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贫富不均与社会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均论文,贫富论文,社会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02)02-0005-05
一、我国贫富不均现状及成因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似的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表明，此项政策是深得民心的，它的确使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然而在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这种现象和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际相比较，的确使人惊心，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我国居民的贫富不均主要表现：
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10个省(市，自治区)人口2.58亿，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5个省(市)的人口总数差不多，而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是1∶1.87，到了1999年拉大到1∶2.77。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786元，而西部地区则为2000元。广东城镇居民家庭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8900元，是全国最高的地区，而最低的宁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4137元，前者是后者的1.15倍。1999年上海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5480元，是西藏农牧家庭每人平均纯收入1258元的3.35倍。[2]
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在1998年，城市的消费、收入和生活费用分别为6182元、5425.1元和4331.6元；而农村的这个数据分别是1895元、2162元和1590.3元。1999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10元，前者是后者的2.65倍。[2]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农村居民可能支付的各项收费，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大一些。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别最大的国家。
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1978年我国工资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比是1.38∶1；到1998年则上升为2.35∶1。[2]一些垄断行业，新兴产业部门，如烟草，电信，电力部门收入增长很快，各种福利，奖金很多，而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
从全国收入差距变化的情况看，根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之比，1995年至1998年分别为，3.78倍，3.8倍，4.22倍和4.43倍。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之比，1990年为4.2倍，1993年为6.9倍，1998年为9.6倍。1999年，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的财富。从我国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
分布看，差距也十分明显。据有关资料显示，“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存款总款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我国亿百富翁已超过2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有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3]我国公民的财产占有已出现严重不均现象，全国城乡居民银行存款已超七万亿元；全国股股票、债券市值已达伍万亿元，这些财富大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在整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基本上是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础上的扩大，但从90年代中期以来的情况看，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开始伴随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特点，即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收入出现负增长，且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家庭。根据国家统计局对部分大城市的调查结果，1999年，20%低收入户的减收入面均在70%以上，个别城市则高得93%。毫无疑问，“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收入差距扩大与居民收入普遍或多或少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扩大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这与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部分先富政策必然引起的贫富不均；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导致贫富不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承认了剥削现象在一定范围的合法化；对外开放将国外资本主义的贫富不均国内化。这些大政策的实施总体上促进了经济效益的全面提高，值得肯定。但居民收入差距在多个层面上迅速扩大，除此基本原因外，还有一些消极因素。
改革不到位是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从政治上集中走向民主；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技术看是从经济入手，从行业看是先农业后工业；先农村后城市；从对外开放看是先沿海后内地；各方面的改革总体是先易后难，最后进入攻坚阶段。这就导致了一些领域和地区先进入市场，而另一些还在旧体制的保护下。市场经济的法规很难作为，市场处在混乱之中，使一些“能人”有可乘之机。例如，中国上市公司的老总，可能很难找到一个不是百万富翁的人，而上市公司的90%是国有企业。他们靠什么成为百万富翁呢?再例如，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民是中国居民中收入最低的群体，为什么农民的经济负担一再被加重被呢?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使市场经济本生的贫富差距再被扩大。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和行业甚至一些个别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群体和个人则不能，从而加大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在目前的体制与政策体系下又不能充分证明其“非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通过对高收入者征税，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再分配，以缩小市场经济运行中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被改革掉后，新的保障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使低收入人群完全处于不利地位。
非法和腐败因素加剧收入不平等。对高收入群体没有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征收，处罚手段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逃税”或“避税”现象极为普遍。另外，一部分人是靠盗窃抢劫、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监守自盗致富的。这些社会成员在不进行任何竞争与生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获得巨额财富，而加剧贫富不均。虽然不正当收入的规模涉及人数难以准确估计，但示范效应却非常强烈，引起更多的人在发泄不满的同时，也被迫或主动采取不合法方式谋取个人财富。所以，为“致富”拐卖人口、走私贩毒、杀人绑票等令人发指的刑事犯罪越来越多。
二、贫富不均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纵观秦汉时代以来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贫富问题一直是历代历朝政府所关心的民生问题。在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贫富两极分化，是一种自然趋势。历代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经常要打击一下贪官污吏，有时也要限制一下巨商富贾，在有天灾的年份，对受灾的人民还要给予适当的救济。这一系列措施，都包含调均的意义。实际作用就是缩小贫富之间的不均。有些统治者不知道调均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任凭一些皇亲国戚和一些功臣及其后代随意兼并土地，巧取豪夺，盘剥人民，为所欲为，不予制止，还要锦上添花，给予很多赏赐。而对于贫困的人民不予关心，任其自生自灭。结果不必太长时间，这个封建政权就要在农民起义中灭亡，取而代之的这个新政权就要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调匀，缩小贫富不均，以博得贫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社会的自然发展，贫富不均日益扩大。政府如果无力制约富强者的势力，进行适当调均，那么，这个政权不被日益富裕的强臣富商所夺取，就会被日益贫困而无法生活下去的穷人推翻。
中国革命能够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特别是中国农村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贫富不均，大的地主拥有成千上万亩土地，而大量农民只能靠租用地主的土地而艰难地活着。所以土地能成为革命的动力，农村能成为革命的根据地，农民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能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现在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已经直接诱发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其表现主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沿海东部和西部的矛盾呈现出扩大趋势。在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东部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西部相对落后。于是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土地辽阔的西部，人才，劳动力却大量流向东部。由于东西部地区间贫富差别过大，导致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使得诸如偷盗、赌博、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西部虽有丰富的资源，但西部人却没有人才、资金和技术去开发。由于国家政策长期向东部倾斜，现在西部大中型企业如果不走和东部企业与国外企业合资，合作的道路，几乎难以生存。经济上的贫富不均导致文化，卫生等方面落后。这种结果在政治上的表现必然导致地区性矛盾的加深。西部多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东西经济不均是民族矛盾容易激化的最大诱因。它影响着少数民族和汉族、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民众之间的团结和感情，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分化”、分裂我国制造了“借口”，成为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例如，美国就经常利用西藏地区经济，文化，卫生落后的方面。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企图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我国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东部省区对国家财政贡献过大，东部省区必然对国家宏观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构成压力。西部省区则认为，西部经济的落后是国家宏观政策的作用，自然会要求中央给出更比东部优惠的政策。所以，中央政府的权威已受到双向压力的影响。
二是部分先富的人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热情高涨，引起社会不稳定。在农村，先富的人有能力和机会为本地村民办一些好事，加上先富的人一般都较聪明能干。于是在村官选举中，他们是最有可能获胜的人群。他们有了这种权力，不但可以保护已得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扩大这种经济利益。相当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先富的人群希望有更多更大政治权力。中国的城市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先富的人与政权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一般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对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有较透彻的了解，有较宽的社会关系网。城市先富的人与工商联，民主党派，政协，人大等这些政治组织和政治机构有直接的联系，他们以多种方式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在中国，部分先富的人都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较低的政治地位。现在部分先富的人正在尽力争取与他们的经济地位相称政治地位，这可能会打破中国政治体系的平衡，从而使中国社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由于一些人是靠非法方式富起来的，他们还在继续用非法的手段扩大他们的财富。例如，震惊全国的厦门走私大案。1996年至1999年上半年，赖昌星走私集团涉及的偷逃税款高达人民币300亿元，涉案人员达600余人，有近300名犯罪分子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些人虽然数量少，但破坏能量巨大。个别先富的人公开请保镖，暗地里与黑社会相勾结，所以黑社会势力在近几年来发展很快。这部分人的行为直接威胁着广大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三是农民的分化和城市中的失业人员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在近13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就占了9亿之多。但这个群体正在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分化，显现出极不稳定的态势。从农民所处的外部环境看，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方位转变；城乡收入不均的存在和生存环境的反差，使农民内部正发生巨大的分化。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利益的趋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来势凶猛、不可抵挡的“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交通受阻，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背着行李卷的、成群结队的农民。致使这部分处于流动无序状态的农民大军失控，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危害，以致成为城市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从农民内部看，贫富不均正在不断地被拉大。部分先富的政策使那些聪明能干，勇于创新，敢干冒险的人率先富裕起来了，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百万富翁；而那些有病、有残的农户，生活则十分困难，据统计全国农村有3400万没有达到温饱水平。中国农村原有的集体福利和救济制度已经解体，新的保险制度又末覆盖农村。农村以人头数征税方式，事实上加重了低收入者的税赋，致使农村出现成千上万的失学辍学儿童。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和农户家庭的小型化，都将使农村中的贫富不均越拉越大。这个过程可能始终伴随着社会动荡和政治的不稳定。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城市人口与日俱增，而大量的新增人口是从农村中转移到城市的。失业问题将不可避免，这是中国政府需要解决大问题。现在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约有660万，城市生活有困难的人口约2000万，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当数以亿计的隐蔽在农村失业农民变为城市公开的失业工人时，社会的承受能力将受到挑战。贫富不均的负面效应完全可能引起社会的大动荡。
三、如何消除贫富不均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的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4]江总书记的讲话为如何消除贫富不均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指明了方向：
1.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消除不稳定因素的重要途径。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按部分先富的大政策，提出了顾全“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国家对东部地区实施了优先发展，重点支持，政策倾斜，已经使东部地区获得飞跃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全国发展的又一个大战略，大思路。这将给西部地区的人民提供较多的经济发展机会，相信通过数年的努力，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会明显缩小。
2.实施扶贫开发是缩小贫富不均的直接手段。通过扶贫，全国农村2.2亿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降为2000年的3%左右。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现在中国尚未脱贫的人口仍有3400万，其中90%集中在西部地区。巩固扶贫成果，防止返贫。在治贫的同时治愚，治病，以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进入市场的本领，使他们在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逐步走向良性循环。
3.按共同富裕的思想设计我国的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通过累进税实现对个人财富积累的限制，特别要限制财富在代与代之间的纵向流动。这一是可以使一部分私人积累转化为社会积累或国家基金，促使生产力发展，增强国力，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二是限制积累通过血缘关系的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减少产生固定特权意识或阶层优越感的经济基础，这对促进平等意识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三是对提高国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坚持公有为主体。在农村保持土地的公有性质是维护农村稳定的重要法宝，土地承包，承租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时间可长可短，但不能允许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如果说农村土地允许私人自由买卖，农村的两极分化将会迅速产生，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成为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在城市公有经济不仅要在数量占优势，而且在质量要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保证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也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
5.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区域经济和行业经济的协商一致调发展。国外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不均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内。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过大，0.6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这我们可以参考。但一定要认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情与他们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人口多，就业困难。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了解群众，关心群众。当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抵触政府的政策时，我们一要注意政策的执行速度，力度和完善政策的不足之处。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消除那些可能激化矛盾，尤其是我国区域和行业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实现经济的协会调发展，注意保持社会的稳定。总之，实施市场经济和改革的代价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才能继续和充分发挥其作用。
6.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村过去靠集经济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后，单独核算的农户很难再为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做出贡献。这不仅因为农民负担过重，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这种机制。农户就像无数只分散的小船，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极低。在城市，以户口为主的福利待遇逐步取消之后，单位福利待遇也随之货币化，市场化。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打破，它的功能迫切要求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被誉为现代社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与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中的人们来讲，意义可能更为深远。所以，在不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的同时，我们要尽快建立城乡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7.健全法制，消除腐败，打击社会丑恶现象。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经营收入，是当前解决社会不均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社会中人们普遍不满的是由于违法和腐败所引起的贫富悬殊现象。我们在鼓励勤劳守法致富的同时，必须狠狠打击那些搞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贩毒走私，卖淫嫖娼，贪污盗窃等违反党纪国法的暴发户。彻底清除那些凭借权力，以权谋私，将官场变为商场，行贿受贿的腐败分子。
收稿日期：2001-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