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一个研究的新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精神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5)01-0009-06
1993年12月，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注：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7日。）。2003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注：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7日。）。两位总书记在讲话中都将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的“精神”在范畴上并列。近年来，已有海内外学者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中使用“毛泽东精神”的概念，有学者更明确主张应将毛泽东精神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认为毛泽东精神比毛泽东思想更具恒久的价值和魅力（注：台湾学者李敖提出“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在2003年全国高校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应将毛泽东精神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进行研究。）。尽管这些提法角度各异，有着不同的语境和所指，但均反映出要把毛泽东的“思想”和“精神”在范畴上区别开来的意向，反映出要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做出新概括的诉求。
一、将“毛泽东精神”作为一个独立范畴进行研究的意义
21世纪初的中国，无论是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阶段，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选择，都需要对20世纪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加以总结、概括、继承和发扬，以为当今中国提供精神资源、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越是全球化，越需要民族的共同认同，越需要增强民族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这一历史的辩证法，已展现为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和民族化浪潮持续高涨的双峰并峙的对联式奇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对20世纪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研究、梳理并给以统一的命名，是我们所处时代提出的更强烈的民族认同需要的需要。
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政治的转型时期。相应地，也是我国人民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活态度、道德标准以及内在精神世界发生急遽变动和更新的时期，新的民族精神正在形成而又尚未形成。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更需要我们格外重视和珍惜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以为我们中华民族凤凰涅槃般的社会大转型提供精神支撑。许多国家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经验表明，其社会转型的速度乃至最终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自身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得益于其占有和利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多寡。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国家的实现，都离不开思想道德和精神资源的滋养和支持。离开了它们，所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不是迅速崩塌就是变形，是无法为民族的长远发展奠定制度基础的。
从我国未来的奋斗目标来看，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改革开放、昂扬有为的自信姿态，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坚定意志和基本诉求，更是当今最具震撼力和时代感的实践口号。然而，“社会主义”也罢，“民族复兴”也罢，毛泽东及其代表的那个时代，都是它们的历史起点和历史源头，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和我们明天所要实现的，不过都是那个时代的继承和发扬而已。因此，以科学的态度审视、研究、归纳和整理20世纪的精神遗产，就不单是一个免于数典忘祖的道德谴责问题，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道路”和“目标”选择的内在要求，是这种选择在实践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一项基本工作。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要在21世纪实现既定的目标，需要我们对20世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所继承，有所发扬。那么，人们不禁要问，20世纪中华民族最伟大、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应该如何指认？这是继承和发扬的前提性问题。一旦做此追问，将“毛泽东精神”作为一个范畴来对待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凸现出来。
二、用毛泽东精神概括和整合20世纪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毛泽东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在他和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和苦斗，使中华民族从苦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昂然挺立起来，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他们的伟大实践活动，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且在整个20世纪人类史上留下了最为可歌可泣的一笔。在这史诗般酌宏阔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众多至今仍激励着我国人民奋勇向前的精神财富。精神财富是需要继承者认真整理、提炼、打磨和整合的，因此，从宏观上对毛泽东时代的精神现象和精神本质予以一个总体概括，在概括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整合，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当我们从精神层面来梳理、概括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内涵和特征时，便会遇到丰富而纷乱的景象，既感到毛泽东及共产党人群体人格精神的深沉博大、熠熠生辉，具有恒久的精神价值，又有叙说不出、叙说不准、叙说不全的捉襟见肘、左支右绌之感。究其原因，除了精神现象的归位困难，也与对精神现象命名的繁散有关。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神精”、“好八连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刘胡兰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还有更笼统的“革命精神”，等等。这种仅从一个层面或某一个方面来指称的现象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却不利于我们今天从更高的层次、更全面的角度来完整理解和把握那个时代的精神实质和精神风貌。因此，将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精神现象进行条分缕析的清理、归类、整合，并给以一个统一的命名，就成为一种必要和责任。
在笔者看来，将“毛泽东精神”做为一个独立的范畴，研究毛泽东精神的内涵，为其划分层次，厘定界限，找出各个精神层次中的内在联系及互动机制，探讨这种精神的表现形式和表达规律等等问题，不仅是梳理、整合20世纪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资源的内在需要，而且还是梳理、整合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精神资源的需要。毛泽东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是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象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当然，这并不是说毛泽东精神就完全等同于20世纪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具体内容和体现方式要更广泛、更丰富，几乎各个阶级、阶层和群体都或强或弱的反映着、体现着这种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它们除了集中体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之中，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领域、各个社会阶级、阶层的不同人物身上。因此，使用“毛泽东精神”的范畴，可以起到统领和代表民族精神的作用，以最直观的形象语言反映那个时代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本质内容。这样，毛泽东精神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符号，更是象征20世纪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丰碑，还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将20世纪中华民族最伟大、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也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7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名字本身就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理想、未来和希望。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共产党，而且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正因为如此，江泽民、胡锦涛等在谈到毛泽东时，都一再将“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三者并列。毛泽东是20世纪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倡导者、实践者和体现者，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他的博大胸怀、他的高尚品德、他的非凡的人格魅力都已成为这种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而毛泽东个人的外在形象和精神气质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直接表征，成为我们民族普遍而恒久的记忆。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可以使这种民族精神如同毛泽东的名字和形象一样，成为我们民族的恒久记忆，成为澎湃于我们民族血液中的精神元素。它不仅活着，且为我们民族的不断开拓创新、不断迈向新的辉煌提供动力，提供智慧，提供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民族认同。可以说，这也是本文极力倡言将“毛泽东精神”做为一个范畴，而不是一个随意性很强的普通概念来加以研究和使用的出发点。
三、“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区别
首先，“思想”与“精神”的内涵不同。思想是指理性认识（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6页。），“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9页。）。因此，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6页。），它既包括思维、意志、情感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人的一般心理活动等无意识方面。精神可以包含思想，但其涵盖面要远远大于思想；思想是精神的组成部分，是某种精神的体现，但思想涵盖不了精神。
其次，两者的具体形态和表现方式不同。思想作为一种理性认识，具有较鲜明的理论特征，它与概念、逻辑、推理、论证、检验、结论等联系密切，呈现的是一种理论形态，它多是用规范的语言表达出来，具有抽象性。而精神则具有较鲜明的情感特征，它与价值、意志、气质、格调、境界、德性，甚至喜怒哀乐、个人好恶等相联系。思想可以通过讲话和文章很好地表达出来，而精神除了可以通过“言”得到传达外，更多的是通过“行”传达出来。是从情节、过程、形象等非语言的行为中体现出来，具有较强的感性特征。这种不同，也可以视为两者的载体不同。因此，精神的表现形式重在“体现”而非“言说”。例如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主要从学理上回答什么是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等内容，它重在讲“理”。若将其放到毛泽东精神中来看待，则重在实践中的求真务实的态度、作风和勇气，是在革命和建设道路中所展现的不屈不挠的求真务实的精神品格和坚定意志：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两者固然有联系，但侧重点是有很大不同的。精神更感性，也更感人。
最后，两者的社会功用及其发挥方式也有不同。以“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精神”为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概念的严谨的表述，是从来源、性质、过程、范围、创立者等方面为其划定严格的界限，它偏重于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连续性，起着政治上的认识和指导作用，这一定义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会议做出的政治决议。当然，这种界定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有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会被这种严格的限定划在这一范围之外，因而不便于进一步展开研究。而毛泽东精神则有不同，“精神”一词广阔的涵盖面决定了“毛泽东精神”的巨大包容性，它可以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那个年代里的言行、举止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情感态度、精神境界等等全部统摄起来。“毛泽东精神”的巨大包容性决定了其具有较强的民族性、社会性和集体无意识性等特点，使其拥有较强的社会渗透能力和社会整合功能。如果说“毛泽东思想”重在政治功能、认识功能和实践上的指导功能，而“毛泽东精神”则重在软性的社会整合功能。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通过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性地给社会指示方向，而“毛泽东精神”则是通过熏陶和感召来给社会提供精神能量。
由此可见，“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无论从来源、具体形态、表现方式、社会渗透力乃至社会功能都有相当的不同，两者有联系，但两者不能互相取代，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把“毛泽东精神”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进行研究和使用，不仅不会影响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而且会使两者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至于“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同一性问题，即它们相互联系的方面，也是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不在本文展开讨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作为两个“先锋队”，它必须以人类最高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奋斗中，会不断倡导和形成新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财富当然是属于党的，党是倡导者、提炼者、创新者；但它也属于我们民族的，属于我们社会的。因此，党应该自觉地将这些精神财富回馈给社会，回赠给民族。使其来于斯，又归于斯。这种将先进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尽量地民族化、社会化，应是政治民主化、社会民主化在精神领域中的一种趋向，也是将先进的思想文化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的当然要求，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内在要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将“毛泽东精神”做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来加以研究和使用，便是这种转化和回馈工作的一种尝试。
四、毛泽东精神：一个新的研究视域
笔者认为，所谓毛泽东精神，乃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活动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对中华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更新、丰富和发展。它代表了20世纪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文明挤压下，不甘落后、英勇奋战、自强不息的生存意志和进步追求，是民族意志、民族理想、民族价值观的集中表达，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所在，是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象征。它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也将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深厚的精神资源和强大精神动力。
若以这样的视角和思路来看待和研究毛泽东精神，必然带来一系列全新的课题，为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研究视域。
仅就“毛泽东精神”的起源和形成就可以提出如下问题：毛泽东精神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其精神脉气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创造性转化的？毛泽东精神与人类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的关系如何？它是怎样对待和吸收先进思想文化成果的？一种能够上升为民族精神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意义体系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方能萌生和发展起来？它与20世纪中华民族革命史、社会史之间到底是如何互动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已超出了毛泽东精神本身的研究，上升到了对我们民族自身的深刻认知，上升到对我们民族本身基本经验的回顾和总结，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要做的基本工作，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回答的基本问题。然而，由于学科的限制和种种历史原因，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些学者们，包括笔者在内，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积累是不够的，对人类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除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研究和积累也是不够的，因此回答这类问题会倍感困难，往往只能泛泛而谈，或在原有的概念体系里转来转去而难有突破。这就要求我们打破学科限制，自觉地走出我们原有的天地，利用我们的专业优势，将毛泽东精神，甚至毛泽东思想，放到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予以考察，放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史中去考察，放到世界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从而得出新结论、新看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资源和精神动力。在笔者看来，这是党史工作者、毛泽东思想研究者在21世纪必须担负起的历史责任。
笔者是将毛泽东精神纳入到民族精神的范畴加以探讨的。所谓民族精神(national spirit)，是指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反映本民族整体利益和基本价值趋势或目标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环境下建构自己生活的独特方式和该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是上升到思想体系的民族共同心理，是该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内聚力的思想核心。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但能够称为民族精神的思想体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影响广泛，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二是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注：《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5页。）。毛泽东精神无疑具备这两个条件。而当我们用民族精神的视角来探讨毛泽东精神时，立刻会有一些重大课题映入眼帘：毛泽东精神是20世纪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但能否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说20世纪的民族精神就是毛泽东精神？要回答这类问题就需要研究，需要在对20世纪民族精神现象进行总体清理和研究的基础上给毛泽东精神以确切的定位。再比如，若归纳毛泽东精神的具体内容，象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自力更力、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实事求是、集体主义、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等等原有话语体系里的指称都可纳入其中。但站在21世纪再回首，我们有没有更新、更高、更准确的认识和概括？例如：文明精神、改革精神、创新精神。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关于创新的思想体系，而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坚定不移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这本身就体现了一个具有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文明的伟大民族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刻所独具的超越意识和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既根植于民族的生存意志，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民族共同理想，又是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成果熔铸而成。它是中华民族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挑战的积极应答，是以抗争的姿态与强势文明对话并主动融入到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它是一种更高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在这种精神鼓舞和指引下，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中华民族都在实现着我们古老文明的更新、改造和再创造。而这种文明创新精神的继承、发扬，对于我们今天乃至将来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6页。）。以此为例是想说明，“毛泽东精神”作为一个独立范畴，并不是要将已有的概念进行简单地重组和堆砌，而是要在新的视野之下，进行新的研究和提炼，既要去捡拾那些过去忽略了的东西，又要对已有的概念、概括重新审视，以便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精神”的巨大涵盖力，决定了其内容的丰富性。但这些内容并非都是并列的，没有联系的。因此，需要我们给其划分层次，找出各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此基础上，要对“毛泽东精神”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具体研究，例如产生的根源、条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和发展过程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精神”成为一个内在层次清晰、各部分有着内在联系的学术范畴。使其成为一个建立于学术基础之上的精神资源品牌。这样说来，“毛泽东精神”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还是一项规模庞大的学术工程。惟愿学界同仁能够参与对这个话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