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否定性批判到建设性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借鉴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否定性论文,建设性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关系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比研究中，我们无不自豪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发挥着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领先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演变，终于实现了转向现实生活世界这个主题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中，对哲学的目标、使命、方法和形态都作出了全新的理解，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向现实世界的转向。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即是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它最早表达了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成果有着更为自觉的继承态度，因此它避免了现代西方哲学反叛黑格尔的偏失。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不可能有朝一日躺在终极的绝对真理之上停步不前，但仍需追求真理的热忱，仍要利用辩证思维概括实证科学成果去追求可能达到的相对真理；科学和理性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激情的理性和科学的理性仍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的未来是人的全部潜能的实现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并没有唯一高贵的生活样式，但物质生产实践却是人类生活的“基底样式”。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避免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怀疑主义、自然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偏颇，但从根本思维方式上却都是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否定，是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人类文明大道上代表前进方向的时代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建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了人类文化特别是当时资产阶级文化的一切积极成果。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和运用中，也需要不断批判吸取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我们过去曾致力于哲学改革的思考，从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到哲学理论内容和哲学观念的变革；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到如何符合时代要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必讳言，在哲学改革的过程中，如同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经历了“左”和“右”的干扰和摇摆。特别是长期的“左”的思想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绝对地对立起来，完全排斥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切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实质不断地被曲解，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逐渐地被纳入到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变成和18世纪唯物论几乎完全相同的自然本体论学说。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虽然属于不同思想体系，但是二者几乎产生于同一历史时期，都是西方古典哲学终结的产物，二者又在相同的历史时代演变发展，因而二者具有同时代性。而且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主要是基于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实践。二者都属于时代精神的精华，有对立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我们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比现代西方哲学先进和优越性的一面，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的局限性的一面；既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非科学和荒谬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在反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的一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态度，必须由过去“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否定性批判改为建设性批判，即注重于从现代西方哲学中批判地借鉴和吸取一切积极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摆脱斯大林《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这个教科书体系及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翻版，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知识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把马克思哲学的科学体系概念化、简单化和教条化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教科书体系逐渐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世界，致使时代提出的一些新问题，被置于我们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或者仅被引为印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个别事例。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世界和现时代提出的某些新问题，倒是由现代西方一些哲学流派较早地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了。
本世纪初以来，以当代科学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在认识和理论思维上的特点为例。现代西方哲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概括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出了各式各样的结论，他们并以这些结论作为自己建立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依据，这不仅使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现代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色彩，而且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如分析哲学的产生同数理逻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同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密切不可分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使科学方法论提到了首要的地位，科学哲学也相应产生和发展起来。为了探讨科学研究的规律，现代西方哲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科学发展模式：逻辑实证主义的“逐渐累进”的模式，批判理性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模式，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的模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模式等。语言哲学的兴起，固然同语言学的发达有关，但是同人工语言系统在科学中的广泛运用，数理逻辑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普及等现象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知识的数学化，通过纯理论研究的思维运动获得科学知识的新内容等等，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先验方法、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中，在西方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中，都作出鲜明的反映。紧密地结合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并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服务，正是现代西方哲学科学主义思潮的鲜明特点。批判地吸取其中的积极成果，有助于进一步建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联盟，为自然科学的新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再以社会历史问题为例。20世纪的西方哲学对于西方文明的精神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处境，人的价值观念，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都有多方面的探讨，这是当代历史所面临的新的重大问题的反映。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对于“病态社会”和“单面的人”的分析，存在主义者对个人的痛苦与挣扎的体验，直接触及二次大战后西方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生产高度增长的社会后果，触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危机。从理论上看，他们分析这些新问题的观点，并非以往的伟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的简单重复，也不是黑格尔式精神决定论的翻版，而是所谓科技决定论、专家治国论，或是技术悲观主义；他们的人本主义也并非18世纪共同人性论的再现，而与个人体验的非理性主义合流，这些都反映着新的时代气息。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是这些理论毕竟向我们展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人的异化。领略一下他们的理论，透过他们描绘人生的常用词汇，诸如痛苦、沉沦、孤独、异化、烦恼、恐惧、绝望等，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给人带来的压抑感、危机感。他们的理论展现了一幅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人性对立的图景，反映出广大的中小资产阶级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抗议及其身不由己的不满情绪。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超越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加强对人自身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已把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生存论提升为哲学的首要问题，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和发展也不再仅仅是精神自由的问题，而是实际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关系的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和自身发展，人作为自己的根本已不再需要任何外在本质的先验决定，因而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理所当然地应予以废止。但是，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克服的。人们总是习惯于按照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然不顾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摧毁和解构，特别是哲学向人学的转变。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都广泛地开展了对人自身的哲学研究，并深入到各个哲学分支学科。这种势头是对当今时代脉搏的一种哲学反响，并将影响到未来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人类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多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而人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从哪些方面进行分析呢？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第一，关于人的本质、价值、意义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主张通过社会批判理论，来探讨个体人性、异化及其解放问题。现象学从语义学角度研究人的个体性、意向性、主体性，研究个体意识在语言交往中的社会性。阿伽齐主张以哲学人类学的新人道主义研究人，认为人的本质应从多层次的人的行为价值去判断。分析哲学家强调研究作为个人生活形式的日常语言，探讨表现在语言理解能力中的个体本质。威尔逊和里夫金则认为，遗传基因和人的本质是密切相关的，只要改变基因的遗传工程，就可以改善人性。第二，关于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人的作用、人的自身发展和完善，与科学技术发展紧密相关。法国哲学家葛兰格尔认为，科学技术革命既能促进人的自身发展和完善，同时又能给人类带来种种非人性的社会后果。因此他主张，要重视研究如何克服科学技术发展中产生的社会混乱和危机问题。人本主义各流派，都不同程度地揭示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生产方式引起了失业和生产过剩；把科技的成果应用到武器制造上，个人的安全降到最低点；人与物一样，都成为管理的对象，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品，成为无个性的客体；科学摧毁了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标准和对生活诗一般的幻想。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战争、社会混乱、道德沦丧、贫富不均等，西方现代哲学家力图阐明哲学与社会的联系，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第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新关系，从而打破过去那种敌视、掠夺、奴役和统治自然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奥地利哲学家季莫里在《自然在我们文化中的含义是什么？》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他指出：“当今时代，我们的文化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由物质价值和福利转向非物质价值和福利。这就使自然概念的中心地位和标准含义越来越得到加强，因此，我们称文化为‘工艺的自然’。作为这种研究的后果，出现了有关‘生态伦理学’和‘对自然应负的责任’的争论。既然事情涉及到自然概念，我们就应负起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新关系的责任。”所以说，建立一种新的并为人类今天所急需的“自然概念”体系，即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平等”关系，乃是哲学今后的迫切任务。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注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变革。马克思曾明确地将思维把握世界的方式从宏观上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宗教的思维方式，“实践——精神”的思维方式、辩证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艺术的思维方式。但未能加以展开研究和阐述。这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活动的重心是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运用上。后来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则将哲学的思维方式局限于唯物辩证法的几条原则和规律。这就使得本来就处于薄弱环节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研究更受到了局限。被我们长期忽视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及方法论的研究，却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得到了片面的发展。
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新学科领域不断开拓和相互渗透，这就推动了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变革，产生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方法论形态。有人把它们大体概括为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实用主义五种不同特色的哲学方法论。分析哲学强调分析方法，把逻辑和语言称为“哲学的本质”。它们注重数理逻辑、语言分析和形式化方法、公理方法、归约方法，对于自然科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现象学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分析人类意识的内在先验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哲学方法。胡塞尔称之为“本质还原”和“现象学还原”。本质还原是一种特殊的认识程序，通过对对象——意识现象的理智直觉而达到本质。现象学还原就是还原到先验的自我意向性。这种现象学方法的哲学实质是先验主义，它的目的是想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的主体作用大大加强的情况下，改变传统的认识方法，寻找一种全新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解决。现象学方法对于后来的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都有较大的影响。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家索绪尔那里继承了语言符号论，用以分析社会主义现象。结构分析法把结构当作对象的各个部分或各种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暂时撇开各要素在时间上的变化和发展过程，把它们作为并存的东西作静态分析，在此之后，再研究其历史发展。结构主义方法促进了人们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规律性和内在联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哲学解释学是从哲学上对人的理解活动的性质加以研究和解释的理论。大部分解释学家都力图把对人文科学的“理解”与自然科学的“说明”区分开来，把解释学变成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不同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伽达默尔把理解看作人在世上人参与历史的一种方式。理解实际上是本文与理解者之间的一场对话。不仅柏拉图的著作是一种对话体，而且就其实质而言，每一个哲学家的著作都是一种对话体，都是对问题的解答，对意义的新的探求。实用主义自创始起，一直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真理论。其方法论的核心是意义理论，强调从可以观察到的效果来规定一个观念或一种陈述的意义。它排斥对世界本质、本原的追寻，而注重实际效用的分析，从一个概念和其他事物的关系方面来思考问题，使思维方式有所改变，给思维活动建立一个新的逻辑框架。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成就，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它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当代的科学成就，反映了时代的风貌，确实包含着一些可供借鉴的合理因素和一定的创造性。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抛弃长期流行的假话、空话、大话和官话等形而上学的说话方式。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和简单划一的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种抽象规范的指令性语言、政治价值绝对优先的教条主义语言和高度概括的抽象语言系统，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官话、大话和空话。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再感受到传统的话语方式阻碍着社会的变革，人们对那些大话、空话、假话深恶痛绝，而改革中出现的新的话语系统也在逐渐生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必然是一场语言的革命变革。因此，哲学改革也需要语言的转向和语言的治疗。
语言不仅能够交流思想，表达感情，而且能够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流传后世。它是人与人之间构成赖以生存的社会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离开语言的人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长久以来，被誉为智慧化身的哲学家们对研究语言问题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到19 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与语言符号有关的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人们才逐渐注意到，选择一种语言系统，就是选择一种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语言不仅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成为思想本身，它们既超出了个人的主观思维，又不同于外在的客观对象，而成为人类思想的共同财富。因此，语言的逻辑和语法，语言的意义，语言与思想和世界的关系，这些问题自然就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思考的中心，也成为西方哲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逻辑经验主义、日常语言学派、结构主义、实用主义、解释学等，都把语言问题当作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有着两个较为明显的趋向，一是本体化，另一是技术化。具有德法传统的大陆哲学家和狄文泰、海德格尔等人，并不仅仅把语言看成是一套用于人际交流的纯粹的符号系统，而是对于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作用给予足够的估量和重视。也就是说，不仅把语言看作“器”，而且同时将它看成“道”。持相反意见的英美分析哲学家如弗莱格、罗素和卡尔纳普等人，注重语言的逻辑分析和形式化，试图揭示语言的语法结构所掩盖的逻辑结构，从而澄清哲学问题。因此，他们仅仅把语言看成是一套用于人际交往的符号系统，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创造一种规范严谨、毫不含糊的理想语言。但是，自60年代起，随着大陆哲学影响日益扩大和哲学向本体论回归的新趋势，美国新一代哲学家如奎因、罗蒂等人开始对语言哲学的技术化倾向作了一系列的修正和批判。从总的趋上看，两大传统正在相互融合。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没有离开语言的纯粹思维和观念，思维方式的改变依存于说话方式的改变。因此，要改变传统形而上学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必须进行哲学的语言治疗。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治疗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莫里斯关于语言交往的“陷阱”的分析，柯日布斯基关于避免语言“抽象病”的“外延五法”，维持根斯坦关于语言日常用法的分析技术，赖尔关于“系统地引入误解的表式”的分析，等等，都会遏制大话、空话、官话、假话的泛滥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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