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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热的持续是关联着民族文化价值的重估和对其现代意义的发掘的，较之民国以前的庄子学研究，以西学解庄是这个时代的首要特色。就《庄子•天下》篇的研究来看，由于刚刚发展壮大的“唯物史观派”尚无暇顾及如此专细的学术问题，此时的《天下》篇研究更大程度地体现了“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在人文价值取向上的抗衡。
关键词：庄子；天下篇；民国；西学
先秦熠熠闪耀的文明中，有一束不能忽视的光芒，那是道家的智慧；道家思想的光芒中，有一道永恒的亮点，那是庄子的卮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可惜，司马迁的记载语焉不详，庄子的身世和他的文字一样，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想和争议，其人生卒、故里，其书真伪、分篇，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古今中外已有众多学人探讨《庄子》，都试图揭开庄子其人其书的神秘面纱，我们不敢期冀真实完整的呈现庄子原貌，只愿借着对庄子学研究历程的考察一窥庄学之门墙。
一.民国以前庄子学研究
被金圣叹冠以“六大才子书”之首的《庄子》，早在先秦时期就受到同时代学者的关注。从惠施的“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的揶揄（《庄子•逍遥游》）到荀子“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的批评，皆可谓庄子学研究的开端。至于先秦两汉引述《庄子》思想资料的著述，更是层出不穷，这些都为庄子学的初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政权林立，动荡的社会，不稳定的政治，促使文人志士逃离政治的牢笼。此时的士行随之一变，玄谈之风盛行，飘逸洒脱的庄子更为此时文人所追慕，于是不少士人“长而好老、庄之业”（《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嵇喜《嵇康传》），有的甚至鼓吹“以庄周为模则”（《太平御览》引《七贤传》）。精神的追随，伴之以《庄注》的增多，佛学思想逐渐融入庄学研究，遂迎来了庄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大一统的隋唐时期，造就了中国历史的辉煌，假托为“老子后人”的李唐皇室，更是大力倡导老庄思想。无论是立国初期出于修养生息的需要而大力倡导，还是安史之乱后痛定思痛而引发的“废庄”之争，都继魏晋南北朝之后推动了庄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开放的政治带动了思想的融合，唐朝中后期儒道释三教合一，使此时的庄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
此后，宋元明清的更替，并未褪去士人之庄学研究的热忱。此时的庄子学研究重点转移到文字音韵训诂，思想方向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经过明朝的低潮时期，从晚明到清朝，庄子学又开始了一次复兴之旅，特别是清朝乾嘉学派的推动，使庄子学研究在文字训诂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为民国时期庄子学研究的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民国时期《庄子》研究上的新发展
民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自发的百家争鸣”。诸子学大兴，其地位渐次不让于经学相当的地位，胡适曾指出：“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
按时间划分，民国时期《天下》篇研究可分三个阶段：一是民国初期，《天下》篇单篇研究兴起。由于深受清末方兴未艾的诸子学研究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仍延用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同时也逐渐渗透了西学的影响。严复的《庄子评语》和陈柱的《庄子内篇学》、《阐庄》是此阶段《天下》篇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二是20、3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拓展，学术新范式确立，这时对于《天下》篇的研究出现了很多哲学性的论著，研究方法也较民国初期有了新的变化。梁启超的《庄子天下篇释义》和方光的《庄子天下篇释》是其中的高峰之作。三是20世纪40年代的民国末期，《天下》篇研究较之中期，数量有所减少，但是研究视角和方法毕竟有了和时代相应的发展，特别是此时出现了诸多集大成的论著。在这些集大成的论著中，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和单演义的《庄子天下篇荟解》颇具代表性。
总体上，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热的持续是关联着民族文化价值的重估和对其现代意义的发掘的。较之民国以前的庄子学研究，以西学解庄是这个时代的首要特色。民国时期学者在传统考据学“甄明话故，掇拾丛残”的基础上转向以实证主义等西学方法为指导的科学考据学，特别是关于惠施“历物之意”的论述中，大量引用西学知识，加以论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民国时期，学者们对此篇的学术立场进行了考证，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道家立场、儒家立场、总论部分寓儒家立场却仍以庄子本人论道思想为最高。除此，学者们还探讨了“道术”和“方术”的关系、“内圣外王之道”、“老庄关系”、“惠施”章节问题等内容，多有新见。由于西学的影响，民国时期庄子学研究在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有了新的创新，此时确立了两种新的思维模式。“首先是对科学的崇拜，人们普遍认为，由科学的方法建立的理论才是正确的，能对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另一种思维模式是对哲学的高度重视。人们认为，要了解现代社会就必须追寻它的历史踪迹，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原因。而要研究历史，又必须先认识宇宙、乃至整个生物世界。这种思维模式反映了当时的人们追求一种完整的认识以及追求理论的完美的倾向、它促使人们去建立历史观、研究哲学问题。并根据哲学认识来建立各自的学理及学说。”
民国中后期的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处于“科学方法派”（即“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唯物史观派”所代表的三种文化价值观的张力下。然而，“民主”与“科学”价值取向下的学术研究，可谓利弊皆有。“民主”与“科学”影响下的学术研究，传播了近代西学知识、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但其将中国传统学术中蕴含的哲理思考“生硬”的纳入科学认知的思维范式，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民族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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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国时期《庄子•天下》篇研究述评
“玉洁蒙县，兰熏漆园。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天下》篇作为《庄子》全书的最后一篇，尽管通常被划归“杂篇”，但是不能忽视它在《庄子》一书中的特殊地位。正如梁启超所说：“批评先秦诸家学派之书，以此篇最古”。此篇的价值不仅仅限于对先秦学术史的论述，还包括对名家惠施等人辩说资料的保存，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和其所喻示的庄子思想体系都是值得关注的。可惜在民国之前，相对于《逍遥游》《齐物论》等内七篇而言，学人对《天下》篇的关注尚嫌不足。
民国时期随着诸子学地位的提升，加之西学东渐背景下惠施等名家理论逐渐受到重视，此时的《天下》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根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哲学心理学卷》记载，民国时期出版的庄子学著作共有34种，其中大都有涉于《天下》篇。加上通史、哲学史、思想史等著作中的相关部分和刊于报刊杂志上的有关论文等，《庄子•天下》的研究著述可谓数量惊人，这股非同寻常的研究热是发人深省的。
有学者指出：“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五四新文化阵营赋予先秦诸子的两点新义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他们以西学阐释子学，以子学比附、会通西学，其中尽管有牵强之处，但却开启了诸子研究的新思路，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二是以现代价值观念‘民主’与‘科学’来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的同时，用非儒学派的学说作为重要的思想批判工具，既继承了传统文化，又完成了子学的现代转型，从而避免了割裂传统。而这些，对于诸子学来说，都是划时代的、革命性的……。在学术风格上，诸子学研究由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为主转向以义理学为主。由于义理之学的凸显，民国诸子学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也摒弃了‘以子证经’的学术传统。诸子学已从传统的经史之学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在方法论上，西方现代学术方法成为诸子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这时阐述诸子思想学说的众著作无不采取西方学术框架和学术方法，使诸子思想材料融人西方系统之中。
不过，所谓“以现代价值观念‘民主’与‘科学’来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之说是颇成问题的。“民主”与“科学”并不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全部，甚至也未必即是人生价值之重心所在，而贬斥儒学为“封建主义”的“代表”则更是趋承时论的无稽之谈。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民国中后期的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处于“科学方法派”（即“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唯物史观派”所代表的三种文化价值观的张力下。
西方划时代的启蒙，始于“文艺复兴”。接着则有“宗教改革”、政治变迁、“工业革命”，其先有以“人生而自由”为核心的人文价值的认可，再有政治体制的嬗变，最后才有经济秩序的重构；其物质文明成果的创制似乎是必致的，但它并非作为目的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启蒙思想家的计划中。然而，正如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所说，“对于外在物的关心（本）应当像一件轻轻披在圣者肩上的薄外衣，可以随时扔到一边。可是命运的裁决却使那件轻裘变成了铁笼。”“物”的不断增值最终不期然成了人们追逐的东西，而先前被一再肯定的“生而自由”的人，这时反倒成了“物”的奴隶。
到了19世纪30年代，西方人发现了其近代化进程所隐含的人类有可能因此而走向自我否定的文化危机，从而掀起了新的批判思潮。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还未来得及真正熟悉18世纪前后的西方近代文化，却不得不在又一个准备不足的时刻接受西方更新的文化思潮的冲击。近代的理性启蒙和现代西方思潮对启蒙理性的重新估定一起摆在中国面前，中国人必须在双重的时代脱序状态下寻求出路。这时的中国人面临巨大的“文化难题”，学术界的种种争论往往为这一难题所引发。
就《庄子•天下》篇的研究来看，由于刚刚发展壮大的“唯物史观派”尚无暇顾及如此专细的学术问题，此时的《天下》篇研究更大程度地体现了“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在人文价值取向上的抗衡。事实上，以“民主”、“科学”为旗号的“西化派”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一个时期的学术主潮，但以援自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研究《庄子•天下》篇并不全然妥切。“科学”方法产生于人生的“有待”领域（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而庄子学说所追求的则是一种“无待”的境界，单是这一点就决定了“科学方法派”（“西化派”）虽然以“科学”、“民主”为学术研究争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却于庄子思想的所趣并不相契。《天下》篇中所辑录的惠施“历物之意”诸论题，看似更适宜于引“科学”之方法予以诠释，但真正说来，无论是梁启超、冯友兰以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疏解“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还是胡适等以“地圆”、“地动”说解释“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等，都未能切中这些被悬为千古之谜的论题的要害。
“民主”与“科学”影响下的学术研究，传播了近代西学知识、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但其将中国传统学术中蕴含的哲理思考“生硬”的纳入科学认知的思维范式，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民族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传承。
四.结论
民国时期的《庄子•天下》研究可谓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典型例证，它促使我们从西学的角度检讨我国传统的致思方式，也促使我们从国学的角度审视来自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回顾民国时期的《庄子•天下》研究，可从中总结出诸多经验、教训，汲取这些经验、教训固然有利于今人更深入地探讨《天下》，但更重要的则是，我们通过这些经验、教训有可能眺望一个更令人神往的由国学研究而达于中西贯通的学术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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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媛（1986-），女，天津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文作者:于媛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5/21
标签：庄子论文; 诸子论文; 天下论文; 西学论文; 科学论文; 民国时期论文; 学术论文; 《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