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学——论吴宝康教授学术思想（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教授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理论密切联系实际
（一）档案学必须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
早在吴宝康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他已经开始注意在档案学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1954年，档案界正处于学习苏联档案理论与经验的高潮，吴宝康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就是必须把苏联档案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不是教条搬用。”1957年，在《努力发展档案学》一文中，他认为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是贯彻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的重要武器。”
进入学术生涯的自立阶段，吴宝康更加重视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1958年，他在提出档案学中国化时写到：“档案学的中国化过程及其任务的艰巨性。中国化的方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59年，他在提出档案学研究中必须正确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反对两种片面性时说：“理论是重要的，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密切联系实际的理论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出自实践，但实践并不等于理论。片面强调理论，忽视实际，这是不对的，反过来，片面强调实践，忽视理论也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
1961年，他在《总结经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一文中，谈到为了科学地总结档案工作的经验、探求客观规律、上升为理论的认识，必须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应用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并提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写道：“认识和经验都是来源于实践，通过实践才能取得经验，求得真理，而且只有实践才能检验我们的经验是否正确，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吴宝康在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指导下，步入了他学术生涯的成熟阶段。他一开始就反复强调档案界要在党中央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针对新情况，探讨新问题。1979年，他说，“我国档案事业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应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新问题。”
198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精辟地论述了档案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关系，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的关系，它们是统一的关系、结合的关系、辩证的关系，又是‘有的放矢’的‘矢’与‘的’的关系。我们知道，档案学的理论产生于档案工作实践，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同时，档案学的理论又回过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它的正确性、真理性，从而进一步发展档案学理论。”“由此可见，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说，档案工作实践是第一位的、基本的，因为从认识论来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我们‘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1993年，他说：“档案事业的飞速发展必然带来我国档案学的繁荣和发展。档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及其迫切需要是我国档案学创建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和根本源泉。档案实践需要档案学理论的指导，档案学理论又以档案实践为基础和源泉。”
（二）现代档案学在中国档案事业实践中不断发展
这当然涉及档案学的全部理论内容。本文分别从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学等三个主要方面，回顾中国现代档案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不断发展的基本状况，探索吴宝康学术思想的轨迹。
1.档案
A.初创时期对档案定义的探讨
在档案战线上工作了45年的吴宝康，在回顾最初进入档案学大门的情形时说：“刚起步时，无论是做档案工作，还是研究档案工作，首先要了解和认识工作对象问题，就是什么是档案，档案有何重要性的问题。当初，档案与资料的区分问题的讨论和争论，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起步走时必须首先解决的。我们从实际出发，在档案与资料的区分问题的探讨中研究什么是档案的问题。”1951年他对档案下的定义是“就全国全党而言，档案就是全国全党的工作历史的真实材料，就一个机关或一个部门而言，则是本机关本部门所办理的、足以说明本机关本部门的真实历史的一切文书材料。”到了1953年，吴宝康说“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其主要缺点，一是以本机关本部门办理与否为标准，从而破坏了一个机关、团体、企业或个人芬特的完整性；二是片面强调了档案是历史，从而排除了没有成为历史前的现实生活中形成的现实档案。克服上述缺点后，吴宝康下的定义是：“凡是公务、科学及文学性质的材料，抄写的或印刷的，文字的或图表的，直接反映着一个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的工作活动，并需保存起来以备今后科学或实际利用者，就是档案。档案就是某一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在工作中所形成的全部文件材料”。
1960年，经过十年的实践，吴宝康试图把积累下来的认识和经验进行总结，从而提出了现代档案的概念、档案的分类以及档案归谁所有等问题。他说：“我们对于现代的档案的概念是什么呢？现代的档案就是一切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及个人在工作或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技术文件、照片、影片、录音带等，经过一定的制度，进行立卷归档，并集中保管起来的材料。”这一包括档案产生者、档案内容以及立卷归档、集中保管等环节的定义，比过去进了一步。他还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界定了旧政权档案、革命历史档案与建国以后档案等三种档案；按照“实际情况、形成及发展条件和习惯的区分法”，他又区分为一般档案、技术档案、音像档案与个人档案等四类档案，并说“档案是属于国家所有、全民所有的宝贵财富”。
B.成熟时期对档案概念与分类的认识
1982年，吴宝康在《全国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专题评述》一文中，专门列有“关于档案的若干概念和定义问题”一节。他指出研究档案的定义对于档案理论建设和档案实际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说：“正是由于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使人越来越感到原有的档案定义，已经不能概括发展起来的实际内容，出现理论与实际不相符合和不相适应的矛盾情况，这是任何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过去的档案定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还带有初创时期的那种认识上的幼稚和朴素的性质。定义的含义还不够确切，也不够科学。”在这次讨论会上有四篇文章对档案下了四个定义。对此吴宝康说：“看来，经一定时间的争鸣，目前对档案定义的观点和提法有日趋一致的趋向，制定一个为大家所能接受的定义的时机是日益成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自1988年1月1日起施行。《档案法》从国家管理档案的范围的角度对档案用条文作出明确的规定：“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由于它与一般的档案定义没有本质区别，吴宝康赞同把《档案法》的定义“作为档案的科学定义”。他很赞成《档案法》的定义“把档案的属概念落脚到‘历史纪录’，而不是落脚到‘文件材料’”，说“这是具有远见的，也是比较科学的。”
C.新技术革命与档案的性质——知识与信息的载体
从档案是什么到对档案性质的认识，是吴宝康与档案学界经过长期实践，在档案理论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从1960年的“宝贵财富”，到1983年的“文化财富”，1984年的“经验、知识、信息、科学技术的一种载体”、“精神财富”、“精神资源”，1986年的“信息的一部分”、“信息源”，就是这种认识发展的一条线索。
1984年吴宝康说：“在‘新的技术革命’、‘信息社会’到来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对档案有比过去进一步提高的新的认识。我们过去常常说档案是工作活动、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或者就叫‘工作和实践活动的记录’。现在看来仅仅这样认识已不够了。我认为我们对档案的认识，一方面当然还是要看到它是工作实践活动的记录，同时，另一方面，是不是还应该把它看作是经验、知识、信息、科学技术的一种载体。”
1986年10月11日，吴宝康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档案概念“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刚解放时，档案就是指公文、来往文书；后来，档案的概念越来越大，党委的决议、记录也视为档案；接触历史材料，又有了历史档案；以后又有科学档案、艺术档案、财会档案，又有录音、录像档案等等。档案的概念问题是我们理论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今天我们这样认识，将来逐渐发展了，我们也要跟着实践走。”“我们现在可以说档案是各方面工作活动的真实记录。对档案的认识是否就到此为止了，呢？不是的，现在档案是信息的一部分。”要把“档案是一种信息源这种认识补充到我们的档案学理论中去。”
2.档案工作
与对档案这一概念的认识一样，吴宝康对档案工作的认识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的。我们从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作一分析。
A.档案工作的重要作用与社会地位
1984年，他在《档案事业的建设与档案学》一文中总结了建国35年的历史，针对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与其发展相适应的档案事业的经验，说“正是因为社会发展所提出来的这种客观的社会需要，我们档案事业才得以发展起来，这个事业的发展是由它自己本身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进而，吴宝康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档案工作存在的理论依据，以及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说：“人的认识从哪里来呢？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来，这个问题毛泽东讲过很多，人的认识是通过人的直接实践取得的。也就是说，通过直接经验取得知识。但是，人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去亲自实践，这是做不到的。因此还必须依靠间接的经验。通过间接经验，就是别人或前人的实践经验，获得知识。可以说人的认识更大量的还是依靠间接经验来认识事物的。档案是什么东西呢？档案实际上就是前人留下来的经验，我们利用档案就是利用档案中前人留下来的知识和经验，去取得认识，完善认识。这样看来，档案是很重要的了。它是人们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所必须依靠的东西。这样说来，档案工作也很重要了。”
B.档案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各环节的相互关系
早在1954年吴宝康就说：“档案工作的基本内容包括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与利用等六个部分……这六部分工作之间是互相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而不可分割的。”
1960年，吴宝康进一步分析了档案工作六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法。他说：“上述六项工作构成整个工作过程中的一套环节，每一个环节与其他环节之间，是互相有联系，又互相有矛盾的。收集是起点，利用是目的。一个是向人家要，一个是给人家用。如果没有收集，其他的一连串工作根本无从做起。收集了档案，各项工作才有事可做，所以说是起点。把档案收集之后，进行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等等工作，为提供利用作好一切准备和便利条件，都是为了使档案能够多快好省地为各项需要服务。”“在工作中必须把收集和利用两头抓住，带动中间的各个环节，才能使工作做得有效，并且不断地向前发展。”
1981年，他在谈到档案工作诸环节相互关系的研究时，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和工作规律的研究”。并提出了六个环节中的基础与目的、中心、主导的关系，说“利用是目的，是中心，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而收集、整理、保管以及利用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基础，这就是档案工作诸环节间的基本关系”；“也就是档案业务工作过程中本身所有的客观存在的工作规律”。1984年，他又谈到档案工作六个环节不是死的，可以随着实践发展需要而增加，并且说在大的工作环节里还可以有一些小的环节。
3.档案学
A.档案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三个主要条件
建设档案学碰到的头一个问题是：档案学是不是、能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人们有时把档案看得那么微不足道，把档案工作看得那么简单，甚至怀疑档案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国外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档案学可以是一门科学，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
吴宝康当然不能同意上述观点。他在许多文章中指出这种观点不对，更重要的他从正面再三论证了档案学是一门科学。“我认为，可否构成一门科学，主要是看三个条件。简单概括起来说，就是实践需要、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
1986年，他说：“第一个条件是实践的基础和实践的需要。从档案学来说，这个实践基础就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它的建设和发展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它的建设和发展也迫切需要这样一门科学来指导，因为实践是需要理论来指导的。这样一个规模庞大、内容复杂的档案事业建设，没有理论指导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档案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的第二个条件，“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简单说来就是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事业。这个独特的对象也规定了我们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和科学领域。”“我们现在的档案学，是以国家的档案事业、档案馆事业，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我们的档案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和研究档案、档案馆和档案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所以，我们的档案学，才是真正科学的档案学。”
关于第三个条件，“要有自己特有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以及理论依据，要有这门科学特有的一系列概念（如‘档案’、‘档案工作’、‘国家档案全宗’等）。”1983年他说：“我们既然有了研究对象，就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概括，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那么自然就可以建成一门科学。”
B.走中国化道路，是我国现代档案学的根本特点
1959年，吴宝康说：“要编出一套较为成熟的系统总结实际经验的讲义恐怕还要付出相当长期的艰巨的劳动。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摸索到了一条如何着手去总结实际经验的道路”。1960年他说“创立一套以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中国新档案学理论的任务是巨大的”。“中国化的档案理论还正在创建，在许多现代技术方面还是空白点，在整个档案事业中，理论研究还是薄弱的一环。”
经过20多年，1984年他在《档案学研究在中国》一文中，讲到我国已经“逐步创建和形成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点的现代档案学”，并说，中国档案学是“明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总结中国档案工作的实际经验，批判地继承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遗产，以及学习借鉴外国档案工作的有益经验，不断防止和克服种种片面性的过程中建设和发展起来的”。
C.实践研究与理论研究，是档案学发展的左右两翼
1986年，吴宝康在《办好档案教育，发展档案科学》一文中说：“重视并加强对档案工作的改革实践的研究，科学地总结和概括改革实践的经验，是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档案学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加强档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我们档案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基本理论是学科的基础，它将标志着学科理论建设的成熟程度……当然，加强基本理论研究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档案学的应用研究。一般说来，我们应该把基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基本理论是应用研究的基础，应用研究是基本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和归宿。”
1982年，他在讲到档案学的理论研究时说“研究什么是档案学，它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学科性质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它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等问题，在档案学的学术研究中，无疑是首要的问题，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实际工作部门的有些同志，也已开始认识到研究档案学本身的一些理论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撰文作探索性的论述，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当今加以提倡的研究方向。它对于克服片面强调研究实际问题，忽视基本理论研究的倾向是很有意义的。”
D.档案的两大部类研究，是档案学的新发展
档案的两大部类——文书档案与科技档案研究，是80年代中国档案学的新发展。科技档案学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从科技档案是不是生产力、科技档案有没有经济效益以及科技档案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认识过程中，可以看出我国档案学在现代化建设与档案建设实践中发展的历史轨迹。
1982年，吴宝康在全国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评述中指出，目前在科技档案管理的研究中，有个较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即科技档案是不是生产力。他说：“从这次论文情况看，一般都认为科技档案是生产力，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或潜在的生产力，在一定的条件下，即通过科技档案的利用就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或物质形态的生产力。”
1984年，他在一次科技档案工作的学术讨论会上专门论述了“关于科技档案的经济效益问题”。他在肯定了科技档案有经济效益的观点后说：“过去我们曾讨论过科技档案是不是生产力问题，我以为从科技档案是不是生产力问题到这次提出来讨论经济效益问题，是科技档案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深入，是过去讨论科技档案是不是生产力问题的继续和发展，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也表明我们认识的深化。”
1984年，他在给一位同志的后来题为《科技档案与经济效益》的复信中，在肯定科技档案具有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它的价值，从而说明科技档案具有经济效益的观点是无疑的。他说：“科技和生产知识、信息是科技档案这个物质载体本身内在的客观内容，而科技和生产知识、信息是能够满足生产的某种需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知识、信息的有用性就决定了科技档案的有用性，也就决定了科技档案本身具有使用价值。”“正因为它有使用价值，所以我们说科技档案在生产活动过程中，通过一定形式的利用，就能产生经济效益。”“科技档案与一般档案相比，有它的特殊性，特别是最近我国科技管理中又出现了推行专利制度、技术有偿转让等新情况，专利制度是肯定并承认脑力劳动也能创造价值的，因此技术发明可以成为财富，成为商品，允许买卖转让……如果经研究后，大家都同意，科技档案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还有价值，那末，科技档案通过利用，可以有经济效益，就更无疑义了。”
E.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957年，吴宝康在《关于档案学问题》一文中说：“全国解放前的档案学研究的范围实际上只是文书学和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一部分内容。”这当然还谈不上“理论体系”。“今天能在档案学中包含了这么多的独立科学课目”，证明了我国档案学的迅速发展。但就我国现代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来说，50年代中期还只能说开始出现，因为那时还只有五个科学课目：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文书学、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档案文件公布学。
到了80年代就大不一样了。1983年，这门学科，按其领域和范围以及学科分类来讲，就可以分六个方面：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档案效用学、档案历史学、档案技术学、档案法规学。其下还有若干分支学科。
1986年，他有一篇文章专门谈“档案学及其学科体系”，提出了一个“关于档案学体系的设想”。吴宝康说，“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要对档案学的科学体系来一个设想，然后再去建设档案学，改变过去那一种一门一门地研究，再合到一起凑成一个体系的作法。这是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档案学已经发展到不是一个单一性学科，而是由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一个学科群体，而且按我的想法每个分支学科又可以分成若干层次，有的多到五六层，有的还只能分到第四层。”文章还附了一张学科体系分支表：第一层次是档案学，第二层次是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前者分到第四层，从上到下共有15个学科，后者分到第六层，上下共有60个学科。
F.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第一次飞跃
这实际是对自建国到1984年，档案学35年发展的基本总结。
1988年，吴宝康说：“建国以后的30多年，对档案学研究的成绩表现在何处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建国后档案学建设与发展实现了档案学的第一次飞跃。”“第一次飞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我们把建国前的着重研究机关档案工作的、属于总结实际经验和技术方法的档案学，提高到初步具有自己一定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水平，把一门经验性技术性的学科改革成为一门具有理论性的学科，这可以说是一次飞跃。还可以说我们已把档案学从一门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具有若干分支学科的这样一个学科群体。”“能够实现这次飞跃，主要来源于建国后我们档案事业的飞速发展，它为实现飞跃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档案实践相结合。”
1989年，他在谈到实现第一次飞跃的动力时又增加了一条：“实现‘飞跃’的动力来源于一切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专业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业务指导工作者和一切实际工作者，以及群众性的学术研究个人和组织的共同努力……档案学的理论大厦是依靠一代又一代各方面的人共同建设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