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基本方略的丰富和发展——从“三个代表”到“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略论文,重要思想论文,以德论文,代表论文,丰富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开拓创新，丰富和发展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最近一年多时间里，江泽民同志先后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论述、“理论创新”的要求、“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以及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思想，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理论上开拓前进的步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的提出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着“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一、治国必先治党，“三个代表”论述从根本上指出了从严治党的基本目标、方针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这是对建国以来几十年政治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也是对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思想的重大继续和发展，它指明了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根本方向。然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却有一个过程，对于有着漫长的专制统治历史、封建思想的余毒还很深的中国来说，这个走向法治的过程就更加艰苦。其中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成了关键。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如何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整个国家向法治的方向转变；如何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克服党的执政地位带来的消极腐败现象；如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样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我们国家即将进入新的一轮大开放的形势下，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防风险的力量……这些成了党的建设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最后指出的“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不仅直接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且直接关系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着能不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论述，就是他经过长期思考和探索，对这个问题从根本上作出的回答。
“三个代表”论述讲的是党的建设问题，但是并不是一般地讲党的建设，而是从根本上，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今时代应有的发展高度来讲党的建设的，是从执政党的高度来讲党的建设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革命，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为别的，而是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指出的目标是人类前进的方向，是历史的必由之路。然而，什么叫真理，什么叫正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社会主义才是必由之路，特别是今天，苏东剧变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重大的根本的理论问题，是今后必须进一步搞清楚的。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就不能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和信心，更不能带领人民建设好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就是从根本上思考了这些问题，并且站在当今飞速发展的时代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经验，高屋建瓴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和真理性就在于“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并且领导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我们党也只有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做到“三个代表”，才能继续获得群众的拥护，带领人民前进。因此，江泽民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的考察时把“三个代表”称作“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体现着当今时代的精神，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难度也提高了。我们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心，又不断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且要从严治党，“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注：江泽民同志2000年6月21日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赢得人民的信任；面对迅猛发展的世界、国内外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大量涌现的人民内部矛盾，还必须“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注：江泽民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解放日报》2000年5月16日。）。
“三个代表”向我们指出了党建工作的方向，提出了建党治党的根本方法。它表明，我们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巩固，根本上要靠党自身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首先靠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引导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同时也要靠广大党员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充分发挥先进模范作用和凝聚作用。这一建党根本原则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提高在党的建设中占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地位。只有抓住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这个根本，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使党保持青春和活力，始终站在先进行列，才能使党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夙愿。
二、治国治党必须凝聚人心，“理论创新”是治党的内在要求，也是治国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理论武装的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个极富生命力的理论。它把实践引入了自己的哲学，强调认识、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并且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也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品格的深入把握，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学风问题，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发扬了这种优良学风。“三个代表”论述就突出体现了这种学风，它有着很深刻的时代针对性。
当今时代不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和列宁的时代乃至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页。）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的报告中多次明确把这个变化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如果我们对于世界经济政治这种走向认真进行调查和分析，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判断的根据，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它既和二次大战之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的斗争密切相关，与长期以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有关，与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借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些具体做法有关，而且有着极其深刻的经济根源。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社会生产力自身结构的变化，即由于近几十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其越来越快地向生产力的转化，而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主要方面。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8年指出的：“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面对当今世界所发生的这样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尤其是运用唯物史观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和方法，分析当今的时代，并且作出新的科学的回答，决不能拘泥于固有的理论和传统的观点。所以，实践上的开拓进取和理论上的创新就成了特别突出的任务，否则就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个代表”论述，内在地、逻辑地包含着理论创新的要求。只有随着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也才能使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党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三个代表”论述时，就明确指出“四个结合”：“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来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去年6月，他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进一步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并且指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其他的一切创新都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指导下和推动、影响下进行的。”这实际上是对“三个代表”思想实质性要求的重要阐发，说明要做到“三个代表”首先在理论上要有创新，对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特点和发展要求、对当今中国先进文化及其发展趋势、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作出新的科学分析和认识。邓小平同志在带领我们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就是这样做的。今天我们也必须继续在总结历史的教训和当今实践的新鲜经验基础上敢于突破陈规，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在新的开拓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团结人民不断开拓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是当今社会转型对于我们党的要求。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转型必定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动荡。更何况我们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是史无前例的，更加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疑虑。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也必然形成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思想活跃，各种观念的涌现，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不都是坏事，因为它打破了思想僵化和思想一统的局面。问题在于对于社会上出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多样化，我们不能听之任之，而要引导，要努力进行整合，以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5页。）。而这个引导和整合要靠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如果我们的理论不以与时俱进，不能进行理论创新，就不能很好的说服群众，也缺乏应有的批判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只有团结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奋斗，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以理论的力量凝聚人心，就是我们团结和组织干部群众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会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页。）去年6月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问题，更为明确地点出了“三个代表”论述提出的特殊背景，并且从根本上极其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当今理论创新的主攻方向。我们党在新的世纪里，能不能继续做到“三个代表”，首先在于对党和党的事业所处的地位，以及对世界今后发展的趋势的判断上。只有对于社会主义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以及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的格局对我国的影响，有了科学的客观的辩证认识，才能在社会主义的困难曲折中看到问题，看见前进的方向，树立坚定的信念，振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才能对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对于它们近几十年取得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分析，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才能对于二十年来我们走过的历程、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目前存在的困难，包括广大群众中存在的困惑，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己。也只有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进行理论创新，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判断，极大地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我们党、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才真正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对于当今世界的现实矛盾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武装人们头脑，树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我们要用这个优势教育党员，不仅从组织上而且从思想上建党、治党；也要用这个优势教育和团结广大干部群众，治理我们的国家。
三、法德兼治，相辅相成，一个完整的治国基本方略
正是经过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和酝酿，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是对“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它把思想道德建设第一次提到了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上来，不仅会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也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思想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众所周知，法律和道德都是约束人的行为的，但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实行方式，一个是国家强制手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以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一个是出自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而形成的行为规范，是对自己行为的自我约束。法律必须以社会上公认的道德作为其前提和基础。基础的缺乏，法律不仅会没有必要的权威，甚至法不罚众，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对于执法机构的干部来说，他们的思想道德素养则更加直接地决定了是严格执法还是贪赃枉法。反之，道德规范的建树往往也要强硬的法律规章制度的支撑，尤其是在社会转型人们思想比较混乱的时候。不对违法乱纪现象严肃查处，不对邪恶势力依法予以惩处和打击，社会上就不能树立正气。恶人趾高气扬，好人不敢作声，道德规范也就不能在全社会很好弘扬，新的社会秩序就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之后，我们国家大大加强了法制的建设的步伐，尤其是在法律机构的建立健全和法律条文的制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但是，也应当看到，社会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还严重地存在，干部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司法腐败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便何况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妨碍的经济行为并不是都能依靠法律制约得了的。事实清楚地表明：除了法制手段以外，诚实、信用等等道德规范也是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所不可缺少的；何况法是要靠人来实行的，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观念，决定着他们遵纪守法的水平和执行法律的状况。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仅要靠法，而且要有相应的思想道德基础。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是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推向了新的阶段——法德并重的阶段。
“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手段的批判继承。讲治国方略，不能离开中国这个特定的对象，不能脱离开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因为这些历史和传统相当一部分已经积淀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中，积淀在老百姓的心灵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但是实现这个理想还必须切切实实地站在现实的土地上一步步做起。1.我们知道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在治国方略和奋斗的目标上，我们一定要走法治的道路。但也要看到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历史。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也将是相当长的。因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时间，更因为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更不是短时间里可能实现的。至今许多人还往往把前途和命运寄托在包公这样的青天大老爷身上，这就是明证。在这个转变和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个人品德的意义，不能忽视德才兼备的领导人在向法治国家过渡中的重大作用。2.我们更应当把“人治”与“德治”区分开来。“人治”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是和“德治”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人治”是把国家的治理寄托在领导人的能力、威望和德性上；而“德治”则是强调在治理国家过程中道德、进而扩展至德性的作用。当然领导人的德性对于国家的治理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强调的是领导人应当有德，不是把治理国家依托在个人品德上，而是要靠民主法制的建设。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146页。）3.还必须把当今我们所说的“德治”与中国儒家传统的“德治”区分开来。我们所说的德和传统儒学中所谓的德有着根本的不同。儒家的德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上的以忠君孝悌为核心的一整套礼仪规范，维护的是封建纲常；我们的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思想道德规范，根本上是为着维护人民的利益的。而且我们说的德内涵更广，它还包括着理想、信念等等，是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理性地产生的对我们事业执著的热爱，并且形成的道德观念。
“以德治国”也是对其他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从全世界来说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已经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了。这是一段漫长的充满着血腥和暴力、欺榨和贪婪的历史，是一个道德沦丧和道德重建的曲折发展中。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机制对于道德的双重作用，也充分地表明道德伦理对于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建立的不可低估的意义。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作用的阐述以及近几十年在西方兴起的经济伦理研究都显示着西方有识之士对于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的重视。这种重视甚至改变着人们对于经济和伦理相互不相关的传统看法。而由于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成风把所谓的市场经济推向崩溃的国家也并不少见。它们从反面论证着市场经济不仅应是法制经济而且应当是道德经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特别是作为一个搞社会主义的国家，理所当然地要从其他国家搞市场经济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且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优势，及时地把“以德治国”纳入治国的基本方略之中。
我们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要像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这两者分割开来，更不应当将它们对立起来。我们应当把这两者的结合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而不能把“以德治国”变成与“依法治国”相对的另外一个基本方略，更不能以“德治”来否定或者淡化“法治”。
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之后，我们党在治国治党问题上认识继续有个发展过程，“三个代表”到“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它们表明，在治国方略上我们又前进了一大步，不仅更加完善，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认识也更深刻了。在“三个代表”论述的指引下我们正大力加强着执政党的建设，现在又有了一个更为完善的治国基本方略，我们国家一定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地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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