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地理学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9）01—0026—09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文地理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受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地理学完全受前苏联的影响，人文地理学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经历了近30年（1949-1979年）的停滞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地理学取代了人文地理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才得以恢复，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个过程可进一步分成1980年代、1990年代以来两个不同的阶段。两个不同阶段的人文地理学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及其发展成就，当代的中国人文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学术园地，必将在21世纪展现出更为辉煌的未来。
一、1980年代——复兴阶段
1978年以后，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术思想大为活跃，与国外地理界交流开始增多。国外人文地理学发展迅速并成为各国地理科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研究成果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也要求开展多方面的人文地理研究。这就促使中国地理界重新评价人文地理学的地位和作用。
1979年12月28日-1980年1月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文地理学复兴的里程碑。李旭旦、吴传钧等先生提出了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口号，得到了许多地理学家的积极响应。李旭旦在题为《人地关系的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的论文中指出：目前在中国复兴区域地理的同时，更应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绝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西方各国的人文地理学流派，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1]吴传钧作了题为《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学术报告，不仅对地理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历史作了回顾，对地理学最基本的概念如“分布”、“地理环境”、“人地关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而且提出地理学研究的领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2]
李旭旦（1911-1985）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3]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引进西方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想，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总结起来，他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认识主要有：一是主张人地关系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和核心。二是强调人地关系的协调思想，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人地关系。人类居于主动的地位，地理环境是被认识、利用、改造和保护的对象，但地理环境又经常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三是强调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在注重学习和引进西方人文地理学时，切忌照搬照抄，要注意分析批判。要使人文地理学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手段和方法来发展人文地理学。以分析解决各种现实的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涉及国土整治、环境保护、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科具有生命力。
1980年代初，在李旭旦、吴传钧、鲍觉民、张文奎等老一辈地理学家的大力推动下，先后举办了多次人文地理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地理学会中正式成立了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有：一是出版介绍了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想的一系列著作。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人文地理学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人文地理学论丛》（李旭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人文地理概论》（李旭旦主编，科学出版社，1985）等，以及《国外地理科学文献选译》（打印稿）、《地理学思想史》（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等翻译著作，对普及我国人文地理学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一系列高等院校人文地理学教材的出版，如《人文地理学导论》（金其铭、董新编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人文地理学概论》（张文奎主编，东北师大出版社，1987），各主要大学地理系（主要是师范院校）相继开设了人文地理学课程。
三是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纷纷发展壮大。发展较快的分支如人口地理学、[3]城市地理学、[4－6]旅游地理学、[7－9]历史地理学等先后出版了一批专著，而其他分支学科大多处于介绍引进阶段，如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社会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等。
四是人文地理学在实际应用中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比较突出的是结合国家1980年代提出的国土开发整治工作，全国地理工作者投入到国土资源调查和规划工作中，在国土资源、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规划中作出了贡献；城市地理工作者参与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工作，创立了区域城镇体系规划，丰富了我国城市规划的思想、内容和方法；旅游地理工作者开展了大量的旅游资源调查、评价及规划工作。此外，1987年中国科学院受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的委托，在周立三院士主持下，承担了国情分析研究的任务。1989年发表了《生存与发展》报告，首次从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国情和基本矛盾进行系统分析，触及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从1980年初广州会议开始，至1990年国际地理联合会亚太区域会议（北京）的召开，十年时间，中国人文地理学取得了全面的复兴，迅速发展成为地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任美锷先生在总结1980年代中国地理科学进展时指出，人文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学）各部门发展迅速，纠正了长期以来我国地理科学偏重自然地理学（包括各分支）的倾向，“这是最近十年我国地理学最重要的进步”。[10]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人文地理学经过十年的复兴，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大多局限于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一些人地关系思想，对西方1950年代以来理论革命的成果了解较少，“我们自己的，真正具有价值的，关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系统运行、发展与调控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理论则寥若晨星”。[11]大多局限于把经济地理学理论引入到人文地理学研究框架中。其次，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开展的比较好的，如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至今还没有真正地复兴起来，或者还有待于开发的一些新的领域，如政治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农村地理学、民族地理学等等。[12]再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并没有建立起来，表现在：人文地理学研究工作常常不够深入，停留在较低层次，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对中国本身的研究尚未出现较多的突破，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发挥作用还不大。
二、1990年代以来——发展阶段
1990年代，全球最为热门的课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即中国地理学者概括的PRED工程）都是综合性很强的课题，涉及众多的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人文地理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可以加强自然与人文之间的联系和综合，也可以与其他相邻学科间相互交叉、渗透。中国人文地理学者结合国家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从而带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基础理论研究，促进中国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建树。因此，围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区域研究已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一个热点。[13－15]中国人文地理学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了较大的发展，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主要成就有：
1.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建设
1990年代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全面发展的时期，尽管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研究人员、研究成果方面仍有一定的差距，但原先受冷落的一些领域也有了部分学者在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在萌发新的生长点，形成了各分支学科百花盛开的局面。这里要提到的是吴传钧先生担任主编，江苏省教育出版社编撰并出版的《人文地理学丛书》系统介绍了人文地理学各个主要领域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理论问题，已经出版发行的有十二册，即乡村地理学（1990）、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1990）、政治地理学（1991）、人口地理学（1992）、城市地理学（1992）、人地关系论（1993）、自然资源学导论（1993）、区位论（1994）、土地资源学（1994）、文化地理学（1995）、人文地理学（1996）、现代经济地理学（1997）。该丛书力求反映现代人文地理学领域的新思想，对进一步普及人文地理学各学科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9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著作空前繁荣，涉及众多领域，除了经济地理学、[16－23]城市地理学、[24－31]区域科学[32－38]和旅游地理学[39－44]等保持持续的发展势头外，还有一些原先薄弱的分支学科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人口地理学、[45，46]文化地理学、[47－51]乡村地理学、[52－54]政治地理学、[55－57]历史地理学、[58－61]计量地理学[62，63]等，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为革新和完善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2.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有了更多的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由此使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更具有国际性。中国人文地理学者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研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综合性相结合的问题，把解决人文地理学的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这既是社会对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持续动力。在这一方面我国人文地理学界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开始活跃于国际地理学术前沿。例如，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合作，由吴传钧先生担任主编，组织国内人文地理学界合力编写一整套《中国人文地理丛书》（1998年以来），内容涵盖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农业、政区、社会、社区、历史人文、交通、资源、人口、边疆、社区地理等，具有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创新性、权威性。该丛书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相匹配，构成了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完整体系和框架。
部分分支学科的研究评述如下：
（1）在经济地理学领域，众多学者注重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出版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64－70]值得一提的是，1986-1997年，在孙敬之教授担任理事长的“全国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研究会”组织下，众多国内地理学者编著的《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由新华出版社陆续出版，该丛书是区域性的经济地理系列著作，为我国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2）在城市地理学和区域科学领域成果大为丰硕，出版了一系列代表中国城市和区域科学应用研究的优秀成果，[71－82]对我国城市和区域规划与发展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90年代末以来，在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划和管理方面出版了多个系列丛书，反映出城市地理学和区域科学成为当前我国人文地理学中的热点领域。1999-2002年，科学出版社推出了由国内地理学者编写的《城市发展与规划丛书》，2008年又陆续出版了《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文库》，对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进行了专题性、区域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城市科学前沿丛书》（2000-2002）、《新世纪中国城乡规划与建筑设计丛书》（1999-2005）、《中外城市比较研究丛书》（2002-2004）、《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系列教材》（2002-2008）、《空间研究丛书》（2006-2007）。新华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城市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2004-2005），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城市发展研究丛书》（2005-200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21世纪城市与区域管理系列教材》（2005-2006）。城市地理学者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为推动我国城市和区域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有一大批中国不同区域的人文地理研究成果，形成了各个地理单元的研究特色与优势。主要有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对中国区域发展、[74，79]京津唐、[83]北京市的研究，[84]南京大学和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长江三角洲、[85]区域城市化、[75－77]城镇体系和城市群、[72－73]城市发展和规划[80－82]的研究，中山大学对珠江三角洲城镇、区域发展的研究，[86]华东师范大学对上海市经济协调发展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等。[87，88]
（3）在旅游地理学领域，由于199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我国旅游地理学科建设与实践应用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版了大量针对我国旅游地理、旅游资源与旅游规划的著作，[89－96]其中仅以《中国旅游地理》命名的著作就有二十余个版本。近年来，我国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学的快速发展与完善，对于指导我国旅游地的布局与规划、旅游业的策划与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4）在人口地理学领域，全国高等院校从事人口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在原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的组织领导下，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大力支持下，共同协作完成了《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系列著作。[97]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了人口研究所，形成了人口地理与人口社会、人口经济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特色和优势，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人口发展与生存环境》、《中国人口研究丛书》等著作[98－100]都反映了人口科学在应用研究上的成果，人口地理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5）其他分支学科对中国人文地理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历史地理学领域就有大量的中国历史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等专题性论著的出版。[101－107]文化地理学领域有中国文化地理、民俗地理和区域性文化地理等论著的出现。[108－114]政治地理学领域有中国政治地理、政区地理、边疆地理、国家安全地理等著作的发表。[115－119]乡村地理学有中国农村经济区划、农业区划、乡村空间、乡村经济、土地利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的著作发表。[120－123]
（6）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文地理成果是由地理学界以外的学者完成的，特别是一些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他们抓住中国当今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的变化，推出了不少吸引社会关注并且明显具有地理性的论著。如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在1989年发表第1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1989）的基础上，相继出版了《开源与节流——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1992）、《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1994）、《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1995）、《农业与发展——中国21世纪粮食与农业发展战略》（1997）、《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1998）、《民族与发展——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1999）、《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2002）、《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2003）、《国情与发展：中国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与长远发展战略》（2005）、《新机遇与新发展：中国20年战略机遇期的“三农”与发展》（2005）、《和谐社会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探索》（2007）等一系列国情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经济发展》（2006）、《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2007）、《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2008）等国情报告。此外，还有《国是论衡丛书》（1995-1996）、《中国国情与发展丛书》（1995-1997）、《中国问题报告》（1997-1998）、《“闲话”中国人丛书》（1996）、《中国国情分析系列》（2003-2007）等中国国情研究系列，以及《中国经济问题丛书》（2000-2007）、《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2005-2008）、《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利用外资丛书》（2007）等中国经济研究系列。这一现象值得人文地理学者很好地反思。
可以说，1990年代至今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科快速发展的阶段。人文地理学已经从不被人重视的地理学分支，而成为当今中国地理科学领域三个二级学科之一（其他为自然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其主要原因，一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共同关心和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日益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和国民的关注。二是几乎人文地理学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资源、环境、能源、自然灾害、人口、城市与区域、地球信息问题的角度向人文地理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关注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模拟与系统调控等成为当今地理学研究的主流，由此带来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繁荣。
但是，这一时期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首先，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过于宽泛，拓展到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分支学科组织成一个松散综合体。多变量的开放系统、松散联系的人文要素带来了人文地理学综合研究的困难，造成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散乱状况，也影响了对问题的深入探索，由此带来了人文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困境。其次，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层次还有待深入，虽然人文地理学的书刊数量激增，但研究质量并无显著提高。我国人文地理学家对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和当前科学中的热点问题关注不多，与其他大多数社会科学一样，对现实复杂的问题分析描述的较多，务实操作性强的对策不多，研究过程忽视问题的准确分析，满足于找出问题，提出对策和方向，极大地影响了学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人文地理学重“地”轻“人”、重“经济”轻“人文”的格局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较强的地理学科，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以往的人地关系研究中，地理学者大多重视对地的研究，着重从地对人的作用进行分析、解释，而忽视对人的研究，关注经济动因，忽视人文背景。此外，在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上，从问题的提出、数据的收集、论点的求证到结论的归纳演绎等大多比较传统，新技术、新方法的引入比较缓慢。
三、未来展望——提高阶段
中国人文地理学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大发展，揭示出一些共同的规律性，反映出今后进一步发展的线索。吴传钧先生在展望中国人文地理学今后发展的论文中指出了六个方向，[124－125]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地区自然资源系统、更认真地为农业服务、重点区域研究。21世纪的中国人文地理学在新的起点上，在新的问题面前展现了更高的目标，这必然是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的阶段。[126－127]作者展望今后的发展特征是进一步提高阶段，人文地理学者的中心任务是提高中国人文地理学水平，加强人文地理学社会应用、拓展国际交流等诸多方面，提高的领域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决策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理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紧密围绕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任务，形成研究内容的主攻方向和新的学科生长点。人文地理学更是如此，从农业区划到国土整治、国土规划、城市规划一直到可持续发展，这些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践推动了中国人文地理学基础理论的进展和分支学科的繁荣。新世纪中国人文地理学在研究内容上把我国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作为主攻方向，着力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明显地域性和综合性的问题，为国家和地区决策提供依据。“一门学科要保持其生存力与吸引力，首先必须对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做出大家公认的显著贡献”。
2.社会化
重“地”轻“人”、重“经济”轻“人文”这种情况部分源于我国的人文地理学者缺乏社会科学的背景。要深化对人地关系的理论研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的生活与行为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非经济因素对地区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人文地理学者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必须对经济社会决策，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中国人文地理学要与国际接轨，也必须加强对人的研究，拓展对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了解“人”，关注“人”，关心“人”，发展“人”，进一步推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
3.区域化
区域地理研究既是地理学传统研究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长兴、长盛、长新的论题。中国人文地理学致力于对中国的整体研究，如中国人口、城市、文化、社会等多个侧面的综合研究，又大力开展了对重点区域的深入研究，如经济发达地区、生态脆弱地区、重点开发地区等，为中国区域发展作出贡献。在具体研究中把区域性问题作为主攻内容，针对问题，揭示机制、过程及其规律性，拿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当前各种区域性问题比较突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城市与乡村之间、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等等，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推动了中国区域决策的调整，人文地理工作者应该成为区域发展问题的专家。
4.生态化
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虽然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日益人文化的趋势，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发展。环境保护主义思想愈发深入人心，追求环境质量，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形成更加和谐的人地关系，地理学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研究工作转到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相应的，人文地理学在对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现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所起的作用也愈来愈大。
5.国际化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发展与国外人文地理学的引进、借鉴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欧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学理论、方法加快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科的现代化进程。代表性的名家名著有：《地理学思想史》（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地理学性质的透视》（R.哈特向著，黎椎译，商务印书馆，1983）、《区域科学导论》（艾萨德著，陈宗兴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行为地理导论》（D.J·沃姆斯利，G.J·刘易斯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理论地理学》（邦奇著，石高玉、石高俊译，商务印书馆，1991）、《地理学与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著，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等等。2004-2008年，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了由国内知名地理学者翻译的《当代地理科学译丛》一系列国外地理学经典著作，其中有《资源与环境管理》（［加拿大］布鲁斯·米切尔著，蔡运龙等译，2004）、《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美］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著，柴彦威、张景秋译，2005）、《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英］G.L.克拉克，［美］M.P.费尔德曼，［加拿大］M.S.格特勒著，刘卫东、王缉慈、李小建、杜德斌译，2005）、《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爱尔兰］R.基钦，［英］N.J.泰特著，蔡建辉译，2006）、《经济地理学读本》（［加］特雷弗·J.巴恩斯，［美］杰米·佩克，埃里克·谢泼德，［英］亚当·蒂克尔著，童昕、梅丽霞、林涛、卢洋译，2007）、《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英］彼得·迪肯著，刘卫东译，2007）、《现代地理学思想》（［美］理查德·皮特著，周尚意译）、《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英］萨拉·L.霍洛韦，斯蒂芬·P.赖斯，吉尔·瓦伦丁著，黄润华、孙颖译）。此外，还有《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美国国家研究院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编著，黄润华译，学苑出版社，2002）、《人文地理学词典》（［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文化地理学》（［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地理学思想史》（［法］保罗·克拉瓦尔著，郑胜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英］阿兰·R.H.贝克著，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和《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美］杰弗里·马丁著，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多部理论性和综合性著作，为促进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引导作用。
中国人文地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着自身的规律，并不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翻版，但总体来看，中国人文地地理学与国际人文地理学研究方向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潮与我国人文地理学界的现状之间缺乏共同语言，我国的人文地理学在国际上缺乏影响。中国人文地理学如何走向国际，为世界地理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新世纪对我国人文地理工作者提出的巨大挑战。
此外，在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上，不仅要大力采用新技术手段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广泛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对复杂的人文社会经济进行空间分析、综合集成，提高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和预测性；而且，人文地理研究也要同时加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培养，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理论及新思想、新观念的引进，注重引入人类社会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论证的引进，以适应人文地理学社会化发展的需要，深化地理学者对社会问题、社会决策的研究及其应用。
诚如约翰斯顿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一书结尾中所说的，“在社会科学（或许也在自然科学）中，一门学科的内容因时因地而异……我们正是在实践中创建着地理学的未来。”展望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创新，更美的前景。
［收稿日期］200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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