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奇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莱士论文,奇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侦探史上，至今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案，本期就为你介绍一起发生在英国的著名案件。
威廉·赫伯特·华莱士，本是个爱好国际象棋的保险代理人，生活如他的名字一般普通。不过，围绕他和他妻子发生的这起命案，却丝毫不比“开膛手杰克”的故事逊色。案件本身正如一盘布局精妙令人着迷的棋局，最终使得一切的调查、推理和分析都无功而返。用一句国际象棋的行话就是：警方“无子可动”，案件最终悬而未决。
一个神秘的电话
1931年1月19号的晚上，华莱士照例来到利物浦中央象棋俱乐部，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国际象棋锦标赛。就在他与对手麦卡特尼激战正酣的时候，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比蒂给他捎来个口讯：25分钟之前，一个自称“柯瓦特拉”的人打来电话，约华莱士明晚7点半到位于城西的曼洛坞花园东路25号见面，讨论关于保险的事情。
第二天晚上，华莱士乘坐电车，按约定的时间到了城西，却发现他要找的地址根本不存在。尽管曼洛坞花园南路、北路、西路都在附近，唯独没有曼洛坞花园东路。华莱士向好几个行人询问，还跑到曼洛坞花园西路25号去看了看，但这个名叫“柯瓦特拉”的人始终没有出现。
华莱士在附近几个街区转悠了45分钟之后，决定打道回府。晚上8点45分左右，当他打开家门，却发现家中已被劫匪光顾，妻子茱莉亚倒在客厅的地板上，头部遭到重创，早已气绝身亡。
疑点重重的案情
利物浦警方很快到达了现场。经过调查，警方认为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天夜晚，将华莱士“调虎离山”的神秘电话，是破案的关键。
在中央象棋俱乐部，工作人员比蒂向警方回忆了他当时接听电话的情景：
“您好！我是柯瓦特拉，请问华莱士先生来了吗？”
“抱歉，恐怕还没有。”
“但他随后会到是吧？”
“说不准，不过如果他要来的话估计快了，我建议您稍后打来。”
然而，柯瓦特拉并未采纳这个建议，而是让比蒂给华莱士捎个口信。尽管与华莱士相识8年之久的比蒂坚称电话那一头的声音“低沉而粗哑”，不可能是华莱士，警方还是怀疑这个神秘的“柯瓦特拉”就是华莱士本人。
侦探们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那晚柯瓦特拉使用的电话亭紧挨着车站，而且距离华莱士的住宅仅仅360米。按比蒂接完电话的时间算起，距离华莱士到达俱乐部的时间前后差不多有25分钟，假设凶手真的是华莱士，他离家后先去打了电话，以便为自己第二天的谋杀计划提供不在场证明，随后再坐车赶到俱乐部，这在时间上是完全可行的。此外，负责此案的调查员赫伯特·戈尔德还指出，中央国际象棋俱乐部的会员制度非常严格，外人不能通过普通的电话簿查到俱乐部的电话号码。
警方将华莱士列为重大嫌疑人的另一条理由是：谋杀发生的前一晚，只有华莱士自己清楚他是否会去那个俱乐部。要知道，华莱士并不是俱乐部的常客，在这之前他至少有两个星期没去下过棋了。这一位影子杀手“柯瓦特拉”的存在显得太牵强了，他不仅碰巧赶对了华莱士出现的时机，顺利传达出他的“讯息”，还顺便帮华莱士做了不在场证明，并且是通过与本案利害无关的第三方比蒂。
基于上述推断，警方在确定不存在其他嫌疑犯的情况下，将华莱士逮捕，并以谋杀罪对其进行起诉。
法庭上的较量
1931年4月22日，审判正式开始，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正如国际象棋比赛中常见的见招拆招，针对本案的每一种假设，都可能被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假设推翻；每一项证据，似乎都能同时支持两种相互矛盾的推断。庭审中，一张国际象棋比赛对弈表，成为了控辩双方争论的关键物证。
原来，早在几个月前的1930年11月6号，比蒂就把这次比赛的对弈表贴在了俱乐部门口的布告栏上，上面详细列出了参赛会员的配对情况和每轮比赛的具体日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从上面得知华莱士的比赛安排。
华莱士的辩护律师罗兰德·奥利弗在辩护中拿出了一张布告栏的照片，上面就清晰显示出华莱士将于1月19号参加他的第四轮比赛，检方“只有华莱士自己知道他是否会去那个俱乐部”的论断不攻自破。
但检方并不示弱，同样从这张对弈表上捕捉到另一个细节：按照比赛日程安排，华莱士应该在11月24号和12月5号这两天参赛，但是他并未出现。根据对弈表上面的结果记录显示，华莱士参加了11月10号与兰姆佩的比赛并获得了胜利，他的序号“6”后面标记了代表胜利的“W”，而在11月24号和12月5号，他的序号“6”后面却没有标记。也就是说，自打首轮比赛过后，华莱士就再也没有露过脸。因此，即使幕后杀手真的存在，并且通过对弈表了解到华莱士的行踪，他还是无法保证后者会在两次缺席预订赛程之后，又于1月19号突然回归，顺利收到他的“口讯”。
然而，辩方又拿出了证据：从犯罪现场的勘查状况看来，袭击茱莉亚的凶手全身将不可避免地沾满鲜血，但经过检测，华莱士在谋杀发生当晚穿的衣服并未沾染上任何血迹。
警方根据现场发现的一件橡胶雨衣，又提出了新的假设：如果华莱士就是真凶，他很可能在作案时就穿着雨衣，以防衣物沾上血污；检测报告同时表明，房间的浴室和下水道既未被使用，也没有发现血迹，但马桶里有一点儿凝结的血块，来源不明。
一波两折的结局
华莱士案被英国媒体评为“开膛手杰克第二”，吸引了众多目光。由于媒体的介入，许多利物浦市民都认为华莱士就是本案的真凶，而“杀妻凶手”的恶名也扣在了华莱士的头上。为了不影响判决，法庭特意从利物浦以外的地方挑选了陪审团。
1931年4月25日，4天的审判结束后，尽管华莱士坚称自己清白无辜，怀特法官在总结陈词时也倾向于无罪判决，但陪审团经过一个小时的审议，最终还是根据一位送奶小工的证言，认定华莱士谋杀罪名成立，将其处以绞刑。当法官问华莱士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时候，他说：“我是无辜的，但我没什么可说的。”
1931年5月18日，伦敦刑事上诉法庭受理了华莱士的上诉，并驳回了原判，理由是“证据不足”——这意味着陪审团错了，这个理由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通常上诉成功的理由多是因为有新证据的出现。5月19号，华莱士被无罪释放。
出狱后的华莱士尝试重回过去的平静生活，然而一切早已改变。从前的朋友都对他避而远之，过去心爱的国际象棋，如今也不可能再玩了。原本体弱多病加上精神折磨，时隔一年，华莱士便死于肾病。
华莱士死后，这起谋杀案的真相，也随之永远埋进了坟墓。凶手使用的凶器从未被找到，杀人的动机从未被知晓。如果凶手不是华莱士，那么他确实做到了完美犯罪——没有一个人证，没有任何线索，用怀特法官的话说，这是“犯罪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天才谋杀”。如果凶手是华莱士，他也接近完美了，恰到好处的布局，恰到好处的不在场时间，他在活着的时候没能被定罪——死后，也就更加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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