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对人力 资本外部性的影响 *
——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张松林 孙文远 郑好青
内容提要 为了获得人力资本外部性，高、低技能劳动力都不断向大城市集聚。然而，中国大城市对待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政策并不一样，与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相反，对低技能劳动力总是进行限制。2017年以来的大城市“抢人大战”更是这种政策的进一步强化。为此，本文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构建一个统一的模型框架，重点剖析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对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会增大，且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劳动力总量也会增大；随着高技能劳动力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劳动力总量会增大；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导致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降低，且降低幅度随着限制幅度的增大而增大。
关键词 高技能劳动力 低技能劳动力 新兴古典经济学 人力资本外部性
一、引言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力资本越来越向少数大城市集聚。这是市场经济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经济的普遍状态。[注] 夏怡然、陆铭：《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可否持续：让历史告诉未来》，《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 造成这一经济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实际上，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作为空间集聚的微观机制在学界已被大量研究。[注] R.E.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 vol.22, no.1, 1988, pp.3～42; E. Moretti,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in Cities,”in J.V.Henderson and J.Thisse, eds., 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 Amsterdam: North-Holland, vol.4, 2004, pp.2243～2291; G. Duranton and D. Puga,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cs,” in 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 vol.4, 2004, pp.2063～2117; S.S. Rosenthan and W.C. Strange, “Evidence on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in 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 vol.4, 2004, pp.2199～2171.在人力资本向大城市不断集聚的过程中，高技能劳动力比例越高的大城市会集聚越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注] 梁文泉、陆铭：《城市人力资本的分化：探索不同技能劳动者的互补和空间集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由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注] Jan Eeckhout, R. Pinheiro and K. Schmidheiny, “Spatial Sort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122, no.3, 2014, pp.554～620.低技能劳动力随着高技能劳动力一起向大城市集聚。随着高、低技能劳动力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中的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必然会不断提高。为了顺应城市发展的这种态势，政府部门应该力图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同时向大城市集聚。然而，中国大城市都能做到大力吸引高技能劳动力，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却总是进行限制。[注] 陆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4页。
那么，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对人力资本外部性有何影响呢？现有文献虽然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很少进行系统研究。[注] 梁文泉、陆铭：《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城市规模影响服务业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微观证据》，《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其中，梁文泉、陆铭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于偏向于高技能劳动力的落户政策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相对不足，所以大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受到抑制，进而不利于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充分发挥。[注] 梁文泉、陆铭：《城市人力资本的分化：探索不同技能劳动者的互补和空间集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虽然梁文泉、陆铭的研究证实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具有负面影响，[注] 梁文泉、陆铭：《城市人力资本的分化：探索不同技能劳动者的互补和空间集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但是他们并未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系统阐述。
如果高、低技能劳动力各自都选择自给自足，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存在任何经济关系，更谈不上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因此，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必须要求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由此可见，对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分析需要基于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的理论框架下。由于只有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出许多成熟的分工模型，所以，本文将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构建高、低技能劳动力相互分工的模型框架，重点解析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对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机制。与现有研究大多强调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来自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不同，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进行的分析强调高、低技能劳动力相互间进行分工所形成的分工经济。
现实中，人力资本外部性不仅存在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而且存在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甚至还存在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由于大城市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主要由高技能劳动力带来，对低技能劳动力影响更大，[注] E. Moretti,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in Cities,”in 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 vol.4, 2004, pp.2243～2291; E. Moretti, “Estimating the Social Return to Higher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and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Data,”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 vol.121, no.1～2, 2004, pp.175～212; F. Lange and R. Topel, “The Social Value of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 Eric A.Hanushek and Finis Welch, ed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 Education , Elsevier, vol.1, 2006, pp.459～509.同时为了聚焦本文的研究目的，所以接下来的理论分析中仅仅考察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如何影响高技能劳动力给低技能劳动力带来的人力资本外部性。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构建统一的理论模型，以分工经济为切入点演绎出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的具体表达形式，在此基础上剖析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对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机制。
二、理论分析
1.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机制
在研究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如何影响高技能劳动力给低技能劳动力带来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之前，必须厘清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机制。为了聚焦本文的研究目标，接下来重点研究低技能劳动力如何从高技能劳动力那里获得人力资本外部性。由于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必须要求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而由新兴古典经济学可知，只有交易成本系数足够小，高、低技能劳动力才会进行分工，所以，使交易成本系数得到足够减小是形成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必要条件。为了有效减小交易成本系数，高、低技能劳动力所做的最优选择便是都向大城市集聚。这是因为，一方面，集聚于大城市有利于有效缩短空间距离，这可减小运输成本等看得见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集聚于大城市有利于有效促进面对面的交流，这可减小交易双方进行沟通及谈判等形成的看不见的交易成本。
由于本文重点研究低技能劳动力从高技能劳动力那里获得人力资本外部性，所以令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两种产品时都不具有专业化经济，以保证人力资本外部性都来自高技能劳动力的专业化经济。如果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两种产品时都不具有专业化经济，那么，a B ≤0.5，b B ≤1。杨小凯指出，人类行为存在熟能生巧的特征，并提出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注] ⑤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29、238页。 也就是说，所有生产活动都是具有专业化经济的。因此，为了充分考虑这一点，虽然假定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两种产品时不具有专业化经济，但是其生产函数中的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数值应无限接近于能使其具有专业化经济时所要求的最小值，即要求a B =0.5，b B =1。
图 1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机制
2.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影响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理论机制
由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机制可知，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直接由低技能劳动力获得的分工经济决定，而分工经济又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高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专业化经济；二是高、低技能劳动力相互间进行分工而形成的分工网络。因此，要充分利用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就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充分发挥高技能劳动力专业化经济的作用；二是促进高、低技能劳动力相互间进行分工，进而形成高效的分工网络。如果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对这两个方面有何影响呢？
5.强化集贸市场建设。一是切实规划实施好定点屠宰工程，改变过去那种无规划、交易混乱、环境较差问题，让居民吃上“放心肉”、“方便肉”；二是不断强化超市的流通能力，逐渐淘汰并取缔现有“脏乱差”的农贸市场。
在渠道防渗技术中，可以通过压实和添加化学参和材料增加渠道的不透水性，也可以通过建筑材料衬砌渠床，从而更好的提升输水能力上，实现农业节水灌溉的效果。
其中，a i 和b i 分别表示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生产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经济程度。为了保证两种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都呈现专业化经济，必须要求a i >0.5，b i >1。此外，Yang和Ng已经证明，当a i ≥1时，均衡的分工结构不再存在。②因此，0.5<a i <1。k [k ∈(0,1)]表示中间产品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系数。x p 表示中间产品的产量。y 和y s 分别表示最终产品的自给量和供给量。x 和x d 分别表示中间产品的自给量和需求量。L x 和L y 分别表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份额。
图 2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影响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理论机制
三、模型设定与求解
1.模型设定
基础模型的设定借鉴Yang和Ng的模型框架。[注] ②X. Yang and Yew-Kwang Ng, “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 , vol.26, no.1,1995,pp.107～128.假定在一个大城市中存在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分别用A 和B 来表示)，设总量分别为M 和N ，那么城市人口规模为G =M +N 。他们都消费最终产品y 。假定最终产品y 的生产需要投入中间产品x 。其中，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中间产品x 时具有比较优势，而高技能劳动力在生产最终产品y 时具有比较优势。两种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设为：
(1)
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专业化经济来说，由于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造成低技能劳动力过少，所以，大城市中的高技能劳动力无法与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充分分工，进而导致其专业化水平不能达到最优状态，此时高技能劳动力的专业化经济也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对高、低技能劳动力相互间进行分工而形成的分工网络来说，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必然造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比例偏离均衡分工结构中的最优状态，进而使得分工网络不能达到最优状态。因此，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对高、低技能劳动力相互间进行分工所形成的分工经济就会产生负效应，进而降低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因此，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影响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理论机制如图2。
在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的情况下就会形成分工网络，此时分工经济就会产生。杨小凯的研究表明，分工网络中的分工经济来源于分工各方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专业化经济。[注]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 因此，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所获得的分工经济要么来自自身的专业化经济，要么来自对方的专业化经济。由此可见，来自对方专业化经济的分工经济就是一种人力资本外部性。由于本文重点研究低技能劳动力从高技能劳动力那里获得人力资本外部性，所以，令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不具有专业化经济。在这种情况下，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所产生的分工经济都来源于高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专业化经济。此时，低技能劳动力获得的分工经济就可被用来衡量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那么，低技能劳动力是如何获得分工经济的呢？根据杨小凯的研究，低技能劳动力是通过分工网络中的投入产出联系(The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注] 杨小凯并没有对分工网络中的投入产出联系进行定义，但据其研究可理解为：在进行分工的经济主体中，一方在生产中的产出构成另一方在生产中的投入。 获得分工经济的。[注]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 因此，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机制如图1。
今年9月8日，黑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副书记、主任韩冬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韩冬炎其中一个问题，正是“违反群众纪律，政绩观扭曲，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使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留下沉重财政包袱和信访问题”。颇为讽刺的是，韩冬炎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个别个性突出的人拿财政的钱去干了他们最想干的事，也就是社会上说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想不到，他说的“个别人”原来正是他自己。
在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不具有专业化经济的情况下，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可用低技能劳动力在与高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时获得的分工经济来表征。[注]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假定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两种产品时不具有专业化经济，所以高技能劳动力在与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时所获得的分工经济全部来自自身的专业化经济。这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在分工的过程中无法获得低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外部性。 假定所有经济主体的劳动禀赋约束都为1。令最终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系数也为k 。假设所有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为：
U =y +(1-k )y d
(2)
其中，U 表示效用水平，y d 表示最终产品的需求量。
2.模型求解
根据模型设定，可供所有经济主体选择的生产模式有：①xy ，该生产模式表示经济主体自给自足所有产品；②x /y ，该生产模式表示经济主体生产并在市场上供给中间产品，以便在市场上购买最终产品；③y /x ，该生产模式表示经济主体生产并在市场上供给最终产品，以便在市场上购买中间产品，同时自我供给最终产品。
杨小凯已经证明，如果经济主体生产并在市场上出售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那么这样形成的分工结构就不是一个一般均衡结构。⑤因此，结合杨小凯证明的引理8.1[注] 引理8.1：一个人最多卖一种产品，不买和自给同种产品。如果其卖消费品，则其同时自给该消费品。除非其自给自足所有产品，否则其不自给中间产品。参见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可知所有经济主体的各种选择能够形成两种分工结构：①结构1，该结构中所有经济主体都选择生产模式xy ，此时属于自给自足结构；②结构2，该结构中高技能劳动力选择生产模式y /x ，低技能劳动力选择生产模式x /y 。
(1)结构1。根据上述模型设定可得每个经济主体的决策问题为：
(3)
解这个最优化问题可求出每个经济主体的均衡效用为：
供试田间试验点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某镉砷复合污染水稻田。稻田土壤为典型红壤，属花岗岩发育土类，土层深厚，质地较粘重。粘粒质量分数为438.6 g·kg-1，沙粒为 166.2 g·kg-1。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见表1。供试早稻水稻（Oryza sativa L.）品种为天优998，晚稻品种为五优613。
(4)
最后，《公约》对于帮助犯规定为滥用计算机设备罪，该罪的客观方面包括生产、销售、采购、持有等，只要是对计算机犯罪提供帮助的即构成犯罪；而我国对于帮助犯，仅规定为提供程序、工具，与《公约》相比，我国的规定显然太过局限。
企业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支出为整体成本。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支出进行详细的规划称之为企业成本核算。企业在生产以及发展过程中对经济支出进行详细计算，主要是为企业领导提供现有的资金流动数量，使其为企业发展的下一步做出详细计划。并且，有效的成本核算能够帮助企业领导稳定资金流，以此指引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当企业领导要做出重大经营决定时，通过会计成本核算，帮助企业领导完善决定，促进企业进行健康发展。
(5)
运用上述均衡解，根据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市场出清条件可得：
(6)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主体所获得的分工经济可由进行分工的结构与自给自足的结构之间在交易成本系数为零时的人均均衡效用之差来测度。[注]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已知，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a B =0.5，b B =1，根据(4)式，可得低技能劳动力在自给自足结构中的人均均衡效用为：
(7)
佛州成了水利工程调控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基西米—奥基乔比—大沼泽地自然生态系统也完全变成了一个人工管理的流域，有效解决了南佛州的洪水灾害问题，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8)
四、模型分析
对于式(8)，用E 对G 求偏导数可得：
(9)
已知，0.5<a A <1，G >N >0，所以
因此，E 是关于G 的递增函数。这就意味着，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可得：
结论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而增大。
结论1的经济学含义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是随着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而产生的，而这种分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而不断增多，所以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会通过促进分工来提高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
为了更细致地分析，接下来的研究将结合数值模拟进行展开。其中，参数赋值参考已有研究的赋值原则：一是考虑参数自身的理论属性，二是考虑现实中的具体情况。[注] 张松林、周鸿勇、马帆：《城市人口规模演变的新框架——基于城市便利性视角》，《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8期。
从美国情况来看，大城市中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约为1∶1。[注] 陆铭：《中国大都市圈应向何处去》，《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11期。 因此，如果令G =100，那么N 的数值在50以下就可认为存在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且N 的值越小说明限制程度越大。基于此，在模拟过程中令G =100，N 的取值范围为0<N <50。已知a A 的取值范围为0.5<a A <1，但考虑到：一方面，由于大城市高技能劳动力专业化经济程度较高，可令a A >0.7；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大城市高技能劳动力专业化经济程度也不可能非常高，因而，可令a A <0.8。因此，a A 的取值范围为0.7<a A <0.8的条件下，为了保证模拟结果的稳定性，模拟过程中分别令a A =0.72、0.74、0.76、0.78。根据式(8)可得到具体模拟图如图3。在图3中，横轴表示大城市中低技能劳动力总量，纵轴表示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由图1可知，在所有的a A 值中，在N 大于0小于50的范围内总能找到一个具体的N 值，当N 取这个具体值时，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而当N 的取值越小于这个具体值时，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就越小。因而可得：
结论2：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导致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降低，且降低幅度随着限制幅度的增大而增大。
结论2背后的经济学解释为，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使得其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失衡，从而使得他们之间的分工网络不能达到最优状态。此外，由于相对低技能劳动力来说高技能劳动力过多，所以高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从公式(2)可以退出，熔体温度越高，熔体的粘度越小。而熔体粘度小表示熔体的表面张力变小。再根据公式(1)，金属熔体表面张力变小，在其余条件不变的条件下，雾化粉体的平均粒径D也随之减小，表现出来的结果熔体破碎充分，细粉率提高。但是熔体温度的提高意味着雾化能耗提高，同时温度过高易造成金属熔体氧化及损失。
图 3高技能劳动力专业化经济程度变化时的模拟图
根据图3可进一步发现，当a A 分别取0.72、0.74、0.76、0.78时，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的N 值分别约为25、30、38、45。因而可得：
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可用低技能劳动力所获得的分工经济来表征，所以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用E 表示)就是所有低技能劳动力所获得的分工经济。已知，城市人口规模G =M +N ，低技能劳动力总量为N ，所以利用式(5)、(6)、(7)可求出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为：
“大白天的，咱们几十号人想隐蔽穿过日军防线是不可能的，不如这样，兵分二路，我们反正穿着鬼子军装，押着你们四个从大路走。而你们游击队，绕道前往距离马家五六公里的清莲村一带实行袭扰，吸引鬼子的注意力，你们把动静搞得越大越好。”吴参谋建议道。
结论3：随着高技能劳动力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劳动力总量会增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启示着我们当下治国理政的新探索。沈壮海和刘水静就认为，重民、尚公、贵和、尊德、行健、化新等为政理念，包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治国智慧的精华，反映着许多治国理政的“古今共通之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应当认真梳理、积极开掘的慧思之源。〔5〕
结论3的经济学解释在于：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来自高技能劳动力的专业化经济，其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低技能劳动力获得更大的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从而促进高技能劳动力与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
对a A 在(0.7,0.8)的取值范围内反复赋值进行数值模拟，发现a A 的变化并不影响模拟结果，那么可令a A =0.78。为了尽量反映在没有限制低技能劳动力情形下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如美国大城市高与低两种技能劳动力的比例为1)，对城市人口规模G 的赋值控制在95到105之间。可令G =95、100、105。根据式(8)可得到具体模拟图如图4。在图4中，横轴表示大城市中低技能劳动力总量，纵轴表示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当G 分别取95、100、105时，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的N 值分别约为35、40、45。因而可得：
(2)结构2。同样，根据上述模型设定可得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决策问题。通过求解他们的最优决策可得相应均衡解为：
3.发展中国家应对BEPS的弱征管能力寻求中国的帮助。BEPS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产物，AP-BEPS是多边框架，实施AP-BEPS，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共同协力合作，才能形成全球税收征管合力，维护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税收利益。发展中国家征管基础薄弱，应对BEPS的征管能力相对较弱，AP-BEPS的实施成本较高，迫切需要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帮助其征管能力建设，切实提高其应对BEPS的征管能力。
结论4：随着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劳动力总量会增大。
图 4城市人口规模变化时的模拟图
结论4的经济学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意味着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形成分工。而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就来自他们两者之间进行的分工。参与这种分工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越多，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就越高。
缺乏社会创业教育的专业教育犹如一潭死水，难以培育出适应社会需求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资源。脱离专业教育的社会创业教育犹如空中楼阁，经过时间的流逝必然不复存在，也难以为学生提供系统科学的创业专业知识体系支撑。然而，全面推进高校社会创业教育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出新的思路与方法。具体而言，就是要创新教育理念以消除社会创业教育的认知偏差、促进学科交融以完善社会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注重协调联动以推动社会创业教育共同体的构建。
五、对大城市“抢人大战”的讨论
2017年以来，成都、南京、武汉、西安、长沙、济南等新一线城市竞相抛出重磅级“招才计划”橄榄枝，随后常年稳坐一线城市宝座的广州和深圳也按耐不住，分别于2018年初进一步放宽了落户限制，最后连控制人口最严格的北京、上海也加入了这场抢人大战。[注] 周贝贝：《一线城市“抢人”背后的逻辑》，《新产经》2018年第5期。 然而，从各大城市公布的相关文件来看，每个大城市“抢”的人基本上都是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高技能劳动力。与此相反的是，每个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仍然利用户籍制度加以限制。由理论分析可知，大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可产生人力资本外部性。因此，大城市既需要高技能劳动力，也需要低技能劳动力。实际上，Berry和Glaeser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1970年到2000年期间，城市初期的高技能劳动力比例使得后续10年内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和低技能劳动力比例同时增加。[注] C.R. Berry and E.L. Glaeser, “The Divergence of Human Capital Levels Across Citie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 vol.84, no.3, 2005, pp.407～444.
由结论2可知，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导致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降低，且降低幅度随着限制幅度的增大而增大。这意味着中国大城市只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却排斥低技能劳动力的举动不利于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充分发挥。梁文泉、陆铭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注] 梁文泉、陆铭：《城市人力资本的分化：探索不同技能劳动者的互补和空间集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进一步由结论3可知，随着高技能劳动力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劳动力总量会增大。这说明，大城市在“抢人大战”的过程中使得更高专业化经济程度的高技能劳动力集聚过来的同时，也要出台相关政策吸引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
由结论1和结论4可知，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不仅会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增大，也会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劳动力总量增大。中国现在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迁移人口不仅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而且也由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因此，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将会不断增大。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城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将不断增大，在此过程中需要的低技能劳动力总量也会不断增大。
由上述分析可知，随着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特别是由“抢人大战”引起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然而，现实中各个大城市都忽视这一点，对低技能劳动力总是进行限制。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承认，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迁移就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因为，他们向大城市迁移可以获得人力资本外部性，从而分享大城市发展的丰硕成果。如果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限制就会导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一方面，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会造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比例偏离均衡分工结构中的最优状态，从而导致高、低技能劳动力在数量比例上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会使得高、低技能劳动力无法进行充分分工，从而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专业化经济得不到充分发挥。
实际上，我国各个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一直进行限制。本文认为，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时，这种限制所导致的问题可能不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但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这种限制所引起的不平衡不充分就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总是存在的，只要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不改变发展的路径就无需多虑，但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就必须下功夫去认识它、解决它，否则就会制约发展全局。[注]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70页。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构建高、低技能劳动力相互分工的模型框架，重点解析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对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大，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会增大，且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劳动力总量也会增大；随着高技能劳动力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达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劳动力总量会增大；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导致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降低，且降低幅度随着限制幅度的增大而增大。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具体政策含义如下：
在步骤4之后，还可以包括步骤5，执行清点任务的下一轮清点，重复步骤2至步骤4，直至指定轮数的清点完成。在步骤5之后，如果要执行另一次不同的清点任务，则返回至步骤1，并将清点状态标志设置为与上一次清点任务的清点标志状态不同的清点状态标志。
第一，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实现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自由迁移。现实中，大城市主要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低技能劳动力。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心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带来诸多城市病。对此，陆铭指出，顺应市场规律的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对城市原有居民和低技能劳动力都会产生益处，而盲目采取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措施，特别是针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将会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注] ③陆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2、99页。 事实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也显示，在市场均衡条件下，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迁移可提高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因此，必须改革户籍制度，让市场力量来决定低技能劳动力是否向大城市迁移。当然，由于路径依赖等因素，户籍制度的改革绝非一蹴而就。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是逐步减少与户籍制度相挂钩的各种社会福利，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随着这些社会福利的不断减少而不断加大。
第二，引导高、低技能劳动力共同向大城市迁移。现实中，各个大城市都意识到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却忽视了低技能劳动力在其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由本文的研究结论可知，在低技能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力的专业化经济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大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就会得到抑制。由此可见，各个大城市在出台各种政策来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的同时，也要创造条件让低技能劳动力能够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为此，一方面，应加强高、低技能劳动力相互之间的对接，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提高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向低收入者适当倾斜。
第三，充分发挥大城市在激发人力资本外部性方面应有的积极作用。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人力资本外部性来源于分工经济，而分工经济的产生需要高、低技能劳动力相互之间形成合理与高效的分工。然而，现实中我们在大城市经常看到有的工作原本初中生就能胜任却由大学生来做的现象。显然，这种分工是低效的，也是不充分的，势必对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产生抑制效应。实际上，大城市本身具有的空间集聚特征就能通过减小交易成本系数来促进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然而，陆铭的研究显示，中国大城市存在集聚不足的特征。③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过度强调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带来诸多城市病的传统观点，积极通过相关规划和制度设计来释放大城市的空间集聚功能，让市场力量最大限度地促进高、低技能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以充分发挥大城市通过减小交易成本系数来促进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的作用。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下城市便利性对城市化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17SJB0346)；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便利性人口迁移过程中劳动力收入演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16KJB580005)；绍兴文理学院校级科研重点项目“城市宜居性驱动城市人口规模演变的影响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2018SK006)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 2019) 06-0047-08
作者单位：张松林，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孙文远，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郑好青，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
责任编辑：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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