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国时期法国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1-0126-05 收稿日期：2012-10-18
一直以来，德国大学与美国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成功典范而被世界各国纷纷效仿。德美大学模式在民国时期也被相继引入，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路径并不唯一，正如学者黄福涛考察了法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后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近代高等教育模式既不应仅仅以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出现为形成标志，也不应仅仅以德国的学术研究型大学为唯一样板。早在此之前的18世纪末期，大革命后的法国就已经建立了以近代科学作为课程核心内容的近代新型高等教育机构。”[1]法国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德国和美国的一种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影响了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也影响了诸如前苏联、中国和日本的高等教育。但是，目前我国学界对德美两国大学模式在近代中国的移植及影响研究比较系统而深入，而法国方面则仅集中于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度研究，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视角。法国高等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移植是逐步扩展的，经历了从法国文化教育观念的输入、声势浩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留法学者群体的崛起、正规化的中法大学的创办，到全国范围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推广的逐步深化过程。因此，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度的移植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毫无基础的“生搬硬套”，而是整个法国模式移植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一、法国文化教育的输入
20世纪初期，以“民主”、“自由”、“科学”为旗帜的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所带来的种种进步思潮，在维新派和革命派中曾风靡一时，对当时的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有一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法国文化，甚至认为法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创造者。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就曾指出：“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2](P26)法国进步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法国教育模式的移植渲染了社会文化语境。
李石曾是民国时期引入法国教育模式的主要推动者，这与他曾经留学法国而深受法国教育文化的熏染息息相关。李石曾在法学习期间，深受法国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进化思想的影响，将教育和革命视为社会进化的两种手段，认为前者是“积极的进化”，后者是“消极的进化”。1911年李石曾回国参加辛亥革命，革命结束后，他认为作为“积极进化”的教育此后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法国学习和生活多年的经历，也使李石曾切实感受到法国学术制度的优越性，并深信法国教育模式最适合中国国情。他比较各国学术后指出：居友(Marie Guyau)优于尼采，蒲鲁东优于马克思。德国、日本是专制的，是“好利”之国；法国、中国是民主的，是“好义”之国[3](P229)。因此，“法国教育之理念，最宜于中国”[4](P2)。李石曾在他编译的《法兰西教育》一书中，初步介绍了法国教育状况，并强调“吾常研究关于教育之问题，见中国多宜采取法国教育之旨。吾人留学亦以赴法为较宜”[4](P2)。李石曾的介绍与观点对当时思想界认识法国教育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蔡元培是近代积极倡导法国教育模式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蔡元培曾于1913年至1916年间旅居法国，蔡元培称此为其“第二游学时代”。正是这段经历，使他领略了法国政治文明和学术文化的精彩，他盛赞道：“吾人之旅于此者，耳目之所感，其最著者：一则因学理之发达，而精神物质之文明，乃进步而不已也；一则因民权之发达，而平民制度之基础，因以确立，且亦进步而不已也。”[5](P173)基于此认识，蔡元培指出：欲使中国除去专制、愚昧之恶，开化民主、科学之气，必先改造教育，且须以法兰西为榜样，“此诚中国所深欲以法国教育为师资，而又多得法国之助力，以促成其进化者也。”[6](P416)蔡元培还系统总结了“法国之文化，有特宜于我国者”的五个方面：“一曰道德之观念。吾国人之言道德也，曰恕，曰仁，曰正其谊不谋其利，与偷通民族之功利论、强权论不能相容。惟法人尊自由，尚平等，常为人道主义而奋斗，与我国同也。二曰文学、美术之臭味。我国文学、美术，皆偏于优美一派，而鸷重神秘之风甚少。欧人中近此者为拉丁民族，而法人尤其著者也。三曰信仰之自由。我国教育中，从不参以偏重一教之主义。革命以后，持此尤坚。欧洲各国，普通教育中，有修身而无宗教者，惟法国耳。四曰习惯之类似。法国人多业小农，善储蓄，和平宽大，无仇视外人之习，均与我国人相类。五曰俭学之机会。吾国学校，尚未遍设，各种专门学术，不能不资于游学；而游学之费，公私俱绌；费数百金而于三四年间得造成一种专门学术者，以法国为最便”。[7](P145)蔡元培关于中法文化亲和性的此番论述，为法国教育模式向近代中国的移植提供了颇有信服力的思想基础。
二、留法教育运动与留法学者群体的形成
1920—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存在英美派、法日派之说，分别指的是曾经留学英、美(包括德国)和留学法、比、瑞士等法语区国家的学者。早年留法的李石曾积极推动国内学子到法国、比利时等国留学，数十年间培养了大量人才，逐步在学术界形成了以李石曾为首，包括吴稚晖、张静江、易培基、李书华、褚民谊、李麟玉等骨干的留法派。20世纪初，教育界本以留日者居多，但美国以庚款兴学后，大批青年留学美国。由于英、美文化传承的关系，加上两国都吸收了19世纪德国大学的办学经验，这些留学英美和德国的学生回国后，集结成学界一股强大的力量。感到英美派挤压而遭受边缘化危机的留日学人，转而加入了留法派。这样，李石曾领导的法日派在1920年代后期成为一支堪与英美派相比肩的力量，直接推动了法国教育模式向国内的移植。
留法派是随着赴法留学运动的持续开展而逐渐形成的。赴法留学运动缘起于李石曾创办巴黎豆腐工厂。1908年，李石曾回国招股集资并招募工人赴法办豆腐工厂。为了提高工人的素质与技能，李石曾在厂内办了一间夜校，实行“以工兼学”，成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李石曾等人由此受到启发，开始了以勤工俭学方式介绍国内青年留学法国的构想。1912年，李石曾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1912至1913年间共送走赴法俭学60余人。但因1913年二次革命，留法俭学会事业被中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男子参军，劳动力匮乏，法国政府便派员到中国招工，借此机会，李石曾与法国教育界人士于1916年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中方由蔡元培任会长，李石曾任书记，负责来法务工人员的介绍与教育工作。1917年，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挂牌，借助巴黎和会的国际背景与五四运动的浩荡威力，留法勤工俭学蔚然成风。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直隶等省市相继出现华法教育会，各地建留法预备学校20余所。至1920年，留法人数达1600多人，成就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
在留法运动的组织过程中，李石曾等人受无政府主义观念影响，推崇自由结合与互助精神，实践工团主义。按照李石曾的设想，这种组织方式的初衷是欲独立于政府，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和学生自费留学。但是，这种“粗放式”的管理在实践中遭遇了困境。1920年，恰逢法国经济凋敝，加之大批军人复员，到法的1000多人陷于无工可做又无经济资助的困境，进而引发了留法学生包围驻法公使馆的失控局面。李石曾在动用了各种民间渠道求助无望后，最终还是由中法两国政府出面做了善后工作。这一教训使他认识到政治资源在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不久，李石曾等人经多方努力，终于促成法国政府以庚子退款与中方政府出资合力创办了中法大学，留法教育运动由此走向了正规化。
中法大学是一个统称，由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和海外中法大学三部分组成，海外部主要包括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①。这两所大学由于经费、师资、设施都十分有限，其实际办学水平相当于大学预科。不过在校学习并经过考核的学生，能获得推荐到正规大学深造的机会。可见，海外中法大学仍是留法教育运动的延续，对于法国教育模式借鉴的制度意义并不显著。不过，与勤工俭学运动相比，海外中法大学有较高的办学规格，对于报考的学生亦有严格的资格限制。正是由于这种高规格的合作办学，海外中法大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知识精英。据统计，在里昂中法大学存续的三十年间(1921—1951)，到该校注册的中国学生共计473人，大都获得了学位。其中获博士学位的有131人，学士学位有46人，工程师学位有60人，各类高等文凭的有94人[8]。这些人绝大部分学成归国，成为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骨干人才。同时，一些留法派的学术骨干也开始涌现，凝聚成学术界的一股重要力量，并成为法国教育模式移植的重要载体。
三、北京中法大学的创办
李石曾等人推动留法教育并非仅仅是就留法而论留法，而是有着更宏大的教育目标。李石曾说：“法国学风虽较好，然必更从而组织之，方能得最多之结果，否则来法留学者，或为自利之实业家，或为无宗旨之新学家，其将来发生于国内之效力必鲜，或且背驰。弟以为可由先生及蔡汪诸先生组织留法师范学校，养成教授，遍布于南洋与内地。必有此机关，方能望新学风深入于国内而不摇，弟以为无论何事，皆无此种力量之坚强也。”[9](P318-319)由此可见，李石曾对于借鉴法国教育是有着整体性思考的。1920年，以法国退还庚款为契机，蔡元培、李石曾等创办了北京中法大学②。北京中法大学可谓是李石曾“组织留法师范学校”这一构想的具体实践，它不仅如李石曾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日后留法派的“大本营”，而且成为法国教育模式借此向全国铺开的重要平台，因为，北京中法大学不仅限于法国一所大学的“复制”，而是法国整个大学区制度的“移植”。
大学区是法国国民教育系统所特有的教育行政单元，构成了法国中央集权教育行政制度的显著特色。拿破仑执政以后，通过颁布1806年和1808年教育法令，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系统，该系统分为中央、学区和省三级。中央一级设“帝国大学”，是负责整个帝国公共教育事务的中央机构，相当于法国的第一个政府教育部。法令还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九个学区，学区是中央直接派驻到地方的教育直辖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而直接受命于帝国大学。学区起着连接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的关键性作用，有效地保证了教育政令的贯通落实。另一方面，法国的各个学区又自成体系，学区内设置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级教育机构，并拥有相对独立的人事权、财权和决策权。学区一级设立了各种评议机构，学区的所有教育决策须交由相关评议会审议通过方可执行。审议会构成人员包括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人士，这就为学区内的民主决策奠定了基础。学部是学区的高等教育机构。根据法令的规定，每个学区设文、理、法、神、医五个学部，学部也设有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负责学部的经费分配、人事安排和学术事务。法国学区自1806年设置以来，虽数量几经调整，但其建制与功能基本延续下来，构成了法国教育行政体制的一大特色。
北京中法大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大学区的“微缩版”，其内部也设置了从中小学部到专修部、大学部、研究部等的各级教育机构，形成了一套层次分明的教育系统③。“中法大学包含中小学为预备之基础。大学部为高等教育之实施，农工教育为经济之基本，研究院为学理与应用之先驱，纵横贯和，乃包举一切精神、物质之教育以陶冶一炉，而以适当之学制(大学区制)为方法者也”。[10](P16)尤其是大学部到19世纪30年代已具备综合性大学的学科雏形，发展了社会科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四个学院。为了凸显对法国学术的推崇，大学部的四个学院都以法国著名学者命名，分别称孔德学院、服尔德学院(服尔德即Voltaire，伏尔泰)、居礼学院和陆谟克学院(陆谟克即Lamarck，拉马克)。在组织管理方面，北京中法大学也参照了法国大学区内的民主决策方式。大学区最高的权力机构是校务会议，由大学校长、中小学部各校主任、事务处各主任、各学院学长，以及由校长在每学院各聘请教授一人(任期一年)组成，每月开常会一次，商讨和决定大学区内(大、中、小及其他各部)各种规程及各部所需教育经费和其他重要事项。
北京中法大学是在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努力下，向近代中国植入法国教育制度模式的成功案例。不过，北京中法大学还只是法国大学区的“局部”移植，它主要借鉴了法国大学区的内部组织设计，至于对大学区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的行政功能则基本没有涉及。当然，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实验，弥补了北京中法大学的这项不足，可以说是北京中法大学成功办学经验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也正是与我国教育行政制度方面开辟法国模式本土化的历史事实联系在一起，仅存三十年的北京中法大学因而在教育史上具有了更加耀眼的位置。
四、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
早在民国初年的教育管理体系中就已经存在大学区的概念了。袁世凯时期制定的《教育纲要》，拟议将全国分为四个大学区，汤化龙出任教育总长后，改为六个大学区，民国七年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时，又将全国分作七个大学区。只是这些学区划分一直停留于计划层面而未能真正实施。1920年代以来，留法运动和留法学者群体的形成，尤其是北京中法大学的成功办学，都为以法国为主要蓝本的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推行奠定了基础。当然，大学院与大学区制能够实施还有更直接的现实原因。1927年在宁汉对峙期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四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支持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分裂，故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蔡元培因有“辅立之功”，乃在蒋介石政权中出任教育部长，李石曾等人的政治地位也一度上扬，留法派的风头一时超过了英美派。蔡元培正是凭借留法派的支持，并利用其元老的地位和影响，遂将酝酿已久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设想由纸面付诸实施。
1927年6月，在国民党第105次中政会议上，蔡元培等关于试办大学院、大学区的提议得以通过。7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组织法》，就大学院的性质、组成、机构、职能作了具体规定。按照组织法的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宜。大学院直属国民政府，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文化事业、总务、秘书六处，另外设立中央研究院主管学术研究工作。国民政府在中央教育行政推行大学院制的同时，在省级教育行政则试行大学区制。大学区制最先在浙江和江苏两省试行，广东暂缓实行。1927年8月，浙江成立第三中山大学区，江苏设立第四中山大学区，1928年2月分别改为浙江大学区和中央大学区。不久，大学委员会通过决议，又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12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经三次修订后最终形成的《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全国依各地之教育经济及交通状况，定为若干大学区。每一大学区设国立大学一所，由该校校长总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大学区设评议会，为本区的立法机关；设研究院，为本大学研究专门学术之最高机关；另外还设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扩充教育部，分别管理区内大学、专门学校、留学事项及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之事项。
然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实施不久，即陷入了深深的权力纷争，教育行政的控制、人事纠葛、教育经费的争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等等问题越演越烈，改革不断遭遇阻力，步履维艰。最终在一片反对声中，1928年10月，国民政府下令取消了大学院，改设教育部。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由教育部限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并将各大学区教育行政院恢复为各省教育厅。至此，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试行仅仅两年即以失败告终。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失败，显示了法国教育模式植入过程中深受中国国情制约的一面。法国大学区制的“特色”在于其渗透了“集权与自治相协调”的精神，这体现在：一方面学区上接教育部、下连自小学至大学的各个层次的教育机构，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确保了教育权力在整个教育体系内“自上而下”的贯通；另一方面学区内通过设立教授会、各层次的评议会等学术组织，保障了教育独立与学术自治。蔡元培正是看到这一点，才积极推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其初衷是希图在尊重中国集权政治传统的前提下，像法国那样构建起独立自治的“学者王国”，最终实现“教育独立”的目标。
然而，作为制度设计者的蔡元培，对中法两国教育情境的相似性虽颇有领悟，但对于两者的差异性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中国式问题”，却显得认识不足。毕竟，法国大学区制是建立在政治与学术两种力量都发展相当成熟，且能相互制衡的基础上的，而这样的一种力量匹配关系在当时的中国远未形成。从学术一极的情况来看，法国中世纪大学近百年行会自治的传统，早已培育了学者群体有序自治的能力。而当时正处于成长期的中国学术界还缺乏稳健的自治能力。北平大学区试行前后，围绕北平教育界的领导权，以蔡元培为主的英美派与以李石曾为主的法日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导致大规模学潮就是典型的例证。从另一极的政治状况来看，经历启蒙运动和彻底的反封建革命之后，自由、民主观念早已深入法国民众，即使集国家大权于一身的拿破仑，也认为“给予大学在各个专业领域一定的学术研究自由，将会有助于各专业知识的快速发展。”[11](P22)根植于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土壤之中的大学区制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国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是在宁、汉分裂的特殊背景下推出的，1928年蒋介石重返中央以后，不断加强的中央政治权力很快视教育独立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障碍而急于进行清除，大学院、大学区制被取消已成定局。
综上所述，法国高等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文化观念的影响到民间留法热潮、中法大学创办，再到全国范围的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过程。因此，法国高等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移植可以说是一项逐步扩展的“事业”，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则是这条“事业链条”不断延展的一项重要“成果”，尽管该项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通过法国教育制度的移植，力图实现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一次重要尝试，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之意义。还需指出的是，法国高等教育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大学院与大学区改革的失败而告终。新中国建立后，法国模式又以前苏联为“中介”间接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以至于今天我国某些高等教育制度仍可见法国的印记。这说明法国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并非限于大学区改革一次制度尝试，法国模式的移植也并非偶然，中法教育在文化与制度方面的确具有某种深层的“亲和”特征。所以，法国模式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不应忽视，研究历史上法国教育模式的移植过程及其影响，对于当前乃至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制度的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注释：
①比利时有很大的法语区，许多学生亦通过留法渠道前往比利时就读。1920—1924年中国政府拨款补助留欧的勤工俭学生，其中就规定留比者与留法者同等待遇。比利时的晓露槐(Charleroi，今译沙勒罗瓦，位于比利时法语区)有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名为“晓露槐工术大学”。1920年，中法大学北京事务处筹集经费十万余法郎，请晓露槐工术大学筹建“晓露槐工业专修馆”。从1921年起，便陆续有中国留学生到晓露槐工业专修馆学习。蔡元培的儿子蔡柏龄曾在该校学习。
②首任校长由蔡元培兼任(1920—1930)，但因蔡元培事务繁多，校长一职曾由李石曾、李书华、李麟玉相继代理。1931年李麟玉正式担任中法大学校长，直到1950年学校停办。
③研究部包括镭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大学部包括服尔德学院、孔德学院、居礼学院、陆谟克学院。专修部包括上海药学专科和北京商业专科学校，中小学部包括高级中学、孔德学校、西山中学、温泉中学、温泉女子中学、昆明中法附中、温泉小学和碧云寺小学。北京中法大学还设立了特设部，包括中法大学上海图书学校、中法大学测绘所、中西疗养院、西山天然疗养院、温泉天然疗养院、香山第一农林试验场、温泉第二农林试验场、第三农林试验场、中法大学附属铁工厂、中法大学附属化工厂、中法大学附属煤气厂和中法大学出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