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1]2003年在《中晚唐文人音乐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文学与音乐这两门艺术的交融自古就相伴相生，对于音乐文学的研究也一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相对而言，在文学与音乐的结合过程中，文学为了配合音乐的节奏、旋律往往改变要在体式与格律上有更多的改变从而形成一种特定的美学风格。由于我国古代的记谱法的不完善，这些音乐今天绝大多数已经不能歌唱，今天，这些过去的音乐文本都以一种纯文学的面貌出现，而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窥探到当时人的娱乐方式，也可以看见在当时人在娱乐中透出的思想与感情，甚至也可以从中发现某些社会的变迁在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中烙下的历史痕迹。本文便是试图通过对中晚唐时期文人这一特定阶层在音乐文学中的创作的研究，来描述一个尽可能真实的艺术文化环境并且就其中透露出的社会变迁的轨迹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郭悦琦[2]2016年在《白居易诗文之夷夏音乐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个经历了社会巨大变革与跌宕的时代,中唐虽然历时短暂,然而在历史、文化上却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作为唐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白居易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中唐时期,他不仅是一位文坛领袖,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音乐家。由于他创作的涉乐诗文数量众多,位居唐人之冠,尤其他的特殊身份,其音乐视界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故其涉乐诗文具有某种特殊性,在我国古代文人音乐研究中具有相当的地位及影响。而这些涉乐诗文在呈现唐代文人音乐观念的同时,亦可反映中唐社会音乐文化的面貌。目前学界对中唐时期夷、夏音乐发展状况、繁盛程度研究较少,且存有争议。本文希望通过白居易涉乐诗文的音乐学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做出一点努力,为多角度、多层次的人物与音乐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尝试。具体研究思路是: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整理爬疏白氏的涉乐诗文,了解白氏涉乐音乐诗文的状况,之后借鉴“社会学”视角对白居易多重身份及所处空间进行分析,进而考察中唐夷、夏音乐繁盛程度与关系,及其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影响。本文结构分为绪论、本论、结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涉及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内容。第二部分共分为叁章。第一章是对资料的客观呈示,即整理出白居易全部诗文中的音乐资料,并对其进行归类;第二章是在第一章整理出音乐资料的基础上,从宫廷、文人、民间、宗教角度进行考察,以讨论其涉乐诗文中反映出来的不同的社会空间;最后一章是总结性篇章,通过前两章对白居易涉乐诗文资料的呈示,进而从白氏涉乐诗文中所涉及的夷、夏音乐的特征进行分析,并由此看中唐音乐之夷、夏之别。第叁部分为结论。在前文考察论证的基础上,总结白居易涉乐诗文中所反映出的中唐夷、夏音乐面貌,并以此侧面来理解中唐音乐的文化特征。
张莉[3]2011年在《唐元和时期音乐文学研究》文中认为唐代的音乐与文学的发展都是十分繁荣的,作为唐代的中兴阶段的元和时期自然也不能例外。本文试图从与音乐结合的角度来看元和时期的文学创作的状态与特点,即对元和时期的音乐文学进行研究。本文分四章进行阐述。第一章绪论,分别介绍了元和时期音乐文学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和本文的研究构想以及所采用的方法。第二章是宫廷音乐文学,对元和时期的礼乐制度背景,宫廷音乐文学的类型以及特点进行了介绍,其中就宫廷音乐文学创作相关资料在史籍记载中有出入的地方用文献学的方法进行了比对和探究。第叁章是文人音乐文学,对元和时期文人音乐文学从繁荣原因、创作类型及传播方式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就中唐时期《竹枝词》的创作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论证了关于刘禹锡《竹枝词》创作地点中存在的争议及其往往被当作《竹枝词》创作第一人的原因。第四章是民间音乐文学,将元和时期的民间音乐文学分为自娱性的踏歌、民谣和表演性的戏弄、讲唱两方面进行论述,介绍了其创作及特点。最后的结语部分,对正文部分进行了梳理总结并指出了元和时期的音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刘斌斌[4]2015年在《中晚唐民间音乐文学的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文学与音乐这两门艺术的融合自古就相伴而生,对于音乐文学的美学思想研究也一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相对而言,在文学与音乐的结合过程中,文学为了配合音乐的节奏、旋律往往要在体式与格律上有更多的改变,从而形成一种特定的美学风格。由于古代的音乐大多反映了当时民间音乐文学的创作氛围、文化背景与思想背景,因此通过研究古代的音乐文学,可以很好地展现当时人们日常的娱乐方式以及在不同皇权影响下文学与音乐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将运用考论结合、文史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以及比较研究、多学科相交叉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中晚唐民间音乐种类的概念进行理清,并且把民间音乐文学进行时间与空间上的细化和深化的处理,将中晚唐时期音乐思想与音乐文学做全面综合性的深入研究。
张若曦[5]2015年在《唐代复古运动对古琴音乐文化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晚唐是一个由盛世走向衰落的时代,在衰退的经济和逐渐失去统治力的政治背景之下,身处政治中心的文人士大夫切身感受到了国家正在走向衰退,身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也正在随之而淡化。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们内心所产生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在隋初就已经初现端倪的复古思潮之下,又进一步提出了古文运动的主张,倡导“文以载道”、“不平则鸣”、“气盛宜言”,反对华而不实的骈体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仅影响了唐代文学的发展,对于文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古琴音乐也有很大的影响。在音乐文化方面,中晚唐是音乐文化下移的时代,宫廷音乐的衰落带动了民间音乐和文人音乐的发展。盛行一时的复古思潮观念也被文人们带入了以古琴为代表的文人音乐中。本文在文学史、历史学和音乐史的交叉视角下,探讨中晚唐时期复古思潮影响古琴音乐发展的原因、嬗递以及给我们当代人的启示,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复古思潮以及中晚唐时期古文运动产生的背景。盛行一时的胡乐和俗乐挤占了礼乐和雅乐的生存空间,让文人士大夫阶层产生了传统文化会被外来文化同化的危机感,加之由于重用胡人而引起的安史之乱造成了唐王朝的一蹶不振,故而文人阶层普遍产生了对于外来文化的抵制情绪,倡导传统儒家思想也成为了众望所归。第二,复古思潮对于古琴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音乐方面,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文人音乐是这场运动最直接的受益者。在发展古琴演奏技法的同时,琴乐作品表现儒家理念的精神实质被再次强调,文人士大夫怀古之情被重新激发出来,前代作品得到重新的整理和再度发展,斫琴工艺的大发展和减字谱的出现也为琴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第叁,中晚唐时期古琴音乐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对我国当代音乐发展而言,对于唐代琴乐的发展的研究,已不仅仅是为了探索唐代复古思潮对于音乐文化的影响。在外来音乐文化和传统音乐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如何处理传统音乐文化与现代音乐文化、西方音乐文化之间的平衡关系,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传统音乐文化已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这就使我们必须在保护和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有利因素。在维护汉族音乐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将外来音乐文化收为己用,才能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同时,在当代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此项研究依然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杨婷婷[6]2009年在《从四部类书乐部看唐人音乐思想的特别样态》文中认为类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文献。它将文献或文献中的资料,按内容分门别类的组织起来,因摘录内容的分类汇类而得名。现存较完整且较知名的有虞世南(558-638年)编着的《北堂书钞》、欧阳询(557-641年)等奉高祖之命撰集的《艺文类聚》、徐坚(659-729年)等奉玄宗之命撰集的《初学记》,以及白居易(772-846年)撰集的《白氏六贴》被后世并称作唐代四大类书。唐代四大类书乐部因其“以类相从”的分类体系,“百科全书性”的内容特点成为研究唐人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文本材料。本文除了沿用前人文献学、目录学的研究方法以外,受葛兆光先生的引导与启发更多的引入了思想史的研究视角,旨在通过对唐代类书乐部分类体系、编纂内容以及编纂思想的分析与研究,观察唐人所能够想象到和把握到的音乐知识与音乐思想世界的秩序、规范和边界,其所折射出的儒家守成主义音乐美学思想与唐代开放、多元的音乐审美实践之间形成了很有意味的悖论,提示我们,唐代思想史的特别面相,一般原理上,即是儒家入世观念影响下的公共生活界面与释、道出世思想影响下的个人生活界面共存、相交。“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白居易作为《白氏六贴·乐部》的编纂者、唐代文人中与音乐关系最深的代表,无疑成为我们解剖唐文人矛盾审美观念的典型标本。目前,学术界关于唐代类书乐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类书乐部全元音乐文化景观进行观察研究的论述更是少见,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唐代音乐美学思想中“崇雅”与“爱俗”问题的认识应当说还未有所闻,即使通过其他研究方式注意到了这一美学样态的存在,也往往只是作为问题被提出来。本论题借助唐代类书乐部,在唐代思想史的背景下对该问题的分析与解答将会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龙成松[7]2016年在《中古胡姓家族研究》文中提出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时期。不少出身北方民族的胡姓家族,贯穿于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宗教、艺术、文学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自身的兴起、发展、蜕变过程,即是一部微观的民族史和文化史,这即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绪论是对论题范围、研究回顾以及研究旨趣的概述,其中重点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是为全文的总纲。绪论之外分为族源研究、地域研究、文化研究叁个部分、十个章节展开。这叁个板块的设计,是据于胡姓家族研究成果的提炼以及胡姓家族之间内在联系的总结。其中族源研究部分主要关注胡、汉融合中相关认同因子嬗变的问题,如族源追溯、姓源神话、郡望攀附、谱系建构等,希望借助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个案以及一些微观情景的剖析,深入探讨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地域研究部分重点在胡姓家族的融入汉人地方社会进程中的诸问题,包括胡姓家族内部结构的凝聚和分化,地域分布、聚居,地方认同等,而粟特后裔会稽康希铣家族正好提供了剖析胡姓家族地方社会的经典案例。在前面两个部分的基础上,文化研究部分选取了宗教、族群文化、经学、文学四个方面的家族案例,点、面结合,试着勾勒中古胡姓家族的文化群像,概观地认识这一群体在中古文化史上的影响。族源研究部分包括叁章内容。第一章是对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关系的考察。族源叙事广泛存在于人物传记、碑志、谱牒等文献中,而胡姓家族族源叙事呈现出叁种主要类型：居边、封边型；避地、没蕃型；因官、出使型。这叁类模式化的族源叙事,各有其历史的渊源及现实的背景,而皆与民族关系、民族文化有关。胡姓家族的族源叙事在结构上呈现出回环、分支、层递叁种主要特征,也渊源于古代经典民族叙事文本。通过中古时期碑志文献中“五帝”族源的统计,我们发现胡、汉之间的族源追溯各有特点,而“黄帝”认同的形成与北朝时期胡姓家族普遍攀附“黄帝”的“倒逼”作用有关,这是中古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原理。第二章是对胡姓家族谱系建构的研究,其一、二、叁节概述了胡姓家族谱系文本的基本类型,传播、接受情况,以及谱系建构在胡、汉族群认同中的意义,重点分析了胡、汉谱系伪冒的问题。第四节窦氏家族谱系文本层累的个案研究,梳理了中古时期鲜卑窦氏谱系嫁接到汉人窦氏的过程。第五节独孤及的家族谱系建构个案分析,则从独孤及的文化心态和盛唐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独孤通理灵表》这一重要独孤氏谱系文本的内涵。第叁章是对《氏族论》的研究。《氏族论》是中国古代谱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古时期胡、汉氏族问题在理论上的集大成之作,是胡姓家族研究的理论指南。本章在前人基础上,对于该文的作者、史源、理论渊源等问题作了重新考订。《氏族论》原本依托韦述、柳芳等人修撰《唐书》“氏族志”而存在,其内容来源于韦述的谱学着作,在编入《唐书》时柳芳可能作了增补,遂留下了龃龉的痕迹,可以据此复原其文本形态。该文所宣扬的氏族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隋书·经籍志》谱牒类叙录,但渐染了天宝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氏族理想。地域研究部分包括两章内容,其中第四章为总论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第一节围绕胡姓家族的“房”和“郡望”发育两大问题展开。胡姓家族“房”的萌芽,说明家族形态、结构发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胡姓家族郡望的诞生,表明他们地方化程度的加深。本节通过对主要胡姓郡望分布历时、共时演变的分析,勾勒出了中古时期胡姓家族地方化的一些整体特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向上表现为京邑的规模聚居,向下表现为乡村世界的零星活动,本章第二节以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的胡姓家族分布为例,基于笔者设计的唐两京胡姓家族宅第分布数据库,通过宅第的共时、历时分布规律,对胡姓家族在两京的聚居和分化情况作了总体的概括。其中窦氏、于氏家族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家族聚居和分化的规律。第叁节转向乡里村落世界,对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活动作了钩沉。因为族群文化特征的不同,西域系和鲜卑系胡姓家族的地方进程不同步,侧重也不同。本节重点描述了西域胡人如何从蒙着浓厚族群性色彩的聚落转变成地方家族的过程,以及过程中他们“乡里意识”的变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不乏诗意的描绘,本章第四节即是对胡姓家族“双家制”与“双城记”诗意生活剪影的论述。“双家制”生活围绕园林、别业、池馆等展开,而游乐行赏、文人雅集、宗教需求是其主要的内容。胡姓家族双家生活的“诗意栖息”,表明他们已从文化上贴近了地方社会。地方认同在胡、汉之间得到双向展开,这是本章第五节所关注的主题。胡姓家族地域认同产生一个重要指标为乡土情结,这从穆宁和白居易的乡里意识可以看出。祖茔也是地域认同的重要因素,从族群互动原理看,孝文帝以来胡姓家族聚葬洛阳的运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汉人归葬洛阳的潮流。汉人地方社会对胡姓家族的认同和反馈,则通过地方知识和文本(地方志、地方传说、祠祀系统、文学书写等)传播。本文第五章,运用胡姓家族地方化的相关原理,对会稽康氏家族作了个案研究。康氏会稽望的所指,荣新江先生有异见,本文结合康氏郡望的演变规律和康希铣家族的地方文化遗迹,提出了一种新解。会稽康希铣家族是唐代前、中期非常有影响的粟特族裔文化世家,文中重点阐述了其家学渊源和主要成就。文化研究部分包括一章总论和四章个案研究。胡姓家族的族群出身及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同于汉人的文化习得过程,本文第六章即是相关问题的总述,其中重点介绍了与文学相关的一些微观情景在胡姓家族文化身份转型中的意义,以为后面四个案例研究张本。文化的外延很广,本部分的后四章,从宗教、民族文化、经学和文学四个方面,分别选取了侯莫陈琰、王硅、何妥、于邺四个胡姓家族作为案例研究。敦煌所出侯莫陈琰所撰《顿悟真宗要诀》,是禅宗北宗早期重要文献。传世文献和近年新出石刻、墓志揭示了北朝以来莫陈氏族人佛教信仰的渊源,而侯莫陈琰家族与萧岿、徐彦伯、徐浩、汤贲家族的联姻,也贯串着宗教的因子。通过对辑本《元和姓纂》候莫陈氏改姓陈氏条所载内容的辨误,我们推测唐代着名画家陈闳出自候莫陈氏,而陈闳所画《六祖禅师像》推崇北宗,正好契合候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北宗禅法的统系,是其家世信仰的延续。王琏是唐初着名的文儒,但史载其祭祀祖先“不营私庙”,有违礼法。考王琏家世出于乌丸,而包括乌丸在内的中古、近世东北民族,深受萨满文化影响,祭祀特征迥异汉人。王圭不营私庙正是遗传了家世民族文化之因子并熏习关中萨满教文化的结果。与王圭同出乌丸王神念的唐玄宗王皇后一系,也存在萨满教信仰的痕迹,可以作为对照。何妥是中古经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留下了不少《易》、《礼》、《乐》相关论着,同时还有一些富有特色的诗文,史传和新出敦煌史料可证其出于西域胡人。因为家世“异域之血”而生平、学养兼擅南北,所以何妥的经学思想表现出某种特异性,这为经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民族学的视角。何妥一生最大的争议是开皇议乐中被诬为“佞人”,但通过相关史料的辨析,本文中我们将为他“翻案”,重塑其杰出胡姓经学家的形象。河南于氏家族是中古时期少见的胡姓士族和文学世家,其中于武陵、于邺生平的纠缠和诗集的互见重出,是文学史上一个难题。新出崔特夫人于氏墓志,揭示了诗人于邺家世的重要信息,缝合了其家族谱系,这是辨清于武陵、于邺生平的重要史料。结合二人可靠的生平事迹,通过二人诗集版本的排查比对,可以厘清二人诗歌互见重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原二人诗集的原貌。上述四个案例中,我们并不强调胡姓家族自身单一的文化因子,而希望借助婚姻关系、政治关系、地域熏习等联系,将胡、汉文化整合在一起,这是本文以“共同体”取代民族融合叙事观念的集中体现。
胡秋妍[8]2018年在《唐五代词本事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代诗歌,从它的产生开始,就伴随着本事。随着文学的演进,本事批评也在不断地发展。孟启在《本事诗》序目中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着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成为直接的本事批评之始。唐五代时期,词体文学生成并逐渐成熟,词的本事也就蕴涵在词调、词人与词作之中。因而对词的本事的探求,既是阐释词的一种手段,也是解读词的一种方法。基于此,本选题集中于唐五代词本事的研究,旨在搜集词调本事、词人轶事、词作本事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本事批评的方法尽可能还原唐五代词的创制、演唱、传播时的情景,选取新的视角在梳理唐五代词本事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力图解决唐五代词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唐宋词学研究,因为词乐的丧失,给予研究者带来巨大的困难,也是长期以来困扰词学研究的最大瓶颈。如何从特定的层面探讨词体产生的本源,挖掘影响词体发展的各种因素,就是研究者需要倾力解决的问题。从本事生成与批评的视角展开唐五代词的研究,是本选题致力尝试的方向。本论文共七章,第一章《唐五代词本事的范畴与语境》是对本论题的理论准备,也是对研究路径的总体思考。在“缘事而发”“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理论观念统摄下,强调作为文本语境的唐五代词本事,进而考察唐宋词人的本事观。第二章至第四章集中于词调本事的考论。首先是搜集、考证唐五代时期为文人常用的词调的本事、源流、声情、风格等,并结合具体实例论证词调本事与“唐词多缘题”这一特点之间的紧密关系。其次是集中于《云谣集》与《花间集》的对比考察,认为《云谣集》是“教坊曲子词”,《花间集》为“诗客曲子词”,从“教坊曲子词”到发展到“诗客曲子词”,体现了唐五代词史发展的大方向。再者是从《临江仙》词入手,考察其本事生成和主题演变情况,阐述其创调本事与情感来源。第五章至第七章为词人与词作本事的研究。首先是从李白及其作品在唐五代时期经典化过程中参与本事“层累型”书写的多种力量,来探讨唐五代时期文人对李白的接受,进而从《清平调》本事的书写考察李白对音乐、诗律、词律的掌握,探求李白由声诗、乐府等音乐文学创作向词体文学创作的转向。其次是通过考察温庭筠两种与音乐有关的文体即乐府倚曲和词的创作,揭示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内涵,并探讨在唐五代时期音乐与文辞相辅相成的关系。再者是以韦庄、李煜为中心,从“有我”之作即词作中抒情主人公为创作者情况入手,揭示词文本与词本事的互动生成关系,以及词本事对词阅读的介入情况。
张兰芳[9]2015年在《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领域涌现出的无数名家杰作之所以为人敬仰,缘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人类艺术史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新创造。追求独创性风格,历来是创作者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对风格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也是众多理论研究者所关注的热门论题。目前,关于古代艺术风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各门类艺术的具体研究或断代研究上,而将古代各门类艺术视作一个整体,从宏观层面对其共性风格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至今付诸阙如。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层面对古代各门类艺术所具有的共性风格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必要。古代艺术风格的形成,对影响古代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作了系统性分析研究。本文认为风格的形成与事物发生的原因之间具有共通性,可从地点、时间、人物叁个维度予以思考。风格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创作主体通过艺术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中所呈现出的稳定而独特的整体风貌与艺术特色,由此提出地理环境、时代环境和创作主体是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艺术风格是叁者融会贯通、共同作用的结果。古代艺术风格的类型,从类型学意义对古代艺术风格类型作了研究。本文在对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发展脉络梳理概括的基础上,发现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之间具有类型化的趋向,划分的依据与角度不同,所得风格类型也不同。由此提出从“形”、“意”、“文”、“法”、“气”五个方面来建立古代艺术的基本风格类型：简约与繁丰、含蓄与明快、素朴与华丽、谨严与疏放、阴柔与阳刚,以实现多重审美角度下对古代艺术风格的全面观照。古代艺术风格的特征,对艺术风格的一般特征和品评特征作了研究。风格一般特征是各门类艺术都具有的共性特征,任何层面的艺术风格都必然具备独特性、多样性、稳定性、变异性以及归属性特征；对风格品评特征的概括,基于古人对风格品评的重视,常采用“以物譬喻”、“分级品第”的方式品评作家、作品风格,由此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话语系统,风格品评的意象化、品第化特征,代表了古人认识与理解风格特征的独特视角和审美情趣。古代艺术风格的发展,对风格发展的规律、路径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作了研究。本文认为古代艺术风格不断承传发展,符合辩证法发展规律,这一基本规律就是“通变”；由于不同时代创作主体始终秉持“师古”、“师造化”、“师心”的发展路径,推动艺术风格在保持历史继承性的同时不断发展嬗变。古代艺术风格影响后世艺术创作是必然的,且历时越久,风格面目越多,为后世所提供的资源储备与典型范式也就愈加丰厚,受顾颉刚“层累说”思想启发,本文提出古代艺术风格以“层累”态势影响后世艺术创作,且主要通过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展开,体现为内容的衍生、演变与形式的延续、拓展。
王书艳[10]2013年在《唐人构园与诗歌的互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代文人争相构园,并亲自参与构园,从相地选址、布局立基,到迭山置石、凿池引泉、移栽花木、构置亭台每一构园细节都融入了主观情感,掀起了一股构园热潮。唐代文人在构园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园林景观理念与建构体系,并且在构园的相地原则、因借艺术及对比手法的运用上也多有开创。“栽菊伴吟诗”,唐人一边构园,一边吟诗,用诗歌记录构园生活,吟咏园林景致,构园与诗歌交织在一起,构园拓展了唐诗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及诗歌功能,诗歌吟咏对构园有了诗意的提升、情感的赋予,使园景物象与诗歌意象互存并生,园林意境与诗歌意境互通互融,并对后世园林的建构多有影响,诗歌与构园互相影响互相推进。本文从叁个层面入手,首先对唐代园林的建构情形进行历史梳理,在史料梳理的基础上考察唐人构园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并且考察诗歌对唐人构园及后世园林建构的影响。论文主体分为上篇与下篇,上篇从整体上论述唐人的构园情形、构园与诗歌的互动关系；下篇以构园的四大要素山石、水泉、花木、建筑进行结构,具体详细论述唐人的构园生活以及构园要素与诗歌创作的互动关系,上篇与下篇既相互照应又互相补充。上篇分为叁章,第一章概述唐人构园的社会风气与建构情形,呈现唐人构园的景观理念、构园原则与技艺手法,并在此安排第四节论述园林类唐诗的文献价值,既是对前叁小节的总结又是对下面两章的总起。第二章论述唐人构园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园林的建构落成、游览品赏、离别忆念、荒废变迁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内容；闲适的园居生活形成了疏散诗风、游戏语言,促进了组诗形式的发展；同时,诗歌反映日常生活的功能、诗歌的交际功能与娱乐功能也多有拓展。第叁章论述诗歌与构园的互动,园景物象走进诗歌成为诗歌意象,浸染了丰富文化内涵的诗歌意象又进一步物化为园林景观,园林景象与诗歌意象互存并生；唐代文人构园与诗歌创作讲求意境营造,两者在审美趣味、营造手法与审美追求上具有相通之处,诗境与园境互通互融。下篇以四大构园要素山石、泉池、花木、建筑进行组织安排,并依此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构园中的山石与诗歌,唐人的堆山置石使咏石诗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咏石诗又对构园的选石标准与构园堆山的写意手法、真假理念深有影响；第二章论述构园中的水景与诗歌,以池与泉为个案剖析池、泉的诗意内涵及其对园林景观设置与意境营造的影响；第叁章论述构园中的花木与诗歌,唐人丰富的种植诗保存了唐代花木的种植历史,并对后世构园中花木的栽植原则、文人志趣多有影响；第四章论述构园中的建筑与诗歌,以亭与窗为个案说明建筑意象与诗歌艺术间的互动影响。在论述每一构园要素时都从园林中的建构情形、与诗人相关的行为方式、与诗歌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诗歌影响下的审美内涵这几个方面进行剖析。唐代文人堆山置石、凿池引泉、移栽花木、构置亭台,使园林成为一个蕴含了文人情操与志向的象征系统,园林的物质建构序列上升为精神建构序列。通过对唐人构园与诗歌之间互动关系的解读,可以发现园林不是孤立的静态的人工建筑,而是饱含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动态空间,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唐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隐逸心态等都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参考文献：
[1]. 中晚唐文人音乐文学研究[D]. 张斌. 苏州大学. 2003
[2]. 白居易诗文之夷夏音乐考论[D]. 郭悦琦. 西南大学. 2016
[3]. 唐元和时期音乐文学研究[D]. 张莉. 西北大学. 2011
[4]. 中晚唐民间音乐文学的美学思想研究[D]. 刘斌斌.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5
[5]. 唐代复古运动对古琴音乐文化的影响[D]. 张若曦. 中国音乐学院. 2015
[6]. 从四部类书乐部看唐人音乐思想的特别样态[D]. 杨婷婷. 西安音乐学院. 2009
[7]. 中古胡姓家族研究[D]. 龙成松. 武汉大学. 2016
[8]. 唐五代词本事研究[D]. 胡秋妍. 浙江大学. 2018
[9]. 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研究[D]. 张兰芳. 东南大学. 2015
[10]. 唐人构园与诗歌的互动研究[D]. 王书艳.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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