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何其芳的文学理论遗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遗产论文,何其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的文坛和学术界，何其芳是一位重要的很有影响的人物。30年代何其芳是崛起于当代的现代诗人和抒情散文作家，有诗集《预言》、散文集《画梦录》等传世；40年代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活动家，有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等传世；五六十年代是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举足轻重的文艺活动家，富于创见的古典文学学者，还有他那些在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的诗歌创作论与鉴赏论，有《论〈红楼梦〉》、《文学艺术的春天》、《关于写诗和读诗》等传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理论家和活动家，其活动跨越了五个十年，留下了真实而重要的记录，我们不可以置之不顾。
一、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
现实主义本来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最多也不过是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然而在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四五十年代，它却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今天对此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但当时的当事人，却没有把问题挑得这样明白，争论的双方都用了一些绕圈子而不直接指陈的策略，然而双方又都心照不宣，只是普通读者听起来有些晕头转向就是了。
现实主义问题本来是40年代国统区革命文艺界内部的一场争论，或者说是一场争论的焦点，何其芳奉命从延安去重庆做文艺界的调查工作，自然也就要对此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差不多要以延安派往重庆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发表意见，这就难怪他的意见显得那样有分量了。
1945年下半年，重庆的进步文艺界有了一场关于《清明前后》（剧本，作者茅盾）和《芳草天涯》（剧本，作者夏衍）的讨论，双方的意见比较对立。邵荃麟在一次讨论会上发表了很有分量的意见，他提出：今日大半个旧中国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是“非政治倾向”，他说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他还说，假如说《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我们宁可多有一些这种所谓“公式主义”，而不愿有所谓“非公式主义”的《芳草天涯》或其他莫名其妙的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
胡风在《在混乱里面》一书里，就提出了反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并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化装”。与邵荃麟持同一观感，何其芳批评胡风这种理论倾向，认为这种论断实际上是把除了他们自己互相欣赏的作品之外的进步文艺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们认为缺乏客观现实内容的，被称之为“主观公式主义”，一类是他们认为缺乏主观精神的，被称之为“客观主义”。何其芳对于这种理论的倾向，在他40年代的《关于现实主义》一书，尤其是后来修改过的此书的序言里，尽可能地从学术上、理论上，当然也从政治上做了批评性的评价。
在1952年，何其芳针对胡风1948年写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提出了他对于现实主义特征的几点阐述：1.在创作上，具有最后决定性因素的，不是作者的主观精神，而是作者的生活实践；2.对于今天的革命作家，并不是什么生活都一样有意义；3.作家应该进行认真的思想改造，而不能用创作实践中的改造来代替；4.不能够以强调现实主义来取消民族形式，不认为文艺的风格可以直接从生活里面出来。
在重庆的进步文艺界于1945年底就《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的评价而引起了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之前，还有一次争论，那就是对于1943年6月和1944年3月于潮（乔冠华）的两篇文章《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所进行的争论。在这两篇文章里，于潮就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以及更广泛的问题，提出了好些看法。于潮说，当时蒋管区的知识分子麻木、疲倦、消沉、观望，正在经历精神的危机。于潮引用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话：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于潮认为这三种精神状态有共同之处，就是都和“人”距离很远，都是“非人”的。他说：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和民主，但是这种新文化“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飘浮在脑里，而旧社会的幽灵，却深深地盘踞在我们心中”。而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文化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特别是民主思想，却有它更深的基础：他们发现了人，人的尊严，第一页写的是人的发现。它假定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种承认旁人，把人当人，关心旁人的生活态度。于潮说，最后我们又有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能完全变成我们的血肉，还没有把它做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密切注视着现实而发自衷心的关心人民命运，深沉地感觉这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生活态度。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杜甫的思想观点大体上属于儒家，为什么能产生辉煌的诗篇？就由于他的生活态度是关心现实（现实主义）和贴近人民（人道主义）。何其芳对于于潮的说法很谨慎，没有写过批评文章，而是如何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指示：提出那样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他解释问题不对，解决问题不对。多年以后，何其芳曾经在论文里说：认为生活态度比生活更根本，那是唯心主义。
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里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对于这个问题，何其芳的确思索得比较多，比较深，虽说难免种种局限和失误，但他却在漫长的时空里，在不同的时代氛围、不同的时代条件下，结合着不同的问题，丰富和加深自己的思考。在反右斗争开始的前夕，在“百花时代”的鼎盛时期，在1957年5月1日写成的《回忆、探索和希望》一文里，何其芳对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15年以来的实践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现实主义问题，提出了另外一些看法。他说，如果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来加以讨论，会是有益的。他甚至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可以修改。他说他不赞成公式主义和“差不多”，创作最不能容许单调和平庸。他说可以理解从事创作的人谈起教条主义理论批评时的痛心疾首，因为这种批评会败坏创作情绪，因为创作这件事情总是要通过作者本人的特殊条件，包括个人经历、个人爱好、思想热情、艺术修养等等去进行的。他说直到不久以前才开始的对于文艺创作中题材的广泛性的注重、提倡和实践，已经给创作带来了一些新鲜活泼的气息。他批评说过去常常只是强调表现工农兵的必要和可能这个主要方面，却没有足够地从文艺创作的特点来说明这个任务的复杂性。他说，文学史上不少伟大的作品常常是作者一生或大半生经验的概括，写得最成功最出色的也常常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他说，对于题材的选择，要根据作家自己的条件来决定。他说，对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也不应理解得很狭窄，它们常常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有些古典作品虽然有人生如梦那一类消极的话，但当它们描写到生活的时候，却又充满了兴趣，充满了激情。反过来说，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尽管是正确的，进步的，又怎么能发挥好教育作用呢？
在反驳林庚对于他关于《西游记》看法的批评（1958年8月）时，何其芳把现实主义文论里“反映”这个概念阐述得很精彩。他说，关键就在林庚把“反映”二字理解左了。反映不等于描写，不是在暗示，反映并不是全部相同或全部相似。反映还可以是曲折的和作者主观上所不曾意识到的。在创作中作者的虚构和幻想不能没有现实的基础。往往在这些地方，尤其可见何其芳对于文学理论的深入思考和建树。
二、批评理论的建树
从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何其芳转向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现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他放弃了比较熟悉的创作，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后来深感没有研究过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史，仅仅根据一些已成的文艺理论和当前的文学现状写批评文章，很难写得深入，很难对于理论有所丰富和发展。同时还感到我国文学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品还不曾得到足够的估价和科学的说明。这就是说，何其芳的文学史研究，目的是要通过对于我国文学史上杰出作品的研究，希望对于20世纪文艺理论有所丰富和发展，而不只是根据已成的理论来立论。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何其芳对于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做出了重要建树。
几年的文学史研究下来，何其芳发现，文学史研究与对于当代创作状况的关注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因为等到真正开始了工作，大量的材料占据了有限的精力，时间一久，就对于当前的创作情况日益生疏了。如果任其这样下去，就会离开了最初的出发点。为此，他提出首先要改变对于古代的兴趣很浓而不愿意研究现代的风气，加强对于当前文学的研究，要指导今天的文学发展，主要还是要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其次，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也应当注意当前的文学运动，注意当前的创作和批评。
何其芳的文学史研究，具有反潮流的学术品质。在50年代关于李煜词和《琵琶记》的讨论中，异常明显地暴露出来了简单地、无批判地和牵强附会地肯定的倾向，尽管这种简单肯定的倾向是对于过去简单粗暴的反历史主义倾向的反拨，何其芳仍然发表坚定的反对的意见，因为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并且已经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即已然成了潮流。为了提倡研究工作中实事求是的学风，何其芳称他在研究工作中力求反对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表现：封建社会学术的牵强附会，当今社会的唯心主义、庸俗社会学倾向和教条主义。他谨慎地更多地从方法论方面着眼，并不曾一开头就明确地提到“学术工作中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高度”，以后也不曾更多地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宁肯比较分散地就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发表意见。正因为他的学术论著与他不大理解的政治斗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而他更好地坚持了实事求是。
何其芳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树之一，是他对于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百读不厌”魅力所由构成的“秘密”的分析。在分析屈原的不朽创作《楚辞》时，他说这些作品就好像传说中魔术家的手指一样，它们轻轻一动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迷人的世界，就捕捉住了我们的心灵。他研究这样的艺术效果所由构成的复杂因素，认为形象仍然是这里的中心问题。他从《离骚》以丰富的动人的形象构成一个雄伟的整体，从它混合着事实的叙述和幻想的描写，从它内容丰富而又结构完美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巨大形象，论断说，一个成功的艺术品成功的秘密在于：不只有一些优美的动人的局部的形象，而且这些局部的东西合起来，能够构成一个和谐的、完满的、好像一个错乱的音符也没有的乐曲一样的整体。“百读不厌”的魅力所由构成的“秘密”还在于，善于用非常少的笔墨表现人生里面的某些动人的经验，善于从自然和人生里面捕捉那种最有典型性的形象，最能唤起读者的想象和情绪的活动的形象，而又用十分单纯、十分优美的语言去表现出来。
何其芳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建树之二，是他的“共名”论。所谓“共名”，指的是文学典型形象的个性和特点，文学典型形象所概括的某些不同阶级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在《红楼梦》研究中，何其芳认为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名字，一直流行在生活中，成了共名。人们叫那种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的人为贾宝玉。《红楼梦》用许多笔墨渲染出来的贾宝玉的这种特点是如此重要：去掉了它也就没有了贾宝玉。这就是这个叛逆者得以鲜明地和其他历史上的和文学中的男性叛逆者区别开来的缘故。这就是曹雪芹的独特创造。当然，这个特点是和贾宝玉身上的整个的叛逆性完全统一的，贾宝玉的叛逆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少女们的爱欲、同情、尊重和一往情深。贾玉宝性格的这种特点，也打上了他的时代和阶级的鲜明烙印，然而，男女的相互吸引与爱悦，却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同样，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林黛玉的性格是复杂的，她有冰雪一样的聪明，孤高自许，有时候也心直口快，而且善于诙谐，对于爱情执着、痴心，并不只是“好弄小性儿”，对于她所爱的人有时也是很温柔的。然而，她性格上最强烈的色彩却是悲哀和愁苦。林黛玉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主要是以没有屈服和精神上的傲岸不驯这样一种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何其芳认为，薛宝钗这个人物，给读者留下了难忘印象，但在生活里面，她的名字却不如贾、林那样流行，成为共名，因此对她的看法，一直有争论。
在与《论〈红楼梦〉》同样写于1956年的《论阿Q》一文里，何其芳说“共名”是作品中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功的标志。在这篇论文里，何其芳试图回答为什么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可耻的现象这样一个难题，从而提出了“典型性并不完全等于阶级性”的理论。在与李希凡的讨论中，何其芳进一步明确了他所提出的理论要点：第一，阿Q精神并不是只概括了我国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时代的“精神病态”，第二，阿Q精神并不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
何其芳“共名”论提出的背景，是为要针对不久以前在《红楼梦》问题讨论中十分流行的一些片面的简单化的公式：典型被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说典型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这样，何其芳就在那样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坚持了对于文学人物作更为广泛、长远、深刻的分析，避免了教条主义，为文学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何其芳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第三个重要建树，是他在《关于写诗和读诗》一文中给诗所下的“定义”：“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尤其要指出的是，何其芳对此“定义”所作的解释，有非常独到的内涵，从而加深了、加强了他的理论。何其芳还把判断一篇分行抒写的东西是不是“诗”的基本条件概括为这样两点：首先要有能够感动人的诗的内容，其次要有相当优美的诗的表现形式。他说文学艺术总有它的客观标准，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很复杂。他认为，文学艺术要求它自己在“社会同感”这一点上和生活一样，无穷无尽地提供新鲜的、深刻的东西，而诗歌更应该是沙里淘金，丛林里突发的奇花异草，百花所酿之蜜。他特别说明，文艺要求的并不仅仅是正确，尤其不是那种一般化、公式化的正确。至于诗的表现形式，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甚至每一位杰出诗人都有独特的创造，但仍然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共同的东西：形象的优美和丰富，语言的精炼、和谐和富于音乐性，作为一个整体的天衣无缝的有机的构成。在这里，何其芳所提出的判断诗歌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感情；第二，形象；第三，语言；第四，结构。读者不妨可以参照他的“定义”一起去理解。关于诗的格律，何其芳多有论述，我在此不再叙述。总之，何其芳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最初写象征主义诗歌，后来写来自现实的浪漫主义诗歌，他从贯通的意义上为诗歌所下的界说，自然将丰富诗歌的批评理论。
三、理论批评著作的魅力与生命力
何其芳理论批评著作富于魅力，众所公认，其表现有四：
第一，能抓住人，能吸引人。他总是能提出新颖而重要的问题，无论研究对象是什么，都有鲜明的当代性，回答当代所提出的问题。他的选题本身就是当代所关心的，尤其难得的，是他在这题目之下所作的富于当代敏感的开掘。在理论问题上，他的勇气和自信，他的认真和天真，都给他带来一种特殊的魅力。他的论著有时又是很痛快的，这使他的理论勇气得以贯注在文章里面。他的论题通常都有明确的针对性，有所为而发，不是无的放矢，往往还带着一些驳论，或针对着某种已成为潮流的倾向，显得有锐气。尤其当他被迫对自己所受到的批评进行答辩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沉着，确是可爱又可贵的。对于带全局性的重要问题，他往往试图去做结论，这结论甚至这意图不一定被认可，然而也为他的著作带来魅力，这魅力源自眼光和勃勃雄心。
第二，文章带感情，理论文章渗透着作者的感情体验。他的论文不只有理论的深度，还有体验的深度。他的论著，正如他的创作，也是他生命的投入，而且是他生命情感的重心所在。这种蕴含在深浅不同层面里的感情，给他的论著带来魅力。这种感情是他在接触到研究对象时自然产生的，并不是说他刻意在理论文字里作不伦不类的抒情。比如他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已经是人到中年，已经经历了复杂多变的人生，不仅有爱情的苦乐，还有革命烈火的锻炼。可是他却好像回复到少年的时候，好像从书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深感它的新鲜和丰富。像这样用自己的感情体验来研究经典作品，他所达到的情感深度，的确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之所以每读一遍都可以发现一些以前没有察觉到的有意义的内容，原因也在于他的感受在不断加深。这种情况，在他那里是带有普遍性的。又例如研究《儒林外史》，他写下了对于吴敬梓孤独和苦闷的体验，他说吴敬梓的孤独来自他生活在腐败和势利的社会里，生活在一些庸俗和无耻的知识分子中间。诸如此类的感情内涵所触动的，不是读者的理智，而是读者的情感世界。
第三，文笔漂亮，行文进究，有艺术韵味。人文学科的论文应该有别于自然科学论文，不少人对此都有同感。在这方面，何其芳提倡得很少，但无疑这是他论著的魅力所在。这当然得力于他有创作的底子，摆弄文字得心应手，对于文字符号很敏锐，同时更由于他是以创作的心态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写作，把理论批评看成一种创造。因此，何其芳的理论文字与他的诗文一样，都重视艺术的表现。虽然他起草稿很快，但总要把草稿放在那里，等待成熟，并且反复雕琢润色。比较来说，茅盾就不大注意理论文字的漂亮，与他长篇小说美丽多情的文字，构成鲜明对照，仿佛出自两个作者之手。何其芳论《红楼梦》和论屈原作品的论文，与其所论内容相一致，语言风格明丽忧郁，而《文学艺术的春天》里的文字，也与其所论内容相一致，甚至可以说与他的年龄和60年代的时代氛围互相生长，朴素多了，但仍然是鲜明、生动、透彻，富于个性，显示一种成熟的漂亮。其中，论当代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苦菜花》等的论文，还有论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的论文，则又恢复了他50年代文章的青春活力和生气。
第四，善于分析，这包括分析具体问题，分析作品，和分析自己的创作。在各种文学论争中，他表现出很强的分析能力。例如在很困难的被动的情况下，在受到李希凡尖锐批评的情况下，对于典型的共名问题和阿Q精神的内涵所作的分析；在民歌局限性和现代诗格律问题上，在遭到范围更广的众口一词的抨击时对于民歌和新诗格律所作的分析；在《西游记》研究中，在受到林庚指摘的情况下，对于“反映”论问题所作的分析；在他所涉及的古典文学研究范围和方法上，在受到吴组缃、林庚批评的情况下，对于何谓“独自”研究所发表的看法等等。在《关于写诗和读诗》和《诗歌欣赏》两个小册子里对于诗歌作品的独到与独创的分析与感受，至今魅力犹在。在一系列文章和序跋里对于自己创作的分析，尽管这些分析都是后来逐步达到的认识，然而，它以反复深入剖析为特色，阐述得很客观、真诚，尤其能给人以很深的启发。他对于诸如“我的道路”、“梦中的路”、“你怎样来到延安的”、“你是怎样写起诗来的”、“我是怎样写起散文来的”、以及“是否可以用您早期那样优美的艺术形式来写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散文”等等问题的回答，在回答中很仔细、很内在地发掘和分析了自己，这些文字，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文学财富，可谓百读不厌，而又常读常新。
何其芳理论批评尽管有时代的和理论上的种种局限，是非得失，在所难免，然而，它仍然是不仅有魅力，也是有生命力的，我想这生命力的表现有下列两点：
第一，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他往往是从现象开始而不是从公式开始，从种种文学现象渐渐归纳出一个理论原则。这种归纳法的好处是它永远与实际比较近，而不会走进牛角尖死胡同。定义、理论是必要的，但它只是骨干，而我们所应该要求的是有血有肉的骨头；是长在树上的鲜活的果子，而不是摘下来已经失去活力的盛在盘中的果子。从定义推演定义，从一个理论模式推演另一个理论模式，可谓演绎的文学，很难有长久的生命力。何其芳从《红楼梦》和《阿Q正传》的人物分析所归纳出的典型共名理论，从诗歌创作与欣赏所归纳出的诗的定义，从分析屈原作品所归纳出文艺珍品百读不厌的原因，从自己的创作经验所归纳出的创作道路与得失，以及对于“反映”论的思考等等，都是很难被时光磨灭的。他在很多地方都反对过教条主义，他对教条主义有深刻的理解，因为他的理论工作生涯是从整风运动开始的，而整风的目标乃是王明的教条主义，当时毛泽东说王明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在功能上连狗屎都不如。
胡适在考据上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今天似乎已经被默认了，据介绍胡适在这方法被中国大陆广泛批判之后的后来还说这方法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有一次偶然翻阅百科全书时看到的。可是，对于这个“实证主义”的方法，何其芳在当年曾经作过批评，这个批评也许过于严格了，但却并非全无道理，因此，我想在这里引证一下。何其芳说，胡适的这种假设，据他自己介绍说，是从脑子里“涌出来的几个暗示的主意”中选择其一。何其芳认为这并不是通过大量地占有材料和认真地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所谓“小心的求证”也就常常是寻找一些片面的有利用于这种假设的“证据”来自圆其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实际后果，是引导人牵强附会地追求个人的创见，大胆地制造一些根据十分薄弱甚至完全没有根据的新奇的说法，因而不能给予读者以正确可靠的知识。凡是对我们今天的学风稍有了解的人，凡是对今天的泡沫学术和学术垃圾充斥的局面稍有了解的人，或许都会觉得何其芳近半个世纪以前的批评，多少有一些像是预言！
何其芳一再申明过要坚持严格的实事求是学风和态度，他说离开了这一点，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和牵强附会。为此，他批评有的文学史著作没有以充分的事实和材料为根据，没有认真叙述矛盾斗争的背景及其历史发展，只是追随某一些时候的“时髦潮流”。有的甚至连赶潮流也说不上，只是根据一些偶然的一时的现象，前天以这一种说法为根据，昨天又以那一种说法为根据，然后又急急忙忙根据某种理论进行改写，还没有改完，政治情况突然变了，又得改写了。他说这样的著作的“生命”就比写的时间和改写的时间还要短。
第二，力求在学术层面上处理政治性的理论问题。何其芳本是学者，但他在一个时期里处在重要的负责岗位上，再加上那本来就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他难免要参加政治思想斗争，甚至担当重要角色，所发表的意见有时有很重要的性质。在这种情形下，他的理论批评著作怎么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呢？这就是我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何其芳一再力求从学术层面上处理政治性的理论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可以从学术层面上估计这些论文的价值。他有一本小册子叫《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说是批评，实际上都是一些批判文章，其中批评了胡风、俞平伯、胡适、丁玲、冯雪峰等。这些批评，在政治层面上，肯定是批错了，但这不等于说，在学术层面上，永远不再有对其中的具体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任何讨论的余地。重要的是，细察何其芳的思想脉络，何其芳所希望做的，也的确是学术批评，而不是政治批判，这是有迹可寻的。在该书的序言里，他一笔带过对于该书内容的介绍：“这个集子收的是我五年来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文章”，没有再写一个字来强调这些文字的重要性，接着却着重提出《回忆、探索和希望》一文，仿佛是要作为一种张力提请当代的读者和日后的历史注意似的。这篇文章写于政治气氛较宽松的时候（1957年5月1日），它的内容与该书总的批判调子很不协调，甚至相左。该文的宗旨，是要研究“十五年的实践当中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他提出，毛泽东强调要了解、熟悉工农兵，但毛泽东并没有对作家的生活和题材的范围给予限制，而是扩大了文学的世界，甚至还说写工农兵而公式化、概念化，虽然正确，也不受欢迎。他说把异常广泛复杂的人类生活加以限制，许多地方都挂上牌子，“此处禁地，文学免进”，只留一些特许的区域，这必然会使文学枯萎，必然产生公式化、概念化作品。在这篇文章里，何其芳这样来重提胡风：胡风的“题材无差别论”，实际上正是宣传了他的题材差别论。在这篇文章里，何其芳还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可以修改，可以批评。他还说，教条主义的理论批评败坏人的创作情绪，创作这件事情是要通过作者本人和许多特殊条件（包括他的个人经历、个人爱好、思想感情、艺术修养等等）去进行的。
何其芳虽然有了批判别人的名声，但在他却始终不曾这样去做。在《论〈红楼梦〉》的序（1958年8月）里，他说他并不曾一开头就把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的问题看成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党所发动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虽然我也努力参加了，然而在这以后我并不曾更多地集中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仍然是比较分散地就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发表意见”。
众所周知，何其芳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的严重性，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早就在书信里一再指摘何其芳了。在胡风文艺思想及其核心问题现实主义的是非功过的评价上，从40年代到50年代，批判的一方和被批判一方，谁是谁非，孰功孰过，经过80年代以来的清理和拨乱反正，已经很清楚了。我想说的是，即使现在，我们来看何其芳为此而写的一系列文章，仍然可以看见他希望坚守学者和学术批评的立场，读者不妨可以看看他写于40年代的《关于现实主义》和以此文为书名的小册子的序言，写于50年代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和《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批判》，不难看出何其芳的学者和学术立场，而且他力求从学术理论层面去讨论问题。
尽管这样，何其芳的理论批评著作，其局限性和失误，无庸讳言，在所难免。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社会、政治条件之外，就个人本身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是一位“柳树性多的同志”，这也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毛泽东曾经对何其芳说：一个革命干部既要有松树性，又要有柳树性，你这个同志就是柳树性多的同志吧。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松树性”是指原则性，“柳树性”指灵活性，能够到处生根发芽。何其芳说他自己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原则性不强，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很差。所以尽管他对于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那么一些复杂的和原则性的看法（正如在《回忆、探索和希望》一文里所偶尔表露的），却不敢在自己的论著里坚持下来。这种情况，他在诗里早就写过：
我犯的罪是弱小者容易犯的罪，
我孤独，
我怯懦，
我对人淡漠。
（《解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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