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纪要论文,研讨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10月24日下午至10月25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和姚丹副教授主持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贺桂梅副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蔡翔教授，《上海文化》主编吴亮，苏州大学文学院王尧教授、季进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倪文尖副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张雅秋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庆祥博士等十余位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重返80年代文学的问题与方法、左翼化与十七年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等相关议题展开了讨论。
现将研讨会纪要整理如下。
一、“重返80年代”的问题与方法
程光炜：今天是一个周末，占用各位老师的休息时间实在不好意思。尤其是吴亮、蔡翔、王尧、罗岗、倪文尖、季进等老师特地从上海和苏州赶来，这让我感到我们这次主题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是认真的，我们确实想探讨一些问题。“历史化”涉及到如何将当代文学史研究从“批评化”状态逐步转移到“历史研究”的平台的问题，这种历史化实际也反映出一种知识化的愿望和过程；具体地说，我们如何不仅仅把当代文学理解成“当下的文学”，同时也把它理解成一种“历史的文学”，并用一些研究的术语将它们暂时固定住的问题。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学史“定型化”之后，怎样将研究结论“重新释放”的问题也会提出来。我个人对“历史化”有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对我们每个“当代文学”的“当事人”来说，“十七年”、“文革”、“80年代”等等文学期早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再用“批评”的方式去接近它们将面临诸多困难和障碍，而采用“重返的方式”与之对话，或许还能获取一种平稳的心态和历史眼光。这种对话，包括了对当时文学、批评和我们作为阅读者研究者的知识立场的清理，包括了对这些文学期“形成史”的反思，同时也包括了对1949至1989年“当代史”整体性的重新认识。我们知道，当代文学研究会和现代文学研究会都是30年前成立的，但非常奇怪的是，现代文学经过历史淘洗已经成为一个很系统很自足的学科，而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来，远远落后了。最近以来，洪子诚老师的工作带动了国内的“十七年”研究热。蔡翔老师用思想史视角去处理十七年文学的方式颇有新意。我和我的博士生们也做了四年多的“重返80年代文学”研究。还有李杨、贺桂梅等老师的研究。这些工作显然都为丰富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做了初步的努力。
我们先谈谈“‘重返80年代’的问题与方法”吧。其实，先验的方法并不存在，问题倒是不少。比如，我会意识到，作为研究者他最重要的工作中有一个“起源性”的问题。也就是与你半生的成长经历、人生观和文学观关系最大的东西，这些东西直接导致了你对“过去文学”和“今天文学”的总体看法，构成了你精神生活的结构性的焦虑、矛盾和冲突。而对我个人而言，这种“起源性”的问题就是“80年代”。我关心的问题可能是，我是“怎样”被历史“叙述”的，而这种“被叙述”又“怎样”影响了我的一生。这种个人焦虑性的问题和视角，是我带着自己的博士生做“重返80年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理由和历史逻辑。这种个人性的焦虑也许会形成一个研究的立足点，或叫历史起点，它会逐步扩展到对其它历史期和文学期的重新反省和认识。
今天，北大出版社的张雅秋博士把她编辑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带来了，作为这项工作的初步成果，我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意见。
蔡翔：我这些年做“十七年”的目的，最终也是要面对“80年代”。因为不了解以往，最终很难去把握80年代，对这个我们自身最重要的生命阶段进行讨论。对我们这辈人来说，需要的可能是对80年代重新陌生化的过程。实际上整个当代文学，看样子都需要一个重新陌生化的过程，因为当代文学主要是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的。我说的陌生化，一个是对我们的经验的陌生化，还有一个是对我们已经形成的研究程式的陌生化，包括教学上的。比如把一个作品理解为审美的，是一个非常晚出的观念，80年代以后出现的观念，之前是没有用审美这些概念去解释的。所以怎么对批评观念(包括文本解读)进行陌生化，都应该纳入到我们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中来。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研究，要处理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
当代文学研究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辟，但实际上更关键的可能是怎么去不断地重新解释最基本的东西。具体到要讨论80年代，首先一个问题是你如何去评价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六十年作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六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那么势必要把80年代放在中国革命的政治逻辑里去考虑。而如果是看成两个绝对对立的三十年，那么就必须要回答，80年代作为另一个时代的政治逻辑的起点，它的起点是什么？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而且需要花很大的工夫去处理。如果是从整体的中国革命的逻辑来着眼，又要注意不能把它处理得很僵硬，因为毕竟是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要把它看成一个新的逻辑的起点的话，原来的逻辑其实也还在，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而且现在来看80年代的很多东西，它未必是一个突然的、新的逻辑起点。比如我们讨论80年代，一定有一个中介，就是文革。把十七年和80年代直接地对应，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简单得把六十年当成两个三十年分开来看，肯定是有问题的；把它看成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的内部，是一个怎样的运动和变化的逻辑过程。在这里，文革的重要性就被凸显出来了。这个重要性被凸显，不完全是指在文革中。所以我一直在犹豫怎么讨论文革文学的重要性，对一代人的影响。
应当说这也是进入80年代的路径之一。我曾在跟罗岗的对话里谈到，我们讨论80年代，实际上必然要谈到作为这个时代担当者的一代人的政治无意识。有的时候我们能用很多材料，但这些材料未必能说明问题。材料是表述出来的，但是表述后面有更复杂的东西。这个更复杂的东西就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政治无意识。这就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时代的政治无意识这样的问题，除了实证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处理。如果完全靠描述，这种描述是不是准确(值得怀疑)。对同代人来说可能有效，但是对更年轻的人来说，经过叙述的建构，可能会存在问题。
为什么会在80年代提出审美的问题。它涉及到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教育的问题，80年代最红的一门学科叫美育。只有把文学的问题解释为一个趣味、品位、教养的问题，才会区分出不同的人群，才会区分出教育和被教育的对象，才会区分出文学的“正宗”和“不正宗”。因为这些概念的切入，那么谁来承担这样一个教育的“任务”呢？这既是一些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些史料性的问题。所以8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的过程。
罗岗：现在讨论80年代，包括讨论70年代、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重新叙述历史的冲动。我们可以去分析这样的冲动，但作为文学研究者，更重要的还是要让作品本身说话，要找到一整套的解释作品的方式。现在也有很多人来回忆80年代、70年代，他们的叙述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挟裹着。而当时的作品，包括文艺作品，保留了更多的信息。我们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把这样的信息释放出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最近也在思考怎样把文学作品内在的力量重新解放出来，比如说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很多，但是如果把这篇小说和对“苏联文学”比如《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评价以及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展开的“什么是郝思嘉的性格”的讨论联系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极其丰富的语境。我们今天的文学史教育，包括文学史写作存在的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只提供给大家这一个文本，文学史根本不会涉及刚才讲的这些材料。由此形成一整套对于这个作品的解释，这种解释比较多地是从文学史继承的观念出发。这样就没办法很好地理解，这个文本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历史的信息，它还有更丰富的内在的信息。
所以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对文本解释的方式，这不是有意要去颠覆原来的文学史。我们原来有一个文学史的框架，这个框架可能跟80年代、更早追溯起来也可能跟现代对文学的理解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正如中国革命是对原有的既成规范的挑战一样，原有的文学史框架是框不住很多文本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理解，就是一方面我们确实是在做文学史研究，但另一方面这个研究又必然包含着对原有的文学史观念的突破。我们今天谈到“重写文学史”，其实已经不是“重写文学史”。因为当初晓明和思和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文学史，最后讲到是历史和审美结合在一起的文学史。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文学史”这个东西首先是不能动的。陈平原老师也非常重视文学史，在理论上、历史渊源等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先确定了一个“文学史”的观念，认为我们把握今天的最好方式，就是用文学史的方式来把握。因为今天文学批评的地位随着学院的上升而被降低了，加上教育体制的问题，已经完全没法和文学史并论了。文学史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方式。但中国当代文学本身就包含了对这个“文学史”概念的挑战。尽管当代文学生产出了现代文学史这个最大的文学史框架，但是当代文学本身，并不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这是一个微观的工作。
从宏观的方面来讲，以前或者说现在，都比较关注文学艺术化了的80年代，但80年代另外一股力量，完全被忽略掉了，也就是类似于党内的“秀才”，包括文艺界的夏衍，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等一大批各个领域中的人物，身居要职的官员。他们实际上是80年代很重要的一股力量。还有一个很值得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革命和80年代。当时讲“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当时三联书店还出过好几本增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口，科学技术革命作为对现代化的一个技术性解释，避开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之争，然后才引出人的现代化等问题。在目前的80年代研究里面，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也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它化约为科学主义等思想文化层面，但实际上还有体制等其他层面。这是应该被重新呈现的。
蔡翔：像这样一些材料可能会比较难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些联结两个三十年的概念，比如说“民主”、“科学”、“技术”等。实际上能看到，后三十年一些重要的概念，是包含在前三十年当中的。找出这些重要概念的逻辑发展演变，这是我们文学研究可以做的。
在整个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里，在意识形态教育领域，一直有一个普遍性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普遍性原则。这样的普遍性原则在80年代以后很容易被重新征用，为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理论上的转折作了铺垫。
贺桂梅：现代文学现在的学科格局，包括它的文学观念、知识体系、制度空间都是在80年代中期形成的。后来的二十余年是一个持续合法化的过程。但是今天的历史已经不同于80年代，所以有很多的前提都需要重新讨论。比如80年代中期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重新讨论。
首先是它的文学史叙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来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三个关键词的耦合，内涵了它对文学的理解，对20世纪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叙事还有对中国的启蒙主义的观点。
第二个层次是这样的文学史叙事背后的知识体系。在怎么把8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问题上，我一直关心的是80年代的知识表述问题。我这几年的研究会汇聚到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范式问题上，就是我们的80年代讲现代化，都只是一个价值判断，从来不会说明这一套现代化的表述是从哪儿来的。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就讨论过现代化理论被6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创造出来，本身就是为了跟社会主义国家竞争，不让刚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跟着社会主义国家跑。二战以后，世界的学术中心转移到了美国，而这套理论则建构了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的体系。它会包含一些大叙事，比如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文化优先论、所有民族国家都是单一的、落后国家要接受先进国家、今天的美国就是明天的中国这样的论述等等。我关心的就是这样一种知识表述怎样在60年代被生产出来，并在80年代成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就是它不再作为知识而是作为意识形态出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其实是特别典型的结合中国已有背景的“现代化”的再生产。
第三个层次，它是一代新的学人的登场，因为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加上甘阳他们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一拨人当时就自称为“八五学人”，这是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学位制度这样一种新的制度空间促动的一批新的学人的“复苏”。
总之，就是在讨论一个文学文本的时候，尝试着把它和历史语境联系起来，将一个文学问题和一个时期的知识状况联系起来。
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做文学史研究确实比较边缘。不过我听大家的问题都比较一致了，就是不想再做纯文学的、审美的研究，甚至不想再局限在文学这一个学科上面。我自己在摸索的一种研究方式，有时候我想把它表述成跨学科，有时候我想把它表述成知识社会学，有时候把它表述成为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希望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面来定位和阐释文学问题。可能最大的难题不在于解释文学问题，而在于去了解80年代整个的知识状况。在我目前的研究里面，会比较多地借助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等，想对80年代做一个理论的阐释——关于它的启蒙文化，它的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它的对19世纪的“回归”等。
另一方面，我还有一个诉求就是想在一个全球视野里面来讨论这些问题。比如谈到“十七年”与80年代的关系，我觉得不能就一些具体问题来谈两者是延续还是断裂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放在一个全球视野里来看，很清楚，70年代是一个全球转折的时期，就是第三世界发展的可能性的挫败、全球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全球化就是这样开始的。中国在这里的转型，一方面是文革造成的，另一方面就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挤压下不得不介入。而我看的一些国内经济学的解释是说，到了7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有条件进入到全球交换关系中。一边是内部的，一边是外部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来解释80年代。刚才罗岗讲到一边是要让作品说话，另一边要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思想史，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社会史的方向，就是把不是文学自己能看见的东西显影出来。
罗岗：“现代文学史”，或者叫“新文学史”这个概念，其实是在50年代被当代文学生产出来的。我称之为当代文学生产出来“现代文学”。但80年代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现代文学”如何去生产“当代文学”。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汪曾祺的出现是最明显的迹象。在黄子平的一篇文章的描述里面，汪曾祺从49年一直到写《受戒》，是没有任何文学创作的，并称汪曾祺以一己之力把40年代文学和80年代文学连在了一起，而且还有一个沈从文，然后“神话”就从此建立起来了。所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比较重要的角度就是把80年代文学往现代文学的某些东西上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文学照亮了80年代文学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当时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文学”如何“生产”80年代文学。
王尧：我觉得处理文学史的一些方法会引起我们学科的一系列的实质性的变化。光炜的“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洪老师他们塑造形成的这个学科基础上，有没有一种新的研究可能。
“80年代”是一个包括十七年、文革，也包括80年代各种张力妥协的产物。如果我们要讲复杂性，我认为这个妥协性是不能排除的。大家谈70年代和80年代的关联的问题，原来我比较看重的是从76到79，现在我的想法有点变化，觉得应该是从75到82。从75开始的话比较好理解，到82是因为有十二大，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已经结束；而且在文学上关于现代主义的问题，包括后来的剧本座谈会，包括83年的“清污”，都是以82年为界的。所以这个过渡的状态应该说是非常长的。我们现在是按照纯文学的想象来叙述80年代文学的，但我们如果把它简化成一个纯文学的历史，其实是非常麻烦的。如果重新来看79到82年林默涵、周扬、陈荒煤、贺敬之、冯牧等人的论著，我觉得陈荒煤关于新时期、关于十七年许多文学经典的意义的许多文章，远比其他几个人重要，但是我们现在是有所忽略的。
如果要回到80年代语境，还需要大量的清理。我们的文学史中删去了太多不应该删去的东西。80年代的文学批评当然很重要，没有80年代的文学批评，就没有后来的文学史论著；但是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文学史论著，建立在当年的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所以把很多批评之外的东西删除掉了。这是两面性。文学史应该让人看到学术是怎样成长、发展的，而批评过于强大的影响，恰恰让我们疏忽了很多细节以及所包含的重要的东西。
季进：海外汉学、苏联影响也是考察当代文学，80年代文学的非常重要的途径。从整体上把80年代和它背后整个社会语境知识语境的这种复杂性的一些议题跟外国文学的影响勾连起来的研究，好像目前还没有。
我的理解，虽然文革当中相对来说有一个关门的阶段，但其实外国文学的影响始终没有断，哪怕在文革，其实还是很兴盛的，现在很多的回忆性的文字里面都可以找到证据。当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是很复杂的。80年代中国文学有组织的、有目的性的对国外的翻译介绍，对我们考察80年代文学或整个现当代文学也是很有意义的。最典型的就是《熊猫丛书》，如果把它所有这个篇名，全把它梳理出来，看看它这个选择背后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些立场，包括他们翻译过程当中他们规划计划翻译的一些策略，其实非常有利于我们在考察80年代文学发展、当代文学的主流立场。
我看过贺桂梅的文章，很受启发。一个是她谈现代派，是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去分析。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不仅是简单的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的话题，而是系统表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这样一个多元化时代，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不管是80年代非常明显的直接性影响，还是90年代以后更加潜隐的好像看不出的对话关系，事实上，跟世界文学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这种密切不仅仅在阅读量上，作家吸收外国文学的信息、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们跟外国文学作家有了直接的接触和对话，作家之间感受性的东西一定会影响到作家作品中的世界性视野和思想深度。所以如果能把当代文学放入整体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谈，我觉得很重要。另外，贺桂梅谈到重写文学史与海外汉学影响的关系，我觉得现在我们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注，不是要给它多高的评价，而只是我们需要了解，同样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或当代文学时，他们怎样考察、叙述与思考。我觉得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当与我们的研究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其实他们也在关注。所以如果我们能加大对他们的了解，他们的研究状态也会给我们反思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一些启发。
姚丹：这个会其实如果按我的设想的话，要谈的是程老师那个题目，“80年代作为方法”，也就是说其实我关心的是切入共和国60年的方法的问题。我发现其实程光炜老师和蔡翔老师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刚才说的时候已经表现出来不一样了。我跟蔡老师观点可能会比较接近，就是在一个不是把文学当作一个纯粹的审美对象的年代，我们何以去还原历史的时候仅仅把她做为一个审美对象呢。其实他是在找里面的一个逻辑，他刚才一直在说一个逻辑性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是什么，我不敢贸然总结，但是我觉得“新人形象”的问题比较重要。
在研究方法上，我还是倾向于有一个小一点的切入口，这个切入口是什么我自己现在一直在尝试。比如我认为“十七年”文学确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活动，而是建构一个想象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实践活动。那么在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当中，用的“武器”是什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语言的问题。50年代的《中国语文》上，许多很有名的语言学家包括我们今天都认可的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邢公畹先生，都在谈一个民族共同语的问题。《文艺报》还专门做过要不要方言文学的这个问题的讨论专题。
如果要讨论80年代文学起源的话，单纯说思想文化史上的起源，我不太同意说只是一个50年代的问题，它至少是一个跟40年代对接的问题。40年代很多遗产、很多积累，在50年代的时候被那些优秀的作家以一个社会主义的方式转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资源，最终进入80年代。
王尧：80年代的问题是在共时态当中来处理历时态的问题。许多问题纠结在一起，在当时是很难处理清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重返的方法非常重要。比如说怎么处理文学与其他话语之间的关系，比如文化热与文学的关系、李泽厚的影响等，再比如文学史以小说为重心，那么诗歌呢，苏童这些人最早都是写诗的，诗歌和散文的关系呢，不仅仅梳理大的思想文化的关系，这些话语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梳理。重返的方法既代表了一种文学研究空间上的拓展，同时，也是对于文学内部秩序的梳理，对寻根、先锋等很多类似的清理工作，为文学史解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们讨论文学史的80年代很多是建立在批评基础上的，这个基础很重要，但不是很充分。我觉得光炜包含了很大的学术抱负和野心，他有一个关于文学史的理想。
程光炜：刚开始“重返”时，我心里是没底的，也不知道究竟能走多远，几年下来才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最近杨庆祥给我做了一个访谈，他问题提得很好，我随即做了回应。通过回应，我感觉一下子把这几年我们在研究工作一直很犹豫、不确定的东西梳理清楚了。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要做80年代？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认为历史是可以被叙述的。我就想，既然我们的历史是“被叙述”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来做这个“叙述者”？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李杨，我说，咱们来做件事吧，去重新叙述这段历史。李杨很激动，当晚给我写了一个很长的邮件。这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出发点，但毕竟是一个有理由的学术起点。第二是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也即研究的当下性问题。前几年，我也尝试着做过一点十七年研究，但觉得不顺手，我不是那种对所有事情都充满自信的人。文尖刚才讲得好，任何学术都有当下性，你的研究肯定是要从自己最困惑的事情开始的。这是我这些年对拿理论去套文学史研究的做法不太感兴趣的原因。我也读理论，但我不会把它当做我讨论问题的唯一方式，而是在我困惑的地方去回味它，在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再从我困惑的地方找问题。80年代正好是我的成长期，从大一到大四，再到大学教书，整个青春期都是在这十年度过的。这促使我想，我的“知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现在想象历史和想象问题的方式又是怎样形成的？等等。因此，我的80年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从自我知识的清理开始。接着下来，当然会涉及到对我们这代人思想和知识的清理。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没有它，其它工作就无法开展。
杨庆祥：程老师的“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它首先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这样一点，就是说我做文学史研究最多是回到现场，而我还是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对当下发言，对当下的文本包括对当下的历史进行策略化研究，就是说文学史是一个中介，它是为文学批评提供更高的平台或一个更深的思想背景。而另外一点，这可能是个目的性的研究，它是为了规范一些学科性的东西，就是文学史的研究就是为了写出一个非常好的、很有历史感的文学史出来。我觉得这两者实际上也许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我最近写了一个关于《人生》的重读文章。《人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本，二十年来关于它的评论文章很多，但是我发现重读时真正能用的只有两篇，一篇是蔡翔老师当时写的，另外一篇是李劼写的。就是说它们会给我带来研究的历史感。我后来也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历史感可能不是我们研究者所处的这个时代造成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问题，是个沉积化的问题。因为这些以前的研究本身没有一个非常强的穿透力，所以它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平台与推进，就导致了整个当代文学的研究一直在一个低水平上面进行重复。所以我觉得当代文学如果真正要去进行一个历史的研究，那么实际上它不仅是一个学科内部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文学批评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在今天80年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研究怎样处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的关系问题。
另外一个，我关心的话题是“潘晓讨论”，我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虑“潘晓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潘晓讨论它之所以能够成立，能够扩散，之所以能够被复制，实际上是因为十七年提供的一个语境。但是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语境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文学化和社会化。通过这样的讨论，其实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方法问题，现在我们在讨论文学和社会学的时候有一个很典型的方法，把宏观的政治微观化，比如说以前我们讨论十七年和政治的关系，讨论的是国家政策或政党政策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们都是从家庭，从个人，或者说劳动这么一个很微观的角度进去，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发展政治，现在我们还有没有讨论宏观政治的能力，或者说它的位置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这就是说，你把这种东西释放出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建构起另一个东西，要不然你就只能永远停留在这些琐碎的层面上。
二、左翼化与十七年文学研究
洪子诚：如何处理“十七年”文学，一直是我做当代文学史时很困惑的问题，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40年代直接跳到了80年代，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承认“十七年”的作品，但是需要给予交待。“十七年”的文学实践或文学理念的确提出了许多新的东西，比如文学与现实的特殊关系，是在左翼文学中才被特别强调的，所以很多作品可以引发关于人生或革命道路的讨论，这样的现象80年代还有，90年代消失了，这是文学在功能上的倒退。可问题也在于，究竟怎么样去评价“十七年”的文学实践，这些文学作品的价值到底怎样，一回到“文学性”，这个结就解不开了。
“十七年”有它的复杂性，比如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糅合了两种不同的编码系统，肯定会出现漏洞与矛盾，秦少阳的修改更加重了这种裂痕。许多“十七年”中提出的特殊问题都包括在内，启蒙知识者在现当代文学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作品的乐观情调等等。这个作品刚开始被讨论时，启蒙主义这一套旧的编码系统被认为是损害了这篇小说的价值，但到了80年代以后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却完全发生了翻转，认为秦少阳的修改使其更有历史深度和文学价值。我们必须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十七年”，有胡风的、有周扬的、有冯雪峰的、有毛泽东的，在左翼内部就有很大区别。另外，在“文革”前，“十七年”对西欧古典文艺的翻译实际上非常完备，是三四十年代所无法比拟的，《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上高中时读的，只不过那时我真的不喜欢，更喜欢解放区那种明朗的、可以给我生活想象的东西。
程光炜：“十七年”如果有一点丰富性的话，可能也被80年代蒸发掉了。这两个年代的关系很奇怪，实际上80年代的很多动力和资源都来自于前者，但对十七年的认识在80年代却被窄化了，而这种“窄化”必然会引发到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的再反思。
我觉得塑造80年代的主要是两代人，一是李泽厚、刘再复、谢冕等，基本上是“30后”的一代；还有一代人就是知青，他们实际上都接受了完整的“十七年”教育，这必然引出如何重回“十七年”、重新清理80年代“前史”的问题。此前的研究对“十七年”做了一些历史化的处理与区分，比如红色经典、左翼文学的重组、左翼文学内部关系的清理等；下一步则要问，“十七年”的历史对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果真的都那么糟糕么？当我们重新清理这个资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十七年”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完全是僵硬的政治教育。比如，“文革”前我其实已经读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那时候《诗刊》等对现代派都有介绍——但是到80年代初，却认为只有“黄皮书”、“灰皮书”这座“图书馆”。这就将“十七年的地下文学”从“十七年”中抽出来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事实上并非如此。实际不光是一个“十七年”，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个“民国”，因为我父亲是40年代的大学生，他老是回忆他们的三四十年代。我就是在“文革”时知道周璇的，我父亲说他们那个时代的学生最喜欢的歌手是周璇。这使我了解到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并不只是从“十七年”开始的，它前面还有一个“民国史”。用李杨的话说：“没有民国史，何来十七年？”历史之间总有一个相互承传的关系，如果设定“断裂”是历史起点肯定有问题。诸如此类的故事，都存储在我们的“十七年”记忆中。有一段时间我们把“十七年”理解成一个比较糟糕、简单的东西，好像除了政治对文学的压制以外，没有别的了。那你怎么去解释80年代这两代人一下子站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思想起点上，他们的思想资源从哪儿来？绝不会仅仅是文学翻译的推动，因为文学翻译的高潮是1982年以后，而“80年代”在7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80年代的最初几年与“十七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重返”必需有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
洪子诚：我最近在读雷蒙德·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我觉得可以仿照他的做法。他其实还是在谈文学本质的问题，但不是提供一个结论而是提供一个方法。像他对“成规”、“党性”等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处理，就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些概念究竟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在涉及到作品争鸣和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被做出了怎样的修正和扩张，受到了怎样的质疑。我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大连会议”上曾热烈讨论过峻青的小说《山鹰》，他把复员军人的故事传奇化，但当时提倡现实主义深化，以赵树理为榜样，所以有的发言就激烈抨击《山鹰》。我想我们可以围绕一些作品及其引发的讨论做一些资料整理性的工作，比如什么是美、什么是真实，这些概念都不是固化的，要看到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调整。
蔡翔：这个有意思。比如当年对秦兆阳《改造》的批评，一看就是生活在城市的小知识分子对乡村的一种公式化的理解，这完全是解放区文学以外的、原来源于左翼文学内部的城市激进知识分子对生活的解释。“十七年”内部实际上有多种冲突，不是一个固定化的概念。
贺桂梅：其实我们对所谓文学性的理解，什么叫好的文学，好像认为回到历史语境就完了，可事实上在那个历史语境里面差异也是很大的。你比如说怎么评价《创业史》和《山乡巨变》，当时就一直觉得《创业史》好，因为是从史诗的追求、历史的深度、还有十九世纪小说典范这些角度来评判的。可是《山乡巨变》在接受古典小说的程度等很多方面又是《创业史》所达不到的。现在历史语境一转移，结论又倒过来了，都说《山乡巨变》比《创业史》好。
罗岗：但是问题在于像《山乡巨变》这样的作品，用我们现有的论述方式来讲它就比较困难了，你只能说明它某一点好，从整体上却很难评价。我们读“十七年”文学，如果要追溯的话，其实包括解放区文学、文革文学，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没有标准的问题，甚至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我们没有那个工具箱，我们的工具箱里面找不出合适的工具，因为这个工具箱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给定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十七年”文学、80年代文学时，还不仅需要生产出对文学的阐释，实际上还要生产出“生产文学阐释”的工具箱。我们需要去重新命名一些概念，创造一些说法，要在文学阐释的层面上有某些理论上的创造。
洪子诚：这半年里我看了很多大家的成果，我有个感觉，现在学术界、特别是当代文学界是不是有一种“左翼化”的倾向，大家都比较重视“十七年”遗产对我们现在文学发展的意义，这好像成了一个很时髦的东西？
倪文尖：这些年最新锐的人文学科学者普遍有左翼化倾向。自由主义那一路其实在十年前就已经进入瓶颈了，差不多变成了一套共识，或者说是套话、空话。但我觉得左翼思想在这三四年中差不多也沦为了一种共识，或者套话、空话，如果再没有什么突破的话，很可能马上重蹈自由主义的覆辙。现在这套思想其实已经成了通俗文化，比如之前热播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就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场景。
蔡翔：我比较同意文尖的说法，“新左”有可能沦为一种套话，这个危险性是存在的。我们一直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列宁主义以后一国实现社会主义，凸显了国家的重要性，所有的矛盾悖论都跟这个“国家”概念有关。马克思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国家的出现，意味着区分出了“本国无产阶级”和“他国无产阶级”。我觉得，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国家的问题。一个日本学者曾说我的国家主义倾向太重，我说怎么叫国家主义呢，现在两种人最喜欢谈全世界，一个是资本家，谈全世界资本流通，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知识分子，不要签证了，很自由。所以，谈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除了谈平等公正以外，还应该包括国家的治理、制度等问题。比如今天重新叙述中国革命，就应该考虑它是怎样塑造国家形象的？比如文学作品中如何形成了一个对新型官僚的想象？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公务员时代”，新的工匠化开始了，每一个领导都把自己的单位当做自己的领土，所有东西都成了官僚的监视系统。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中国文学就提供了某种想象。“新左”必须与西方左派有一个差异性以后，再重新进入我们自己的历史，重新解读现当代文学。我同意光炜的意见，你不能仅仅有一个强大的理论预设，用自由主义的预设或者西方左派的预设进入中国。就像陈寅恪讲的，你用现在的理论把历史说得头头是道，肯定是有问题的，要进行史料的总结，要明确我们做文学史、做历史研究的动力和目的到底是什么。
王尧：80年代以后我们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以自由主义的思想，以本质主义的纯文学观来解释我们的历史，这在很长时间里构成了一个排他性的东西，所以我很赞同老蔡另辟新路的做法，但是我也有个疑问，如果我们只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代性，是不是会走向另一种专断。为什么我们觉得运用左翼资源的文学史研究目前套话很多，就是因为它是在对内和排他中重新启用左翼资源的，只不过是把一种文学史变成了另外一种文学史，没有创新。把西方的概念转换后形成讨论中新的关键词，这的确给我们很多启发，但思想史的研究会不会导致文学史的消失。对于能不能把所有学科都打通，我是怀疑的。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还应该有一个“文学思想史”的环节，这个环节是不能够疏漏的。要回答大的历史、思想怎样影响到文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的文论形态，要具体到细节。
另外，我对蔡老研究中有关“社会主义危机”的话题很感兴趣，补充一个想法。新中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危机，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政党和政府长期以来是把新中国作为一个扩大版的解放区来治理的，所有政治上的操作方式、文化管理、文学制度、文化危机的产生，知识分子改造等问题都来自于此。这个扩大版的解放区意识弥漫在我们整个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里面，根深蒂固。
贺桂梅：我的基本立场是“左边”，但我觉得如果去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历史，批判性地接受西方学院左派的知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接受并思考西方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然后才能再去探讨一种新的、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共识，不是说研究社会主义就是要回到毛时代、回到莫斯科，因为西方“新左派”的理论，本身就是在反思莫斯科，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
如果在一个全球视野里去看的话，50-70年代其实是很另类的，80年代是主动靠向了一个全球性的、普适性的东西，它其实是从一个不像资本主义的东西，回到了一个新的。中国的变化跟整个全球结构的变化紧密相连，“冷战”把整个世界拧成了一个整体，而80年代中国恰恰在冷战格局中从一边走向了另一边。
罗岗：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左翼思想有成为一种新的套话的危险？中国的一些批评家面临和西方文化左派类似的问题：第一，西方文化左派在学术上的创造前所未有，但花言巧语的东西太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越厉害，资本主义反而显示出更大的活力。比如08年金融危机为什么没有引爆任何社会运动，怎样解释这个现象。第二，今天资本主义面对这么多严重的问题，谁都想要找到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回到左翼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个理论是真正成功转化为实践的，有一套完整的行动方案，但他们却提不出这样的方案。
贺桂梅：好像一讲起左翼，讲起批判资本主义，我们就有一种乌托邦情结或者说天堂情结，你批判它似乎就一定意味着你找到了另一个天堂、另一个世界。但其实正如沃勒斯坦一直讲的“不确定性”，不是你先有一个天堂来批判，而是在内部来捣乱。
罗岗：西方文化左派就是这种捣乱心态，所以根本不可能动摇资本主义。92年杰姆逊来上海，一个听众站起来问他，苏联东欧全部垮台了，你说马克思主义怎么办？杰姆逊的回答脱口而出，他们垮台没关系，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批判系统，现在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主义不都是批判系统吗？
当我们说意识到有可能成为套话时，其实是提醒我们去反省自己的话语方式。比如以前我们谈赵树理，说他还是有文学性的，现在我们说他还是有现代性的，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一个逻辑。但完全不同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安放在一个既定的知识系统中的，只可能挑战我们之前的知识系统。这是海外中国学最拿手的，这种研究不是什么发明。
吴亮：为什么他们没有那种全球性的影响力，我觉得是因为它主要集中在学院，又是个很复杂的理论形态，不再诉诸于民众，这与马克思走出书斋后越来越波澜壮阔的思想很不一样，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另外，马克思的时代，欧洲社会主义各种派别林立，公平、反对剥削等主张已经存在，而且欧洲一直有个弥赛亚的传统，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一种很强的煽情力量。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有一种简化原则，除了精英外，民众都能理解，这种简化能力也是今天的新左派所不具备的。
洪子诚：简化的问题，我最近也在考虑。我最近在读卡尔·洛维特《1933：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他里面就有很大篇幅谈论简化问题，他主要针对的是海德格尔，讲简化所带来的危害。我在清理“十七年”的时候，就意识到简化的力量在中国文学包括中国革命中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我可能会比较侧重考虑简化或过分清晰化带来的危害，这是个需要清理的问题。我在“文革”前也写过大批判文章，比如批判《早春二月》、跟严家炎编过《文学路线斗争大事记》，流传很广。把所有复杂的事情都按照某些路线、某些概念简化的操作方式，这个方式目前吴亮可能觉得它的革命意义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我觉得它带来的危害是最大的。包括我们现在谈论问题的方式都是这样的，比如中国作家怎么样，90年代怎么样，很多人都采取一种本质化的提法，细节完全没有了。
另外，谈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跟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我认为是从革命实践活动转向了哲学、文化，转向了学院，这其实是一个失败的过程。桂梅比较有激情，认为可以找到一个替代性的实践方案，我是比较悲观的。
其实我考虑的还是文学内部的问题。可能在对文学的理解上大家存在很多差异，比如说罗岗他们反复强调文学史的框架、包括对文学的想象方式都应当有所改变，不要把它限制在“文学”的范畴内，这就很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对文学与社会历史实践关系的强调，其实从1958年的“大跃进诗歌”、样板戏，到后来“文革”期间的文学实验，都是在朝着这样一个不同于过去资产阶级文艺的深度走，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把文学政治化。80年代我们对此有很大的质疑，认为文学越界了，但现在我们好像又开始承认“政治化”这一理解的维度。
在我的文学史写作中，80年代我基本上否定“十七年”和“文革文学”，在80年代初我处理文学史分期时，就是以50-70年代作为一个阶段，按照新时期前后评价当代文学，但后来我觉得这样笼统的结构是不对的。90年代后，我的变化也不是说完全转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边，而是我觉得它有合理性。这点变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我的基本判断没有变——社会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实践基本上是失败的。不管你说《创业史》、《红岩》、《山乡巨变》怎么好，我也认为它从整体上说是失败的，只是不反对对某些作品有较高的评价。所以，如果要把“十七年”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作为解决我们现在文学困境或危机的一个根源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像韩毓海他们那样，笼统地为“十七年”辩护。比如他为暴力辩护，认为当时需要通过暴力来夺取话语权，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如果真要有活力的话，必须采取一种对话的态度，回到历史的矛盾中去解决问题。
三、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问题
倪文尖：提倡当代文学学科化，我觉得就是把很多问题历史化和具体化，这一点非常有价值。现代文学学科的学科化工作开始得更早一些，在80年代中后期基本成形，但尤其到90年代之后，我们却发现它有很大的问题。我跟罗岗开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课，其中一讲是杂志研究，结果学生准备得很认真，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材料，把我们给吓坏了，说现在关于杂志研究的论文有几千篇，但事实上，其中我们真正觉得重要的也就那么几篇。后来我们议论说，以后学生做论文不许做杂志研究，绝大部分的重复劳动！学科化、历史化、具体化，在现在这样一个过于轻松地生产“批评”的语境下是一个解毒剂，是争取当代文学合法性的有效路径，但我又担心，这会不会很快重蹈现代文学的覆辙呢？
在走向具体，面向历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一些陷阱的存在。首先是陌生化的问题。强调历史化肯定可以钩沉出一些过去未必被注意到的史实和现象，可走向历史也可能面临陌生化的悖论。比如，现在如果看到一个重返80年代的研究成果和我们当年的感受差距非常大的话，我们会觉得不是那么回儿事，而另一些研究用了很多知识，其实只是把我们当时基本的共识和常识给说出来的话，我们也觉得不是那么会儿事。陌生化，我们不认识了，但如果只是还原到细节，没有发现一个过去未被充分证实的现象，没有在一个不是那么轻易被看出来的关系中重新描述的话，这种所谓的回到历史，又有点小儿科。我充分肯定蔡老所说的要把历史说清楚，在清楚的基础上说复杂，不要为了创新胡说八道。但是，我觉得面向历史、回到历史，不等于逃向历史，被动地遁入历史。当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不应该是生产知识，而是生产思想。
我觉得回到历史有两个“回”法，一个是回到“小历史”，一个是回到“大历史”。“小历史”即所谓的语境还原，从知识生产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终点的，翻出几十年前人们没有看过的杂志，肯定能说出新东西，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必须要有一个面向未来的维度，要“问题化”。比如蔡老师研究60年代前期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很多问题事实上仍是60年代所面对的。我自己处理张爱玲、上海文学，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从我的角度而言，也是在跟一个东西打架，就是如何解决市民化、消费和欲望的问题，这也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这些问题事实上就熔铸在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里。因此，如果我们要回到历史，肯定要带着这些问题，是要借用历史化的策略回到现在。我们毕竟完全生活在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结构与历史中，回到历史显然还是要说明我们今天的问题。当代文学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当代”，一个是“文学”，是通过文学读当代，通过当代读文学。说的白一点，还是要回到“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我认为当代文学应该面对这些问题，并且以学科的方式，高度问题化的方式，大历史的方式，面向未来的方式来研究。
洪老师对文学性的固执，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这涉及如何理解文学内在的力量，或说文学经典的力量。文学应当有一种“无能的力量”，这应该是我们心中“好”的文学的标准，它的力量与政治不同，是个“如何可能”的问题。是不是需要把当代文学的某些作品重新经典化呢？当年我们跟王老师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做重要作品纪年，按照当时的文学趣味和眼光，我们认为有正面意义的文学作品才能列入，现在回头看，我认为是落下教训了。我觉得当代文学经典应该首先是有影响力的、当时有分歧的作品。有影响一定是有道理的，人民群众不可能全愚昧，况且绝大部分有反响的作品实际上还是知识分子在那儿反响。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比如罗岗对《哦，香雪》的讨论还应继续，还有《班主任》，虽然是个概念化的作品，但今天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方式把它救活。文学的意义在于表征，透过有影响力的作品可以看中国。文本本身是全息性的，它的含量大于批评，批评总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异质体现，它总是要把作品的意义窄化。好的作品我认为应该包含一种历史的、时代的、重大问题的无意识。这不同于庸俗社会学，不是说以你认为的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去对应文本。好的文学阅读，应当能够发现文本的剩余物，即对文本形式的新的发明，对某种对应性关系的新的发现。文本本身按照某种固化的尺度来衡量或许是差的，但可以发明读法。在经典化作品的同时，在发明一种新的读法背后，其实就蕴含了你关于“什么是文学”的新的想象。
贺桂梅：对我来说，当然历史亲历者的认知很重要，但我觉得研究可以有很多层次，我自己不太在意亲历者的历史是什么，因为历史是有限的，你站在里面或外面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我想起戴锦华老师说，解构理论就是“你锯断你坐着的那根树枝”，我觉得这个表述还不够准确，其实我们坐着的这根树枝本身就是接上去的，只不过我们把它常识化、自然化了，解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它是怎样被接上去的，即去弄清楚理论或知识的前提，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自己的处境有更别样的理解。这可能跟坐在树枝上看到的不一样，但你不能说这不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蔡翔：80年代解决的其实就是个“体”的问题，“文学是什么”——这肯定是个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和解决方式，但这是非常有效的，它非常迅速地建立了一套标准，“审美”变成一个很有用的解释方法。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今天回过头来看可能是非常简单化的，但它们恰恰完成了历史化所达不到的效果，它能回答“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所以，历史化或者语境化也可能是有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它回答不了。具体到“十七年”的文学研究，我觉得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你究竟以什么方法来讨论一个作品。我们现在可能性的工作是把“十七年”文学经典化，指出哪些是比较好的作品。一个时代的好作品肯定是少数，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判断实际上必须通过经典化来完成。
程光炜：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去处理80年代的知识背后的结构性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提出“现代派”，为什么有“文化热”的兴起，包括对一些文学事件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重识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80年代。没有方法论，难以重新激活或重新释放作品；但方法论谈多了，重新回到作品，感觉又很困难。过度密集的历史化、知识化可能导致老是拿一个问题投射到作品上，投射的过程中，作品的丰富性反而被窄化了。
正如刚才文尖所讲的，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保持研究的活力，怎样不很快地自我复制。我有一个愿望，我觉得当代文学应该历史化、学科化，1979年当代文学研究会和现代文学研究会是同步建立起来的，结果人家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学科，我们却仍处于一个批评化的状态，这是我一直不满意的。所谓历史化，就是给大家搭一个平台，建立一种说话方式，用一种知识概念做暂时的固定。不固定没办法研究，但不应该把它很快又变成体制化的东西，这是我们很警觉的。我这些年比较讨厌一个东西，就是拿个理论直接插进去预设问题。比如今年有些博士论文在研究苏区文学现象时，用“欲望叙事”的角度去处理，我不太赞成这种把历史轻浮化的研究方式。我一直跟学生说，我们做历史化的工作，一定要同情历史，一定要贴着它去研究。我自己还是比较愿意在文学史的领域内考虑问题，我会把思想史的东西作为一个背景，但我也跟学生强调，这些东西不能成为我们的判断。今天看80年代，它其实非常复杂，只能小心谨慎地进入这个雷区。当时有各种力量在博弈，很多材料显示了微妙的东西，处理时要谨慎。我现在不太喜欢写得太清楚的东西，因为我担心，历史的发生和进展真的就那么清楚么？当然也可能是我缺乏清楚的能力。
文尖讲的很好，我觉得文学史研究最后还是要回到作品。80年代让我们感动的地方，首先是因为文学作品，倒不是那些知识。比如《晚霞消逝的时候》当时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可隔了20年我再读它时仍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这是我很希望了解的历史秘密。所以我想，80年代里面有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是它让我们感动，让我们这代人的精神生活很健康、很充实，感觉没有白活的。当然这只是从感性的层面讲，如果回到理性层面，即学术研究层面。我们恐怕还得清理80年代的作品，对它们重新做筛选的工作。我和学生们讨论过多次，要编个“80年代作品选”，做一些挑选和淘汰的工作，但是难度很大。拿我学生李云的话说，是如何在“历史化”与“文本细读”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在这个意义上，完成80年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是迟早要做的工作。没有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当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性就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我所说的“问题和方法”，并不是说已经有什么清楚的理论和概念，而是说我们应该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建立几个点，通过这些点，才能建立类似一个海洋石油勘探那样经得起历史风浪的文学史研究的平台。
蔡翔：我觉得今天应该更加强调文学研究的个性和个人选择，大家再进行交流，没有哪一个可能是终极的、最正确的，确立这种讨论的风气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做当代文学研究好像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讨论“中国的文学”，在中国的语境中去讨论，另一个可能是兴趣点，讨论文学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最理想的方法肯定是把“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的中国”合在一起，当然真合起来也可能成为一个大而全的东西。我个人的兴趣可能是“文学的中国”的路子，就是看文学的中间或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中国问题。谈到理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做法背后都有一套理论支持，只是理论不一样而已。
我们今天面对的仍然是一个“体”的问题。“体”是个本体论的概念，强调“是什么”。当年费孝通说中国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今天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多元一体”，今天我们都进入历史主义，但怎么考虑本质化的东西。洪老师在《问题与方法》里辨析得很清楚，他用了伊格尔顿的说法，既反对本质主义，但本质化的说法也不能完全被排斥。今天只要牵扯到本质化，肯定存在简化的可能性，但没有这个就没有判断标准，而标准又是文学批评存在的前提。本质化的东西、简化的东西当然会牺牲复杂性，但关键还是看怎么做。我们面对一个问题，说了那么多历史化，但最后还是要走向一个本体论的建构要求。
罗岗：某种意义上是反文学史、对文学史提出质疑，但最后还是要回到文学史，只不过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下。
蔡翔：我想在做一个简化的建构工作之前，肯定是要做大量的复杂性的工作，这个大家目前都在做。但在所有复杂性的讨论完成之后，肯定还要重建一个本体图景。只不过这个图景一旦被建构起来，我们又必须面对它被再一次颠覆的可能性。
另外，我补充一点，一个能够在文学史上存留下来的作品，我同意光炜的说法，它得有历史性和影响力，但这个影响其中包含了一点，这个经典必然能引起后人的挑战、反应和克服。比如你提到《晚霞消逝的时候》，后来文学对它的克服和挑战都是指向“人性”问题的，这也就是异化讨论后来为什么不会有很大反应的原因，因为在当时人道主义这些东西已经不是问题了。当然它对人道主义的克服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用荒谬来克服人性。但真有《晚霞》中那样美的东西吗，有那么普遍的善吗，我们那会儿可能更愿意用萨特、加缪的东西。一个作品存留下来，只有把克服挑战这些因素包括进去，才可能形成一个文学史上的延续性。
姚丹：我最后谈谈文学研究的疆域和边界问题吧，即跨学科的研究能到什么深度？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不是文学家能够理解和认识的世界，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你会强烈地感到银行家、金融资本家对这个世界的控制。贺桂梅现在用“世界体系”、“现代化理论”来研究，给我很多启发，但涉及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她却没有说服我。你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80年代很好，但是又怎样呢，对整个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去解释，我们缺乏一套像马克思提出剩余价值一样，让大家都能信服的话语。在这个前提下，我想追问，文学研究去做什么，即回到文学的问题。所以我很同意文尖的提法，比如文本含量的全息性，这与文艺批评家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话语研究做出的分析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做“十七年”就明显有这样的感觉。
归根结底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要不要界定学科研究的边界，另一个则是，回到文本，我们从哪里再出发。
(本纪要根据研讨会录音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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