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_人民内部矛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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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关涉各项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而人民内部主要矛盾更是一个深层次核心问题。所有关于这个主要矛盾的客观现实研究,都会促使我们全面、深刻把握复杂人民内部矛盾系统,有助于从根本上、关键处处理好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保证或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因此,有必要从不同方面予以探讨。

一、可否把先富与后富矛盾作为人民内部主要矛盾

到目前,关于什么是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已有两种观点,另一种认为是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一种认为是利益矛盾。这两种观点从不同侧面和深度论证两个矛盾的主要性和关键性,使有关这个问题的识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具有启发意义和价值。然而,作为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系统,其最主要的矛盾应是一个,不可能是两个或多个,此其一;其二,这两种观点所论述的主要矛盾从局部看都很重要,有充分的现实根据,但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人民内部矛盾总体看,却不免显出片面性,其作为主要矛盾所应有的决定性、关键性并不十分突出、明晰。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当然是重要的,从某些方面看也是突出的,但这只是涵盖面有限的矛盾,而且侧重政治关系层次,没有进到根本的经济利益矛盾,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经济主体日益分化、成熟的状况不相吻合。利益矛盾提法深入到了经济利益矛盾,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但缺少概括提升,不具备现阶段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的时代特性。因为任何社会、时代都存在利益矛盾,这种利益矛盾在现阶段的集中表现是什么,应有准确表达。同时,“利益”主要是指硬性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能涵盖更深层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经济政策等内容,因此它的解释力有限。此外,“人民内部主要矛盾”是有主体的,主体即是人民的群体或个体,人民主体间的矛盾才属于这个矛盾范畴,这一点,利益矛盾的提法也不够明确。本文受益于对以上观点的分析、试提出先富与后富矛盾是现阶段人民内部主要矛盾。

把先富与后富矛盾作为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可以克服以上观点的各种缺陷,似乎理由更为充分。先富与后富或先富者与后富者矛盾,是人民内部主体间矛盾,根本的还是经济关系矛盾包括利益矛盾,把它作为人民内部主要矛盾,与我国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分化发展相适应。先富与后富矛盾当然包括了或最终表征为物质利益的矛盾,但同时也蕴含了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经济政策等内容,这是构成先富与后富矛盾的重要因素。由于此,该主要矛盾就带有立体性和过程性,它不仅最终集中体现为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硬性方面,而且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过程中就已充分展现出该矛盾,并不断变化发展。最后,先富与后富矛盾实际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他在考虑如何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时指出:让一部人靠诚实劳动首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有条件优先发展起来”,先富者为后富者作出示范并帮助后富者,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矛盾无疑集中了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内容,具备鲜明时代特性,因而蕴含更深刻、广泛的解释力,这是把握和处理全部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之点。

二、这一主要矛盾在现阶段的“主要”特征

主要矛盾首先是个哲学范畴,指的是在事物发展过程的某个阶段,占居核心地位并对其他矛盾起决定性影响的矛盾。哲学上讲主要矛盾有着三层含义:一是讲它对其他矛盾具有决定性作用或影响。这种决定性影响根源于它在事物矛盾系统中的深刻性或基本性,因此能够支配和严重制约其他矛盾,而不是相反。二是讲它自身处于核心地位。主要矛盾在其所处矛盾系统中是重要的和突出的,时时表现出其作为主要矛盾的鲜明特点,变革事物的社会主体对其关注也是集中的、突出的。三是讲它与事物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同始终。主要矛盾不同于非主要矛盾的变化交替不居,对应于一定阶段周期,具有相对稳定性或长期性。考虑现阶段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应立足这些特征,而先富与后富矛盾正具备这些特征。

1.它的深刻性或基本性。先富与后富矛盾属于经济矛盾,是对现阶段人民内部经济利益关系及其形成原因的一种概括。在我国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改革开放已进行近20年的今天,人民内部矛盾已充分发展,如阶层矛盾、不同行业单位的矛盾、地域矛盾乃至人民个体间矛盾,都已日益多样和复杂。所有这些矛盾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民在走向共同富裕过程的先后程度差异或矛盾,这是最能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程度和原因的东西。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即要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但是在达到这个目标过程中,致富的步伐与先后不可能一致,因而必然形成先富与后富的矛盾。其中,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外,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经济政策以及个体素质等,都是造成和扩大先富与后富的矛盾。其中,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外,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经济政策以及个体素质等,都是造成和扩大先富与后富矛盾的因素。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就是因为改革触动着制约利益分配的各种深层因素,使先富与后富的矛盾不断展开和重新调整。从这一角度讲,这是决定改革开放是否成功、我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同时,就人民内部矛盾总体看,这是一个复杂系统,大的方面有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思想观念矛盾及生活方式矛盾等。其中,经济矛盾(在现阶段集中表现为先富与后富矛盾)是基本的方面,其他矛盾都产生于或反映这一矛盾,归根结底受这一矛盾所左右。比如人们的政治态度和倾向,是受目前的政治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经济利益所支配的,群众政治态度和倾向的不同那怕是些微的差别,原因应当到经济利益中去寻找,到先富与后富矛盾中去寻找。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最终也受经济地位和富裕程度的制约,达小康群众不同于贫困人口,发达地区不同于欠发达地区。正如邓小平所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一句话,集中体现经济利益矛盾的先富与后富矛盾,是现阶段人民内部最为深刻和基本的矛盾,认识与处理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离开这个矛盾,而应紧紧围绕这个矛盾。

2.它的集中性或突出性。先富与后富矛盾是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因而带有集中性或突出性。其首要的表现,就是广大人民对经济利益矛盾的深切关注。在以往错误路线导致的普遍贫穷时期,人们正当的物质利益被否定,任何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都被视为不正当,当然就不存在先富与后富矛盾以及对该矛盾的深切关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不讲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大多数群众不行;在短期内可以,长期不行。我们“承认物质利益”。这就重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一致,经济利益具备了应有的基础地位。试想当初,邓小平首次提出“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是如何震撼人心、家喻户晓,极大激发了群众脱贫致富热情,使奔向富裕成为千百万群众的时代主题。也许近代的积贫积弱给我们的教训太深,贫穷给我们的不幸和伤痛太多,当脱离致富的闸门开启,人民群众的致富热情与动力便象潮水般涌出,根本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当然又如上述,由于多种因素所决定,走向共同富裕的步伐不可能一致,会出现先富与后富的差距或矛盾,这是必然的;同时也会出现泥沙俱下的情况,比如非法致富和党政腐败问题等。人民对这些矛盾及问题的突出关注,更表明对自己切身经济利益的关心,这也是必然的。因此,如果要问现阶段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切身经济利益问题或先富与后富问题,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或焦点,任何较突出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这一矛盾中找到原因。

进一步分析,先富与后富矛盾的集中性或突出性,根本还在于这一矛盾随着改革开放在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该矛盾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打破“大锅饭”和变革“一大二公”,以后伴随每一步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发展高潮,该矛盾都进一步深化发展。资料表明,到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已由原来的几乎是0 分别上升到0.377、0.411和0.434,私营企业由无到有, 内部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达到0.48。仅从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对比看,城镇居民中是3.9倍,三资企业是国营企业的2倍,私营企业中是13倍。与此相应, 全国拥有百万元以上的富裕者已不能以5倍数计;贫困人口总体不断减少,目前已降至6000多万,但新的城市贫困人口有所增加。同时,地区差别也已明显拉开,1994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人均收入差距为1.41:0.95:1。就连一向差别不大的国家企业事业单位,由于改革分配制度 , 实行按工作实绩晋级、提职、奖励等,收入差距也有一定程度拉开 。以上情况说明,现阶段的先富与后富矛盾,已涉及到每个阶层、群体乃至每个人,统计数字的哪怕零点零零儿,也直接涉及千百万人切身利益,因而引起集中关注是必然的。加之,近一时期国有企业的暂时困难和大批职工下岗问题,一些人借改革开放中体制和法律漏洞铤而走险非法暴富,有的党政领导干部利用权力攫取私利,更加剧了先富与后富的矛盾。近三年,中央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并加快规范市场和加大反腐败力度,先富与后富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缓解,但基本情况没有改变,也不能要求一下子解决。只是要根据实际变化和该矛盾发展程度,适时加以关注并予控制和调节。邓小平同志1990年就提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毫无疑问,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中心课题。

3.它的“阶段”性或长期性。可以预见,先富与后富矛盾不是短期内的矛盾,而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它与这个阶段同始终,这是它的“阶段”性或长期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因此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现代化,积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富生命力的经济基础;而在人民物质生活方面,就是努力摆脱贫困,通过个富带共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初级阶段在“一化三改造”完成后就已开始,但由于以往路线失误,正确的根本任务没有坚持下来,注意力转移到处理敌我矛盾上,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这个主要矛盾未能充分展开,这是一个历史曲折。改革开放后,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回到了经济领域,并不断演化发展,呈现出本来面貌;与此相应,认识、把握和正确处理这个矛盾的课题也提上日程。初步实践得出初步结论:先富与后富是现阶段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中必然发生的,是完成根本任务和实现既定目标的内在动力;同时,这个矛盾也是要不断调节和控制的,不调节、控制就会发展为两极分化,出现激烈的社会对抗。因此中央在“九五”规划中制定了缩小发展差距、调节贫富矛盾的政策措施。邓小平曾预测:“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未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重视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也要明确,“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并不是人为地硬性取消先富与后富矛盾,重新恢复“大锅饭”,而是在新的情况下合理加以调节,把它控制在适当限度内,即由社会主义制度和共同富裕目标所要求的限度内,这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应当肯定,这种调节和解决是有层次的,既有针对突出问题的突出解决,又有较稳定的长期政策;同时不是一次完成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这是一个不断调节、解决的过程,以使这一矛盾始终保持在合理化、适度化限度内。那么,先富与后富矛盾何时根本解决?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经济已高度发展,人民达到共同富裕。那时,先富与后富矛盾降低为一般利益矛盾,而被别的新主要矛盾所取代。但是,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目前重要的是深入把握先富与后富矛盾的深层结构,树立长期调节和处理这个矛盾的思想。

三、进一步的理论证明

把先富与后富矛盾作为现阶段人民内部主要矛盾,虽没有直接的经典词句佐证,但有各方面的理论证明,通过这些证明可以进一步看到以上观点的正确性。

一是历史唯物论的证明。历史唯物论的最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决定政治从而决定思想意识,这是马克思经一生探索作出的“两大发现”之一。与此相关,历史唯物论更重视经济利益在人们的活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列宁也说:“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在现阶段,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十分繁杂,微观上不可计数,但有一个东西是基本的,这就是以先富与后富为核心的经济利益矛盾,其他所有类型各异,大小不同的矛盾,都受这个矛盾支配,都要由此来证明。因此,我们应从这个核心问题上,认识把握现阶段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离开了这一点,就不能正确确定该主要矛盾,也不能正确把握整个人民内部矛盾系统。好在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已深入人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已进入常规发展轨道,对该问题的理解把握也顺理成章,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同志的重要功绩。

依据历史唯物论立场,列宁曾对阶级作过一个精确定义,这是人们所熟知的。这个定义完全从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出发来划分阶级,揭示阶级的本质,这给我们以很大启迪。在我国现阶段,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劳动阶级情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该定义的基本内容已大部改变,“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状况也已基本不复存在。但其科学方法仍不过时,仍有现实意义,这是我们区分人民内部各阶层、分析先富与后富矛盾的有效方法。在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中,阶层矛盾是基础或主干,这个主干随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分化,如已从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国家公务员阶层中分化出企业家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食利者或消闲阶层。如何认识各阶层状况及贫富矛盾?重要的是从其“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和最终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来分析。如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主要是从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关系中依靠自身劳动质和量取得相应收入;企业家阶层(包括“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企业家)在劳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因而能够取得较高甚至是很高收入;私营企业主阶层和食利者阶层是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所有者,靠其所有权获取高额收入,其中包含着程度不同的剥削。实际上对所有不同利益群体和个体,都应作此种分析,真正搞清其经济地位和收入多寡,是属于先富还是后富或是贫困,进而分析其心理情绪、政治倾向和思想观念,把握其相互之间矛盾性质和程度。总之,列宁的阶级分析法在现阶段完全可以发展为阶层分析法,这是把握先富与后富矛盾及其演化趋势的重要方法。

二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理论的证明。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八大”已明确提出,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有反复重申,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应与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相连接、相符合。两个主要矛盾属于同一层次、同一领域,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领域,只是反映的方面有所不同: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主要是人与自然即生产力若干要素间的矛盾,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反映的主要是人与人的经济利益矛盾。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正因为我国生产力落后,才有了集中精力抓经济、摆脱贫穷奔富裕问题,才有了先富与后富矛盾;解决先富与后富的矛盾,根本的还在于发挥劳动者积极性,发展生产力,即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在现阶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解决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的根本,而解决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又会同时促进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从这方面看,两个主要矛盾是统一的,关于两个主要矛盾的理论是统一的,党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和解决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的任务也是统一的。按哲学的观点讲,主要矛盾与基本或根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一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主要矛盾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高度一致或重合起来,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如不这么认识问题,把别的矛盾尤其是政治矛盾作为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就不可能客观准确,没抓住根本。可以肯定,这两个主要矛盾都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始终,其阶段性或长期性应是一致的。

三是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证明。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从一定角度讲,都是围绕解决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展开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一步步实现既定目标,先富与后富矛盾才能最终得到解决。在现阶段,如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解决人民内部主要矛盾不统一、不一致,那倒成了严重的理论矛盾和实践问题。目前,改革开放的深化已使收入差距拉开,形成了首先富裕者、次富裕者、解决温饱者和少数贫困者等梯级结构,贫富对比在一些方面还较突出。要解决这些矛盾,根本的还在于发展经济,使后富者、贫困者追赶先富者;而不是相反、把先富变成后富,变成贫困。在现阶段当然也存在两极分化可能,但只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就能保持和创造消除两极分化必要的条件,保证共同富裕方向。“两个基本点”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经济上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发展,但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控制、调节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又可以采取相应的长期和短期政策,有效解决先富与后富矛盾。从现阶段的政策来说,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这是个大政策、长期政策,如上述,先富与后富矛盾的形成发展与该项政策直接相关;同时这项政策还有另一面,即要控制、调节贫富矛盾,使其良性发展。关于这一点,邓小平1985年作过全面、明确阐述,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既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又要控制贫富差距,保证共同富裕方向,这就是正确对待和解决现阶段先富与后富矛盾的基本政策,应根据实际创造性执行。

四、相关几个问题的思考

先富与后富矛盾是现阶段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在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上是园满的、不成问题的,但在一些相关问题上仍须探讨解决,这里仅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这样确定人民内部主要矛盾会不会使人们更过份看重经济利益,使本已存在的经济利益矛盾更加激化?回答应是否定的。正确肯定这个主要矛盾,目的只在于使我们面对现实,驾驭其规律及演化发展,更好地控制和最终解决它,而不是要无限度地扩大它,使它激化为对抗。现代社会预测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所预测事件的不如期发生,正证明该预测的正确性,因为这个预测使社会提高了自觉性,防止了该事件发生。对于先富与后富矛盾可能演化为两极分化即对抗的趋势,确定和把握这个主要矛盾正具有这种功能。同时,就人民内部先富与后富矛盾本身说,我们不但要看到有斗争性,更重要的要看到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有其深刻的统一性,即“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和共同富裕方向一致。这种统一性在现阶段表现为,先富者在为集体和国家做出贡献的同时,示范、激励、帮助后富者,使后富者也能够逐步走向富裕。事实正如邓小平1989年所说:“当然也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口比较贫困,但不是绝对的贫困。”先富与后富矛盾能否发展为两极分化,关键是看有无绝对贫困化产生,如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早中期“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加剧”,亦如邓小平始终反对的“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正确确定我国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就是要划清先富与后富矛盾和两极分化的界限,使全社会关注这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处理这个矛盾,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推动实现总体目标。至于目前出现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享受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结合的产物,与我们所讲的人民内部主要矛盾无必然联系。对于这些东西,无论先富者还是后富者都应积极抵制,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克服这些东西。

其次,如何进一步分析先富与后富矛盾内涵,对于非法致富、党政腐败等问题如何对待?的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从先富与后富结果、生活水平高低上看,分不出正当与非正当、遵法守纪还是相反,但从谋取富裕的途径和手段上看,就会一目了然。由此,可否把先富与后富矛盾区分为良性结构与恶性因素,前者是这个矛盾的非对抗性主体,后者则属对抗性因素。具体些说,在我国现阶段,由生产力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差距,由不同形式公有制内部按劳分配形成的差距,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按政策参与分配拉开的差距,甚至由承担不同市场经济风险出现的较大差距,属于这种良性结构;“三资”企业劳资矛盾及其较悬殊收入差距,既有属于良性结构属性的一面,又有属于对抗性因素的方面,因为它既是对我国经济的有益补充,又存在程度较大的剥削;而由于非法致富、腐败行为造成的差距,无论程度大小,完全属于恶性因素,这是激化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可以明确一条界限,即在政策、法律、纪律允许范围内的致富,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良性结构,应大力提倡和鼓励;超出该范围的所有“致富”行为,无论收入大小、或明或暗,都是恶性因素,要坚决取缔和惩处。对于后者,实际已不是个致富问题,而是犯罪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比如经济上的违法经营、假冒伪劣、投机诈骗、走私贩私、制黄贩毒等,腐败行为的索贿受贿、敲诈勒索、钱权交易、卖官鬻爵等,都在取缔和惩处之例,这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调控、解决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再次,这样确定人民内部主要矛盾,是否带来调节、解决该矛盾主要方式的根本转换?应该是如此。在过去以政治为中心的年代,解决所有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式是政治的、行政的和思想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富与后富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主题的现阶段,政治的、行政的和思想的手段仍有其地位,但主要方式已转变为经济的或主要围绕经济的,这不仅是把先富与后富作为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的逻辑要求,更是发展着的现实实践提出的突出要求。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重要转换,否则不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在主要围绕经济的方式中,实际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基本途径,另一是必要手段。在我国现阶段,调节和最终解决先富与后富矛盾的基本途径,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一致的,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丰富了,从根本上调节和解决人民内部主要矛盾就有了前提条件。同时,先富与后富矛盾又涉及国家的各项政策、体制乃至法制等方面,因此采取各种手段调节和解决这个矛盾也是十分必要的或必不可缺少的,尤其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根据实践证明,这些必要手段包括:宏观政策手段、税收手段、社会保障手段、扶贫手段和法制手段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这些围绕经济的各种硬性手段,将更有力地发挥作用,从而不断有效控制贫富差距,消除各种对抗因素,使这个矛盾在良性范围内演化发展并最终得到解决。

总之,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我国现阶段一个十分普遍而重要的问题,而先富与后富的矛盾不论如何表述,从哪个角度认识,总是处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地位,更应付出足够精力加以研究和解决。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深入把握先富与后富矛盾的内在结构和“主要”特征,依据正确理论,在实践中正确处理这个矛盾,使人民拥护、赞成和满意,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不断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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