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劣的诡辩——评黄文雄著《日中战争——“中国八年抗战”掩蔽的真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中论文,掩蔽论文,诡辩论文,拙劣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常言说“开卷有益”，现在这本译自日文的《日中战争》却使人“开卷有疑”。打开 这本书，它的“前言”开篇就是这样写的：
战后影响日中关系发展的因素中，“日中战争如何评价”是最关键的一项。
但即使如此，能深入且正确地了解那段历史的日本人，少之又少。日中两国中小学的 历史教科书在这方面原本就着墨不多，不幸又充满扭曲与捏造的叙述。
一般人对于日中战争的了解，大概就是已成刻板印象的“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 ”、“万人坑”、“七三一部队”、“从军慰安妇”等事件。也就是大家只记得日本是 “好战之国”，战争行为极端残暴，所有错都在日本人身上。
但问题是，这样的历史都是被捏造出来的。
真正有良知真识的学者应该能了解，为非作歹的其实不是日军，而是中国军队。而且 ，中国人的“坏”是有悠久传统、文化基础的。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日中战争与其说是两国之间的争斗，不如视为国、共、日多边角 力导致的结果。
一般人喜欢讨论“日中八年战争(八年抗战)”与“十五年战争”等名称正当性的问题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日中之战到了武汉被攻陷时已经告一段落，之后的中国地区的 战事，与其说是日中战争，不如说是汪兆铭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以及毛泽东 的延安政府三者混战的局面。
因此，所谓“日中战争”，其实是中国内战的延长，也就是交战的双方(三方)各自援 引列强作靠山，长达数年的战役也因此可以视为列强(所谓的“帝国主义”)的代理战争 。(“前言”第1—2页)
短短几段话，很像是全书的一个纲。在这里，这位以“真正有良知真识的学者”自居 的作者毫无掩饰地亮明了自己对“日中战争”(我们称为“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 日战争”)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是如此离奇荒诞，不禁使人生疑：说到这般地步的这 些话有什么根据吗?那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吗?
读完全书，一切都涣然冰释：原来这不是一部正正经经研究问题的学术著作，而像是 作者滥发议论的杂史随笔；它的主旨不是探讨“日中战争”的真相、真义，而纯粹是为 日本的侵略辩解；它的方法不是据实论事，而是诡辩和胡搅蛮缠。
此书写法有两大特点：一是主题内应讲的事极力回避不谈，二是与主题无关的事塞得 累牍连篇。
所谓当讲而不讲，主要是书内讳言战事。一本题名《日中战争》的书，其主题理所当 然地就是那场日本侵华战争。正常情况下，这样一本专题著作必应以充分的篇幅、具体 的史实，讲清战争的全局概貌、重要战役情节，叙明战争的整个过程及始末：这应是这 样一本书中必不可少的首要的内容。本书的情况却极不正常，全书300余页，只在很少 处蜻蜓点水式地对战争点了几笔：有3页点到卢沟桥事变(第136页)、日军占领北平、天 津以及战火扩大到上海、日军占领南京(第138—139页)，其中的史实多有歪曲；另有3 页提到“徐州会战的序曲台儿庄之役”以至日军占领广州、拿下武汉(第140—141页，1 44页。中间的第142—143页附有一幅“日中战争[1937—1945]”略图)，其中的史实也 多有歪曲；此外再没有述及任何战事，就好像被日军铁蹄践踏过的中国广袤陆地上再也 没有其他战争。至于日本海军肆虐于中国沿江沿海，空军野蛮轰炸各城镇要地，书中更 是一字不提。这是作者的疏失吗?肯定不是。正相反，这应是作者的苦心设计。道理很 明显：讲具体的战事就是具体讲日本军队深入中国领土20多个省、区、市攻城占地、烧 杀掳掠，这等于暴露日军的暴行罪责，等于揭示日本是侵略者；这样的暴露和揭示恰是 作者之大忌，与作者写书的意图背道而驰，所以他必定悄悄地把战争史事从书中抹去。 作者诬蔑别人“扭曲、捏造”历史，而实际上掩蔽日本八年侵华战争真相从而扭曲、捏 造历史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戳穿来，这不过是一种鸵鸟策略，徒见其道义上心虚 胆怯而已。
有少讲不讲就有多讲漫讲。本书内容庞杂散漫，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人世间一切话 题好像都成了作者随手牵来的材料，其间充塞了大量与“日中战争”完全不沾边的东西 。作者运用材料煞费苦心，玩了各种诡计，主要是两条：一、说史故意打破时间顺序， 把完整的历史割裂开，援用史例东一鳞、西一爪、前一言、后一语，以便其断章取义、 穿凿附会、强词夺理。二、论事不讲逻辑或使用虚假的逻辑：书中提出许多命题或断语 ，却往往没有任何论证；有时堆积一些材料充作论据，实则是虚张声势，文不对题。作 者抹黑中国历史，诋毁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非议中国现实，曲意恭维日本的一切 ，如此等等，用的都是这套手法。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解脱日本侵 华战争的责任。本文不想跟着书中漫无边际的杂谈谬说多浪费笔墨，只想集中就其有关 “日中战争”的几个主要问题做一些解析。
关于“日中战争”的起因
本书没有专门严肃认真地探析这场战争的起因，而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式地谈到这个 问题(其他问题大多也是采取这种方式)，综合起来共提出三条。
第一，中国的“百年内战”是“日中战争的起因”。(第41页，第二章标题)为了“说 明”这一点，书中用了整一章近50页的篇幅夹夹杂杂地追述了所谓中国“百年内战”的 历程：从“白莲教之乱”发其端，中经“太平天国的骚乱”，“捻匪之乱”，杜文秀、 马如龙领导的“对汉族的报复作战”，西北回民之乱，中南、西南侗、苗(张秀眉)等少 数民族叛乱等，以至由辛亥革命“开端”的“中华民国内战”——“北洋军阀发动的内 战”、“国民党内战”、“国共内战”等等。但这些情况各异的“内战”与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外战(“日中战争”)有何关联，前者何以成了后者的“起因”，书中完全没有 说明，既没有从史实的联系中说明，也没有从道理上说明。这成了作者使用虚假的逻辑 的一个标本，所谓“中国‘百年内战’是‘日中战争’的起因”之说只不过是一个空洞 的断语。本书作者妄下这个断语，却提不出任何论据，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论据，因为他 列举的所有“内战”在任何意义上都与“日中战争”的起因没有联系；硬要把两者拉到 一起，完全是造谣惑众。
第二，“抗拒‘改革开放’，也是日中战争的主因之一”。(第91页小标题)围绕这个 断语，书中似乎有两句“论证”：“包含日本在内的列强与中国之间之所以产生冲突与 争执，几乎都是因为中国不愿‘开放’之故”；(第91页)“日本从日清战争之后就是追 随世界潮流，不断要求中国开放。但中国对日本这种举动非常反感，拼命批判。日本提 出所谓‘二十一个条件’，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硬是被拒绝了。”(第92页)这些话并没有 说明问题，而是颠倒了因果是非。历史上外国列强要求的所谓“开放”，无非是它们侵 略中国的特权与便利；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更是要独霸中国，这些条件并没有“硬 是被拒绝”，《民四条约》的签订就是明证。这件事原本发生在“日中战争”前22年， 根本与这场战争的发生挂不上钩。应当说，是否“改革开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 事，是中国的内政，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外国都无权过问；如果就此提出要求，那就是 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中国抗拒是正义的反侵略行动；外国武力干涉，才会发 生战争，而这样的战争，责任当然完全在外国一边。
第三，中国的“排日侮日运动，也是导致日中战争爆发的主因”。(第122页)“连续数 十年，全中国民众盲目地排日、挑衅日本，我想这种民族性正是当初导致日中战争全面 爆发的主因之一。”(第260页)关于这个所谓“排日、侮日运动”(我们叫做抗日运动) ，书中说了很多，说得较具体的如：“中国的反日运动从日本对袁世凯总统提出‘二十 一条要求’与五四运动之后，可说愈演愈烈，加上一九二七年的济南事变与三一年的满 洲事变，更成燎原之势”，经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到此阶段，日中关 系急转如(直)下已难以避免。”(第137页)“辛亥革命之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提出‘二 十一条要求’，加上日本出兵山东、中国民众经历五四运动，反日情绪更是高涨。自此 ，中国攘夷运动的目标从‘西夷’转向‘东夷’，也就是日本。然后随着内战激烈化， 中国民众要求收回被列强侵夺的权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愈来愈高，排日与侮日的 运动也更加激烈了”。(第248—249页)这些话倒是反映了一些基本事实。事情的实质是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表明它已成为对中国野心最大的国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 占东三省，成为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抗日运动蓬勃兴起。所 以中国的抗日运动不是导致“日中战争”爆发的原因，抗日运动的发生自有其原因，就 是日本无休止的侵略，而这才是“日中战争”的根本原因。
总之，本书作者炮制的所谓三个起因，没有一条能成立，全都不符合历史实际。这三 者间贯穿着一条线，就是为日本开脱，把战争的责任加给中国。这是作者扭曲“日中战 争”，从源头上为日本的侵略辩解。
关于“日中战争”的“本质”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的观点在本文开头引自“前言”的后两段话中已经表述得很清楚 ；“后记”中又说：“日中战争的本质，我想应该是日英美苏等列强介入中国内战，由 南京、重庆与延安三个政府进行的‘代理人战争’。”(第300—301页)全书正文更反反 复复不厌其烦地申述此义：“八年间真正算得上是大规模战斗的，大概只有一年半左右 ，也就是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武汉三镇易帜)为止。” (第34页)“攻陷武汉三镇——‘日中战争’实质上已经结束”。(第144页标题)“如前 述，所谓‘日中八年战争’，实际上主力部队的交战都集中在三八年十月武汉被攻陷之 前。之后，‘日中战争’本质上不过是汪兆铭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与毛泽东 的延安政府三者混战的一环而已。不仅如此，三方政府背后各自有日本、美国、苏联撑 腰，战局规模才会看起来如此庞大”。(第82页)“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无疑是中国的‘ 百年内战’。如前述，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前半，中国还是不断交织着军阀内战、国民党 内斗以及国共内战等战乱。后来英、美、苏等国纷纷介入，连日本也卷入其中，这正是 日中战争的本质所在”。(第94页)“日中战争……本质上虽是‘汪、蒋、毛’的内战， 但三方势力各有‘日、美、苏’在撑腰，是相当典型的代理战争”。(第184—185页)对 “日中战争”的这种“扭曲与捏造”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日军攻陷武汉后，中日 间“实际上”就没有“主力部队的交战”或“大规模战斗”了吗?作者在书中写到“根 据何应钦将军的纪录，整个‘八年抗战’之中，泛国民党军与日军之间的大型会战二十 二次，中型战斗一千一百十七次，小型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共军有“百团战 役”，(第168—169页)难道这二十二次“大型会战”及百团大战都在武汉会战之前吗? 这里不妨提醒一下《日中战争》的作者，百团大战发生于1940年，20多次大战役绝大多 数都在1938年10月之后，例如：1939年在华中有南昌战役、随枣战役及第一次长沙战役 ，在华南有日军侵占海南岛，发动桂南战役(持续到1940年下半年)，1939年底至1940年 初中国在多条战线向日军发动冬季反攻；1940年日军有枣宜作战；1941年日军在中国南 方沿海发动切断作战，在华中有豫南作战、上高作战、第二次长沙作战，在华北有晋南 作战(中条山战役)；1941—1942年间有第三次长沙战役；1942年有浙赣战役；1943年有 鄂西战役、常德作战；1944年有豫湘桂战役(日方称“一号作战”)；1945年上半年有豫 西鄂北会战(老河口战役)、湘西会战(芷江战役)。此外，1942—1945年还有缅北、滇西 作战，等等，可见在日军侵占武汉后中日之间实际的大规模战斗仍连年不断，比此前要 多许多。本书作者在阴暗中隐瞒中日战争的全过程，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制造武汉沦 陷后中日间再无大规模战斗的弥天大谎，真不知道他的“良知真识”到哪里去了。至于 所谓“本质上是‘汪、蒋、毛’的内战”、“是相当典型的代理战争”，更是信口雌黄 。抗日战争中，国共之间确有矛盾、有摩擦，但那是共同抗日中的斗争，抗日始终是第 一位的，在此前提下相互间的局部冲突是第二位的，这与对“汪兆铭的南京政府”的斗 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决不能相提并论。“汪兆铭的南京政府”是什么?不过是 日本侵略者的傀儡；它是日本侵占武汉约一年半之后(1940年3月)由日军刺刀扶植上台 、又一直靠日军刺刀维持生存的(本书作者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强大军队的汪政府十 分脆弱，不得不接受日本庇护。”第175页)，根本谈不上“代理”日本，相反日本乃是 它的主子。汪伪军只是日军的附庸、工具、炮灰、替死鬼，中国国民政府军和中共军对 汪伪军的作战不属“内战”，而是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八年“日中战争”从头到尾是 日本侵华战争，日占武汉前如此，之后仍然如此。说日本攻占武汉后已不再有两国间的 战争，等于从釜底抽薪，勾销日军的侵略；把两国间的战争转换为中国“内战”，就篡 改了日本侵华的根本性质。作者制造出这一套“理论”来化解日本的侵略，用心险恶， 手法阴毒，必应予以揭破。
关于日本带给中国的“好处”
本书“前言”最后一句话说，“我的基本主张是：‘中国人应该感谢日本人’。”(“ 前言”第5页)“后记”最后一句话是：“读完本书的人应该可以了解，中国其实是应该 感谢日本的。”(第301页)为什么?因为“不只‘八年抗战’期间，事实上自从日清与日 俄战争以来，日本带给中国的好处可以说大到难以估计”。(“前言”第3页)书中多处 谈到“日中战争”中日本“带给中国的好处”，如：“终结中国内战”(第266页标题) ，“没有日中战争，‘百年内战’就无法结束”(第269页标题)；日军“努力维持占领 区社会安定，为住民谋福祉”；(第99页)“事实上日军进入中国之后，做了非常多的建 设，引进无数资金与技术。军队主导(特别是工兵队)铺设的铁道就是最好的例子。而日 本在中国铺设铁道，对中国的近代化当然有很大的贡献。”(第287页)如此等等，说得 煞有介事。究其实，这里全都不是事实，而是诡辩。如前所引，本书作者本来说日本侵 华战争“其实是中国内战的延长”，“本质上”是“‘汪、蒋、毛’的内战”，是“三 者混战的一环”，这里又说它“结束”了中国的“百年内战”，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 巴?用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为日本侵略“摆功”(书中类似的矛盾之处甚多)，只能证明 作者思维的贫乏。至于说“努力维持占领区社会安定”，那不过是用强力建立日本在中 国的殖民统治秩序；沦陷区的中国住民日日生活在压抑与恐怖之中，“安定”、“福祉 ”是无从谈起的。“日本在中国铺设铁道”之类的“建设”是有的，但里面包含的首先 是中国人民的血汗，其目的和作用则主要是为日本的军事需要和掠夺财富服务。书中另 一处有一句难得的实话：“大体上，中国的铁路大都是列强诸国带来的，目的是保障、 开拓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第284页)如果说这个说法适用于一般列强，那么它更适用 于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它的种种“建设”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绝非为“中国的近代化 ”做“贡献”。它原是要把这些“建设”永久据为己有的，后来战败投降，不能带走， 不得不留给中国，中国当然接过来为己所用。这时条件变了，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变化； 这里完全谈不到日本对中国的“好处”，更谈不到中国应“感谢”日本。本书作者如此 这般地美化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军事占领及殖民统治，或许出于自己受到过它的什 么好处，以此来表示酬谢吧。
说到日本战败投降，不能不看看作者对这件事的说法。本书结尾部分借“台湾政界、 财经界与文化界长老”(应指李登辉之流)的话表达自己的心声说：“日中之战最可惜的 就是，日本打败了。”(第301页)另一处写道：“日本最大的失误就是太过温柔，没有 彻底镇压中国人”；日本人“心肠太软。而这正是日本在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第1 22页)说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太过温柔”、“心肠太软”，这是作者创世界纪录的大 发明，东条英机之流的阴魂听到恐怕也会笑掉大牙。作者在为日本战败而惋惜中，关于 教训的总结却大错了。日本侵华落败绝不是由于“心肠太软”、“太过温柔”、“没有 彻底镇压中国人”；恰恰相反，是由于它心太狠、手太辣、太过残暴、太过野蛮，一味 迷信武力，火玩得太大太凶，激起全体中华民族的无比痛恨和顽强反抗，终于与盟国联 手战而胜之。玩火者必自焚，失败是黩武主义者的必然下场。作者应该记住这一条。
以上的解析表明，本书关于“日中战争”从起因到结局整个说法全都是捏造和对史实 的歪曲，基本手法是谎言和诡辩。为了展示作者“妙用”诡辩到了何等程度，下面再举 两例。
例一。作者为掩饰自己伪造历史，先把“捏造历史”的罪名扣在别人头上，诬称“捏 造历史确实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第39页)“世界各地历史最不可靠的，可以 说便是中国史。中国自己的学者都必须以‘辨伪学’大规模地检证过去的伪说(假冒某 某人名义的学说)与伪书，不是最好的证明吗?”(第38—39页)对于作者这一问应有一反 问：难道是证明吗?答案：不是，绝对不是。中国学者自觉地“以‘辨伪学’大规模地 检证过去的伪说与伪书”绝不是证明中国史不可靠，而是证明他们不能容忍不可靠的历 史。应当看到，“伪说与伪书”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是难免的，《日中战争》 这样一本造伪之书原本(日文本)和中译本分别出版于日本和台湾，就是明证。有伪说伪 书就有人用辨伪学去检证以破其伪，这就是辨伪学之为用。中国历来有辨伪学，体现出 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历史真实的好学风，本文之作就是为辨《日中战争》之伪；《日中 战争》作者以诡辩曲解中国的辨伪学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是不是自己作伪心虚?
例二。作者否认日军在华有“三光作战”，举了几条不成理由的理由，其中说：“从 另一个角度看，‘三光’其实是中国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战略之中，一向包 括火攻、水攻，主将也常常准许士兵公然掠夺民众的特权。”“即使到了近现代的战争 ，中国士兵还是经常实施这类的‘三光’作战。比如，日中战争期间，落居下风的中国 部队退却之际，常把追击的日军引诱到深山或内地。此时为了不让日军获得食粮与物资 ，就会对当地百姓实施‘三光’作战。”“所以，‘日军搞三光’的说法并非史实，真 正做这些事情的，是中国人，但他们却又把暴行套在日本人身上。”(第208页)这里作 者把中国古代战争中的火攻、水攻等以及抗日战争中的坚壁清野比附为“三光”，以此 “论证”日军搞“三光”的说法“并非史实”。这种诡辩术之低劣可以说已达到极点。
实际上，本书作者的所有诡辩都是拙劣的。拙劣的诡辩必然发生漏洞，在不经意中透 出与本愿相反的真情。书中有一处写道：19世纪中叶，西力东来，西风东渐，“东西文 明的冲突表现在战争上，最主要的就是鸦片战争、清法战争、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及 义和团事件、日中战争等等。这些战乱一再使得中国陷入混乱的深渊”。“事实上其中 必须中国倾全力对抗、攸关生死的国民战争，就只有日中战争而已。”(第292—293页) 另一处写道：“日军攻占南京与武汉，(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第7页)说日本对华战 争使中国“面临亡国危机”，是“必须中国倾全力对抗、攸关生死的国民战争”，不就 是违背作者本意，承认了那是一场要灭人之国的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吗?再举一条：本 书作者与日本的“否定派”沆瀣一气，力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攻击尊重此历 史事实的日本学者为“反日日本人”，而在谈到双方争端、后者坚持史实时，写道：“ ‘否定派’即使想加以反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第205页)这实际上等于无可奈 何地宣告包括本书作者本人在内的“否定派”的破产。诡辩露馅儿，走到了作者意图的 反面。
本书作者在大肆宣扬关于“日中战争”的种种谬说外，还就相关的“历史认识”问题 发了许多恶毒之论。他诬“中国共产党逼迫日本进行某些‘历史认识’”，是“‘将日 本属国化’的战略的一环”；(第26页)“中国政府摆明就是要‘指导、监督’日本历史 教科书的撰写与制作”，日本竟“有人愿意随着魔鬼的节拍起舞”；(第24页)日本“一 些反国家的‘进步文化人士’竟然吃里扒外，专做‘养老鼠咬布袋’、损害日本利益的 工作”；(第33页)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方面的作为“一贯是虚假、轻率以及‘没有 骨头’”，第(30页)“日本内阁外务省官员长期屈从于中国压力”，“已经成为中共的 傀儡”。(第26页)他鼓吹“日本政府与国民根本不需要再为日中战争自惭形秽，更不需 整天对中国政府‘反省’、‘谢罪’”。(“前言”第4页)“日本政府无论如何应该挺 起胸膛，向中国大声说‘NO’!”(第32页)这是毫无隐讳地为日本社会的右翼摇旗呐喊 ，打击进步势力，挑拨中日关系，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这看来正是作者出版此书 的政治目的。
从日本侵华战争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样一本荒谬绝伦、用心阴险的书根本不值得一读 ，更不值得一评。但笔者读后还是写了这篇解评，只是想使人们知道，在那场战争终结 50多年后，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竟还有写这样的坏书的人，竟还有出版这 样的坏书的地方，这是值得深思的。
标签：军事历史论文; 国共内战论文; 战争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武汉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武汉生活论文; 日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