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将何以自处——兼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将论文,浪潮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我国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全球化”现象，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活动空间正日益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版图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全方位的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它正以一种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逻辑和严峻现实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近来，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震荡、欧洲货币发行在即、一批超级跨国企业集团的崛起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等等，我国政界、学术界、企业界人士也开始以理性的目光注视并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中国将何以自处？
全球化问题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环保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课题。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是全球化现象的经济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是全球化现象的物质载体。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通讯手段和传播媒体的革命性突破，为全球化扫除了空间和时间的障碍，给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扩张、辐射提供了技术保障；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扩张又是全球化趋势的内在经济动力。正是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和现代信息技术迅速普及的冲击下，世界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都正发生并即将发生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化。虽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给政治带来的影响，目前还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问题（注：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但人们有理由预言：正在发展着的数字化网络技术，建设双向互动的信息高速公路，实现各种媒体的大众传播形式，使全球各类信息源的全面贯通和横向互联成为可能，实际上正在从技术的层面冲击乃至摧毁传统的纵向等级层次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形成网络式的横向自主连接结构，从而在技术上支持了人的自主选择权力，为进一步高扬每个人的主体地位和更高层次地实现自由与民主的价值，提高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和大众传媒政治监督的力度，奠定了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基础，并使那种传统的仅由少数“政治精英”垄断信息，推行“愚民政策”的政治体制完全丧失其可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实际上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的双重效应，即机遇与挑战并存：其一是机遇。全球化过程将为发展中国家引进资本、吸收现代技术、发展外贸、推动经济市场化，并为逐渐进入全球市场提供历史契机，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主动抓住机遇的典范；其二是挑战。全球化过程也将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主权基础受到侵蚀，受到发达国家某种经济霸权的威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过程是个充满痛苦和血泪的过程，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其特定表现。因此，在我国建设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全球化的现实特征和发展趋向，积极主动地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机遇，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全球化问题，认真研究、理性抉择、冷静应对。其中，深刻理解中共十五大关于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全面贯彻九届全国人大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环节。
以最近那场史无前例、来势迅猛、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危机为例，其形成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原来东亚模式的“现代化”路径所特有的在政治上高度专制集权的制度文化条件下发展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能够借助政府的扶持和推动促进经济起飞，但同时也潜在地包含着官治金融、官商勾结、官员寻租、商人行贿乃至“裙带资本主义”的体制特色，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官场腐败严重，实际上内在地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原则，从而使经济发展中含有过多的“泡沫”。一旦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在充分开放的全球金融体制中，大量短期外国贷款在国际金融投机家的炒作中迅速从东亚发展中国家撤出，就必然引起巨大的金融风波。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东亚发展中国家外债比例不合理、产业结构低级、银行坏帐率高、政府不恰当干预经济等问题，采取金融期货和现货工具，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经济手段沉重打击亚洲多国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实现重新分配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在这样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原来藉经济起飞在生活水平上略有改善而对政治腐败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有所提高的广大人民又陷入极大的经济困境，于是印尼人民再也无法忍受极权专制、贪污腐败的苏哈托家族统治，经济危机迅速转化为政治危机。
我国虽然由于改革决策者的措施得当和金融业开放程度还有限，幸免于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但也同样潜在着导致危机的经济、政治因素。因此，除了必须谨慎对待金融市场的开放步骤，以更理性的精神对待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还必须及时进行适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此次亚洲金融风暴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实操作性目标的历史契机。
因此，近来在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精神、深入反思亚洲金融危机，迎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浪潮中，通俗型政论类书籍颇为畅销，充分反映了目前国人对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关注。由刘智峰主编的《第七次革命——1998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备忘录》就是其中之一。该著广泛搜集了建国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材料，提供了不少有关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背景分析，摘要选编了一些政界、学术界名流关于政治改革和机构改革的论述，有较大的信息量和较强的可读性。而该著的书名也别具一格，以“革命”来诠释政府机构改革，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时下关于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改良”亦或“革命”的某些议论。
特别令笔者感到兴趣的是，该著摘要援引一位学者对笔者最近发表的有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所作的批评，读后颇有受宠若惊之感，没想到十分迂腐的书生之见还有人重视。从该著提供的信息来看，那位学者对笔者提出的关于1989年以后我国改革最高决策层采取了“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特征”的观点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这种‘寓于论’、‘融于论’实际上是把政治体制改革融化、湮没掉”，“好像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可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内自然而然地顺便解决”（注：刘智峰主编：《第七次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他主张“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那么就要以革命的态度和革命的举措来对待，就要有相当大的决心，甚至敢冒风险；否则，如果采取改良主义的态度，企图只对原有政治体制作某些修补而消除其弊端，这实际上就是取消政治体制改革”（注：刘智峰主编：《第七次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最近，那位学者再次在《深圳特区报》撰文批评道，“没有任何根据说，我国最高决策层把所谓‘寓于论’、‘融于论’当作什么战略选择”，并认为用“融于论”概括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未免有点为现实存在的但并不合理的现象作无原则辩护了”（注：王贵秀：《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载1998年6月9日《深圳特区报》。）。
很显然，那位学者急切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用心可谓良苦，但其致思趋向似乎依然停留在那种从抽象的理念出发，不顾及现实操作性程序和社会基础性工程，煽情地鼓噪“革命”的那个历史阶段。且不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革命”还是“改良”作语义学或政治学的区分对于实际推进政治改革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我国的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不是先在理论上争论明白何谓“革命”、何谓“改良”，究竟是追求“革命”的目标还是追求“改良”的目标，然后才开始推行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显然并不是最高决策层先明确改革目标，然后制定具体的实施步骤，按部就班地逐步推进的过程，而是改革的决策层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当然，最高决策者对改革的发展方向要有清醒的认识，但如何表述、何时表述到何种程度，则需视改革进程中各种力量对比的客观状况和改革最高决策层的认识统一程度而定。正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经过先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商品经济”的存在空间，再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进而又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直至十四大才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十五大进一步在所有制问题上再按市场化的内在逻辑突破一层……，直至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所包涵的广泛而深刻的内容还在不断地演绎之中。与其说争论我国的改革是“改良”还是“革命”，不如说我国的改革更像由诸多具体“改良”积累而成的伟大“革命”。这也正是小平同志1992年春“南方谈话”中提出“不争论”谋略的过人之处。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明晰的，每个阶段都只适宜提出当前可以操作的目标，以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相信如果20年前我国改革之初就明确宣布以市场经济为目标，那只能造成改革决策层和整个社会的分裂，无助于现实而理性地推进实际上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发展。那种煽情地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敢冒风险”的观点，虽然痛快淋漓，却是十分不负责任的。须知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作试验，也不像商人在市场上竞争，更不同于追求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旗帜的经济改革，它涉及深刻的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在我国这样的有十多亿人口和几千万执政党党员的国度，最高决策层是决不会拿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几千万执政党党员的政治生命作赌注去“冒风险”的。因此，小平同志才在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的同时，再三强调“要审慎从事”，“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那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177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在全面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纲领时，又预言：“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出于类似的原因，小平同志许多极具创意的思想、观点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阐发。如小平同志1987年曾经说过：“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再如小平同志在1980年就提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1986年小平同志又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甚至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观点都未得到真正的宣传，更妄论实践了。可以说，迄今为止，我*
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主要内容还大多局限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层面，而尚未深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制的层面。但是，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定改革决策层实际已放弃了国家权力结构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海内外有不少舆论如此认为。
笔者以为，我国改革最高决策层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角逐中，为了既避免党内极左习惯势力的阻挠，又防止海内外敌对势力借题发挥；既保持政治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够渐进、理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战略选择——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注：参见拙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但小平同志确立的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并未改变。这个判断并不是“为现实存在的但却并不合理的现象作无原则辩护”，也不是以决策当局的公开宣言为根据，而是主要基于这样的事实：无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还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决策层对于推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决心日趋坚定，小平同志的前述观点也都被收入于1993年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可以视为不仅是小平同志个人坚持的观点，而且也是第三代中国领导核心的某种政治表态，它给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笔者肯定前一阶段我国的经济改革先行、融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特征，正是预期只要我国执政者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就必然要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政治需求，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压力和拉力下，政治改革将从“隐型”逐步走向“显型”的发展走向。其理由无非是只要“翻开现代史，人们找不到第三世界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先实现民主化然后进行经济改革的方式，成功地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的事例”（注：（美）威廉·奥弗霍尔特著：《中国的崛起》，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这也正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许多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极具创意的思想，但并不急于付诸实践，而是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改革战略的深意。笔者的这一判断，丝毫不意味着“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推到遥远的未来”和否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的事实，而是不能同意那种完全无视我国政治改革已经伴随经济改革的发展而取得许多重要成就的片面观点。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同志所述：“有的外国人说，我们重视经济上的改革，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如果政治体制没改革，上层建筑束缚经济基础发展，我们能取得这样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吗？这几年，没有走回头路，就是搞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当然，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弱一些，滞后了一些，不承认这一点也是不实事求是的。”（注：刘智峰主编：《第七次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其实，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较经济改革相对滞后的现象，就是外国学者也有人指出：“西方的意识形态错误地认为，政治改革必须先于经济改革，或者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相反，亚洲（包括中国）的权力主义者则错误地认为，经济自由化可以无限期地进行而无须政治自由化。亚洲的经验是，经济上的成功不可抗拒地导致政治改革，但在较小的国家里，政治改革将滞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政治改革滞后的时间可能会更长。”（注：（美）威廉·奥弗霍尔特著：《中国的崛起》，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至于“第三世界最成功的市场民主制是由最初是独裁的、有时甚至是敌视民主的领导人建立的，这种结果是反常的。与此相对照的，某些最糟糕的专政、贫困和暴力活动却发生在不时由用意良好的民主领导人统治的国家里”等现象就更耐人寻味了（注：（美）威廉·奥弗霍尔特著：《中国的崛起》，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79页。）。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过去10年里，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中国取得的进展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改革之树在领导层中展开其枝杈，在人民中间则扎下深深的根基。经济改革的所有重要方面都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重大的政治改革也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注：（美）威廉·奥弗霍尔特著：《中国的崛起》，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诚然，市场经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市场经济的推行并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笔者在充分肯定我国改革进程中一度实际推行的经济改革先行、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战略特征的同时，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十五大和九届人大精神为指南，藉全球化浪潮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挑战，从真正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步骤而言，与其不断消极地抱怨决策层做得不好，不如积极地激励其做得更好。值得探讨的是，如何深刻理解和真正实现当前正在推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在政体改革中的地位和意义。如果以民主和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应该是大势所趋的话，关键是如何在操作的层面不断提高民主化、法治化的实现程度。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目前我国改革决策层正在实际操作的政府机构改革和不断论及的建设法治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廉政建设等方面虽然阻力很大，但只要决策层决心坚定，措施得当，真正在实际中逐步推进，就蕴涵着重大的政治改革的内容。比如，建设法治国家落到实处就必然要涉及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现代化、法治化，涉及到如何真正在制度上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也不仅是实现政企分开、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党政分开、精简同样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庞大的执政党机构的前提，因为我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是执掌广义的公共行政权力的，在政企不分、党政不分的年代尤甚。当初提出党政分开之所以难以实现，是因为在政企尚未分开的情况下，党政分开的结果只能是加强政企不分的政府的权威，而削弱职业党务工作者和政工人员的权力与利益，必然引起后者的强烈反弹，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难以操作。如果现在这次政府机构改革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在一个精简、高效的政府机构上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巨额财政的执政党机构，在逻辑与现实意义上都将意味着政治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方向。而廉政建设的根本是权力制衡，加强和提高人大的权威，赋予司法独立的地位，扩大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范围，这些方面都可以逐步操作、渐进发展。至于民主政治的发展，首先是党内民主程度要切实提高，必须把民主集中制解释为特定的民主制，而不是变形的集中制，或民主制加集中制，制定并真正执行党内民主程序，改变《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被束之高阁的局面，使党内民主成为社会民主的先导，使执政党真正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党转变为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民主法治政体中的执政党。
因此，人们有理由就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先后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革命”性意义寄予厚望。当前我国处在世纪之交，面对以信息技术为载体、以市场化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以知识创新为内核、以产业信息化为重要特征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只有果断抓住历史机遇、迅速作出理性抉择、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才能适应迅速变化、发展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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