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世纪面临的有利机遇和严峻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严峻论文,跨世纪论文,机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回顾与展望世纪交替时期，中华民族处在又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即在未来的21世纪，中华民族将以什么样的面貌立于环球诸民族之林。这是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面前的大问题。走向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既是可贵的有利机遇，更是充满着严峻的挑战。
一.跨世纪中国的有利机遇
1.美苏两极雅尔塔体制解体后，世界加快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世界和平主潮中可望继续保持国际和平环境所提供的机遇
在当今世界和平大潮中，尽管局部战争增多，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现实可能性总的说来是相对缩小了。中国有可能赢得更长的世界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大业。在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一两个超级大国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多极共存中新兴力量发展机遇增多，有可能突破旧格局的传统框架开创新的局面，问题在于能否及时捕捉机遇。邓小平1990年3 月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利用”〔1〕。国际形势在利弊相较的总体上说是利多弊少的。
2.新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的新产业革命同步发展的机遇
当代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在世纪之交已进入新的突破时期，以信息高速公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为先导将会引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新的革命性的变化。在这场大变革中固然现代化强国、科技大国占有基础和实力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和前两次科技革命引起的变化一样，后起之秀往往会异军突起。面对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更加密切、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大的总形势，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在内的有一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大变革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2〕。 这就给处于起飞时期中的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开发生产力的难得机遇。
3.以经济和科技竞争为主要形式提供的机遇
和1945—1990年的美苏两极冷战格局时那种激烈的政治、军事较量不同，走向21世纪的冷战后多极化格局，转向了以军事、政治斗争为后盾而以经济和科技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形式。同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意识形态的较量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它实际上并在许多情况下是以退居后台的形式表现的，并不总是将意识形态因素或什么“反共主义”作为处理国际和国家关系的固定不变的原则基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各国有选择发展制度、发展模式的自由、不干涉它国内政等原则已越来越为国际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国家所首肯。尽管西方国家不喜欢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也不喜欢西方国家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并反对把他们那一套制度和价值观强加在中国和世界人民头上，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警惕西方国家的“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意味着要把意识形态因素夸大到其他因素之上，以至忽略了导致苏东解体和新中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发展不快的关键性原因。对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来说，处理国家关系应当以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和平与发展为准则。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和速度、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情况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在跨世纪的90年代，世界经济在起伏中保持增长势头，而站在发展浪尖上的是亚太地区，这对于处在亚太地区中心地位之一的我国来说，显然是一个有利的发展机遇。
4.西方国家周期性危机阴影的断续困扰、前苏东国家解体后尚未摆脱困境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危机客观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邓小平在1983年说：“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3〕；1985年又说：“我们要抓住时机， 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4〕；1991年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机会难得啊”〔5〕；1992年他又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要抓住时机，现在就是好机会”〔6〕。 别国的困难或动荡自然会影响自身的发展及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当然，这样的机遇并不总是常在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别国的困境和大发展缓慢的基础上，而主要靠自身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在当代世界的改革潮中，我国正是在世纪末改革潮中后来居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在改革开放政策调整上有较充分的回旋余地〔7〕。
5.振兴民族和文化新精神提供的机遇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多样化并存的时代，有一个在新的条件下再创民族文化新精神并在全球发挥影响的问题。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有过举世公认的辉煌。自15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开始落后了。正如邓小平同志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8〕。我们知道15 世纪前后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一个由中世纪转向近代世界的时代，在那关键时期的反差使中华民族迄今仍深受它的影响，整整500 多年的被动和挨打局面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在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似乎正面临着一场文化崛起的新浪潮。它的影响要比文艺复兴时期广泛和深远得多，但是人们对这场已悄然到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大革命认识还相当滞后。这对于一个走在世界全方位开放前列的中华文化无疑带来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遇。既要在新的条件下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又可以充分地借鉴近现代西方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优秀文化，从而创造新文化，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团结新兴的中华民族，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当代世界具有竞争力；改革开放的中华文化，更具有生命力。
二.跨世纪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尽管中国发展的机遇难得，但是面临的挑战同样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这里涉及社会生产力能否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否建立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增长、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协调的良性循环机制；能否真正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能否保持和发展健康富有活力的民族精神以及开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等问题。
1.实现2000年的“小康”目标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的艰巨任务
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次提出到本世纪末达到人均800 美元的“小康”目标〔9〕。这是按GNP 10年翻一番的速度来计算的。 据1995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994年全年GDP总值是43,80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1.8%〔10〕，按当时1美元等于8.45 人民币的美元比价汇率和全国人口12亿计算为人均GDP3,650元，合432美元〔11〕。 而按1995年10月的通常1美元等于8.31人民币的美元比价汇率计算为439美元。从1995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结束后的2000年只有5年。以199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样是11.8%来预测，则到1995年底为48,968万亿人民币。这样“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将于1995年提前完成”〔12〕。按此测算，1980年时的国民生产总值13,686亿人民币左右。1979年时我国大陆总人口为97,542万，据此计算当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411元人民币。《建议》提出：要在“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 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这一目标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按“九五”计划年增8%的速度计算，则到2000年时国民生产总值预计达74,483亿元人民币，按到1999年底我国人口预计12.75亿计算则人均达到5,841人民币，超过比1980年翻两番的5,644元。 而如果“九五”年增速在9%—11%之间，则超过更多。
然而，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的，第一，控制人口增长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原计划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到1995年初已被突破，如果2000年全国大陆人口到13亿形势就相当严峻〔13〕。第二，前述数字是按人民币计算的，而人民币和美元的变化汇率直接影响到人均美元的计算。第三，还有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即必须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位数之内，因为连年的两位数通货膨胀率使11.8%的GNP增长率大打了折扣。
2.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是一项新的攻坚任务
中共中央14届5中全会《建议》提出今后15 年“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的宏伟目标，这是一项世代人梦寐以求的伟大事业。现代化的内含在不同历史时期标准是不同的。根据世界银行历年提供的全世界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三类GNP和GDP来分析，至少达到上中等国家发展水平时才够格称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而在现代化国家中又有上中等国家、发达国家和最发达国家之区别。这里面的幅度和弹性是相当大的。中共中央《建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保持年均增长率7.2%的情况下就可达到。 这时如设定2000年是GNP为8万亿人民币，人民币与美元比价为为8∶1不变，则到2010年时为16万亿人民币合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比1992年的德国GDP的数字17,893亿美元要多，比日本当时的36,701亿美元要少。但是按预测2010年时人口控制在14亿，则人均GNP只有1,429 美元（未把香港的GNP计算进去）。而1992年时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下中等国家是按1992年人均GNP2,695美元划分的， 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NP是4,020美元，全世界人均GNP是4,280美元〔14〕。
我们不妨以达到1992年时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NGP是4,020美元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如果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比价不变，GNP 年均增长率保持7.2%不变，人口在10年间增长1亿不变，则2020年时为GNP4万亿美元，人均2,667美元；2030年时为GNP8万亿美元，人均5,000 美元。 2040年时为GNP16万亿美元，人均9,412美元。这超过了1992年时高收入国家人均GNP在8,356美元的标准。如果把香港、澳门的GNP计算在内， 如果在下世纪上半期内实现和台湾的统一，无疑是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15〕。
但是，这里要求几个条件，第一， 人口增长每年控制在1 %内， 2040年前稳定在不超过17亿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第二，连续60年保持在增长率为7.2%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历史上， 包括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美国最快发展阶段的1869—1901年GNP 在30年间翻了两番，即15年翻一番。第三，保持人民币和美元的稳定比价，使人民币成为国际上的硬通货币同样是十分艰难的。第四，通货膨胀率必须控制在两位数以下，否则GNP和人均GNP的实际增长率在相当程度上被抵消了。最后还有一个国际激烈竞争因素，世界在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以包括发达国家的停滞发展为条件的，世界银行几乎每年都提高了划分上中等国家人均GNP的标准。1983年上中等国家人均GNP标准为2,050美元，1992年为4,020美元，几乎翻了一番〔16〕。因此要到达21世纪中叶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准，当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才行。
上面说的只是GNP和GDP数字，还有一些指标是同样需要重视的。如：能源使用石油当量人均用量1992年中国600千克，美国7,662千克，全世界平均为1,447千克，我国为世界平均数的41.5%；1970 年每个医生负担的人口中国为1,500人，美国为630人；高等教育占年龄组的百分比1991年中国为2，美国为76；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70年为18， 1992年为27，在22年中增加9个百分点，据此速度城市人口超过50 %将在21世纪的40年代，而美国1920年城市人口即占全国的51%，1970年为74%，1992年为76%〔17〕。
现代化最发达国家当推美国，把中国的GNP和美国作一比较。 1992年我国的GNP是5462.34亿美元，而美国是59,355美元，中国是美国的9.2%。按美国GNP年增长率为2%计算则36年翻一番。这样2028年时美国的GNP为118,510亿美元，2030年时为123，298亿美元，这时，中国的GNP为美国的65%。2040年时美国的GNP为150299亿美元，中国为美国的106.45%，超过了美国。但是如果美国的GNP年增长率为3%，则24年翻一番，2016年GBP为118,510亿美元，2040年为237,020美元， 那时中国为美国的67.5%。2050年时，美国的GNP为318,535亿美元， 那时中国的GNP为32亿美元，略超美国。由于美国人口只为中国的五分之一，所以按人均GNP来说只是美国的20%左右。
3.中国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问题上形势相当严峻。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8〕，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行业、集团、阶层的不平衡发展呈现扩大趋势，解决好贫富悬殊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道路。GNP和人均GNP并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贫穷不是社会，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人均GNP的情况说明整体富裕水平，但是说明不了共同富裕的全部问题。 下面所列中国和几个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所占百分比中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是值得深思的。
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20〕
最低的20%
最高的20%
最高的10%
中国1990年 6.441.8 24.6
美国1985年 4.741.9 25.0
日本1979年 8.737.5 22.4
英国1988年 4.644.3 27.8
法国1989年 5.641.9 25.0
德国1988年 7.040.3 24.4
世界银行公布的这个统计数字说明，在贫富悬殊问题上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相差无几。中国比日本和德国要严重，和法国相当。9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最低和最高两个20%之间的差距呈现会扩大趋势。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不同富裕的问题，不能解决好效率和平等的原则关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保障社会安定将遇到相当大的麻烦，也势必影响长期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发展。1995年9月28 日中共中央《建议》指出：“在全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别悬殊”，这是应当引起特别重视解决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决非走平均主义大锅饭、穷社会主义的老路，也不仅仅是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问题，它涉及制止不正当致富的法制和恰当的税制等问题。
4.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要付出高昂的学费
如何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伟大实验，资本主义的一套有用的应当借鉴，但决不能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负面影响对推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无干扰。习惯势力、保守思想、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损害的集团和个人的不满情绪对转轨观望以致消极抵制。还会有一些乘机混水摸鱼以图私利者，给改革转轨大抹其灰。加上转轨没有经验，无先例可行，有可能出现失误。所有这些说明中央提出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要求建设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曲折是不现实的。问题是不要有大的反复，有了缺点和失误及时纠正，以免学费的代价过高。借鉴当代世界各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切实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协调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关系；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实践第一和社会生产力第一的检验标准。
5.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社会主义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曾预言说：“在中国，取得经济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淡化”。“中国政权努力使自己的国家迅速进入环太平洋繁荣国家之列的努力很可能成功而不是失败。然而，要取得成功，它采取的政策就必须与马列主义的理论越来越远，而与其非共产党邻国的经济上十分成功的政策越来越相似”。“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将要求进一部摒弃马列主义学说”〔21〕。回击布热津斯基这种一厢情愿的预测，最有力的方法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的实际行动。我们不能再走穷社会主义的老路，再也不能重捡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棒，但是，我们也绝不能以淡化、软化精神力量和弱化文化道德素质换来现代化，如果那样，就不会是社会主义的四化。
6.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实际上被推到了前台
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已见端倪。复关中的激烈竞争，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日本、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激烈竞争，都充满火药味。而西方经济的复苏，前苏东地区经济行将走出最困难阶段，我国周边国家经济的腾飞，这些都使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苏联在前台时不同，90年代初期以来的新形势越来越显示中国的社会主义被推上了前台，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一极。前面提到的布热津斯基1993年出版了一本《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的书，书中称：“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如果这种速度保持下去，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个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而又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目标的中国，面前可能摆着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一）中国即使非常务实，实行可以称为‘商业共产主义’的政策，但仍称自己属于共产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非常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对抗”。“第一种选择无疑地将在世界许多地区引起反响。中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22〕”。对于布热津斯基猜测中国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我们在本文里暂且不论，但他把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要提到是，冷战虽已告一段落，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横行。西方敌对势力加强了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攻势。近几个月来美英政界和舆论界公开鼓吹“遏制中国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扩充军备论”。美国《时代》周刊说什么：“必须从它尚处早期开始”遏制中国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公开抛出题目为《遏制中国》的文章，说什么“目前紧张局势的真正根源是中国”。它们把遏制的对象由苏联换成了中国。其实，中国经济的发展威胁了发达国家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按发展威胁论的逻辑，岂不是发达国家已经威胁了不发达国家五百年。
7.此外，还有一个对我们不利的客观条件。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在总体上尚未形成良性循环。为此，必须在减慢发展速度上付出代价。
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持悲观见解，无所作为是没有根据的，而对它持盲目乐观见解也是不切实际的。某些舆论甚至引用包括来自西方的传媒，说什么中国很快甚至已经是发达国家了，还有的说什么中国的经济将在5年内赶上日本，10年内赶上美国。 这种误导对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十分有害的，不利于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居安思危，保持忧患意识。在发展时期时刻注意潜在危机，防患于未然，具有危机感、紧迫感总比沉醉于大好形势、躺在大好形势上丧失警惕要强。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2〕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说：第三次浪潮“对穷国和富国，却开辟了崭新的，也许是解放的可能性”。三联书店，1983年第424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7〕参见拙文：《跨世纪的当代世界改革潮》，历史教学， 1994年第3期。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9〕邓小平文选中的提法还有：“二十年翻两番。 “达到小康水平。《文选3—9，70，79，102，117，161，223，266，289，305，320下同）；“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未，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3—57，64，98，162）：“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800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1987.4.16，3—215，224）：“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3—226）
〔10〕1995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并见1995年3月5 日国务院总理在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11〕据1995年2月15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宣布：1995年2月15日凌晨中国人口已开始进入第12亿。（人民日报等各大报1995年2月16 日报导）
〔12〕199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第14届5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13〕1980年9月25 日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中号召：“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1988年6月30日我国总理在亚洲3亿人口日的电视广播讲话中还号召：“力争做到在本世纪末把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左右。”1987年11月11日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抽样调查结果：1982年7月大陆总人口为100,818万，1987年7月为107,233万，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14.8。1995年9月25 日我国总理在“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说“到2000年和2010年分别把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和14亿以内”。而2000前“每年大约增加1400万人口”，如果继续到2010年就会突破14亿大关。
〔14〕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表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年。
〔15〕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把台湾列入1992年的高收入地区，香港人均GNP为15,360美元。
〔16〕1985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1994年。
〔17〕据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计算。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142，172，216， 229，265，364，373—3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表3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
〔21〕[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第175、235、273、2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
〔22〕[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潘瑞详译：《大失控与大失败》（原名《失去控制：21世纪闪夕的全球混乱》，第207—2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