家各级政府部门的预算，以保障从业者的工资及生产成本的支出；甚至包括市场定位及受众范围都要由政府来统一指定。可以说，国家承担了一切经济和政治的责任，对于传媒实行的是从信息选择、信息生产、信息传播（销售）到信息监管的全程服务。为了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媒对社会的有效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主管部门通常会对某些被认为具有重要导向性的传媒实行以行政手段干预征订工作的做法，以下达任务的方式列出传媒的名称，要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配合订阅。据历史记载，《文艺研究》就曾经被列入国家行政部门以“红头文件”指导发行的行列，享受过由中宣部批转下发文件要求相关单位订阅的待遇(18)。而今天，这些传媒大概都只能在回忆中去重温昔日享受国家恩泽的那种荣耀和辉煌了。目前，这种待遇已经仅限于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这样一些极少数的高端政治媒体了。
90年代中期，国家对于传媒已经有了明显的将其推向市场的意图。1994年，国务院转发国家新闻出版署文件，提出对传媒和出版社实行企业化管理和刊物等出版物取消政府补贴，并进入市场的要求。当然，这项要求终因为时机、条件不成熟而被搁置。2004年，国家再次提出“改革的思路”，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和管理的几个问题》中谈到“出版改革的四条思路”：在“微观主体的改革思路”中，他区分了两种可能性：
一种叫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仍然实行事业体制，就是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人民出版社。这部分是属于公益性的，主要为党和政府及社会公益事业服务，非赢利机构；一种叫经营性的新闻出版单位，这些单位要转制为企业。除上面说的党报、党刊、人民出版社外，其他全部要转制，包括图书出版、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等，都要转制成企业。(19)
最先通过改制进入市场化经营的是那些大众传媒，它们有着先天的资质与条件（或注重娱乐性：如《足球报》；或擅长以揭露某些社会阴暗面和以尖锐的思想评论引起社会的关注：如《南方周末》；或是因其信息量大并且掌握了大众化的“小资”情调而被社会青睐的文摘类刊物；或是通俗性与社会性兼具并与人们的私生活相关联的一些家庭类、婚姻类的读物：如《知音》、《家庭》），对这些传媒而言，一旦套在头上的政治“紧箍咒”被解除，它们就能游刃有余地利用市场的导向，以娱乐化、中产阶级式的趣味性引导或图像化传播的优势，靠着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及时有效，迅速占领大众市场；或凭借对大众阅读心理及规律的熟悉与迎合，以处理信息的独特方式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这些都成为第一批走向市场并成功实施转型的传媒。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传媒学者喻国明对北京地区主要报纸市场进行调查后从八个方面进行的分类、排序及说明：
1、目前已经订阅的报纸居前10位；2、经常零购的报纸居前10位；3、总体质量最好的报纸居前10位；4、可读性最强的报纸居前10位；5、信息最丰富的报纸居前10位；6、实用性最好的报纸居前10位；7、对自己帮助最大的报纸居前10位；8、综合评价指数居前10位。而在上述分类中都厕身其中报纸分别是：《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北京晨报》、《参考消息》、《北京娱乐信报》、《精品购物指南》、《南方周末》、《环球时报》、《足球》。(20)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上述报纸率先进入市场并取得了市场的认可，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由于北京报刊零售市场相对发达，按照喻国明的统计，“本市每个报摊（亭）销售报纸的平均种类为36.7种”(21)。能够在北京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报刊市场上跃升前10名的报纸，除了发行量居前外，赢利水平也必然名列前茅。而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市场化首先是乐观其成，因为这既符合国家对于经济效益管理的需求，也在相当程度上投合老百姓的志趣。显然，一部分传媒的市场化之路是走对了，这些媒体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及赢利前景，既满足了社会需求，也为国家创造了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时期无法想象的经济利益。
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传媒都具有在市场中生存的本领，这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负有意识形态引导责任的报刊，如由各省市自治区给予财政支持的机关报和从事政策宣传的期刊。虽然，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曾经计划将这部分媒体推向市场，其做出决定的依据是：既然党的方针政策是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都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那么传播这些政策的媒体也必然会受到群众的拥戴。群众需要了解党和国家的思想、主张、政策和法规，自然也就必须通过媒体这个重要渠道去获得信息。借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来概括，即：需要之所在，就是市场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作为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报刊推向市场，是完全合乎政治想象与逻辑的。但是，这里却出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上的悖论：国家主办的机关报刊很难走进市场，其原因就在于它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大大限制了自身进入市场的条件。虽然在理论上所构想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定位没有改变，但是并未因此而获得市场主体的青睐。显然，政治上的正确并不一定能够保证经济上良好的回报，政治想象与市场想象似乎在以各自的规律并行不悖，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看起来是实际需求和想象需求之间的反差，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政策制定者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漠视和误判。另一种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专业领域的传媒，这类传媒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全国约9500种期刊中，学术期刊为3500余种，约占期刊总量的40%（其中自然科学刊物约占1000种，其余的则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说，这类刊物也是很难以走向市场的方式来解决生存发展问题的。当然，影响其进入市场的因素主要还不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虽然在我国高校的2600余种学报中，一些文科学报也部分地承担着传播主流政治观念和话语的功能，比如，在其相对固定的栏目中设有“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东南大学学报》）、“毛泽东思想研究”（《湘潭大学学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北京大学学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及“党的先进性建设”（《湖北社会科学》）等具有明确政治引导性的内容，但是，更多的学报还是因为过于专业化的研究领域，读者面较小而失去进入市场的条件。加上“学报”品种和数量激增，使本来有限的学术市场呈现出过度饱和的状况，自然也会影响刊物仅仅凭借市场需求解决生存问题的能力。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曾经在《学术期刊的境遇与出路》一文中，列举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至少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三多现象”：一是综合性刊物多（每个省或市的社科院、社科联分别至少办有一份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各大学的文科学报也都是清一色的综合类刊物；两者合计有1300多种）；二是大学学报多（下自专科类院校，上至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学府，都办有社科学报，不少大学的院或系也办有刊物，总量超过1000种）；三是有关部门主办的宣传学习类刊物，其数量也多达1000余种(22)。杨玉圣所做的统计与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统计稍微有些出入，主要问题是对于学术刊物在定位与定性上可能出现了一些混淆，但是，他提出“三多现象”的存在确是事实。显然，由于学术刊物的过剩，使得有限的学术资源被过度开采，学术界弥漫着浮躁的空气恰恰来源于这种大跃进式的高产化的学术想象。
伴随20世纪9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来的冲击，最先被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传媒深刻地感受到。这表现在学术传媒影响力的下降和读者市场的日益萎缩。那种在计划经济时代置身于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感觉似乎已经成为了遥远的梦想。市场经济时代所重新确立的社会价值体系，将过去以政治为中心的评价转向以经济为尺度的衡量，也同时表征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于经济、社会的干预能力的下降。应该说，市场经济的深化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思想解放和传统观念的解体，是同时渐进、并行发展的。
1989年，冯牧在《一个理论刊物应有的品格》一文中指出：
具有这类特色的文艺评论和研究刊物，在现今全国各地出版的几十种刊物当中，应当说是不多见的。《文艺研究》的发行量并不大，但是有相当稳定的读者。它不大趋时务新，逢迎时尚，盲目地追求流行色，甚至为此而受到有些人的疵议。但是，在度过了艰难的十年之后，当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的竞相以使自己成为时装模特为荣的论坛和读者，逐渐被广大的持有通常人见解的读者所厌倦所冷淡的时候，《文艺研究》却仍然是我行我素地朝着自己创刊伊始所确立的目标在缓步地稳定地行进，并且为颇多的有识之士所赞赏与肯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23)
冯牧在文章中所透出的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文艺研究》作为理论刊物发行量不大但是有稳定的读者群；二是《文艺研究》相对“持重”或略显保守的风格曾经受到过讥评；三是《文艺研究》度过“艰难的十年”，谁都知道那是指拨乱反正时代的思想冲突与政治冲突环境下，作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理论刊物，若想免于跌入“错误”的泥沼，就要谨慎地把握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能出现偏离轨道的失误，这对大多数刊物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四是《文艺研究》能够不受干扰地以缓慢而坚定的步伐推进学术建设。应该说，冯牧的概括是精当的，他既作为《文艺研究》的创始人又身为中国文学界的领导者，以他敏锐的政治感受力及其对刊物与时代关系的深刻的理解力，揭示了80年代历史环境下的理论刊物复杂的生存状态。
但是，在80年代中，包括《文艺研究》在内的几乎所有理论刊物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生存困境，因为“生存”在今天主要是指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状态。毋庸置疑，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最明显感受到的是经济压力，尤其是非高校系统的学术刊物，缺少国家充足的资金保证，陷入经济的窘境，几乎成为共同的境遇。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教育市场需求庞大，因此高校学报可以获得教育经费的直接支持；另一方面，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的人文科学的市场需求处在日益缩小的状态中，其主管和主办者又并非属于能够有效地进行资源产业化的各级教育系统，因此，学术传媒试图在资金上获得较为充裕的支持显然就成为了一种奢望。
本文之所以对学术传媒在当下的生存背景及分化的现状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不仅为了揭示时代环境对于大众传媒与学术传媒所具有的深刻影响，更主要的还是意在描述时代与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时代精神可以深刻影响于传媒，同时传媒也具有对于时代精神的无可替代的形塑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说，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是带有明显的标志性的，而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更具有隐蔽性和长久性。无论是大众传媒，抑或小众传媒，其实二者对于社会与时代精神的塑造和影响，都是不能低估的。加拿大传媒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如果再延伸一步，也不妨说“媒介即意识形态”，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往往透过更深的层次塑造社会、影响社会。正如人们想到《人民文学》杂志，就自然地会想到革命文艺的历史；看到《人民日报》，就会回忆起“两报一刊”社论的宏大叙事，想到无产阶级的伟大修辞；任何一个传媒的定位，最终都蕴含着它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象征意义，都可能形成学术史意义的文本。对于《文艺研究》而言，上述的结论也同样有效。无论是在思想解放时代作为“理论阵地”发挥战斗作用的《文艺研究》，还是在90年代作为“学术重镇”的平台与媒介，无论是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和当代学术的影响，还是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学者所形成的精神传导作用，都使它成为具有当代中国学术史意义的文本。
2001年，新世纪在人们的期待中到来，《文艺研究》再次迈入了发展中的又一个转折点。在早已发生了巨大变迁的时代面前，以往处于显耀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原本泾渭分明的界线，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的选择加剧了物质和精神领域的生存竞争。“品牌”是商业时代一切可以被商品化的重要象征物，学术传媒也同样面临着一个新兴的市场——学术市场的选择。在这里，学术的“经典化”与学者的“品牌化”相得益彰地成为新世纪以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学术景观。而传媒的“品牌化”更是传媒傲视市场的资本，在这里，“品牌”既代表着传媒的影响力，它也同时构成了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学术传媒的“品牌化”能够有效地决定着“一流作者”、“一流成果”、“一流市场”的走向，而“良性循环”恰恰就在于能够主导或影响这种走向。学术传媒的竞争，同样也是影响力的竞争，只不过它们的竞争往往被看似儒雅的外表、从容的举止遮蔽起来。其实，人文社会科学传媒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并不亚于大众传媒之间竞争的严酷。
《文艺研究》作为学术传媒，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感受到以前不曾有过的经济压力，国家的资金支持虽然并未减少，但也没有增加的迹象，而办刊成本却与物价在同步提升。由于长时间拖欠作者的稿酬，使经济恶化的信息与刊物同时抵达学术界的每个角落。曾经辉煌一时的学术刊物，陷入难以自拔的困窘状态中。原来过惯了由国家全额拨款的日子，现在似乎只能遥遥无期地等待救援。90年代末，是《文艺研究》从“书生”办刊到主动探寻市场规律并培养起市场意识的一个重要时期，固守的悲壮，未尝不意味着一种“自闭”，《文艺研究》要从相对封闭的学术本位心态中找到发展的出路，显然对“艺术”应该是首选。从1998年开始，这份以发表美学、文艺学和纯艺术理论为主的刊物开始经营美术作品。在艺术市场早已细分殆尽的今天，美术专业媒介林立，开拓这块市场并非后来者所能任意想象。十余年过去，《文艺研究》对于美术作品的经营显然已经走出了开创期的艰难，它甚至一度成为综合艺术类排名第一的刊物，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当上世纪90年代末期决定尝试从艺术门类中率先突围时，《文艺研究》似乎更像一个生活无着的没落贵族，虽然有着历史的荣耀，但却没有现实的风光。2005年，当刊物决定从双月刊转为月刊的时候，《文艺研究》已经初步具有了在市场经济中积累起来的资本与经验。
2004年11月10日，《中华读书报》以《学术与市场的博弈——从〈文艺研究〉改刊看学术期刊面临的市场境遇》为题，追踪《文艺研究》改刊的思想和决策经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的迅猛发展，国家在教育科研方面投入的大幅度增长，形成了具有有效需求的、日益庞大的学术市场。发表学术成果的需求，构成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市场，而建立学科评价体系，显然也同样构成了市场的需求。
只有抓住需求，才能抓住市场。《文艺研究》仅仅比同类的学术传媒早了一步，就提前形成了对于艺术市场的开发与建设性力量，后来包括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雕塑作品的系列发掘，并使之成为《文艺研究》杂志的一个历时数年合作经营的艺术品牌。这样，既丰富了刊物的内容，又增加了刊物传播思想的力度。21世纪已经过去了八年，不少学术期刊仍然在困顿中持续着梦想，依然在无奈中呼吁着学术市场的规范。它们或许认为今天的生存危机是一系列的学术不规范造成的，而忽略了规范并不能成为促进学术发展与繁荣的保障。作为学术传媒，如果不能把精神的鲜活同时传播给读者，终究也无法吸引市场的眼光。笔者曾经在《中华读书报》所进行的采访中最后说道：
我们今天讲《文艺研究》的发展，正是基于时代与社会变化的事实，如果不及时调整和改革办刊理念，看不到经济对学术文化的影响，仍然固守一隅地沿用传统的办刊方式，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生存的危机。作为学术理论刊物，《文艺研究》不仅有赖于学者乃至整个学术界对它以往历史的认同和支持，它更取决于我们今天对它的规律与困境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深刻程度。(24)
《文艺研究》在其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轨迹，它始终与时代相伴而行，从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到建构当代文艺学术思想体系，成为在学术评价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化探索至新世纪正在发展中的第三个十年，它终于在整合学术资源的同时，成为被学术理论界广为认同的一个学术传媒的品牌。
注释：
①《读者·作者·编者》，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②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③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转引自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第9页。
④参见《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郑季翘文。
⑤本刊编辑部：《纪念创刊十周年寄语》，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
⑥⑦(23)冯牧：《一个理论刊物应有品格》，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
⑧(12)(14)张柠、徐欢：《作为“他者”的文学理论》，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
⑨曹丕：《典论·论文》，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⑩参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第434页。
(11)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
(13)肖建华：《文学理论的危机和我们的策略》，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2期。
(15)钱中文：《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6)(17)董学文、马建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献疑》，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
(18)1983年2月，中宣部牵头，由邮电部邮政总局、新华书店总店具名下发《关于加强〈文艺研究〉发行工作的联合通知》“1983邮发字第45号”。
(19)柳斌杰：《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和管理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期刊协会通讯》2004年第3期。
(20)(21)喻国明：《传媒的影响力——传媒产业本质与竞争优势》，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第48页。
(22)参见杨玉圣《学术期刊的境遇与出路》，载《中国期刊协会通讯》2004年第5期。
(24)祝晓风：《学术与市场的博弈——从〈文艺研究〉改刊看学术期刊面临的市场境遇》，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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