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早期广州工人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运动论文,广州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期，广州是个买办性的商业城市，现代工业远不如上海发达，产业工人队伍也不大。可是，广州却是早期中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为上海和北方等地所不及。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孙中山在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的同时，对工人运动的关注。
一、孙中山同情工人
孙中山与中国工人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中国工人就追随他多次参加武装起义。1906年，萍乡矿工6千余人因为不能忍受饥饿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边境举行的武装起义，①给予清朝统治以严重打击。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有60多名滇越铁路的苦力参加②。著名的黄花岗之役，是同盟会的第10次起义，这次起义牺牲的85位烈士中，有17位是工人③。辛亥革命失败后，海外华工和海员等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当孙中山流亡海外时，粤籍海员曾为孙中山秘密购买和运送军械。1913年，孙中山领导反袁斗争，在上海由陈其美发动攻打江南制造局，有失业工人和苦力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工人中为其新的中华革命党征募到最有战斗性的一些成员。中国工人还参加过“护国军运动”，海外华工为它捐过大批经费，上海的铁工被召集去参加修理军械。孙中山在反清反军阀的革命活动中，与中国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同时，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海内外过程中，使他对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悲惨境遇有了很深的了解。因此，他深切地同情工人，并开始设计使工农群众摆脱剥削和压迫，能过上平等美好生活的方案。早在1905年，孙中山在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时，曾提出接纳他的革命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并说明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④1912年4月10日和10月15至17日，孙中山分别在对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和上海中国社会党演讲中，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猛烈地抨击了资本家。他说：“我人处旁观地位，当知世界之一切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类之功臣，而受强有力者之蹂躏虐待，我人已为不平，况有功於资本家而反受资本家之戕贼乎？”“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於人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⑤孙中山所抨击的资本家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于中国，他认为现在工业还未发达，劳资间激烈的矛盾还未形成。但又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必然也会引起资本垄断和劳资对立。因此，孙中山提出要防患于未然，防止大资本家在中国发生。他说：“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祸灾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以后，要扑灭他却是极难。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⑥如何来防患于未然呢？孙中山就提出了民生主义的理论，企图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征收地价税和将铁路、电气、矿山等大企业国有，来防止贫富悬殊，避免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纲领，其实这是资本主义纲领。他主张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把社会主义革命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他的资本主义纲领没有也不可能由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实行。”⑦尽管如此，孙中山为了消除贫富悬殊，使工人免受剥削和压迫之苦的善良愿望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把它作为使中国革命向前推进的主要方针。这在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还很幼稚，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国际也没有注意东方的情况下，孙中山的主张，特别是对工人的同情，对工人作用的歌颂，对资本家的猛烈抨击，客观上起了某些促进中国工人觉醒的作用。它使中国工人意识到自身力量之伟大，启发中国人去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表现在两方面：（一）各地工人罢工斗争有了发展。（二）工人要求成立自己新的组织，各地萌芽状态的现代工会组织陆续出现。如1911年12月，徐企文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工党”，“未及半载，而各省之组织支部者已达七十余处。”⑧同年，上海法兴西报馆排字工人组织“西字团结社。”1912年，洛潼铁路职工发起组织“铁路工人同人共济会”；南京京浦铁路南段职工组织“职工同志会”；上海缫丝女工组织“缫丝女工同仁会”，翻砂工人组织“同义会”，江南制造局工人发起组织“制造工人同盟会”，银楼工人组织“饰业团”；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组织“同益会”。1913年，汉阳翻砂工组织“砂帮联合会”等⑨。“中华民国工党”在其宣言中写道：“以发展我党如火如荼之民生主义，以及民生主义中之人道主义。”并举孙中山为该党名誉领袖。可见，民生主义对工人之影响。
这些萌芽状态的现代工会组织，虽然刚出现就被袁世凯军阀政府于1913年5月下令取缔，但却为后来现代工会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孙中山扶持工会
在中国，最早号召工人组织起来的是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经常乘轮船奔走于海外，他对中国海员的遭遇和生活十分同情。在航途中，他常向海员宣传救国的革命道理，号召海员组织起来。1913年，在孙中山的指导下，海员陈炳生、赵植之等在日本横滨建立了“联义社”，海员纷纷加入。接着在香港建立了“联义分社”。“联义社”是海员的第一个团体。
为使工人能顺利组织工会，孙中山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予以扶持。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南下广州，他联合了南方各省地方军阀进行护法活动。9月，成立军政府，恢复了由孙中山主持起草的，后被袁世凯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故人民颇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南方（广州）工人就因此得以组织工会。”⑩于是，在广州首先出现了华侨工业联合总会、茶居工会、藤器工会等一批工会。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第二次南下广州，重组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他自兼内政部长，在颁布的《内政方针》中，有“保护劳动”、“谋进工人生计”、“提倡工会”(11)等主张。1922年2月24日，广州军政府又颁布了《工会条例》二十条。第一条规定：“凡从事於同一职业之劳动者有五十人以上，得以本条例组织工会。”(12)进一步以法津形式肯定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当时《上海劳动周报》载文说：“先生所公布的工会条例理由书云：‘在中国今日大机械工业尚极幼稚之时代，大部分之手工业工人，又多不感觉於组织团体之切要，故本草案注意之点，即首在确认劳工团体之地位，次在予劳工团体以较大之权利及自由，三在打破妨碍劳工团体组织及进行中之障碍，使工会团体得渐有自由之发展’。像孙先生这般不但从消极方面不压迫我们，而且从积极方面竭力援助吾们，指导吾们的，除先生以外，实没有第二人。”(13)于是，广州的工会在孙中山的扶持下，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如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广州铁路车务同业工会、建筑木工西式家俱工会、广东玻璃总工会、米业工会、广州制墨工会、广州酒楼茶室工会、省港茯苓工会、药材工会等，各行各业都有工会建立。据1922年3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载《一年来广州罢工统计》一文中说：“年来广州工界之成立工会者，为数八十余之多”。广州工会数量之多，加入工会人数之众，这是上海和北方所远不及的。1922年3月19日，陈独秀在上海纺织工会浦东部成立大会上演说中，对上海和广州的工会作过比较。他说：“上海底工厂比广东多，工人也比广东多，工会却比广东少，广东已有七十多个工会，都是真正工人所组织的，上海只有四十多个工会，而且‘招牌工会’占了三分之二。广东底工人，已有二十分之十二入了工会，上海底工人，入工会的还不到四十分之一”。(14)
每当工会成立，孙中山常常亲自赴会并发表演说，或者委派代表前去祝贺。如上海机器工会于1920年11月20日，假白克路上海公学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适在上海，他应邀和陈独秀等去参加，并发表演说。演说长达2小时之久，对工人进行热情的歌颂。他说：“我素来最敬佩的是你们做工的人，所以我极喜欢和工人做朋友，因为工人是世界、国家、社会最有益的人，我所最痛恨的，就是军阀、官僚、资本家，因为他们是与世界、国家、社会最有害处的人。”(15)还说：“我人欲贯彻民生主义，非在官僚手中夺回民权不可，否则我国徒拥一专制变相之民主国家耳。”(16)1921年2月8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开成立大会，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特派代表王斧均去致贺，并亲自为该会书写招牌。这对工人起来组织工会也是有力的促进。
孙中山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设有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联络纺织工人和机械工人的工作。”(17)并派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组织工会。如谢英伯发起组织的广州互助总社，下属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也是由加入国民党的海员陈炳生、苏兆征（后来参加共产党）等组织起来的。这也是早期广州工会比较发达的重要原因。
这些数量众多的早期南方工会，不同于上海那些有名无实的“招牌工会”，它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如陈独秀所说：广东工会“都是真正工人所组织的”。马林在1922年7月1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中也说：“广东的许多工会小组组织得很好，很集中，那里已拥有五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海员工会最强大，有一万二千人之多。”(18)这些工会也曾领导工人为改善自身的经济待遇和处境，进行过多次罢工斗争。
三、孙中山支持工人罢工
随着广州工会的不断建立和扩大，工人的罢工斗争也随之蓬勃开展起来。据统计，自1921年5月至1922年1月，在9个月时间里，先后有搭棚、炮竹、油漆牌匾、机器、茯苓、茶叶、油业、机织、茶居、建筑、牛肉、陶瓷、缝业、华履、革履、洋服、车衣、纸业、打包、锯木、理发、排印、洗衣、酒业、宰牛、白铁、木箱等27个行业工人发生有组织的罢工。其规模少则几百人，多则9400人，一般都在二、三千人，总计罢工人数58630名。(19)罢工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人数之众，这是少见的。而且，这些罢工有21起取得了胜利，占罢工总数的78%。同期，上海发生罢工和纠葛共计16起，参加人数43600名。(20)而且大都是自发的。
孙中山对工人罢工是同情和支持的。他说：“罢工之事，工人不得已也。”“工人受资本家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为工人咎也。”(21)以后又进一步说：“惟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22)特别是针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罢工斗争，孙中山更是竭尽全力。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港英当局对海员罢工进行镇压，命令解散海员工会，卸走工会招牌。不仅海员没有屈服，反而激起更大规模的罢工。餐馆、酒楼、茶居、机器、木样、电器、司机、沙模、电车、造船等各业工人，甚至西人佣妇都起来进行同盟罢工，支持海员斗争。各界人士也给予经济上物质上的支援。经过53天的坚持斗争，罢工终于取得胜利。港英当局只好将被卸走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招牌送还挂上。海员罢工刚起时，孙中山正在桂林全力注於北伐，他不知道。后因交通断绝，军用品不能达梧州（经此往桂林）时，他才得知消息。于是，孙中山立即电令马超俊赴香港慰问，并且通知广州军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筹款支援。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说：“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中，他的党的领导者们在广州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在今年正月海员罢工期间，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23)为此，港英当局对孙中山始终耿耿于怀。魏金斯基在《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一文中说：“无怪乎英国人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孙中山对香港海员的支持。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在要求英国人提供六百万贷款的谈判中（孙中山为了这个目的把自己的儿子派到香港去），去年的海员罢工必定是英国人提请孙中山注意的很不愉快的事件之一，成为顺利达成交易的一大障碍。”(24)香港海员罢工之所以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罢工高潮的起点，或如邓中夏所说的“高潮的第一怒涛”，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与孙中山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对全国第一次工人罢工高潮所起的作用，还表现在支持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全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召集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必要，于是就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发起召集。召集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要有一个安全可靠的适当地点。“邵力子同国民党负责人张继为此事访问了陈独秀，表示如果共产党愿意召集这样一次大会，广州政府可提供方便”。(25)因此，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得以在1922年5月2日至6日于广州召开。代表有来自北京、天津、唐山、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等地的工会；有来自京汉、京奉、陇海、粤汉北段各铁路工会，以及开滦、安源等各矿山工会，加上广州、香港各工会代表，合计173人，代表12个城市，百余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向导》155期记载是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载为27万）。会上就当时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通过了10个决议案。比较重要的有8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和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等决议案。5月2日，孙中山接见了参加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代表，希望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尽力，并谴责赵恒惕在湖南杀害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的暴行，表示将依法惩办。(26)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以后，广州、上海、澳门、武汉、长沙和安源煤矿、水口山铅矿、开滦煤矿，以及长辛店、粤汉、京奉、津浦、京绥、正太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直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发生“二七”惨案，为这次罢工高潮最后一个怒涛。其间共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这无疑是由孙中山支持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推动之结果。
袁世凯军阀政府曾于1912年4月颁布《暂行新刑律》。其中第224条规定：“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27)孙中山认为：“此条极端保护资本家以经济之压迫，犹以为未足，又济之以政治之压迫，使劳动者对於资本家无敢抵抗，并不得主张自身之利益。”“同盟罢工，不过为工人之自卫行为，并无侵害资本家之事，苟能谨守秩序，即亦无侵害国家之事，自不得认为犯罪。”为此，在香港海员罢工一结束，即1922年3月，由孙中山和伍廷芳签署，废除了罢工刑律案(28)。这对1922年全国第一次工人罢工高潮的兴起也是有力的促进。
四、孙中山依靠工农
孙中山长期以来进行的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在有限的群众范围内搞单纯的军事暴动。虽然，当时也有一些工人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多次反清反军阀的起义和战争。但是，孙中山并不怎么重视工人的力量。在他看来，他们毕竟是“不知不觉者”的“实行家。”所以，他还没有想依靠他们来打倒敌人。后来，丰富的革命实践，终于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离开工人、农民这个最巨大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促使孙中山这一思想认识的可贵转变的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孙中山在军阀的矛盾中，利用其军事力量进行革命活动，屡屡受挫。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一直在为维护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而奋斗。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南下广州，他联合了在反袁世凯护国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西南地方军阀进行护法运动。孙中山所主张的护法运动，目的在于反对封建军阀独裁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西南军阀则假借他的护法旗帜去从事和北洋军阀争夺地盘的斗争，完全没有实现护法主张的诚意。后来，在帝国主义和西南大地主大买办的操纵下，南北军阀又复妥协。孙中山遭到西南军阀的排挤，在广东无法立足，于1918年5月离开广州到上海。经过两年的努力，孙中山的护法运动遭到失败。1920年11月，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在与统治广东的西南军阀的战争中，得到广东工人的支持。尤其是机器工会宣告罢工，铁路停止活动，阻碍了西南军阀军队的调动。(29)陈炯明取得胜利，西南军阀被赶出广东。同年11月28日，孙中山第二次南下广州，重组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可是，好景不长，陈炯明也叛变了孙中山。孙中山于1922年8月14日再次回到上海寓所。这使孙中山很苦闷，但也促使他静下心来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当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州来到上海的时候，一时孙吴（佩孚）携手之说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针对孙中山企图利用直系军阀来完成全国统一的错误想法，给予善意的批评。《向导》载文指出：政治上的统一，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统一，结果只有上当。革命党应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30)这促进了孙中山在苦闷中思索，终于在迷津中认清了方向，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合作。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即在上海召集会议，邀请共产党人商讨改组国民党问题。
（三）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启迪。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同孙中山相见时，常“与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31)
（四）坚持53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使孙中山真正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从此，他对中国工人阶级作用的认识有很大进步，并表示要在政治上发挥工人的作用。他说：“余之目的，在使劳工被认为社会间一种有资格的人，从前劳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毫无势力，一般人视彼等为奴隶，不配预闻公共事，余则确信公共生活若有劳工势力参加其间，其意味当益浓厚。”(32)于是，有3名工会会员被任命为广州市议会议员。孙中山还把广州军政府称为工人政府。正如李立三所说：“海员罢工打破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威严，而激起了一般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遂愈加发展，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向群众演说时，自己承认为工人政府，这固然是中山先生眼光远瞩，但也的确是工人阶级伟大力量已经开始表现的结果。”(33)
这四个因素，促成了1924年1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制订。此后，孙中山为国民革命迈开了更大的步伐，他放手发动工农，依靠工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工人部，由热心为工人办事的廖仲恺任部长，共产党员冯菊坡任秘书。并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也设工人部，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二）统一广州的工会组织。1924年3月5日，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召集广州各工会骨干共1千多人，在太平戏院开会。廖仲恺、谭平山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市工人加强团结，统一组织，参加国民革命。与会者均表示愿意加入统一的工会组织。同年5月1日，广州工人代表会议在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召开。孙中山在会上作了《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的演说。他说：工人要“立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工人大团体。”“工人既是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34)会上成立了广州工人的统一组织──广州工人代表会。
（三）责成广州工人代表会负责组建一支工人武装──广州工团军。
（四）号召农民联合起来，结成团体，建立农团军。孙中山对农民说：“政府还可以从中帮助的，用极低价卖枪给你们，你们有了枪，练成了很好的农团军，便是中国第一等的主人翁，能讲很有力的话。”(35)当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开幕时，孙中山看到许多赤脚破衫的农民到广州开会，高兴地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36)
（五）1924年11月，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布《工会条例》二十一条。这是1922年2月24日广州军政府已经颁布过的《工会条例》二十条的修订和补充。补充的一条是：“工会在必要时，得准会员多数决议，宣告罢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工人有罢工的权利。
（六）坚持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1924年7月15日，广州沙面全体工人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的“新警律”而举行政治罢工。英国领事要广东革命政府干涉。孙中山义正辞严地回答说：“罢工是普通的事情，没有要我们去干涉的必要。而且沙面租界是在你们管理之下，要是要我们去干涉，那沙面就先要取消租界。”(37)罢工坚持到8月17日，英、法帝国主义被迫取消“新警律”。
此外，孙中山还支持被压迫国家工人的斗争。1924年夏天，太平洋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为会议提供条件，并派遣代表团与会。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都在会上作了报告，红色工会国际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孙中山支持召开这次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正是实践了他的革命誓言：“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样的作战，所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敌人。所以中外的工人，应该联成一气，……对外国资本家去宣战”。(38)这次会议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所说：“近半年来广州发生的事件，在菲律宾、荷属印度和英属印度、新加坡、朝鲜等地，无疑发生了广泛的影响。”(39)
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引起中外敌人的无比仇视。1924年10月10日，以陈廉伯为首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组织──广东商团，在英帝国主义和军阀陈炯明的支持下，发动叛乱。商团军开枪打死打伤游行群众，张贴“打倒孙政府”的布告，胁迫商人罢市，妄图夺取广州的政权。孙中山毫不犹豫地依靠工团军和农团军配合黄埔学生军，坚决地镇压了广东商团这场反革命武装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唯独广州的工人运动如此蓬蓬勃勃，一派新气象。广州之所以成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这与孙中山深切同情工人、扶持工会、支持工人罢工斗争，进而依靠工农、发动工农的革命实践是分不开的。孙中山为早期广州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注释：
①《历史研究》1958年第2期。
②《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辑第245页。
③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一）第59页。
④《孙中山年谱》（中华）第70页。
⑤《国父全书》第486、544页，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
⑥《总理全集》，近芬书屋初版，“演讲”甲第3页。
⑦《毛选》第2卷“新民主主义论”。
⑧上海《民国日报》1912年6月3日。
⑨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2册第608～619页。
⑩《邓中夏文集》第432页。
(11)《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32～434页。
(12)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3月6日。
(13)上海三民公司编印《孙中山评论集》第1集第28页。
(14)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3月21日。
(15)《上海劳动周报》，上海三民公司编印《孙中山评论集》第1编第27页。
(16)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
(17)《广东共产党的报告》，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3页。
(18)元吟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党史研究资料》合订本(3)第53─55页。
(19)《广州一年来工界罢工统计表》，《觉悟》1922年3月14日。
(20)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停业》。
(21)《国父全书》第44页。
(22)《在沪对约翰白莱斯福特氏之谈话》，《国父全书》第1031页。
(23)《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7.11)
(24)《1919-1927苏联“真理报”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39页。
(25)谌小岑《我所了解的“一劳大”》，《党史研究资料》第4合订本第102页。
(26)广东省哲社历史室等编《孙中山年谱》第291页。
(27)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692～693页。
(28)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3月14日。
(29)《密勒氏评论报》1920年11月6日。
(30)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1922年9月13日。
(31)伊罗生：《与斯内夫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4页。
(32)《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在沪对约翰白莱斯福特氏之谈话》。
(33)李立三《1919年至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概况》，《党史资料》1954年第4期。
(34)《国父全书》第988-991页。
(35)《农民大联合》，《总理全集》“演讲”第504页，民智书局发行。
(36)《宋庆龄选集》第21页。
(37)魏宏运编《孙中山年谱》第97页。
(38)《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
(39)《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37-138页，中国社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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