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玲[1]2001年在《论经世派与道光六年漕运改革》文中指出嘉道年间的清王朝颓势已现，从关系国计民生的漕政即可看出端倪。这时漕政涉及诸环节弊端丛生，整个漕务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国家受损，人民受累；不仅如此，漕运的运转还严重影响对黄河的治理，沿途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南北商业贸易的发展，此时漕运病入膏肓，亟待改革。 面对乾隆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盐、漕、河等内政积弊丛丛的严峻形势，一些有识之士敏感地觉察到不变不行，只有变才能挽救自身统治趋于崩溃的命运。他们继承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撰写时政论文，研讨治国大政，究心实际问题，倡导经世致用，力做实事，试图起衰振弊，是为经世派。道光四年运道冲毁，漕运无法正常运转，急需改革的漕运为具有济世利民思想的经世派提供了施展抱负才能的机会。 道光六年经世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变革的精神，多方组织、策划，采取诸多有效措施，顺利实现了漕粮海上运输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次漕运改革是经世派缓和社会矛盾，以其所学服务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实际的首次举措，体现了经世派注重时政，讲求功效及其积极变革与进取的治世精神。这也说明，鸦片战争后，经世派睁眼看世界，产生维新先驱思想，绝非偶然。
孟飞[2]2017年在《清道光初年漕粮海运与江浙船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漕粮海运起于道光六年(1826),江浙船商在漕粮海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漕粮海运也对江浙船商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清政府于前一年(1825)开始筹备,在上海招募船商运输江苏省漕粮,江浙船商广泛参与。漕粮在上海受兑,经海道直抵天津,道光六年八月海运结束。清代漕粮海运的开启,主要是当时运河淤塞受阻所致。道光五年(1825),一面是运河水量不足,一面是借黄济运导致运河淤塞。在此情况下,朝廷展开了对来年漕粮运输的讨论,在一番讨论后决定借助沿海船商的力量,运输下一年江苏省的漕粮。从道光五年(1825)七月份开始制定章程,雇募海商。江浙船商对朝廷雇商海运漕粮的态度各异。船商的态度分为叁类:一是被迫参与,二是主动承担,叁是消极躲避。这是当时沿海航运业繁荣发展之际,江浙船商表现出的整体面貌。漕粮海运中的江浙船商,有自身特点。运粮在万石以上的船商,一共有35人,他们来自于上海周围地区。他们都是地方士绅,平时在地方社会多有作为。江浙船商的船只字号,以州县为单位,船只隶属上海附近不同的州县。从上海到天津的航运路线共分六段,在时人所绘的地图中,可见每一段路线的沿海情况。道光初年的漕粮海运给船商带来了重要影响。在船商经营活动方面,江浙船商收获运输费用、各项补贴,在运输完成后可前往关东进行豆石贸易。在社会地位方面,部分船商的社会地位获得提升。此外,通过对个体海商家族在历次漕粮海运中的表现可知,只有个别家族以办海运出力而成为名门望族。19世纪中后期,沉重的厘捐负担,加上后来北洋豆石贸易对西方船只开放,漕粮海运中的船商开始走向衰败的境地。
参考文献：
[1]. 论经世派与道光六年漕运改革[D]. 何玲. 郑州大学. 2001
[2]. 清道光初年漕粮海运与江浙船商研究[D]. 孟飞. 浙江师范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