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国民心理建设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思想论文,心理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国民心理建设是孙中山救国、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被他放在《建国方略》的首位。他不仅从革命、立国、建国诸方面强调了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从多方面论述了国民心理建设的基本内容。他从中国现实出发,把国民心理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与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相并列、相对应。他的许多有益见解,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的目标,就是救国救民。他不仅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拯救出来,而且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并且驾而上之的世界上最新式的国家。与此相适应,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也就集中表现为救国与建国两大方面。其中,国民的“心理建设”(即精神建设)思想,是孙中山救国和建国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被他摆在首要位置。
一
孙中山把国民的“心理建设”放在首位,决非偶然。它是革命和建设需要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总结,也是孙中山思想认识发展的重大结果。
早在孙中山投身革命事业之初,就立下了要把中国建设成高度文明国家的宏伟志向。他从中国贫穷落后和西方文明富强的对比和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仅“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①]因此,在外洋学习期间,他“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②]这表明,孙中山已意识到要彻底改造中国,除了要有物质文明,还需注意精神文明。
在救国救民的革命征途上,孙中山历尽艰辛,遭受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从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革命难,不在清政府之强”,“惟惜中国人民尚未有此思想,尚未发此志愿”。[③]于是,他积极宣传他的革命主张,以求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创建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不禁兴高采烈,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从此可以实行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革命方略》所规定的种种建设方案,使中国一跃而登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谁知,“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建国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④]斗争的失败,建设的停顿,使他更感到心力的作用之大,“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⑤]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心理对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要影响,因此,在考虑中国建设的新方略时,他把千头万绪的工作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为精神建设,一为实业(即物质)建设。“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实际上之建设,不外实业发达。”[⑥]1917年至1919年,孙中山在考察、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筹划和制订了一个宏伟的建设国家方案——《建国方略》,把国民“心理建设”(孙文学说)正式放在首位,以表示他对精神文明、心理文明的重视,因为“惟此种光明能指示人生之趋向,而凡旧社会之迷妄偏执,一一须以此光明照临破除之。”[⑦]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看重心理建设,是因为:
1、心理建设是革命事业的保证
孙中山认为,要救国救民,必须革命,以革命救国。而革命是要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再造一庄严华丽的新民国。要成此大业,光有革命党的奋斗是不够的,“中国革命事业,实全国人心理所成。”[⑧]革命要从国人的心中革起,使人人都意识到自己负有革命的责任。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政治上的革命才有希望成功。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缺乏人民的心力,“当时中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的心力。”[⑨]孙中山要求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从根本上自改造国民心理做起,去宣传群众,感化人群。到了全国的人心都被感化,都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就是革命大功告成之日。
2、心理建设是国家建立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建立是需要基础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在孙中山看来,这个基础就是人们的心理,是人心。“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⑩]孙中山认为,民国之所以建立,是建于国民之心,人心就是立国的根本;国家要巩固,也“要用人心做基础”,“人人的内心都赞成民国,倾向民国,然后民国才不致倒,才可以巩固。”民国成立以后,之所以出现复辟,总有人想当皇帝,“就是因为国基不巩固,人人的心理还不欢迎共和。”[(11)]故欲巩固国本,必先巩固人心,要人人从心理上倾向共和,中国才不会再发生皇帝,中国才可以富强。
3、心理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先导
孙中山认为,“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12)]因此,要建设祖国,就要让全体国民觉悟,共同担负起建设重任。但如果国人的心理依然停留在“不知固不欲行,知之又不敢行”的地步,那就只能束手待毙,建设的计划只能落空。当务之急就是要破国民心理之大敌,出国人思想之迷津,这样,中国的事才能大有可为,建设一个世界文明进步的中华民国,有如反掌之易。
国家建设不仅在于经济建设,还有政治建设。当时的中国虽有了民主共和之名,但共和之实能举与否,民主政治能否顺利建成,全在国民心理如何。“国民既欲共和,非当局之人所能强以所不欲。”[(13)]况“一国之趋势,为万众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14)]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余毒根深蒂固,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以至于大多数国民的心理,不但不知道民主共和的好处,反而希望真命天子出现,或者满清复辟,把民国再变成帝国,“国人因缺乏新思想,放弃权利,国中政权遂为一般强盗官僚乘时而操纵之”。因此,要想建设民主政治,必须改变国人的旧思想、旧观念,发达新思想、新观念。只有当全体国民真正从心理上了解民主政治为何物,真正民权乃能实现,然后民治方能实行。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把国民心理建设提到革命、立国、建国的高度来认识,这是符合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
国民“心理建设”既然如此重要,那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呢?经过考察研究,孙中山提出了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1、破“知易行难”说,立“知难行易”说
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失败,建设之所以停顿,是因为国人对他的三民主义不了解,革命党内部也有不少人批评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而且“众口铄金,一时风靡”,造成了许多人思想上极端混乱。而这种思想错误又源于传统的“知易行难”说,此说“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是“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而“知易行难”之说,“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15)]许多人正是相信此说,而把孙中山的建设计划认为是空谈,放弃建设责任,终致孙中山的建设计划被一一取消。因此,孙中山认为在进行物质建设之先,要破除“知易行难”这一心理大敌,从理论上论证“知难行易”。“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民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16)]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与传统的“知易行难”学说,在实践中都有其片面性,因为“行”和“知”都有其艰难的地方。但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到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看到了精神的能动作用,认识到了物质建设必须思想领先的道理。特别是在长期处于封建专制束缚下,广大国民思想僵化,想有所为而不敢为的情况下,这一思想的提出,对于振奋国民的首创精神,万众一心去建设祖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2、废除专制政治,建设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核心,也是他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内容。他指出:“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四万万之人民”,“皆当为主人矣。”[(17)]针对当时流行的所谓“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断不能行共和制”的谬论,孙中山强调只有实行共和制才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知识程度。他坚信民主政治对于中国人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孙中山也看到中国人民因为长期生活于旧制度中,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这一事实,为使人们对民主政治有个心理适应过程,必须给予一定的训练。为此,孙中山把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是军政时期;二是训政时期;三是宪政时期。训政时期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为实行宪法之治准备条件。孙中山强调此训政时期,“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18)]
一般论者认为,“建设程序论”表现了孙中山对人民群众力量和智慧的低估,未能把人民群众的愚昧落后视为旧制度的恶果。笔者认为其实不然。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为世界至大至优者,然在世界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却未能先于东邻而改造成一富强国家的原因,在于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人民天性如此,根源在于封建专制。长期置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承受着巨大的历史负荷,不可能一下子摆脱皇权思想而接受民权学说。对此,孙中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虽然,人民群众既能打破旧政权,也一定能适应新制度,故而孙中山坚信民主政治对中国人民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但这种创造和适应必须有相应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况且,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产物,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没有经历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广泛的酝酿、传播和发展过程,民权这株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树,在当时的中国还一时缺乏扎根、成长的必要土壤。因此,在军政和宪政之间加上训政这一阶段,作为消灭封建专制统治到建立民主政治的过渡,有着现实依据和积极意义,它体现了孙中山的务实精神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
3、振兴教育事业,提高民族素质
孙中山认为,教育对于改造国民的心理,争取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繁荣富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9)]为此,他把振兴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建设“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来抓。
一个国家,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教育。近代中国教育的落后,是没有顾及教育与立国、建国的关系。孙中山认为,振兴教育,不仅在革命时需要,在建设国家时更需要。他把振兴教育提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认识,表现了非凡的学识和超人的眼光。
孙中山还认为,要改造国民的心理,就应当让全体国民接受教育。因此,受教育的对象不应当是少数人,而应当是全体国民。只有全体国民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教育程度提高了,“然后人人〈才〉知道替国家去做事”,[(20)]整个民族才能兴旺,国家才能富强。
对国民的教育,除了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以外,还应包括革命知识教育和政治知识教育。革命知识教育就是使民众懂得他的三民主义的真实意义、民国的奋斗目标,树立为他的主义而奋斗的信念。要做到这一点,“非从宣传上做功夫不可”。要把三民主义宣传到全国,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使全国人民都赞成,都欢迎。“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21)]政治知识教育就是要使国民了解他的三民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懂得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树立“天下为公”、“为大家谋幸福”的思想。
孙中山把振兴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素质、为建设祖国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并且在重视抓好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注意加强革命理想和思想道德的教育,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战略眼光。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4、发扬民族精神,树立新的道德风尚
孙中山认为,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但后来却一落千丈,最大的原因就是失掉了民族精神。所以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精神”,“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22)]
要恢复民族精神,首先要使全体国民“自己心理中知道现在中国是多难的境,是不得了的时代,那末已经失了的民族主义才可以图恢复”。其次,是要“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共同去奋斗”,[(23)]这样,就可以恢复民族地位。
孙中山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好道德,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所以能在历史上保持强盛的地位,道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把道德建设作为国民心理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中国固有道德中的忠孝、信义、仁爱、和平一一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忠君固然不可,但忠于国家和人民完全可以,孝敬父母长辈也理所应当;革命者的仁爱就是救国救民;讲信义、爱和平是中国人民的美德,应该发扬光大。在强调恢复和发扬中国固有之美德的同时,孙中山还指出要借鉴欧美道德伦理中的好的因素,如人道主义、平等互助等等。
在日常生活中,孙中山提倡运用礼貌语言、注重仪表风度,破除旧的风俗习惯,树立新的风俗习惯,并把这些内容也纳入他的“心性文明”、“心理建设”之中,作为建国的具体内容,与他讲的“物质文明”相并列、相对应。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致力于经济建国、政治建国的同时,努力把“心理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中,尚不多见。
三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特点鲜明。
首先,他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上来认识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性的。
虽然,孙中山对物质和精神的定义并不合乎科学,也未能揭示出两者的本质属性,但他认为“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故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24)]“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这就是说,物质和精神是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两个文明是互相制约的。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认识到物质是基础,精神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指出:“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固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稽迟。”[(25)]针对人们往往偏重物质而轻视精神的心理,孙中山强调在一定情况下,“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26)]
毋庸讳言,孙中山在论证物质与精神时,确有过分强调“心性文明”、夸大精神作用的偏向,但他却是中国历史上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纲领去自觉探求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伟大思想家,他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
其次,孙中山是从立足中国现实来强调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性的。
孙中山认为,中国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统治,人民的知识、政治能力相对薄弱,“中国人崇拜古人的心思比那一国人都要厉害些。”[(27)]这使中国的国民心理建设任务显得更艰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时,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舆论准备也不足。因此,整个社会的变革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政治的变革走在了前面,而人们的心理却落在了后面。辛亥革命后,共和政体虽然建立,但真正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思想的人并不多,希望真命天子重新出现的也大有人在。正是基于这一中国现实,孙中山更感到改造国民心理、启发人们觉悟是何等重要与迫切,因而毅然把国民心理建设放到了首位,以使国民早日觉醒,彻底觉悟,建设真正民国。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却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益探索。他的许多宝贵见解,直至今天对后人仍有深刻的启发作用。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经过这些年来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挫折。而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深感到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尤其是人们的心理往往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改革开放十余年来,我们的民族心理确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一些不好的旧的民族心理品质也在消极适应着环境,由此造成了一些人的心理失衡,表现为思想上的迷惘与失落以及国民身上的双重人格特征:一方面痛恨腐败,另一方面又欣赏金钱与权势;一方面大骂社会风气日下,另一方面又缺乏身体力行的精神;一方面高喊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又缺乏正确的民主意识和习惯。这些又反过来加剧了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困难。如果不改变这种矛盾心态,将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严峻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方面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是人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这是社会变革中最深刻的变革,它甚至比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还要深刻。美国的一位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教训时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里,这是屡见不鲜的。进行这种移植现代化尝试的国家,本来是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以为把外来的先进技术播种在自己的国土上,丰硕的成果就足以使它跻身于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之中。结果,它们往往收获的是失败和沮丧。”“痛切的教训使一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们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8)]英格尔斯的观点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孙中山关于国民心理建设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包括心理素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学习研究孙中山的国民心理建设思想,继承发展他思想中的珍贵精华,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① ② ③ (1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5页、第8页、第443页、第15页。
(13) (1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7页、第424页。
⑧《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7页。
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7页。
⑦《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3页。
④ ⑤ (14) (15) (16) (17) (18) (20) (25) (27)《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第158页、第207页、第158页、第160页、第202页、第413页、第74页、第180页、第68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1、430页。
⑩ (23)《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4—215页、第232页。
(11)《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9、32页。
(22)《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87页。
(21) (24) (26)胡汉民:《总理全集》第2卷,第344—345页、第246页、第246页。
(28)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