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跳槽就是主动地变换工作。从个人的角度看，主动变换工作往往能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或更满意的工作环境，从社会的角度看，变换工作优化了人力资源的配置，对保持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率至关重要。但不知怎么，这样一个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在中国却混了个“跳槽”的绰号。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跳槽原指牲口离开所在槽头到别的槽头去吃草，所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人们变换工作，多少有点不雅。好在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跳槽了，见多不怪了。
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近七成的北京人不愿意跳槽，这种心态虽然与人们的观念有关，但显然不仅仅只是个观念问题，而更多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展状况。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从旧体制中跳槽到新体制正是市场机制作用范围扩大的结果。跳槽现象本质上是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反映，大多数人不愿意跳槽，表明中国经济资源配置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还差得很远，我们的体制对人员流动还有很强的约束和限制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力资源配置的潜力巨大，如果能充分发挥这一潜力，中国经济的效率必定能得到进一步提高。仅从这一点就印证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判断，中国经济再增长20年恐怕也不成问题。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新旧两种体制的交错和较量。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新体制不断成长、旧体制不断衰亡的过程。该过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员在两种体制之间的流动。一般说来，新体制下的流动率较高，而旧体制是以“终身制”为特点的。虽然人员流动包括新体制内的流动、旧体制内的流动及新旧体制之间的流动，但在市场化进程中最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是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流动，因此本文专门分析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人员流动。因为这种流动最能反映市场化进程的特点。从旧体制向新体制流动有主动的流动和被动流动之分，前者即我们这里所讲的跳槽；后者则指人们常说的下岗。无论从个人还是社会的角度看，跳槽都比下岗强得多。跳槽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环境，是个人对社会环境变化的主动适应；而下岗则是与将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相连，是一种被动适应。与下岗相比，跳槽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要小得多。因此，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人们的工作转换如果能更多地采用跳槽而不是下岗的方式完成，则改革的阻力或成本就会大大减少。可见，跳槽与下岗的区分不是一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关系到改革戍本以及改革成败的大问题。本文对下岗现象不做更深入的讨论。就跳槽而言，作为一种个人的决策，主要取决于预期的收入和风险两个因素。任何一个人在跳槽时必定要仔细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这种比较自然包括个人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在内。新体制中的预期收入越高，不确定性越小，人们做出跳槽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新旧两种体制之间收入差别和不确定性相同的情况下，对风险的预期主要取决于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根据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的不同，经济学把社会中的人大体上分为风险偏好、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三种类型，假如社会中人对风险的态度服从正态分布，那么风险中性的人可能占大多数，风险偏好和风险规避者都属于少数。这样市场化进程就可以根据人员流动主体的特征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市场化进程的初期。风险偏好者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在市场化进程的初期，由于新体制中收入的不确定性及国家政策的预期多变性，跳槽的个人要承担很高的风险。因此，最早“下海”的必定是那些风险偏好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的初期，敢“吃螃蟹”的大体上是这些甘冒风险者，他们是市场化进程的开路先锋，在市场化进程中起着示范作用。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消费标准无不刺激和震撼着那些仍留在旧体制中的人，诱使更多的人离开旧体制。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为了推动市场化的进程，除了这种新体制的吸引力量之外，还需要不断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削减特权、福利，引入内部竞争。
2、市场化进程的中期。风险中性者成为主导力量的时期。
风险中性者是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不仅在于其人数众多，而且由于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多包括在这个类别里。当然，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中就没有风险偏好者和风险厌恶者，知识分子中持后两类风险态度者可能还不在少数。但一般来讲，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社会信息，他们的决策更多地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判断基础之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偏好风险，也不厌恶风险，而是能够将这种不确定因素纳入其决策考虑之中。知识分子不仅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本，而且由于对广大青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的“下海”虽然有力地推动了市场化进程。但他们的缺点是在两种体制之间摇摆。“脚踏两只船”虽然可以利益兼得、游刃有余，但缺乏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使他们难以成为新体制中的中坚力量。另外，对旧体制改革不彻底也是他们流连于新旧体制之间的重要原因。
3、市场化进程的晚期。那些风险规避者也开始流动的时期。
到了这个时期，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多数人都能够正确地对待市场风险，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已经能够有效化解人们参与市场后所面临的风险。同时旧体制中的特权和福利大大缩小，使那些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也敢于加入到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这时旧体制必然会彻底瓦解，市场经济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形成了。
可见，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跳槽”可以成为观察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晴雨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已经走过了20年的风雨路程，越来越多的人从旧体制中走出来，从人员构成上看，“吃螃蟹”的早已不是少数风险偏好者，据此就可以判断，我国目前处于市场化进程的中期。目前，大多数人不愿意跳槽反映了市场化进程放慢了。新体制对人们的吸引力在下降，旧体制对人们的吸引力在上升。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经济市场化进程就会停滞或者倒退。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导致新体制中风险太大。二是对旧体制的改革步伐迟缓，导致旧体制中的相对收益过大。比如1998年以来我国由于内需不足，经济增长率下降，物价连续回落，企业赢利水平下降，而政府公务员却不断加薪。体制内外的经济利益比较发生逆转，跳槽的人自然就少了。
“跳槽”现象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反映，对“跳槽”本身，我们既不应该鼓励，也不应该限制。跳不跳槽是个人决策，国家根本不必干预。只要不损害社会利益、不违反国家法律，就应该允许跳槽。当然，跳槽必然会影响原单位的稳定和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对此不必大惊小隆，更不可为了本单位利益就阻挠或限制人员流动。如果一个单位留不住人，那必定是该单位在什么方面出了问题，或是收入低、或是工作环境差，从国家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制定和细化相关的规则，界定好产权，避免由于权利界定不清导致的扯皮和麻烦，使跳槽行为有章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