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方外纪》：世界图像与海外猎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像论文,海外论文,世界论文,职方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在政治生活、学术思潮和艺术审美趣味中都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色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晚明士人对于“奇”的追求。传统中国古代的习俗和事物由于年代的久远，其“奇”的色彩，在晚明已不足以广泛引发学界的兴趣。因此，这种对“奇”的追求更多的是面向海外，异域的地理、人文、习俗、器物等信息，都能够强烈地激发起明末清初士人的好奇心。可以说，在晚明的知识和思想世界中，尚“奇”、猎“奇”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趣味。
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的《职方外纪》是继利玛窦世界地图之后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人文地理的著述，然而，国内外学界关于艾儒略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对于《职方外纪》的专门研究却非常有限。①且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地理学知识和地理学词汇术语的角度来展开的，不少解释过于简单化。该书如何介绍欧洲和世界，如何绘制世界图像，其所采取的特殊的编辑策略，笔者认为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作为一部在明末汉文世界中问世的人文地理的专门著述，《职方外纪》不仅仅对世界图像做了细致描绘，还在于它所述“奇人奇事”，在明末清初引发了很多士人对于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的浓厚兴趣。作为一部系统介绍世界人文地理知识的著述，《职方外纪》在传述“奇事”、“奇人”、“奇器”、“奇观”等方面，究竟有怎样的特点；这些“奇”在明清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一视角，接续前人的研究继续进行讨论。
一、《职方外纪》绘制的世界图像及其引入的新奇知识
《职方外纪》成书于天启三年(1623)夏天，刻印于是年秋天。但目前所见的明刻本只有《天学初函》本和闽刻本。《天学初函》本即今通常所用的五卷本。闽刻本为六卷本，除原书各序外，增加了叶向高的序，且冠于各序之首。序中说“此书刻于淛中，闽中人多有索者，故艾君重梓之。”谢方推测该版本为天启五年(1625)艾儒略入闽后至天启七年(1627)叶向高逝世前翻刻的，它的祖本为艾儒略从浙江带去的原刻本，因此，此闽刻本在时间上要比崇祯二年(1629)前李之藻刻《天学初函》本早。闽刻本的翻刻者王一锜妄将原书的五卷本改为六卷，即将原书的最后一节《墨瓦蜡尼加总说》提出来，再加上一篇翻刻者写的《书墨瓦蜡尼加后》作为附录，成为卷五，而原来的卷五则变成了卷六。北京国家图书馆还藏有明版《职方外纪》五卷本的单刻本和日本抄本六卷本各一种。清代《职方外纪》曾被多种丛书收录，先后有乾隆时的《四库全书》本、嘉庆时张海鹏的《墨海金壶》本、道光年间的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光绪浦氏辑《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以及后来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据《守山阁丛书》的影印本。
五卷本《职方外纪》，书前有《万国全图》、《北舆地图》、《南舆地图》；卷前有《五大州总图界度解》，简单阐明了关于地球科学的自然地理总论，包括天体原理、地圆说和五大洲观念。该书中每洲都各先有总说，除墨瓦蜡尼加外，后均分国别和地区进行介绍。卷一亚细亚，对《大明一统志》诸书中已详载的内容多“不复赘”，而“略撮职方之所未载者于左”。②卷二欧逻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指出这是“天下第二大洲”，“共七十余国”。③书中极为详细地介绍了西班牙、法兰西、意大利、德国、法兰德斯、波兰、乌克兰、丹麦、希腊、莫斯哥以及地中海诸岛国。卷三利未亚(Libia)，这也是中国人不熟悉的“天下第三大洲”，“其地中多旷野，野兽极盛。有极坚好文彩之木，能入水土千年不朽者”。称该洲多“异兽”，“因其处水泉绝少，水之所潴，百兽聚焉，更复异类相合，辄产奇形怪状之兽”。④卷四南北亚、墨利加和墨瓦蜡尼加(Magellanica)，介绍美洲和部分大洋州的内容。卷五四海总说，介绍分布在地球上的海洋世界。⑤
在《职方外纪》的编译过程中，生活于中国士人特定文化圈中的艾儒略，找到了一条表现复杂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阐释方式，这就是采用传述“异闻”的编辑策略，突出西方的“奇”，以迎合中国士人猎奇的文化趣味。《职方外纪》特别强调介绍一些“奇事”、“奇人”、“奇兽”、“奇物”和“奇观”，并着力使用“奇”字来刻画者多达21处，如“西把尼亚有三‘奇’，有一桥万羊牧其上，有一桥水流其上，有一城以火为城池。”英国则“有三奇事：一、鱼味甚佳，而皆无鳍翅；一、天静无风，倏起大浪，舟楫遇之无不破；一、有小岛无根，因风移动，人弗敢居，而草木极茂，孳息牛羊豕类极多。”⑥托莱多城天主教堂中的“奇物”；“花素奇巧”的罗马伯多碌圣人之殿；“宏丽奇巧”的月神庙“殆非思议所及”、“西国称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⑦称西班牙、塞维利亚“金银如土，奇物无数”；称印度南部“有二奇木，其一名阴树，花形如茉莉，旦昼不开，至夜始放，向晨尽落地矣。国人好卧于树下，至蚤花覆满身。其一木不花而实，人不可食，其枝飘扬下垂，附地便生根若柱，如是岁久，结成巨林，国人荫其下，无异屋宇，至有容千人者，其树之中近原干处，则以供佛，名菩萨树。”⑧如介绍非洲有各种“奇形怪状之兽”⑨；“有兽名独角，天下最少亦最奇，利未亚亦有之，额间一角，极能解毒。”⑩非洲“有兽如猫，名亚尔加里亚（今译灵猫），尾后有汗极香，黑人阱于木笼中，汗沾于木干之以刀削下，便为奇香。”(11)墨西哥有一种鸟的“鸟羽有奇彩者，用以供神。”(12)今属伊朗的“忽鲁谟斯”为当地人称为“天下若一戒指，此地则戒指中之宝物。”此地“百货骈集，人烟辐辏，凡海内极珍奇难致之物，往辄取之如寄。”(13)如“罗玛城奇观”，“国王又造一瞻礼大堂，高大奇巧无比”；乌克兰的奇观“有四水甚奇：其一从地中喷出，即凝为石；其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为冰；其一以铁投之便如泥，再熔又成精铜；其一水色沉绿，冻则便成绿石永不化矣。”(14)即使在介绍耶稣神灵事迹时，也不忘用“奇”字来表述：“其后耶稣肉身升天，诸弟子分散万国，阐明经典，宣扬教化，各着神奇事迹，亦能令病者即愈，死者复生又能驱逐邪魔”。(15)称铁岛（今译哈罗岛）有：“名曰圣迹水，言天主不绝人用，特造此奇异之迹以养人。各国人多盛归，以为异物。”(16)卷五四海总说包含大量海外奇闻，如有“负儿登岸……儿死鱼不胜悲痛亦触石死”的“仁鱼”；有“二手二足，气力猛甚，遇海舶辄颠倒播弄之”的“海魔”；有“上体直是女人，下体则为鱼形”的“海女”；有“须眉毕具，特手指略相连如凫爪”的“海人”等种种海上奇兽。(17)
该书通过有关整个世界的各种奇风异俗、奇人异事、野草仙花、海岛怪兽等大量新奇信息，为中国人展示了一幅全球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壮丽图景。在绘制世界图像的过程中，该书是将介绍各地的域外新奇知识作为叙述的策略。全书文字奇特，充满了各种丰富、奇诡、变幻的记述。艾儒略在天启三年(1623)所写的自序中也多处强调该书所传送的是“五方万国之奇诡不穷”的知识，而通过对这些奇异知识的“探奇览秀，以富襟怀，以开神智”。(18)
在文化景观和文化制度方面，该书将欧洲的文化和制度作为一种不同寻常的知识来表述，这些内容比重最大，包括了服饰礼仪、饮食起居、建筑特色、生产活动、婚丧习俗、法律教育、宗教信仰、社会保障、文化人物等等。《职方外纪》中所描绘的欧洲图像特别细致，称“君臣冠服各有差等，相见一免冠为礼。男子二十已上概衣青色，兵士勿论。女人以金宝为饰，服御罗绮，佩带诸香，至四十及未四十而寡者即屏（摒）去，衣素衣。酒悉以葡萄酿成，不杂他物。其酒可积至数十年，当生子之年酿酒，至儿三十娶妇时用之，酒味愈美。……其国俗虽多酒，但会客不以劝酒为礼。偶犯罪者，终身以为诟辱。饮食用金银玻璃及瓷器。天下万国坐皆席地，唯中国及欧逻巴诸国知用椅桌。其屋有三等，最上者纯以石砌，其次砖为墙柱，木为栋梁，其下土为墙，木为梁柱。石屋砖屋筑基最深，可上累六七层，高至十余丈。地中亦有一层，既可窖藏，亦可除湿。瓦或用铅，或轻石板，或陶瓦。凡砖石屋皆历千年不坏。墙厚而实，外气难通，冬不寒而夏不溽。”欧洲“土多肥饶，产五谷，米麦为重，果实更繁。出五金，以金银铜铸钱为币。衣服蚕丝者，有天鹅绒织金缎之属，羊绒者，有毯锁哈剌之属。又有苎麻之类名利诺者，为布绝细而坚，轻而滑，大胜棉布，敝则可捣为纸，极坚韧，今西洋纸率此物。”生产制作分为“木工、石工、画工、塑工、绣工之类，皆颇知度数之学，制造倍极精巧。凡为国工者，皆考选用之。”(19)该书指出欧洲国家“国主互为婚姻”，婚娶“男子大约三十，女子至二十外，临时议婚，不预聘通。国之中皆一夫一妇，无敢有二色者。”(20)
《职方外纪》介绍的西方“奇事”中，特别突出了对欧洲制度文化的介绍：“欧逻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听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官府必设三堂：词讼大者先诉第三堂；不服，告之第二堂；又不服，告之第一堂；终不服，则上之国堂。经此堂判后，人无不听于理矣。讼狱皆据实，诬告则告者与证见即以所告之罪坐之。若告者与诉者指言证见是仇，或生平无行，或尝经酒醉，即不听为证者。凡官府判事，除实犯真赃外，亦不事先加刑，必俟事明罪定，招认允服，然后刑之。官亦始终不加骂詈，即词色略有偏向，讼者亦得执言不服，改就他官听断焉。吏胥饩廪虽亦出于词讼，但因事大小以为多寡，立有定例，刊布署前，不能多取。故官府无恃势剥夺，吏胥无舞文诈害。此欧逻巴刑政之大略也。”(21)《职方外纪》还相当详细地刻画了欧洲人的宗教：“欧逻巴国人奉天主正教，在遵持两端：其一，爱敬天主万物之上；其一，爱人如己。爱敬天主者，心坚信望仁三德，而身则勤行瞻礼工夫。其瞻礼殿堂自国都以至乡井，随在建立。复有掌教者专主教事，人皆称为神父，俱守童身，摒俗缘，纯全一心，敬事天主，化诱世人。其殿堂一切供亿，皆国王大臣民庶转输不绝，国人群往归焉。每七日则行公共瞻礼，名曰弥撒。此日百工悉罢，通国上下往焉，听掌教者讲论经典，劝善戒恶。女妇则另居一处听讲，男女有别。其爱人如己：一是爱其灵魂，使之为善去恶，尽享天生之福；二是爱其形躯，如我不慈人，天主亦不慈我。”(22)
《职方外纪》为绘制世界图像所介绍的欧洲各国“奇物”中，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介绍最为详细。其中对两国的城市图像的描写尤其生动。如称西班牙“国中有二大名城；一曰西未利亚（Sevilla，今译塞维利亚），近地中海，为亚墨利加诸舶所聚，金银如土，奇物无数，又多阿利袜果，有一林长五百里者。一名多勒多城（Toledo，今译托莱多），在山之巅，取山下之水以供山上，其运水甚艰。近百年内有巧者制一水器，能盘水直至山城，而绝不赖人力，其器昼夜自能转动也。又有浑天象，其大如屋，人可以身入其中，见各重天之运动，其度数皆与天合。相传制此象者注想十七年，造作三年，曾未重作一轮。其境内有河，曰寡第亚纳，伏流地中百余里，穹窿若桥梁，其上为牧场，畜牛羊无算。有塞恶未亚城（Segovia，今译塞哥维亚），乏甘泉，遥从远山递水，架一石梁，梁上作水道，擎以石柱，绵亘数十里。又一都城，悉皆火石砌成。故本国有言：以西把尼亚有三奇，有一桥万羊牧其上，有一桥水流其上，有一城以火为城池也。”对托莱多城的天主教堂有很详细的描述，称其“创建极美，中有金宝祭器不下数千。有一精巧银殿，高丈余，阔丈许，内有一小金殿，高数尺，其工费又皆多于本殿金银之数。其黄金乃国人初通海外亚墨利加所携来者，贡之于王，王用以供天主耶稣者。近来国王又造一瞻礼大堂，高大奇巧无比，修道之士环居焉，其内可容三国之王，水泉四十余处。堂前有古王像六位，每位高一丈八尺，乃黑白玉琢成者。堂内有三十六祭台，中台左右有编箫二座，中各有三十二层，每层百管，管各一音，合三千余管，凡风雨、波涛、呕吟、战斗，与夫百鸟之声，皆可模仿，真奇物也。又有书堂，阔三十步，长一百八十步，周列诸国经典书籍，种种皆备，即海外额勒济亚国（希腊）之古书，亦以海舶载来，贮于此处”。(23)对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城市景观，艾儒略有身临其境的描述：“（意大利）最大者曰罗玛，古为总王之都，欧逻巴诸国皆服焉。城周一百五十里，地有大渠，名曰地白里（Tevere，今译特韦雷河），穿出城外百里，以入于海。四方商舶悉输珍宝骈集此渠。自古名贤多出此地。曾建一大殿，圜形宽大，壮丽无比，上为圆顶，悉用砖石，砖石之上，复加铅板。当瓦顶之正中，凿空二丈余以透天光，显其巧妙，供奉诸神于内。此殿至今二千余年尚在也。”(24)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万神殿。他还提及了罗马贵族的避暑胜地弗拉斯卡蒂和圣彼得大教堂，前者在苑“中造流觞曲水，机巧异常，多有铜铸各类禽鸟，遇机一发，自能鼓翼而鸣，各有本类之声。西乐编箫，最有巧音，然亦多假人工风力成音。此苑中有一编箫，但置水中，机动则鸣，其音甚妙。此外又有高大浑全石柱，外周画镂古来王者形象故事，灿烂可观。其内则空虚，可容几人登挤上下，如一塔然。”“伯多琭圣人之殿悉用精石制造，花素奇巧，宽大可容五六万人，殿高处视在下之人如孩童然。”(25)《职方外纪》还首次通过“奇事”与“奇观”的角度介绍了比萨斜塔：“有博乐业城（今译波伦亚），因多公学，名为学问之母。昔有二大家争为奇事，一家造一方塔，高出云表，以为无复可踰。一家亦建一塔，与前塔齐。第彼塔直耸此则斜倚若顷，而今已历数百年未坏，直耸者反将颓矣。”(26)
描绘西方奇人是《职方外纪》的一大特色，如在“亚墨利加总说”中特别提到创造了地理大发现奇迹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三大州，于大地全体中只得什三，余什七云是海。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者，素深于格物穷理之学，又生平讲习行海之法，居常念天主化生天地，本为人生据所，传闻海多于地，天主爱人之意恐不其然，毕竟三州之外，海中尚应有地。……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因闻诸国王，资以舟航粮糗器具货财，且与将卒，以防寇盗，珍宝以备交易。阁龙遂率众出海，辗转数月，茫茫无得，路既危险，复生疾病，从人咸怨欲还。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颂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时未敢登岸，因土人未尝航海，亦但知有本处，不知海外复有人物。且彼国之舟向不用帆，乍见海舶既大，又驾风帆迅疾，发大炮如雷，咸相诧异，或疑天神，或疑海怪，皆惊窜奔逸莫敢前。舟人无计与通，偶一女子在近，因遗之美物、锦衣、金宝、装饰及玩好器具，而纵之归。明日，其父母同众来观，又与之宝货。土人大悦，遂款留西客，与地作屋，以便往来。阁龙命来人一半留彼，一半还报国王，致其物产。”(27)在“墨瓦蜡尼加总说”中还介绍了“遍绕大地一周”的“墨瓦兰”（Ferdinand Magellan，今译麦哲伦，1480-1521）。(28)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到达美洲和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环游世界的记述。在介绍这些航海探险家的过程中，艾儒略运用了“惊奇”、“震慑”的字眼，突出的是他们的“非凡事迹”。有意思的是，即使在地名翻译上，艾儒略也尽可能表达出其“奇异”之味，如遵循利玛窦的译法，将Florida（今译佛罗里达）译成“花地”，自己还独创性地将今南美洲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首次译为“火地”，(29)因为那里很多印第安人在南岸经常燃烧篝火。这种译介的出发点，显然都是为了求奇求趣。
该书还从“奇人”的角度，最早提到了一批欧洲重要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如介绍希腊时提到了埃维亚的海潮一天有七次，“名士亚利斯多（今译亚里士多德）遍穷物理，唯此潮不得其故，遂赴水死。其谚云：‘亚利斯多欲得此潮，此潮反得亚利斯多’。”(30)称古希腊西西里岛人亚而几墨得（今译阿基米德）有“三绝”奇计：“尝有敌国驾数百艘临其岛，国人计无所出，已则铸一巨镜，映日注射敌艘，光照火发，数百艘一时烧尽。又其王命造一航海极大之舶，舶成，将下之海，计虽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舟。几墨得营运巧法，第令王一举手，舟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矣。又造一自动浑天仪十二重，层层相间，七政各有本动，凡日月五星列宿运行之迟疾，一一与天无二。其仪以玻璃为之，重重可透视，真希世珍也。”(31)在介绍意大利部分中特别提及了那不勒斯西北亚既诺（Cassino，今译卡西诺市）圣人多玛斯（Saint Thomas Aquinas，1224-1274，今译圣托玛斯·阿奎那）。在介绍博乐业城（Bologna，今译波伦亚）时称赞那里“因多公学，名为学问之母。”(32)建于1088年的波伦亚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故有“学问之母”之称。“国人极好学，有共学，在撒辣蔓加（即建立于1218年的萨拉曼卡大学）与亚而加辣（即16世纪的埃纳雷斯堡大学）二所，远近学者聚焉，高人辈出，著作甚富，而陡禄日亚（即神学，Theologia的音译）与天文之学尤精。古一名贤曰多斯达笃者，居俾斯玻（即主教，西班牙文episcopado，源于希腊文episcopos的音译）之位，著书最多，寿仅五旬有二，所著书籍就始生至卒计之，每日当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余言，尽属奥理。后人绘彼像，两手各持一笔，彰其勤敏也。”(33)每天用双手写作，完成72000字，较之现代电脑亦毫不逊色，真可谓“奇人”也。谢方校释中“多斯达笃”未能注出。(34)杨绛顺藤摸瓜，据《堂吉珂德》一书中考证出这位主教el Tostado是阿维拉(Avila)主教堂阿朗索·李贝拉·台·马德里加尔(Don Alonso Ribera de Madrigal，1400?-1455)，“多斯达笃”是个绰号，因为他的血统里混有吉普赛人的血，面色焦黄，所以绰号“焦黄脸儿”，后在西班牙多用来称呼多产的作家。“多斯达笃”是中国文献里最早出现的西班牙作家。(35)
《职方外纪》是继利玛窦世界地图之后又一部介绍西方人文地理为主的西书，但在世界图像的描绘方面，其内容之丰富性和所介绍知识之系统性，远远超过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该书所传送的世界图像和域外知识并不局限在人文地理学的范围，如关于海外奇事、奇闻、奇人、奇行、奇器等等的描述和刻画，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是当时西方文化比较全面的样态，包括思想、知识、制度与器物，该书介绍这些新奇的知识和学问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谋篇新奇别出，内容题材出奇制胜，一扫学界的陈腐之气，因而为晚明知识人了解世界五大洲的整体面貌打开了一扇非常重要的窗户，而且也提供了一幅不同凡俗的充满诙诡之趣的西方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和学术文化的图像。
二、《职方外纪》刊刻与中国人的“世界意识”与“海外猎奇”的趣味
17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物力丰盈、商业兴盛和文化多元的时代，在经济生活、学术思潮和艺术审美趣味中都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色彩。《职方外纪》的刊刻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末清初“世界意识”的形成和猎奇求异的阅读趣味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职方外纪》以其丰富的世界图像打破了传统士人心中的夷夏观念。
《职方外纪》开篇“五大洲总图界度解”就指出：“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艾儒略编译该书并非在为“奇”而传“奇”，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打破中国人井底之蛙的见识，以传达一种“世界意识”，所以他在自序中又称该书的所谓“奇诡”之处“非虚皆实”、“非奇实常”。(36)《职方外纪》书名的命题，就旨在打破传统的夷夏观念。《周礼·夏官司马》记周官制中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艾儒略想借此告诉中国读者，首先在地理上的“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外，有许多不向中国朝贡的国家，还有着一个远较中国本土更为辽阔的世界。《职方外纪》通过各种“闻所未闻”的“奇事”、“奇人”、“奇物”、“奇器”、“奇兽”、“奇观”等，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世界各地的各个国家的自然面貌、主要城市、风俗特产；欧洲先进的制度文化、政府机构和文化人物，无非是想让中国士人对欧洲留下美好的印象。艾儒略强调了天主教对于欧洲制度文化的意义，他在该书卷一“如德亚”一节中特别指出，欧洲及犹太地区“白天主降生垂教，乃始晓悟真理，绝其向所崇信恶教，而敬信崇向于一天主焉，所化国土，如德亚诸国为最先，延及欧罗巴、利未亚大小千余国，历今千六百余年来，其国皆久安长治，其人皆忠孝贞廉，男女为圣为贤，不可胜数。”(37)事实上是将欧洲和如德亚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中国“大同世界”相比附。
艾儒略《职方外纪》对中国士人所形成的知识冲击，决非仅仅局限在地理学的领域，这种以“奇”的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也可以是多方面的，并直接导致了中国早期士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很多中国士人首先注意到该书中所介绍的新奇知识，如杨廷筠《职方外纪序》中就称赞该书“考图证说，历历可据，斯亦奇矣！”称“西国有未经焚劫之书籍，有远游穷海之畸人，其所闻见，比世独详。然是编所摘，犹是图籍中之百一。即彼国图籍所纪，又是宇宙中之万一。而俶诡瑰奇，业已不可思议矣，又况自地而上，穷无穷，极无极，进之而虚空，进之而天载函盖之间，更无差数可睹，安得以人心量仿佛测之！”(38)又指出其中似乎如传闻小道，其实是各种新奇知识的汇聚：“《职方外纪》似亦稗官小说，要于裒奇荟异”；(39)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称该书中“种种咸出俶诡，可喜可愕，令人闻所未闻。然语必据所涉历，或彼国旧闻征信者”。(40)晋江许日升的诗回应了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一书：“西来使者储奇诠，地脉乘风摄八埏。万国山河归一掌，四方朝贡拱三天。漫将印度悬尖指，遂尔乾坤纳只拳，何多问楂张骞昨，只今海宇擎鸿篇。”(41)这些奇人用出众的才智犹如驾着长风在空中测绘出世界地图；他能把万国山河压缩在巴掌大的地图上，版图上的印度似乎只有指尖的大小，整个世界似乎一个拳头就能把握，像张骞乘木筏自天河通往西域的神奇故事，似乎现在都可以在艾儒略的地理书中读到了。
这种“奇闻”、“奇观”所构成的世界图像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眼界，叶向高在《职方外纪序》中就指出：在利玛窦等的《舆地全图》中可以看到“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今泰西艾君乃复有《职方外纪》，皆吾中国旷古之所未闻，心思意想之所不到，夸父不能逐，章亥不能步者，可谓坱圠之极观，人间世之至吊诡矣。而其言皆凿凿有据，非汪洋谬悠如道家之诸天，释氏之恒河、须弥，穷万劫无人至也。”(42)杨廷筠《职方外纪序》写道：“西方之人，独出千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圜，故无起止，无中边。最轻清者为天，天体多重，迥出地外；最重浊者为地心，恰恰正在天中，以其为重浊，本所有形有质者，皆附就之。此外上下四傍，皆系轻清，重地不能就轻，自不能倒落一处。……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与我脚底相对，疑其有倾倒也”。(43)《职方外纪》所传达的域外“奇闻”还使中国文人反省传统的历史经验，瞿式谷在《职方外纪小言》指出：“邹子九洲之说，说者以为闳大不经。彼其言未足尽非也。天地之际，赤县神州之外，奚啻有九？则见犹未堕方隅。独笑儒者未出门庭，而一谈绝国，动辄言夷夏夷夏。若谓中土而外，尽为侏离左衽之域，而王化之所弗宾。呜呼，是何言也！”他认为据艾儒略书中引进的西方地理学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征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固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汨汨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其可以地律人以华夷律地而轻为訾诋哉！”认为该书的刊刻“大有功于世道也”，这些海外“奇闻”知识足以“破蜗国之褊衷”。(44)
2.《职方外纪》推动了晚明猎奇求异的阅读趣味。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的和谐统一体中存在着由不同位置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空间——“场”，这是一种非人为而更具复杂性的流动空间，是由结构、性情和行为共同构成的交互作用，其界限是动态的。这种交互作用生成出一种对于社会行为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定向性(orientation)，这种定向性又反过来会作用于社会场域。(45)每一个时代的社会场域都有一种主导的文化定向性，晚明主导整个社会场域的文化定向性是觅奇探异，这一文化定向性贯穿在士商旅游和新潮服饰，以及出版印刷等多种新的文化形式之中。晚明的重要特点是士人对于“奇”的追求。如被称为“大奇人”的李贽当年在《焚书》卷二《复耿侗老书》中就指出：“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原序》中也指出：“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陈继儒在《奇女子传序》中对长卿选奇女子传十分赞赏，用了一大堆的“奇”字：“其间有奇节者、奇识者、奇慧者、奇谋者、奇胆者、奇力者、奇文学者、奇情者、奇侠者、奇僻者，种种诸类，小可以抚掌解颐，大可以夺心骇目。”(46)然而，本土的文化习俗和古代的事物由于与晚明士人之间隔着久远的年代，已经不再是晚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一部分，很难唤起一种强烈的新奇感，因此，这种对“奇”的追求在晚明更多的是面向异域，异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习俗、器物产品的描述，都能够强烈地激发起晚明士人的好奇心。(47)追求奇风异俗、奇人异事、珍奇异物、海岛怪兽成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万历皇帝首先就是一个海外珍奇异物的爱好者，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西洋耶稣会士为了迎合中国皇帝和达官权贵们的爱奇好异的需求，每到一处，均以西洋奇物馈赠，当时耶稣会士携来的天文仪器、望远镜、日晷、钟表都让晚明士人感到羡艳不已。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晚明士人中引发了巨大的好奇心。可以说，在晚明的知识和思想世界中，尚“奇”猎“奇”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趣味，是明末清初一批士人精神上追求自由和愉悦的一种表述。晋江蔡国铤在与艾儒略的诗词对话中也用了“奇”字：“地轴圆球自利君，年来西学又奇闻。周天日表图中见，二极星枢眼底分。”(48)可见该书给时人留下的“俶诡瑰奇”的印象是相当深刻的。这些奇异之处的记述，引发了中国士人对该书所述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人奇事”、“奇器”产生了浓厚兴趣。王征就是因为受《职方外纪》中西方奇器描述的启发，促使他与邓玉函一起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49)
对于该书中“俶诡瑰奇”的描述所形成的反馈是双向的，“海外猎奇”有一种建立“世界意识”的正面作用，但反对批评者也从“海外猎奇”入手。明末福建有学者就批评该书追求“奇事异闻”，不可作为“传信之史”。如侯官人曾异在《复潘昭度师书》中称：“至如艾之《职方外纪》，每国略志数行，酒肉账簿中之稍有条目”者耳，“以备顾问则可，何得便与作史之事？且作史传信，与著书谈天者不同，据彼说，谓天有九重，日大于地，大地形如圆球，四面皆在天中，凡上下四旁皆山河人物所附。严使彼参考天官，当必坚持其说则是。四域天文志非中国志也，虽似有据而可喜，然此俟后之修明史者附之西域传则可，确然为传信之史则不可……宋历至元，而郭守敬一大变，更其参差积渐，元历所以当改之故，亦当于宋史中备言之，方于前后诸史脉络贯通，尤非艾［儒略］所能辨也”。(50)很多反对者在批评过程中都是针对该书中的“奇异”和“奇诡”之处，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纪昀等校订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四裔考》六“意达里亚”批评《职方外纪》“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风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狉獉，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在《四裔考》的“博尔都噶尔亚（即葡萄牙）”中又称：“自利玛窦始为全图，流传中国，厥后庞迪我翻刻西洋地图，衍为图说，艾儒略辑为《职方外纪》，其言未免夸张，正《庄子》所云存而不论者。”(51)《四库全书总目》称《职方外纪》“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职方外纪》。……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52)该书在评论《天学初函》中这样写道：“其《理编》之《职方外纪》，实非言理，盖以无类可归而缀之于末。……今择其《器编》十种可资测算者，别著于录。其《理编》则唯录《职方外纪》，以广异闻。其余概从摒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53)可见编者将这部列在《天学初函》耶稣会士所著“理编”之书，收录《四库全书》，并列入钦定的“正目”已属破例之举，实际上也是仅仅承认该书中所述“奇闻”，在中国知识系统中有“广异闻”的作用，有利于开拓传统中国士人的知识面。
3.作为一部“海外奇观”，《职方外纪》不仅在晚明，而且在晚清都成为学者认识和理解域外世界的重要导览资料。
晚明因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形成了许多绅宦与具有功名身份的生员、举人下海经商，商人的世界观与终老一地的农民不同，他们有强烈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同时晚明在士人圈子中，旅游也得到了“能够开辟心胸、陶铸性灵”的正面评价。于是，各种介绍全国性交通网络的《士商要览》的商书流行一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称“游道之盛，无如孝廉”；各种游记在万历之后大量出现。(54)当时有一本图文并茂的海内旅游读本，题为《新镌海内奇观》，万历三十七年(1609)夷白堂出版，杨尔曾撰，钱塘陈一贯绘，新安汪忠信镌。该书以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所收皆名山大川、古刹名胜130余幅。图中标出山名古迹，旨在导游。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本书。(55)《职方外纪》虽然不算是正宗的图文并茂的导游之书，未能提供海外旅游奇景的视觉印象，但书中“俶诡瑰奇”的知识和所附录的地图，亦有某种导览的效果，且满足了人们无法长距离远洋赴外旅游，但又期望追求“幽僻奇绝之境”的心理。(56)该书对于未能出洋游历的明末士人，无疑是一部展示“海外奇观”的导游指南，亦成了晚明学者认识和理解域外世界图像的重要思想资源，如《闽中诸公赠诗》（又称《熙朝崇正集》）收录的诗之中，《职方外纪》和该书所附录的世界地图是艾儒略与士人们接触和讨论的主要话题，闽海徐渤对艾儒略书中能测出五大洲的面积和验证日月的满盈和蚀亏无比钦佩：“五大部州占广狭，两轮日月验亏盈。猗欤偶美西方彦，包括天人学已成。”(57)认为西方俊彦也都是精通“天人之学”的。三山林叔学认为艾儒略等教士能够分辨南北半球昼夜之不同，能够运用仪器观测天象；特别是对能在小小的地图上展示五大洲的面貌感到不可思议：“地界沧溟争昼夜，学窥蘅管折丝毫。五州形胜披图狭，八万舟车计路劳。笑杀汉廷张博望，乘槎徒自说波涛。”(58)温陵黄鸣晋有：“五大部州归一统，欧逻巴国应昌期。銕舸泛海传真教，璇官窥天识巧思。译出方言皆至味，黄农醇化见于斯。”(59)艾儒略所绘制的世界图像确实为晚明士人带来了很多奇思妙想，引发了关于异域的丰富想象。
意大利学者白佐良和马西尼认为，艾儒略在总体上出色地完成了向中国介绍西学的使命，事实表明，整个18世纪出版的同类作品的作者们，都广泛地从他的著作中吸收了有益的东西；到了19世纪，他的书仍然是准备探访欧洲的中国人了解欧洲的主要信息来源。(60)1844年《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就把《职方外纪》作为魏源摘录利用西人谈西洋的重要著述，有统计称，百卷本《海国图志》引用数多达33处。且其中不少部分系全篇引用。《职方外纪》约有八分之七的原文引录于《海国图志》。(61)1891年3月至4月间，薛福成在罗马游历参观时，手头拿的就是《职方外纪》一书，他经常翻阅其中意大利的章节，与其实际看到的“奇观”进行对照，此时《职方外纪》为薛福成起着导游书的作用。当他参观圣彼得(Pietro)教堂时，他对艾儒略将其译为“伯多禄教堂”感到不解，似乎应该译为“比爱”。其实艾儒略当时对应的意大利文是“Petrus”。(62)
三、结语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首次向中国人揭示了地球和五大洲的存在，尽管在图中利玛窦也尽其所能介绍了欧洲的宗教和世界各地的出产和文化，但毕竟这些文字是绘制在世界地图有限的空间内，不可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的制度文化、社会风俗和文化人物。从这一角度来看，《职方外纪》推进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当程度上填补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不足。艾儒略著述《职方外纪》的目的，旨在表明欧洲丝毫不比中国逊色，欧洲的文明并不低于中国文化。他介绍西方文化人物的目的也是想向中国士人表明，耶稣会士的学问不是空穴来风，很多西方学者的学问并不在中国士人之下，欧洲同样有着类似中国那样严格的学术训练机制。谢方认为《职方外纪》不但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部陌生的世界地理，而且对西方来说也是一部有着17世纪最新资料的世界地理。在对中国传统地理观念方面，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首次冲击，《职方外纪》是“更为有力的第二次冲击”。(63)
艾儒略在编纂《职方外纪》的过程中，借助了晚明求异尚奇的文化定向性，精心编织了绘制世界图像和展示海外奇观两条线索，用自己关于“奇人”、“奇地”、“奇事”的雅俗共赏的描述，给明清中国士人介绍了大量闻所未闻的海外奇事奇人。这一文本在东西文化初次接触的社会场域中所提供的突兀的“奇观”画面，多少开阔了中国士人的视野，形象化地为国人具体展现了世界的自然图景和海外的人文奇观，帮助了国人在猎奇意识的支配下初步认识和理解一种异域的文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朝中心主义的陈旧观念，建立起最初的“世界意识”。《职方外纪》以关于奇景、奇事的特殊书写，提供了不复朦胧的近代世界的面貌，帮助中国士人理解了欧洲的新事物，为明清知识者提供了较之利玛窦世界地图更为完整和更为清晰的近代世界的图像，诱发了明清以后一系列关于西方新经验的学习热潮，悄悄引领了明清以来西学冲击的第一波和第二波的高潮，在缓慢和复杂的东西两种文化的磨合过程中，该书为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崭新而较为明晰的坐标雏形。
由于《职方外纪》基于“海外猎奇”趣味而对于世界图像的绘制，使明清以来关于世界的图像都与畸形怪异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追求“奇异”的描述，使明末清初相当部分士人将当时传入的西学是从“奇”的角度来认识的，于是形成了不少属于文化误读下的“奇观”描述。不少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多局限在所谓“奇人”、“奇器”、“奇巧”、“奇计”和“奇迹”的知识范围。《职方外纪》忽视了“奇人”的时空关系，因此使国人无法建立起与中西时空应对的认识，对于中国人认识世界和反省自我，亦有若干负面的影响。这些对西学的奇诡认识后来出现在明清很多中国文人的笔记中，直至晚清很多文人还喜欢堆砌、罗致西方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惊奇感。遂使《职方外纪》带来的西学知识对于明清思想界的冲击显得相对有限，这些“奇异”因子很难完整地进入中国文化的系统，未能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性新知识体系的重要元素。
［收稿日期］2008-12-17
注释：
①关于《职方外纪》主要研究成果有：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前言》（载［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下所引该书，简称《职方外纪校释》，仅注页码）；霍有光：《〈职方外纪〉的地理学地位与中西对比》（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又载《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17卷第1期）；［意］德保罗(Paolo DE TROIA)：《中西地理学知识及地理学词汇的交流：艾儒略〈职方外纪〉的西方原本》（载《或问》2006年第11期）和《17世纪耶稣会士著作中的地名在中国的传播》（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15辑）。
②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07-108页。
③④⑤⑥⑧⑨⑩(11)(12)(13)(14)《职方外纪校释》，第27、105、149-151、103、40、105、40-41、114、132、46、96页。
⑦《职方外纪校释》，第35页。《职方外纪》记述了“世界七大奇迹”中的以弗所月神庙、罗得岛巨人铜像和埃及金字塔三大奇迹，并最早向中国人传递了“天下七奇”的概念，“七奇”的内容后来在清初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铺陈。
(15)(16)(17)(18)(19)(20)(21)(22)《职方外纪校释》，第53、117、149-151、2、68、67、72-73、70-71页。
(23)(24)(25)(26)《职方外纪校释》，第78、84、85、86-87页。
(27)(28)(29)(30)(31)(32)(33)(34)《职方外纪校释》，第119-120、141-142、141，143、98-99、87、86、76、76，80页。
(35)杨绛：《〈堂吉珂德〉译余琐掇》，载《读书》1984年第9期。
(36)(37)(38)(40)(42)《职方外纪校释》，第2、53，54、4、6、13页。
(39)许胥臣：《职方外纪小言》，载《职方外纪校释》，第11页。
(41)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683页。
(43)(44)《职方外纪校释》，第4、6-7、13页。
(45)本文关于布尔迪厄“场域”和“定向性”的解释已包含笔者的理解，参见布尔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包亚明译：《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46)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47)关于晚明尚“奇”之风的分析，参见白谦慎著、孙精如、张佳杰译：《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4-25页。
(48)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第661-662页。
(49)王征：《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
(50)曾异：《纺授堂文集》卷五，转引自林金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5页。
(51)《清朝文献通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470-7471页。
(52)(5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78-979、1761-1762页。
(54)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
(55)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2页。
(56)杨循吉：《灯窗末艺》，收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43册。
(57)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第652页。徐渤(1570-1642)《徐氏家藏书目》的“史部·外夷”类中还收录了《职方外纪》。参见钟鸣旦、杜鼎克著，尚扬译：《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载《史林》1999年第2期。
(58)(59)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第652-653、685页。
(60)［意］白佐良、马西尼著，萧晓玲、白玉昆译：《意大利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8页。
(61)许序雅、陈向华：《〈海国图志〉与〈职方外纪〉关系考述》，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62)［意］白佐良、马西尼著，萧晓玲、白玉昆译：《意大利与中国》，第257-258页。
(63)谢方：《前言》，《职方外纪校释》，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