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交学研究的现状和主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学论文,现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7)01-0032-36
近年来，外交学在我国发展迅速。目前全国已经有几十家高校开设了外交学课程，甚至设立了外交学专业。全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会议已成功举办四届，规模和影响也日趋扩大。中国外交学学科的迅速成长与国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在教育部学科序列中将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列为了平等的二级学科，这不仅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也彰显了国家对外交学研究的青睐。然而，如何区分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学发展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兴盛的今天，外交是否有成学的必要，以及能否成学，是外交学人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试从成为“学科”的必要条件、中国外交学发展的现状、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区别和联系等方面，探讨中国外交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和任务，以期对中国外交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中国外交学研究的现状
我国对外交学研究极为重视。早在1930年代，中国就已出版了杨振先的《外交学原理》、刘达仁的《外交科学概论》等现代外交学研究著作。1949年11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更是明确指出了中国外交研究的任务——“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①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外交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从作品来看，1960年代有李其泰（台湾）的《外交学》，1990年代以后又先后出版了杨公素的《外交理论与实践》、鲁毅等编的《外交学概论》、裴默农的《周恩来外交学》、黄金祺的《概说外交》、金正昆的《现代外交学概论》、姜安的《外交谱系与外交逻辑》，以及《西方外交思想史》等外交学专著；翻译了一系列国外外交学方面的著作，如周启朋编译的《国外外交学》和《首脑外交》、赵怀普等译的《现代外交》等；此外，在中国外交史研究方面，中国更是一直处在国际领先水平。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说我国的外交研究已经成“学”了。
在研究内容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界限模糊不清。这一方面是由于外交学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探讨造成的；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强势地位也与这一后果存在必然联系。
外交学的学术传统源自欧洲，黎塞留、卡利埃、威克福、萨道义、尼克尔森，这些外交学领域的思想家和实践者都来自于欧洲。虽然从实践经验上来看，欧洲学者掌握着近代以来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外交史料，但是显然欧洲人并不擅长进行外交研究方面的理论总结。从他们的作品中就可以略见一斑，例如，卡利埃的《与君主谈判的艺术》、威克福的《大使及其职能》、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都注重实践而非理论。其他一些外交著作，从内容上看同样也只重视外交工作的操作性特点，忽视理论总结。②理论研究在欧洲的软弱，客观上造成了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成了美国的天下。正因为如此，斯坦利·霍夫曼给自己70年代中期的一篇文章不无讽刺地加上了《国际关系：美国的社会科学》的标题，以警示他的欧洲读者。这也反映了欧洲人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偏重对细节的描写而非理论的研究。虽然一批英国学者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对国际关系学界欧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做出了贡献，但是，欧洲学者自己也承认，“同美国比较起来，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的确不在同一起跑线上。”③
欧洲外交研究的弱势地位和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强势地位同时影响了我国。人们习惯性地接受了美国的看法“外交就是国际关系”，或者说“外交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虽然这与国家学科体系的划分矛盾（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为平等的二级学科），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而这对于外交学学科建设来说却十分重要。不理顺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外交显然不能成“学”。
外交学的研究对象与视角
英文中的“Subject”和“Discipline”都可以表示学科的意思，前者以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区分，后者以研究方法的相异分野。外交能否成学关键也是要看这样两个方面，而是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更是外交能否“成学”的前提和条件。
1.研究对象
外交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不同之处可以通过研究对象的不同体现出来。外交专注研究的是行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是状态；前者关注的是制度，后者关注的是体系。
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著作都体现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对“体系”的重视。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认为，在人、国家与国际体系的结构中，国际体系是前两者发挥作用的前提和背景。随后，他又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国际体系结构的思想。④可见，在肯尼思·沃尔兹看来，系统结构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与肯尼思·沃尔兹相似，中国学者同样重视体系结构（格局）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梁守德在《国际政治学概论》中认为，“完整地说，国际政治是（国际）行为体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主要表现为体系，也包括其结构——格局和秩序，是国际政治体系、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的总和。国际政治中的众多关系和现象，不仅包含在总和之中，而且始终围绕体系、格局和秩序运转。”“它表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有三个层次：(1)国际政治体系；(2)国际政治格局；(3)国际政治秩序。”并明确指出，“国际政治学以国际社会的政治体系、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为主要研究对象……”⑤李少军则在《国际政治学概论》中明确把“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作为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同义语加以讨论，并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点做了描述，“国际关系是研究‘谁’(who)在‘什么时间’(when)得到了‘什么’(what)和‘如何’(how)得到的”。他认为，这一界定虽然“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但这个界定似乎也可以很容易地用到其他学科。”因此，认为“国际关系就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从国际政治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的一切因素的科学。”⑥
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对体系的重视相较而言，外交学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关注的是行为。贝里奇(Berridge)认为，外交是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在国内和国外的外交官员，后者既可能是他们国家的外交部门也可能是外交官，进行的行为活动。⑦按照这种定义，外交的狭义研究对象即是行为(conduct)。他认为，外交显然不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将它定义为政治学的一个子领域更有说服力。在外交本质研究方面，德马格艾斯(Jose Calvet De Magalhaes)在《外交的纯概念》一书中对“对外政策的工具”做了区分，把对外政策的工具分为和平与暴力两种方式（见表一），为我们更易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把握外交的本质——国家的行为提供了很大帮助。他认为，外交经常出现在战争、武装冲突或者其他一些特别形式的暴力活动中，虽然人们还是常常不愿放弃“外交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观念，但事实上，正是外交与暴力行为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这一特点，是当代外交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外交的内容得以大大扩展，诸如“金元外交”、“石油外交”、“资源外交”、“核外交”等使今天的外交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外交含义。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英国《现代外交》一书的作者巴斯顿。
表一⑧
*这里的外交是狭义外交，即由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或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处理国际关系或贯彻国家对外政策的活动。
中国学者同样对外交的研究对象作了分析。中国的《辞海》中将外交定义为：“外交是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里，外交被解释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里，外交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通常指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⑨陈乐民在《西方外交思想史》中认为，“所谓外交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同外界打交道时的政治，办外交时依据的政策便是‘外交政策’，即‘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一般来说是政府行为。”⑩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外交的本质就是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其过程包括外交决策、外交政策实施、效果总结等三部分。这种行为过程的结果构成了国际社会的管理机制，也构成了外交学研究的全部内容（见表二）。如果说国际关系是硬件的话，那么外交则是这种国际关系得以运行的软件，其在功能上与国际关系既区别又联系，相辅相成。理顺了外交与国际关系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不同，我们说“外交成学”是完全可能的。
2.研究的视角
在研究视角方面，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是体系，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外交研究则偏重于从国家的层面分析“行为”，其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主观性。陈乐民就曾指出，国际政治偏指国际关系中体现出的政治，“国际”政治是客观存在，而不是一国政府的行为。一国政府针对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趋势所做出的回应才是“外交”。(11)
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客观性。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内，国际体系、格局和机制都有一定的稳定性，它们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存在，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与国际关系的客观性特点不同，国家对外政策目标（外交的目标）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特点。国家对外政策目标是依据本国国家利益的判断期求国际社会实现某种原则或某种预期。例如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不结盟政策（相信不结盟运动能够使其免于卷入集团对抗，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1950年代以来欧洲联合的政策（认为欧洲为避免多年的冲突，并在二战后两极对抗的国际环境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必须走向联合），中国自1950年代开始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只有通过这项政策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为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保证）。不论国际环境如何，各国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政策方面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特点，这与站在第三者立场上看待和研究国际关系是根本不同的。
比较表（二）和表（三），我们不能否认，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存在许多交叉之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可以互相代替。研究视角的不同使双方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参见表四），这也表明在研究中把外交等同于国际关系或者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支并不恰当。
外交如何成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贝克尔指出，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而在于它的分析方法。(13)外交能否成学也是如此。
研究分析方法的薄弱是今天外交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我们熟悉的《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尼克尔森的《外交学》、巴斯顿的《现代外交》等作品都具有外交的“指南”、“手册”之嫌，重点明显放在了“外交官的业务与技术”方面，这不仅大大缩小了上面我们提到的外交是主权国家的行为这一外交的本质和研究范畴，而且强化了外交的操作层面，限制了外交的学理化。
尽管近代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发端不同，但是两者的发展却是相互呼应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开始形成，这同时也“称得上开始了经典的欧洲外交的时代”。(14)1815年维也纳条约的签订，既标志了欧洲新国家关系的形成，又是外交制度化的一大进步（一些重要的外交问题如“位次”在维也纳大会上得到了制度化）。1919年国际关系体系在战后进入了现代阶段，对于外交来说则是开始了“新外交”的时代。
在研究领域同样如此，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威克尔福特的《大使及其职能》、卡利埃尔的《与君主谈判的艺术》等优秀的外交作品表明，在16-17世纪，外交研究一度丝毫不逊色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然而，相比于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突飞猛进，虽然60年代《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先后生效，外交的制度化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从研究角度看，以主权国家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外交学的理论化进程显然处在停滞状态。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外交研究方面的应用也未取得多大进展，好像行为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进展和外交研究毫不相干。总之，外交若想成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是其必由之路。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外交研究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外交学学科的发展和完善面临以下几项具体任务：
首先，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外交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视野不会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外交学也不是中国的独创，因此了解国外外交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的外交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国内有学者因此认为，“中国的外交学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借鉴外来概念和研究方法讨论问题阶段”，(15)因此必须把翻译国外成果视为第一要务。继 1950年代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尼科尔森的《外交学》、1980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1990年代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外外交学》之后，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收集国外外交学最新研究成果翻译出版的《外交学译丛》体现了此类工作中的新进展。
其次，充分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丰硕成果，并将其运用于外交学的理论建设。尽管前面我们提到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分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两者之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将国际关系学中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发展运用于外交学理论，将是外交学理论化的捷径。
第三，总结丰富的中国古代外交遗产，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冷战以后，国际局势的动荡和中国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国内学人认识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中国历史文化悠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外交研究资源。发掘和研究古代的外交遗产，对于我们总结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外交范式，研究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对当代中国外交案例进行理论总结，研究中国外交的新发展。近年来，中国的外交实践取得了很大发展，中国外交所表现出来的新形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而外交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进入了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未来国际秩序的重建。对当代中国外交案例进行总结，并从中升华出中国外交的理论，对于未来中国的国际定位和世界和平都将具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中国外交学的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外交研究领域中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外交学研究“成学”的日子将不会太远。
收稿日期：2006-09-07
修改日期：2006-11-08
注释：
①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如，黎塞留的《政治遗书》；尼克尔森的《外交学》；巴斯顿的《现代外交》等。
③Knud Erik J
rgensen,"Modern European Diplomacy:A Research Agend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at,Volume 2,No.1(March 1999).
④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⑤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年版，第4-8页。
⑥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13页，第14页。
⑦G.R.Berridge,Alan James,A Dictionary of Diplomacy,PALGRAVE MACMILLAN,2003.
⑧本表根据Jose Calvet De Magalhaes,The Pure Concept of Diplomacy,Greenwood Press,New York,1988,pp.11-13.作者做了部分修改。
⑨《中国大百科全书》[M]，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1999年光盘版，条目“外交”。
⑩(11)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2)参见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13)参见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年，第7页。
(14)戈尔·布思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M]，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6页。
(15)王福春、张学斌编：《西方外交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