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IPO公司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审计师论文,成本论文,公司论文,IP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代理理论，独立审计是用以降低代理成本的一种机制。公司代理成本越大，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进行审计的动力就越强。①这已得到大量西方经验研究的支持。但是，现有文献大都是以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高度发达的美国为背景的。在我国，由于特殊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上市公司内部的代理关系与英美公司中显著不同，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审计市场的集中度与美国也有着较大差异，②不同规模事务所之间在审计质量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也缺乏证据，在此情况下，适合于美国经济条件下代理成本对审计质量及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的结论是否依然成立?为此，我们以代理理论为框架，以2002年7月1日-2004年6月30日间沪深两市179家IPO公司为对象，③考察代理成本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师选择行为的影响。
一、国内外文献回顾
根据代理理论，独立审计的需求来自于降低代理成本的需要(Jensen and Meckling，1976)，不同程度的代理冲突将产生不同的审计需求。代理冲突的程度越高，代理人降低代理成本的动力也就越强，公司对高审计质量的需求就越大(DeFond，1992)。根据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具有不同规模和声誉的审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是不同的(DeAngelo，1981；Watts and Zimmerman，1981；Palmrose，1988)。这样，对不同的审计质量的需求就转化为对不同审计师的需求。代理冲突越严重，公司聘请著名的大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动力就越大。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国外关于审计师选择与代理成本关联性的文献回顾
Chow(1982)首先运用代理理论分析了公司特征对审计需求的影响。他假设管理者持股比例、财务杠杆、公司规模、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债务契约的数量等与代理成本有关的公司特征将影响审计的成本和效益，进而影响公司自愿接受外部审计的可能性。在对1926年165家在纽约交易所交易和OTC交易的公司研究后，发现财务杠杆和会计基础债务契约的数量与公司接受审计显著相关，但企业规模只对OTC交易样本显著。
此后，一些学者利用截面数据来研究代理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这些研究大都以IPO为研究对象，如Firth and Smith(1992)，Michaely and Shaw(1995)；但更多的学者通过考察审计变更前后公司特征的变化来研究代理成本对异质审计师需求的影响。如Francis & Wilson(1988)通过196个审计变更考察了公司代理成本变化与审计师需求之间的关系，其选取的代理成本变量包括：管理者持股比例、是否存在以会计收益为基础的激励报酬契约、股权稀释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财务杠杆(长期负债/总资产)、是否将发行新股或新债、规模和成长性等。在控制了成长性和客户规模之后，他们发现，代理成本与审计师的品牌之间存在联系。DeFond(1992)检验了131起审计师变更前后代理冲突的变化与审计质量变化的联系，结果发现，审计质量与管理者持股和杠杆的变化相关，而与公司的成长性的变化和是否发行新证券无关。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但多数研究仍支持代理成本与审计师的选择行为存在关联。值得指出的是，相关研究中，往往以公司的特征来反映代理冲突的程度，这些特征包括：企业规模、负债水平、成长性、管理层持股等。按照代理理论，企业规模愈大，负债水平(体现为财务杠杆或资产负债率)越高，成长性越低，管理层持股越少，企业的代理冲突越高，越容易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
1．公司规模。多数研究表明，客户的规模对于解释审计师的选择是显著的(Healy and Lys，1986；Johnson and Lys，1990；Simunic and Stein，1987；Francis & Wilson，1988；Dopuch and Simunic，1982；Danos and Eichenseher，1986)。如Dopuch and Simunic(1982)，Danos and Eichenseher(1986)发现，大公司更容易选择更大、更有名的事务所。
2．公司成长性。依据代理理论，成长性越低，代理成本也越高，因此越会选择更大的审计事务所。但有关审计师选择的经验研究未能支持这一点。如Eichenseheretal．(1989)发现，那些将主审事务所从非“八大”变更为“八大”的公司的总资产增长率(67.9％)明显高于从“八大”变更为非“八大”的公司(10.6％)或保持原事务所不变的公司(25.2％)。DeFond(1992)也发现成长性与事务所从小事务所变更为大事务所显著正相关。Menon and Wiliams(1991)没有发现成长性与IPO公司将审计师从当地事务所变更为“八大”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3．负债水平(财务杠杆)。Palmrose(1984)，Eichenseher and Shields(1986)，Johnson and Lys(1990)发现，公司的财务杠杆与选择著名事务所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正向关联。Simunic and Stein(1987)则发现，财务杠杆与选择“八大”呈负相关联。
4．管理层持股。Firth and Smith(1992)、Simunic and Stein(1987)发现，管理者持股水平越低，IPO时越容易选择“八大”作主审事务所。但也有一些研究并未发现管理层持股与选择大事务所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如Eichenseher and Shields(1986)检验了管理者持股与审计变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管理者持股与从非“八大”向“八大”变更正向关联，这与原先的预期相反。Francis and Wilson(1988)也没有发现聘请有声誉的事务所与聘请没有声誉的事务所的公司之间在管理者持股上存在显著差异。
5．所有权集中度。Palmrose(1984)检验了所有权稀释度与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发现二者存在显著联系的证据。Francis and Wilson(1988)发现，公司所有权集中度变化与是否将审计师变更为“八大”存在负向关系。
此外，学者们还就应计项目(Becker et al．，1998；Francis et al．，1999?；Seok Woo Jeong and Joonhwa Rho，2004)、公司治理(Eiehenseher and Shields，1985；Abbott，et al．，2000)等间接与代理成本相关的因素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二)国内相关研究
李树华(2000)研究了我国IPO市场审计师选择的问题，发现，资产规模较大、有外资股的IPO公司倾向于聘请中国的“十大”作为主审事务所。吴溪(2002)以1997—1999年我国发生的110例审计师变更为样本，发现，与小规模公司相比，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在变更审计师时，更可能选择规模明显大于前任的后任审计师。李爽和吴溪(2002)对我国1997—1999年证券审计市场采用描述性统计研究后发现，规模(按各审计师所有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所确定的市场份额排名)越大的审计师独立性(出具非标意见审计报告的频率)越强。这些研究尽管涉及到一些与代理成本有关的变量，但并未系统研究代理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2004年以后，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代理成本对审计需求的影响。徐冰(2004)研究了家族企业的审计需求，发现家族企业的规模、债务比例与对外部审计的需求相关。孙铮和曹宇(2004)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管理人员选择注册会计师策略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法人股及境内个人股促进上市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的动力较小；境外法人股及境外个人股股东有动力促使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去选择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且境外个人股股东更有获得高质量的财务信息的要求，对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影响更大。曾颖和叶康涛(2005)考察了大股东持股比例、负债与企业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代理成本越严重的公司(Tobin Q值越低)，越有可能聘请高质量外部审计师。他们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外部审计需求成倒U型曲线关系；企业负债率越高，企业更有可能选择非“四大”会计事务所。
(三)小结
西方已经有大量关于代理成本对审计师选择行为的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支持代理成本与审计师的选择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的结论。但是，这些研究基本是以英美股权分散、资本市场发达为背景的。对于英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转轨经济下代理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的研究，目前则较为缺乏。值得一提的是Piot(2001)对法国的研究。与美国不同，法国公司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金融市场。Piot(2001)选择代表股东一管理者冲突的所有权分散度、高投资机会公司的财务杠杆这两个变量来计量代理成本，并将审计师分为“六大”、全国性大事务所、地方性小事务所三个层次来代表不同的审计质量，对法国上市公司代理冲突对审计质量需求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没有支持所有权假设，但符合债务假设。因此指出，英美的委托一代理模型在股权集中的法国公司治理框架下没有多少解释力。
从我国来看，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审计市场的集中度等方面均与英美有着较大的不同，在此情形下，代理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的结论是否依然成立，相关的研究尚不充分。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我国IPO公司为对象，考察代理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文将以公司规模、管理层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四个变量来计量代理成本，并采用logistic模型，考察上述代理成本变量对我国IPO公司审计师选择行为的影响。
(一)研究假说
根据代理理论，公司代理冲突的程度将影响外部审计师的选择，代理冲突越大，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动力就越强。从前人有关研究来看，影响公司代理冲突的因素主要有：公司规模、成长性、管理层持股、财务杠杆等。考虑到IPO公司的成长性可能难以识别，因此，我们没有考虑成长性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④另外，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英美有较大差异，这是我国上市公司中代理关系与英美公司中代理关系的一个重要差异，因而我们将考虑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1．公司规模
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企业愈大，总的代理成本也愈大，因为大企业的监督功能本来就更困难、更昂贵，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1：
H[,1]：IPO公司的规模越大，越容易聘请大事务所进行审计。
2．负债水平
负债水平越高，管理者和股东可以转移的财富的潜在金额就越高，从债权人那里转移财富的动力就越大，就越需要监督。因此，公司负债水平越高，对债权人的掠夺风险就越高，债务代理成本越高。因此，提出假说2：
H[,2]：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越容易聘请大事务所进行审计。
3．管理层持股比例
自利的管理者持有的公司股份越低，就越容易与外部股东存在分歧，保证和监督成本也就越高，代理成本将越高(Jensen and Meckling，1976)，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动力也就越强。因此，提出假说3：
H[,3]：公司管理层持股越低，越容易聘请大事务所进行审计。
4．股权集中度
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中小股东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因为此时监督成为一种公共产品，仅持有少量股份的股东不愿意承担高昂的监督成本来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因而更容易产生代理问题。因此，提出假说4：
H[,4]：公司所有权越分散，越容易聘请大事务所进行审计。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IPO为研究审计师选择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因为相对于成熟的上市公司，IPO公司管理当局降低代理成本的动机更为强烈。因此，本文以IPO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审计师的选择行为。
笔者选择2002年7月1日—2004年6月30日间沪深两市共181家IPO公司，在剔除两家金融业公司(华夏银行、中信证券)之后，剩下179家公司。
IPO公司的全部数据来自于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⑤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则来源于中国证监会2001—2004年发布的《谁审计中国证券市场》研究报告。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DeAngelo(1981)认为，由于准租的存在，事务所拥有的客户越多，该事务所以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仅仅是事务所的规模就可以解释审计质量。Watts and Zimmerman(1981)也认为，大事务所会提供较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因为与小事务所相比，大事务所更能有效地监督合伙人的行为。在研究中，一般以客户的资产规模或销售收入作为事务所规模的指示变量。
中国证监会(2002)以审计总收入、证券收入、客户数、客户总资产、CPA人数、券师人数等几项指标为标准来确定大事务所，审计总收入列入前3名，或证券收入列入前3名同时还有1项其他指标列入前10名，或有2项以上除收入外的指标列入前10名，则被认为是大事务所。最后，确定11家大事务所：安永大华、岳华、上海立信长江、中瑞华恒信、浙江天健、信永中和、北京京都、深圳鹏城、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普华永道中天。上述11家事务所客户总资产、客户主营业务收入的排名均靠前，如2003年，根据客户主营业务收入排名，毕马威华振、安永大华、浙江天健、安永华明、北京京都连续5年名列前10名，普华永道中天最近连续3年名列前5名；根据客户总资产，安永大华、上海立信长江、安永华明、北京京都1999—2003年这5年均名列前10名，普华永道中天在2000—2003年这4年内也连续名列前3名(中国证监会，2004)。因此，本文即以中国证监会(2002)排名的结果作为我国大事务所的范围：如果IPO公司选择上述事务所作为主审事务所，则auditor=1，否则，auditor＝0。
2．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管理层持股比例(MNG)及其平方项(MNG2)、财务杠杆(LEV)、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控制变量为净资产收益率(ROE)。
(四)检验模型
本文用logistic模型来检验代理成本对IPO公司审计师选择的影响。
其中，SIZE、LEV、ROE的系数符号预计为正，而MNG、CR1的符号预计为负。
三、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样本总体、选择大事务所样本、未选择大事务所样本代理成本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非参数检验
通过单样本K-S检验可以知道，只有财务杠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个变量的观测值服从正态分布，其他变量均与正态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能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⑥以下采用非参数检验。表4列示的是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选择大事务所进行审计的IPO公司(AUDITOR=1)与未选择大事务所进行审计的IPO公司(AUDITOR＝0)管理层持股、ROE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sig．＝0.0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0.10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公司规模、财务杠杆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4 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
SIZELEV CR1 MNG ROE
Mann-Whitnev U
3077.0002788.0002783.000 2226.500 2295.000
Wilcoxon W 11205.000
10916.0004161.00010354.50010423.000
Z -.715 -1.633
-1.649
-3.884
-3.199
Asymp．Sig．(2-tailed).475 .102.099 .000 .001
a Groupmg Variable：AUDITOR
(三)Logistic检验
本文首先对SIZE、LEV、CR1、MNG、ROE这五个变量采用强制进入策略(enter)进行Logistic检验，可以发现，模型在0.01水平上显著(Chi-square=27.041，Sig.＝.000)，Cox & Snell R[2]和Nagelkuke R[2]分别为．140和．200，正确率为74.9％。
从表5可以看出，只有IPO公司规模、ROE两5-变量与选择大事务所存在显著关系(Sig．＝0.01)，而财务杠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则不显著。
1．规模。可以看出，公司规模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表明IPO公司的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大事务所进行审计，这与代理理论的预期相一致，也与我国其他研究(李树华，2000；吴溪，2002)的结论相一致。
2．财务杠杆。从表5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审计呈正向关系，这与代理理论的预测吻合，但不显著，因此，未能支持假说2。
3．股权集中度。从表5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呈正向关系，但不显著，因此，没有发现股权集中度影响审计师选择的证据。
4．管理层持股。从表5可以看出，与代理理论的预期相反，管理层持股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管理层持股越高反而越容易聘请大事务所，但不显著。在加入管理层持股的平方项(MNG2)以后，发现，是否选择大事务所与管理层持股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管理层持股的平方项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均为0.01水平)(见表6)。这表明，管理层持股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正向或负向关系，而是一个倒U形关系。可以计算出，拐点≈47.4％。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管理层持股低于47.4％时，管理层持股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0.01水平)，而管理层持股大于47.4％时(实际上大部分为家族控制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之间呈负向关系，但不显著。因此，管理层持股超过47.4％时，管理层持股越低，越容易选择大事务所，这与代理理论的预测是吻合的，也与徐冰(2004)关于我国家族企业缺乏外部审计的动力的结论相一致。但为什么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在47.4％以下时，管理层持股与选择大事务所会呈现出正向关系，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四)多重共线性问题
Logistic回归同样需要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笔者采用王济川、郭志刚(2001)的方法，用线性回归模型来检查容忍度，可以发现，在不考虑MNG2的情况下，容忍度均大于0.20，方差膨胀因子VIF均接近于1，因此，变量间的共线性并不严重(表7)。但是，如将管理当局持股比例的平方项(MNG[2])放入，则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表格略)。因此，笔者希望尽可能地消除多重相关性的影响。
Logistic回归中，在存在多重共线性时，通常采用主成分分析来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但这里KMO仅为0.58，根据Kaiser(1974)的标准，不太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因此，笔者没有采用主成分分析改进。
逐步筛选策略Logistic回归虽然可能导致一些变量的丢失，但可以减少多重共线性的影响。表8列示了逐步筛选策略Logistic回归后的结果(仅列示最后一步筛选后的结果)，似然函数值、Cox & Snell R2以及Nagelkerke R2分别为175.240，0.202和0.289，预测正确率为79.9％。
根据表8，可以写出Logistic回归方程：
Logistic AUDITOR＝-17.893+0.755SIZE+0.109MNG-0.115MNG2+0.062ROE
同样可以看出，IPO公司是否选择大事务所进行审计与公司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与管理层持股则呈倒U形关系，而其他代理成本变量则未能进入模型。
四、结 论
国外众多学者围绕代理成本对审计师选择及审计师变更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大量证据表明，代理成本越高，公司越倾向于选择著名的大事务所进行审计。
本文在对我国IPO公司的审计师选择行为研究后，仅发现公司规模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之间呈倒U形关系，这与代理理论不完全吻合，其原因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而对于财务杠杆、所有权集中度等因素，均未发现其与审计师选择存在显著关系。因此，代理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我国IPO公司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动机。
对此，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有：(1)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代理关系与英美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立在英美股权分散框架下的代理理论难以解释有关审计师选择行为。这与Piot(2001)对法国的研究结论类似。(2)在现时条件下，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是否存在使代理成本最小化的动机。代理成本影响公司选择异质审计师的前提是，证券市场是竞争性的，而且可以无偏差地估计监督成本对企业价值和代理人的非金钱收益的影响(Jensen and Meckling，1976)，在此情况下，价格保护机制才会奏效，代理成本才会由代理人承担，因而代理人才有选择接受高质量的审计以降低代理成本的动力。而在市场不完备的条件下，代理人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利己行为而要承担与之相匹配的成本，其通过高质量审计等手段来约束自己行为的动力也就不强。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是否存在通过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等方式来加强对自己的约束，以降低代理成本的动机，尚需进一步的证据。(3)我国审计市场的原因。在西方，“八大”、“六大”、“五大”以及目前的“四大”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形成良好的声誉，被认为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审计并成为能够显示公司质量的信号。但在我国，审计市场发展尚不够成熟，“大事务所”的地位并不够稳定，而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是否高于其他事务所，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在此情况下，选择这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是否可以降低代理成本也就值得怀疑了。
本研究的缺陷主要有：(1)仅通过IPO公司的横截面数据来研究相关代理成本变量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而没有通过考察代理成本的变化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来研究这一问题；(2)对管理层持股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尚缺乏充分、合理的解释；(3)部分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及管理层持股存在较为复杂的关联人持股的问题，本文未能较好地控制这一问题。以上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解决。
注释：
①文中审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意思。
②李树华(2000)发现，中国十大的市场占有率逐年呈显著下降趋势，并且，中国的十大不如美国的八大或六大、五大稳定，因此，中国审计市场仍是一个过度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另外，李爽和吴溪(2002)发现1997-1999年间，随着监管的加强，我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进一步降低。
③之所以选择2002年7月1日到2004年6月30日的IPO公司，而不是按照日历年度，主要是基于数据获取性的考虑，另外，2004年8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后，暂停了IPO，直到2005年1月才恢复，这也是为什么没有选取2004年整年IPO公司的另一原因。
④在本文初稿中，曾考虑成长性和董事会独立性两个变量，审稿人建议，IPO公司的成长性可能难以识别，且IPO公司的董事会未必会介入审计师的聘任，因此建议删除这两个变量。笔者考虑之后，接受了这一建议。
⑤IPO公司名单及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均源自金融界网站：http：//datacenter．jrj.com．cn/datacenter/Part2_3．asp
⑥对财务杠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可以发现，两类公司上述两个变量的方差没有显著差异，财务杠杆的均值在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