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21世纪的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29文献标识码：A
人类已进入21世纪，我们要在新世纪发展得更好、更快，就不能不深切地洞察和领悟新世纪的精神。新世纪的主流精神是什么？本文的回答是创新。创新是21世纪的精神，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揭示这个主题。
一、创新：杰出理论家的呼唤
创造、创新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类文明的特色，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创造、创新虽是一个古老的现象，但直至现代，才日益成为理论家研究的对象。马克思首先从哲学高度揭示了创造、创新的本质和价值。随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等从各自学科进一步确证了创造、创新的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1]，因此， 人与动物一样，靠自然界生活。人必须参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才能生活。然而，人同自然界的联系根本不同于动物对自然界的依赖。动物对自然界的依赖是通过单纯的生物适应来实现的。动物是在消极适应自然界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的，动物的存在方式就是其本能活动。“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人面对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界， 但人作为人的存在，就得进行创新实践，创造属人世界。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创新实践，正是人的这种生命运动，展现了人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3]。
在马克思之后，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伯特兰·罗素都十分肯定了创造、创新的价值。在《创造进化论》中，亨利·柏格森说：“时间意味着发明，意味着形态的创造以及新事物的不断产生。”他深刻地指出，“对有意识的存在者来说，存在就是变易；变易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无限的自我创造。”柏格森宣称：“我们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每一瞬间都是一种创造。”生命是“持续不断的成长，永无止境的创造。”伯特兰·罗素在《自由之路》中说，拥有“旨在创造而非占有精神的人，自有一种特别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所能剥夺的，这是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生导师所宣扬的人生哲学”。
19世纪末，法国著名社会学家G.塔尔德提出一套独特的社会学理论，主张个人的创造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因。塔尔德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是“社会模仿论”，他认为，不存在任何超越个人心理体验的实体，一切社会过程无非是个人之间的互动。每一种人的行为都在重复某种东西，是一种模仿。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由互相模仿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他深刻指出，任何形式的模仿，其基础都应当是发明。他极其推崇“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充分自由地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说：“自我，或者说自己，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接受者。正因如此，社会生活才会产生多种多样的创造物，并光芒四射。”塔尔德认为，发明是个人创见，也是通向富裕的首要条件，他说，“社会生活中变化的诸要素，即偶然性和原动力，是以个人的创见为基础的发明中体现出来的。”
20世纪初，经济学家熊彼特秉承马克思、塔尔德、柏格森等人关于创造、创新的思想，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和根本现象。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创新包括引入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供应的新来源，以及建立新组织等。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入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整个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熊彼特强调，没有创新，人类经济生活就没有真正的发展，仅有周而复始的“循环流转”[4]。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文明的兴起源于面对环境挑战的创造，当创造力丧失后，文明也必然衰落。汤因比研究了26个文明品种，他发现，文明的起源既不是由于种族的因素，也不是由于地理环境，而是由于互相交替的“挑战与应战”。社会环境向这个社会不断进行挑战，而这个社会则通过它的创造力不断地成功应战。这种“挑战与应战”的循环迟早总会使这个社会达到文明阶段。根据汤因比的观点，文明之所以衰落，也主要归因于创造力的丧失。他说：“文明的衰落的实质可以总结为三点：少数人的创造能力的衰退，多数人的相应的撤消了模仿的行为，以及继之而来的全社会的社会团结的瓦解。”[5]基于历史， 他提出“为潜在的创造力提供良好机会，这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一点极为重要”。
1984年，管理学家德鲁克集30年深思与观察写就《创业精神与创新》。在这本书中，他发展了创新理论，把创新定义为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德鲁克认为，创新有两种：一种是技术创新，它在自然界中为某种自然物找到新的应用，并赋予新的经济价值；一种是社会创新，它在经济与社会中创造一种新的管理机构、管理方式或管理手段，从而在资源配置中取得更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在德鲁克看来，创新的机会无处不在，成功的创业家就在于善于寻找这些机会，并加以利用。德鲁克特别强调，任何组织，包括企业、政府机构、大学、医院等，都可以创新，也都可以学会发挥创业精神。他说：“理论、价值以及所有人的思维和双手创造出的东西都会老化、僵死，变成一种灾害性的事物。因此，创新和创业精神的确是社会经济、公共服务部门和企业共同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创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创新和创业精神是正常、稳定和持续的。”他认为，“创新和创业精神也必须成为维持我们组织、经济和社会之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活动”[6]。
二、创新：现实的呐喊
透过上述杰出理论家的洞察，我们可以认识到创新的必要性。当我们面向未来，审视人类的生存现状时，就更能认识到创新的紧迫性。20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世纪。从世纪初发达国家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人类干预大自然的能力和规模空前增长和扩大，在人们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使人类自身陷入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困境。人类制造的成千上万种化学合成物质干扰了地球生物系统在漫长地质年代建立的物质平衡与循环，加之对自然资源掠夺式开采，导致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疾病蔓延、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空前险恶的劫难。
与这些劫难相比，人类的精神文明的破坏是一个更阴险、更深层的罪恶。有人称，人生活在一个异化世界的边缘，现实社会充满着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卫·格里芬教授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7] 大卫·伯姆教授进一步指出：“在整个世界程序四分五裂的状况下，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7]要完成这种运动，创新是不可或缺的。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知识经济是一种“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既然知识经济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那么创新必然是知识经济的灵魂。首先是知识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由于知识有一个老化问题，因此，必须不断更新、补充和创造更多的知识。其次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本身并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知识创新只有当其成果最终引入到生产领域，实现产品和工艺的变革时，才能带动经济发展。这个把知识创新成果引入生产领域的过程就是技术创新。再次是制度创新。制度是一种与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相关的规则及权利与责任系统。制度创新是指制度主体通过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以获得追加利益的活动。制度创新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居于基础和保证地位。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如果不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协调动作，其结果不是有名无实就是事倍功半。“如果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产权不明晰，权、责、利不匹配，分配制度不合理或者组织治理结构不明确，则一切创新的成功都将会失效。”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在扎扎实实地搞好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同时，必须特别注意制度创新，应把它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加以研究和实践。最后是管理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十分密切，制度创新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管理创新，为管理创新提供条件，而管理创新是在制度的规范下，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赢得管理优势，重新组合管理资源，以更有效的管理行为，实现组织创新效益的过程。任何一项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协调人与人、人与物、机构与机构的各种关系，需要激发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创新是这诸多创新的关键。
就中国实际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20余年，我国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今天，中国的经济已从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经济的时代，基本上克服了贫困，绝大部分地区达到了小康，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从综合国力水平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重大问题，根据世界银行《1997世界发展报告》，中国GDP位居第7位，约是美国的1／10，日本的1／7；中国人均GDP位居91位，约是美国的2.30%，日本的1.56%。根据中国国情，面对国际形势，中国21世纪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指出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11个方面。①下世纪30年代，全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②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和合作、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将面临新的形势，中国将面临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优势的巨大压力。③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制约将迫使我们只能走一条依靠科技、节约资源、分配公平、节制消费、协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④中国在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赶上信息化、知识化的步伐，在实现经济转型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⑤中国要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水平的差距，节制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和贫富收入的差距，保持社会发展的协调和稳定。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仅需要经济总量的增加（年GDP达到10 万亿美元以上），更需要经济质量和结构优化，劳动生产率也必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⑦科学技术能力，包括自主创新和吸收、消化、再创造与转化能力应当先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至2010年，我国科技竞争力应从目前的第20位进入世界前10名。⑧文化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需要更大幅度提高，并加强优秀人才的凝聚和组织，否则难以满足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⑨社会基础设施即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城乡公共设施、教育、科研等现代化的基础，要科学规划，先期建设。⑩要大力发展教育与科技，提高国民素质和科技水平，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11)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之成为社会稳定与繁荣的政治和法律保证。挑战的确十分严峻，要迎接挑战必须也只能依靠创新。只有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管理创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科技发展方式、教育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方式才能真正转变。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
21世纪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21世纪是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大发展、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世纪。21世纪是需要创新，并激发创新的世纪。创新必将是21世纪的精神。
收稿日期：2000—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