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与宗教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世俗论文,宗教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近代以来，经过了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以及信息革命洗礼的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斯·韦伯说现代社会是“祛除巫魅”的时代，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时代的“祛魅”程度，已到了被称为“超自然者从现代世界隐退”、“上帝死了”、“后基督教时代开始”的程度，已经成为一个世俗的、人本的、功利的、享乐的时代。这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同在的时代：一方面，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生活甚至生存方式因之而发生了巨大改变；另一方面，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极为深刻、错综复杂、层次不同的危机——战火不断、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等。身临这样的时代，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从宗教的角度看，人类已进入漫长的黑夜，每一代过去夜色只会更阴沉，我们现在仍未能窥见其尽头。在这黑夜里，上帝的概念或神圣的意识似乎已无处容身，而赋予我们生存意义，帮助我们面对生死的古老方法，也愈来愈站不住脚。”[1](P237)这种感慨似乎宣布了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并且得到不少社会学家的认同。
事实上，宗教将在现代社会死亡或者消失的预言，始于社会学的老祖宗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孔德提出了科学将取代宗教的观点。德国学者特洛伊奇也早就指出，现代国家以“理性的、此岸的天命取代了非理性的、神意的天命”[2]，它既不再需要宗教来为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说明，也不再需要宗教来充当其价值体系的整合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关于现代社会宗教江河日下的世俗化理论成了宗教社会学界长达十几年的主旋律。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之一、英国宗教社会学家威尔逊认为，世俗化现象包括教会产业被政府充公、人们在宗教上投入的时间与资源减少、宗教组织萎缩、科技理性取代了神话世界观和宗教信条等。[3]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认为，宗教是一块神圣的帷幕，它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直起着论证社会合理性的作用，而世俗化使宗教这块帷幕支离破碎，即便它还是神圣的，业已不可能为整个人类提供共同的意义了。总之，世俗化使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日益减退，逐渐变成了私人的爱好与选择。[4]
当然，这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他们所依据的的确是一些事实。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类社会在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教分离原则使教育、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中世纪万流归宗的局面已被按各世俗原则分而治之的规则打破。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在以基督教为传统文化背景的欧洲，相信上帝存在、天堂地狱存在的人越来越少，上教堂的人数在锐减，甚至声称自己为信徒的人也在减少。1967年，联邦德国有68%的人相信上帝存在，18%的人每月至少去教堂一次，94%的人仍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而声称自己无信仰的人只有3%；到了1982年，这一数字依次下降或上升为50%、12%、84%、和13%。1990年至1993年间，每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的英国人只有14%，法国人只有10%，在瑞典只有4%。[5]在荷兰，全国有22%的无神论者。在挪威，教堂几乎门可罗雀……尽管这些事实对宗教已在现代社会衰退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论据，然而，反对世俗化理论的呼声却越来越高。
二
其实，早在世俗化理论最红火的时候，在宗教社会学界就出现了对其质疑的不和谐音，只是因为它太微弱，所以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格瑞勒就出版了《宗教之持久性》一书。他强调宗教存在的基础是人的一些与生俱来的需要，认为只要宗教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就不会衰退。80年代末，他又指出：“从全球的角度看，基督教在一些欧洲国家表面上的失败并非标准情况，而是异常例子。”[6]在此，格瑞勒提出了宗教衰退之世俗化理论应该以什么事实为标准的问题。随着社会学家们对亚非拉各洲宗教状况调查研究的展开，什么是“标准”的问题，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确实，如果把眼光放在欧洲以外的世界的话，我们要得出的结论是，在20世纪的末叶，宗教不仅没有衰退，而且“宗教热”已成为席卷全球的现象之一，以至于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宗教的世纪。例如，在世界上最现代化、最世俗化的美国，呈现出与欧洲大不一样的宗教热潮：每年一度的盖洛普测验都有94%～96%的人回答自己“信仰上帝”，40%的人每周上教堂，59%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90%的人感到神的爱，而每天祈祷超过一次的人多过每天做爱的人。[1]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次在1990年时是观看各种体育运动人次的13倍，而奉献给宗教事业的资金1992年时是567亿美元，是当年在棒球、篮球与橄榄球方面花费的14倍。[5]当然，对于美国的宗教状况，有的社会学家做了这样的解释：除少数教派之外，美国的教会实际上崇拜的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美国人往往将宗教主要用于社会目的而非宗教目的，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找到了彼此间的共性，在自己的信仰中为强调睦邻、自助、个人主义、辛勤劳动和反对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找到了理由。[7]有的学者认为，把宗教本身的神圣性同美国精神与美国生活方式相等同，从实质上说，就是一种世俗化的表现。[8]这种看法遭到英国社会学家马丁的质疑。马丁认为，如果说英国的宗教衰退与美国的宗教热潮都是世俗化的表现的话，那么“世俗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了的。让我们撇开美国，再看看其他的例子。研究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宗教状况的社会学家冯德麦登认为：“宗教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衰退……对相当一部分东南亚人来说，现代化加强了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他们认为，现代化是对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威胁，因此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宗教的周围。……这种宗教狂热不仅存在于文化程度低的人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之中。”[9]在拉丁美洲，1900年时天主教徒占人口总数的92.3%，到20世纪90年代，此比例下降到85.9%，而同时期的新教徒比例却从1.5%上升至3.6%，没有信仰（包括无神论）的人数亦由0.6%增加至4.7%。对此，拉丁美洲社会学家帕克的分析是，所谓非信徒大部分人仍然是有某种信仰的，在拉丁美洲这些人是受了不同于基督教的新宗教的影响。[1](P252-253)事实上，所有传统宗教在除欧洲以外的地区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伊斯兰教在所有伊斯兰国家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佛教在亚洲一些国家曾掀起过复兴热潮，在80年代，又在俄国、中国，甚至美国蓬勃发展。就连在无神论为主要意识形态的中国，宗教的增长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注：可参见《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1997年10月15日公布的各宗教信徒人数。）
看来，格瑞勒关于应该视欧洲宗教状况为现代社会宗教状况之“例外”而非标准的说法，是很有道德的，况且近年来欧洲的宗教也出现了回升。[10]就连其世俗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独领宗教社会学界风骚的贝格尔也改变了看法，承认“世界的其他部分和以前一样热衷于宗教——或许比以前更热衷”[11]。当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宗教社会学家对世俗化的看法并不等于世俗化本身。事实上，世俗化现象在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只不过，世俗化并没有导致宗教在现代社会走向衰退，并没有注定宗教将会消亡的命运。
三
宗教不会在现代社会消亡，是因为宗教在今天以至将来，都可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那么，人们的什么需要是宗教存在的基础呢？马斯洛把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2]前三种需要是生存的需要，后两种需要是人格发展的需要。毫无疑问，生存需要是一种最起码的基本需要，也是一种低层次的需要，人格发展需要则属于高层次的需要。而不论需要的层次高低，它们都只是一种外在的需要或物质的需要。但是，人还有一种追求意义的需要，即追求理解生存之意义的需要，还有希望超越自我的需要。这些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胜过外在需要的满足，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内在需要，外在的物质需要满足与否，相对地降到次要地位。此外，人的内在需要与其基本需要一样，并不因为其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人的基本需要的顺序必然按相当确定的等级排列，即只有在基本需要即低层次需要满足之后才会产生高级需要的话，那么，人的内在需要则时时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不同的只是，有时强烈，有时淡漠，而且满足人之内在需要，并非物质可以达到。当然，宗教不是惟一能够满足此需要的手段，然而事实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绝大多数人依靠的都是这种手段，而且看来还将长久地依靠它。（注：根据美国《教会研究国际公报》1996年的统计，全世界58亿多人中，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占总人口数的80%以上；该公报对2005年的人口总数预测为近83亿，信徒占82%以上）
尽管世俗化不可能使宗教在现代社会衰退，更谈不上消亡，但是，现代社会的信仰形态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也是一个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的事实。在此所谓信仰形态的变化，首先指的是信仰形式的多元，这种多元不仅表现为传统宗教中教派林立，而且更表现为许多在信仰、礼仪、组织结构等方面与传统宗教完全不同的新兴宗教的涌现。
新兴宗教是一个与传统宗教相对的概念。我们所熟知的传统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其产生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人类一共才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它们都已发生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而且对世界主要文明的形成都曾分别起过塑造性的作用。在有关的社会中，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主流文化的精神支柱，它们早已具有了被社会认可、接纳的“安全系数”。相比之下，新兴宗教基本上都是19世纪中叶后才产生的，其中很多更是20世纪上半叶甚至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它们中的一些尽管一直在积极进行国际性的传播活动，但在各国的文化中都只有局部性的影响，有些则只有短暂的或小团体之内的影响。在有关社会中，它们基本上都只能形成某种亚文化，而且，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没有一种“安全膜”来保护自身。然而，正是这些新的信仰形态，对现代社会、传统宗教构成了挑战：它们或者反对现代化与世俗化倾向，倡导回归自然、回归人性；或者以独特的组织形式（如封闭的家庭式结构）来补偿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之冷漠；或者迎合现代人的口味，举起现代科学神话的大旗，宣扬它们开发人的最佳潜能、医治精神和生理疾病的种种途径。因此，尽管新兴宗教目前在全世界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不到2%，然而，它们灵活多变的教义、活泼新颖的活动方式，吸引了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人。它们争夺了传统宗教的信众（据统计，全世界新兴宗教信徒人数已达1亿多），客观上对传统宗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种信仰形态的变化，其主要基础来自现代社会，也就是说，新兴宗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为新兴宗教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首先，孕育了各式各样的异质文化和亚文化的现代社会，为新兴宗教提供了有形与无形的生存环境：文化多元的现代城市提供的有形环境，各宗教平等与宽容意识提供的无形环境。其次，现代社会为新兴宗教提供了信众大军。千百万人对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应接不暇，无所适从，产生了迷失感，越来越无法理解和应付周围的事，患上了“现代化综合症”：伤感怀旧，心理失衡，忧虑苦闷，焦灼浮躁，孤独冷漠，从而到各种适合自己的新兴宗教中去填补内心空白。第三，触及我们生活每一领域的这场危机，为新兴宗教提供了教义和布道的内容。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教义或布道内容都有这样一个主题，即当前的世界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世界，是人类的“黑铁”时代；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病，都是新兴宗教“世界末日”将至论的证据，也是许多新兴宗教鼓吹自己是拯救世界的惟一源泉，其教主是被神召来的救世主的最佳理由。最后，现代社会的高科技为新兴宗教提供了迅速扩张、广泛传播的渠道。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电话、电脑、网络以及各种大众文化，成了新兴宗教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最快捷、最方便、最普及的途径。
看来，现代社会为新兴宗教提供的生存机遇是全方位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塔克会把宗教的未来视为新兴宗教的未来了。[13]
四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宗教还是新兴宗教，在其未来的历程中，都要面临以下这些问题。
第一，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将一如既往地向前，继续朝着现代化迈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此过程中，社会的世俗化也与之携手同行，这已成为过去几个世纪的史实。各种宗教都将要在如何面对日益世俗化的社会，或如何面对世俗化的挑战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回答。而迎合还是反对现代化与世俗化，将对其各自的前途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也就自然成了宗教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科学曾经对宇宙生成、生命起源、物种进化等问题做出了与宗教完全相悖的解释，目前科学在某些方面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克隆动物等的发展，已经直接威胁到以传统宗教为基础的传统伦理。近年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天主教对过去教会迫害科学家的历史进行了公开的反思，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此表示了“忏悔”；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各宗教对科学的认同，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并对此不断做出“合理的解释”。尽管就宗教的本质而言，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与争论将会继续存在，但是，在未来，主要的景象将是二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逐渐认识到二者的不同与互补关系。
第三，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的关系问题。传统宗教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经典教义、完备的组织机构、社会的认可与接纳，是新兴宗教暂时还无法比拟的。然而，这些优势又使传统宗教背上了巨大的包袱：制度上有些僵化、运作上缺乏灵活性与活力、效力有所降低，而社会的认可与接纳程度，必然会因为这些包袱而受到影响，等等。因此，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与现代人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可以预计，面临这些挑战的传统宗教，必然会不断地尝试各种新的传教方式与组织形式，以某种新的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新兴宗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不少新宗教团体因为满足了现代人某些方面的精神需求，因而在发展中显得朝气蓬勃，充满了生机。然而，新兴宗教目前仍然处于信仰市场中的边缘地带，它要扩展自身，就得与传统宗教争夺信众。为此，新兴宗教必然会从教义到活动到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花样翻新。不过，在日益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新兴宗教也面临着不断体制化、世俗化的倾向，也将会面临着今天传统宗教碰到的问题。因此，在未来，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之间的冲突与竞争，将会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课题。
尽管社会在不断世俗化，宗教也在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但无论如何，只要人还有某种精神需要，宗教就会有生存的基础。宗教的未来并非“黑夜”，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还会呈现兴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