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大屠杀”研究之目的和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0）01—0033—（05）
南京大屠杀这一课题，经过二次大战结束后为配合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作的初期研究，又经过七、八十年代的两次争论，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发掘出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但是也要看到，这一课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问题，某些日本学者，抱有政治偏见，对这一严肃课题的研究，人为地制造了种种误区，值得每一位尊重科学的史学工作者的警惕与注意。本文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
研究历史，只要是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政治性的争论不是历史研究的外在因素，而是历史研究自身所具有的。对大屠杀这样的创伤史，更是完全离不开政治目的的。一些西方人士在大屠杀开始时，就在出版物上揭露出事实。在战争时期，这一行动本身就带有反法西斯的政治含意。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作出判决后，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丰富了判决书中有关的内容，也完全是带政治性的。七、八十年代掀起的对这一问题的国际大争论中，有些日本学者出来为南京大屠杀辩解，中国、西方及许多日本学者则对他们的论点作出回应。这也完全是带着浓厚的政治含义的。如果不从政治角度考察，不把这一兽行纳入日本侵略中国的大前提，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件正常的人完全不可理解的事件，就会成为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中不可理解的事件。如日本“自卫论”的历史学家，就以一般的方式处理这次大屠杀。（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支那事变中的军事行动》（1），东京，1975年，第436—438页。 ）又如日本史学家羽田行彦曾把日军的暴行称为“法西斯军队的战争侵略”。（注：羽田行彦：《南京事件：大屠杀的结构》，东京，1986年，第234—235页、215、205页。）但论述南京大屠杀时，却避开日本军队的侵略性质和中国军队是保卫国家的性质，表示如果中国军队如有秩序地投降，“南京事件就不会发生，或即使发生了， 也不会这么大。 ”（注：羽田1997年在普林斯顿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可见，如果离开政治，尤其是故意将大屠杀纳入非政治范畴去考察，就会走入歧途。其实，故意将大屠杀纳入非政治范畴，就是一种政治手法，包含着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的政治目的。
研究创伤史的另一重要目的，是要宣扬公道。南京大屠杀给受害者带来无限的痛苦。这种惨痛的代价，应该唤起后人维护人类高尚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史学家应负起的责任。如果说，政治是历史研究本身所固有的，那末，在研究暴行中的受害者和作恶者时，史学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不承认这一点，必然在研究中产生严重的后果。
南京大屠杀并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二次大战中日本侵华军所犯下的罪行。人类本来是应该和平相处的。然而在人类历史中，相互残杀的事从未间断。民族和种族矛盾，从来就是有侵略意图的统治者挑起的。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为了在军事行动中鼓动士气，在战争前就在输灌对其他亚洲人蔑视和仇视的思想。这种仇视其他民族、残杀人类的现象，以后还是会有的。史学工作者全面揭示南京大屠杀的面目及其本质，不仅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当时的施虐者的残暴，更是为了确立伦理的准绳，让更多的人抵制暴行，让最终的道德审判放置在人性这一共同的理想上。
二、日本一些学者制造的误区
至今为止的研究，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在实现上述目的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的研究工作存在着一些误区。
首先，“以核实工作”为名否定大屠杀的存在
研究历史总是需要证据的，这是任何那一国的史学工作者都承认的。实证对一切历史的研究，都十分重要，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日军大规模进行进行屠杀、强奸、抢掠的证据，就不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然而，否认证据和真实的一致性，就带有危险性。在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方面尤其如此。要求资料“全”和完全“精确”，是研究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的。对大屠杀这类历史，尤其如此。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现在已有大量的日记和回忆被发现和整理出。在大量证据已经呈现，存在这一大屠杀已成共识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证据仍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研究已进行至这一层次时，反而将研究纠缠于某些证据的精确度，往往造成因追求实证而模糊了研究的目的。日本一些学者以中国的一些书籍中有时间、人名和对事实解释的差错而否定中国书籍，至少起了这方面的作用。
在对各种问题进行实证时，日军屠杀的确切人数，几乎成了讨论的中心问题。羽田行彦认为被杀的人数不是军事法庭所说的20万至30万，而是3万名中国士兵和1.2万名平民被“非法谋杀”了。他的观点是，要将中国的死亡人数进行分类，中国投降的士兵和落伍的士兵是在扩大意义的战斗中被杀的，所以应排除在日本暴行受害者之外。（注：羽田行彦：《南京事件：大屠杀的结构》，东京，1986年，第234— 235 页、215、205页。）这种说法，日本学者笠原就完全不同意。他认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一场包围和灭绝的战役，没有抓到一个俘虏，中国的落伍士兵成了俘虏后则全被杀了，日军将这些换上平民服装而没有武器的人说成是游击战士，不应获得国际法上的俘虏待遇，只是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行。（注：见吉田裕：《十五年战争史和战争责任问题研究》，洞富雄编：《南京事件的思考》，东京，1987年，第69—94页。）在数字问题上有争论，本来也是研究工作中正常的事。但有些做法，却是另有意图的。1995年中、日、美三国文学家在东京开会时，日本政治历史学家伊藤表示：日本杀了30万或40万人无法确定，怎样道歉？（注：小岛编：《人类能防止战争吗？》特刊，第292—294页。）这种把南京大屠杀定义在仅仅是数字问题上，意思是很明白的，崐即借人数难以精确，就不可以证实屠杀的事实。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协会创建人之一富士冈在论证了30万这个数字不能被证实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屠杀没有发生，是中国和盟国为了确定日本是亚洲的侵略者而伪造的。（注：富士冈：《什么是自由主义历史观》，东京，1997年，第48页。）很清楚，大量压低这一数字的目的，就如富士冈本人所说的，具有“深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最后以数字不正确为由，对“东京战争罪行法庭的历史观”提出质疑。（注：富士冈：《什么是自由主义历史观》，东京，1997年，第48页。）
在实证问题上过份地做文章的其他事例还很多。本田胜一经过艰苦的调查，在1971年末发表了关于这次暴行的一系列报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它却因个别材料有误而受到激烈的指责。质疑南京大屠杀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日本作家铃木甚至指责他使用了中国的夸张之词和宣传。（注：铃木：《南京大屠杀的幻觉》，东京，1973年。）
揭示在实证问题上大做文章的“深远的战略”意图，并不否定在数字上和其他资料上尽可能精确的必要，即使在今天获得完全精确数字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也应尽可能使数字接近正确。许多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史学家正在认真地进行新资料的发掘和原有资料的考核工作。但是，如果把讨论的焦点放在死亡人数和某些资料的问题上，就会忽略对其他暴行、暴行的原因和责任以及道格人伦等问题的讨论。
第二，以“修正”为名，否定史实
历史学如其他学科一样，需要不断修正原来的结论。西方的史学家对此尤其重视。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也应在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中，加深原来的认识。然而，决不能借着“修正”来否定对犯罪者的谴责，以容忍和宣扬罪恶。
在日本史学家中，显然有少数人在借着“修正”以否定大屠杀的结论。上面提到的铃木为了修正本田的资料，认为两名日本军官在南京用军刀进行杀人竞赛这件事，是日本新闻机构伪造的，为这两个凶手被处刑叫屈。（注：铃木：《南京大屠杀的幻觉》，东京，1973年。）然而这两个军官杀过许多中国战俘是有大量证据的，为他们叫屈而抹煞他们的罪行，意图是什么呢？田中正明在1984年写的《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是日本否定发生过大屠杀的评论的先驱。他长期来一直宣传松井石根无罪。在1987年出版的《南京事件概要》一书中，他为了减少暴行的证据，更对松井石根的日记作了不少的修改。（注：田中正明：《南京事件的复苏》，东京，1987年。）名为修“正”，实为将正确修成“错误”，真是个讽刺。
在注意“修正”问题时，尤其要防止用不同主题的内容来混淆南京大屠杀的本质。日本一些学者在分析这次大屠杀的原因时，甚至认为是因为中国军队作了抵抗，所以才产生这次大屠杀。如上所述，羽田认为，中国军队如不作抵抗，有秩序地撤退，就不会发生这场大屠杀。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中国学者和华裔美籍学者只是不同意唐生智指挥的抵抗和撤退中的失误是发生大屠杀的主要原因，也认为中国军队激烈的抵抗是加强日本报复的因素。（注：孙宅巍：《南京大屠杀》，北京，1997年，第10—18页。）唐生智组织的撤退确实是失败的。但他的责任是守卫中国国土中的失责，与日本军队的暴行是完全不相干的。在分析侵略者所犯暴行的原因时，把被侵略者守土中的失误牵连进去，决不是全面分析事件的表现，而是混淆是非性质的表现。
第三，以“反面证据论”，抹杀正确结论
创伤史是综合了大量的事实后构成的，虽然其中有些事实被否定，只要整体罪证存在，大屠杀的案就翻不了。但是，日本的个别“南京事件专家”，采取只要证明有罪的资料稍有不当，就拒绝所有可以定罪的资料这一方法。板仓良明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短文。他在考察了两份有关执行处死中国战俘的命令的日本部队战时记录后，认为自己发现了资料中有矛盾，就断定“基于可用的证据，处死战俘的命令是不可知的”。（注：板仓良明：《“南京事件”：有关“大屠杀”的责任》，《创伤史学》32.2—3（1997.12），第183—196页。）渡边正一是“反面证据论”的实践者。他认为天皇在1946年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没有构成证据。（注：渡边正一：《天皇和军国主义》，《日本回声》XVⅢ卷，第二期，1991年，第73—79页。）荒谦一是又一个“反面证据论”者，只要日本军官否定自己在南京的罪行或没有发现文字资料，他就认为事件不存在。日本思想史教授东中野在自己的书中认为，在事件发生的一年后，许多英文杂志和官方刊物都没有提到它，暴行“没有记录是因为它没有发生。”他还根据中岛今朝吾少将的日记，认为“没有抓到俘虏”，就意味着所有俘虏都被释放了，所以不存在大屠杀。事情没有发生就没有记录，但没有记录并不等于事情没有发生，这是最简单的逻辑。这位教授把最简单的逻辑颠倒过来了。再说，他是否真的在客观地分析这份日记呢？并不，日记中有关“挖了一个大坑足以处置这7000—8000人”的内容，就被他“忽略”了。可见，（注：东中野：《对“南京大屠杀”的彻底研究》，东京，1998年，第六章。）“反面证据论”者对于自己论点的“反面证据”，是会故意不收集的。
三、证据、真实、人道的统一
80年代末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引出了大量成果，这是出乎日本少数“否定派”的意料的。日本史学家考察了日本不完全的记录后，发现了多种新证据，发表了不少著作，一些高级将领和士兵的日记第一次公开。80年代中期，日本老兵组织曾从1.8 万名成员中收集资料以反对发生过大屠杀的结论，结果在事实面前，他们改变了结论，承认了当时自己的罪行。到80年代末，中国史学家也整理出大量的中国方面的文件。1996年发表的拉贝日记，更是第一流的第三方面资料。
资料工作除了发现新的，还需不断验证旧的。但这一点不能走向极端。必须看到，证据本身就是有局限的，它的发掘是不稳定的。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发掘尤其困难，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可能有事发时的文件。当时的日本政府则用不发书面命令、事后销毁等各种手段，使政府文件中有关这事件的记载几乎一片空白，使当时的人和后人得不到。至于回忆和新闻报导，其重要性虽次于正式文件，也具有重要价值。但要获得直接当事的受害者和害人者两方的资料，有很大的困难。在南京被杀害的中国男女，自己是再也没有申冤的权利了。幸存者在事隔60多年后，大多已去世；被奸的妇女，因受此屈辱而不愿公开；行凶的日本士兵这方面，或基于仍受当时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不承认犯了罪，或感到自己有罪而不敢公开自己的罪行。这些士兵出的回忆，很多还带有施虐者思想的影子。一些具有正义感的西方人士在回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事发当时和后来的回忆，是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相对来说，比当事双方更为客观。在事发时的记录，更有价值。因此，在今后整理、研究有关资料时，对作为第三者的回忆，应引起特别的注意。
回忆总是带有一定差错的。一般说来，时间相隔越长，差错也会越多。前面提到的被害人的数字问题，要靠回忆来得出精确无误的数字，是不可能的。在基本事实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旧资料的考证、新资料的发掘，都只是起补充和进一步证实的作用。
真正的事实和正确的叙述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研究创伤史的史学家除了要根据资料修改局部的结论外，更重要的是要对过去作理性的判断。中国的史学家一直根据军事法庭提出的证据，写出自己的符合客观真相的叙述。西方记者和史学家也早已根据基本资料，有了明确的结论。日本的史学家也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有预谋的有组织进行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最终的罪犯。事实上，日本个别史学家通过个别事例上的一些矛盾和差错来否定大屠杀的真正原因，恰恰是违反历史真实的。
日本的一些史学家提出了古今各国大屠杀现象的比较。然而，进行对比的目的，是要从中得出大屠杀现象丧失人性的共性，而不是为某一次大屠杀开脱。史学家的知识和道德应该是统一的。
日本铃木和田中这些学者在研究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认为中国历史上国内斗争时也发生过大屠杀，并以此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存在或不严重。（注：铃木：《南京大屠杀的幻觉》，东京，1973年，第32—43页；田中：《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东京，1984年，第240—255页。）在这种对比方法下，甚至全力谴责南京大屠杀的华裔美籍史学家艾里斯·张也认为，高度重视中国人在南京的痛苦，会对人类的其他痛苦经历不予重视。（注：艾里斯·张：《南京的强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纽约，1997年，第5—6页。）这种理解与铃木和田中的以此否定彼的逻辑不同，但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影响对古今中外违反人伦的大屠杀的谴责的，不是对某次事件的重视，而是对这些事件的政治和道德的判断。对某次事件的重视，不仅不会削弱对其它事件的重视，相反，只会相辅相成，有利于加强对反人伦的共同罪行的谴责。事实证明，研究纳粹德国的暴行的进展，促使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研究。同样，研究南京日军残忍的杀戮、强奸、抢掠，也有助于对人类其他创伤史的研究。
归根结底，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能否纳入正道，关键就在于史学家能否承担起道义责任。如果历史学家认为自己的道德可以中立，实际上就是承认自己的知识，政治和道德是不相干的。如果历史学家要避开道德问题“客观地”写不道德的历史，结果会滑向公众认为的不道德。因此，不管对那一国的史学家，在研究创伤史时，道德问题是不可回避的，知识必须和道德相统一。
收稿日期：1999—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