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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战略重点在哪？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美国原来的战略对手消失了。关于美国战略重点在哪里，几年来有各种不同说法。近一年多来的事实表明，美国的战略是“欧亚并重”，其战略重点既不存在从欧洲东移问题，也不仅限于欧洲，而是在整个欧亚大陆。美国主要的战略盟友和对手都在欧亚大陆，所以其战略重点不能不放在欧亚大陆。这样，有三个相关的问题要解决：第一，美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其深层原因是什么？第二，这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冷战又开始了，和平与发展的趋势要发生逆转？第三，美国是否已决定联合欧日对付俄罗斯和中国了？究竟应如何认识美国的战略对手和战略盟友？
（一）美国战略思想的调整因应于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和近年来国际形势的一些变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国内问题成堆，舆论要求利用国际上战略对手消失之机，把目光投向国内，振兴美国经济，解决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于是克林顿上台伊始提出了置“经济安全”于首位的外交战略，把加强“经济安全”、“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加强“环境保护”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列为美国优先关注的战略重点问题。由于将“经济安全”置于首位，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摩擦不断增多，造成西西矛盾一度较为突出。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的全球战略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欧日被甩在后面，“经济安全”不如过去那么强调了。1994年以来，美国调整了对日、欧政策，不再强调把经济因素置于彼此关系的首位，缓和了与欧、日的经济摩擦，从而出现了西西矛盾趋缓，美与欧、日军事同盟明显加强的趋势。另一变化是，“军事安全”因素在美国际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随着美国内经济的增长、大国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印巴核试以及朝鲜发射导弹，美感到“防扩散”是“防不胜防”，而将重点转向加速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近来美参院拒批核禁试条约，还打算修改反导弹等军控条约，致使国际关系中军事因素重新上升。与此同时，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倍受重视。在强调欧洲仍是战略重点的同时，称亚洲已成为美国根本战略利益所在，并在军力布置上采取“欧亚并重”战略，把欧亚大陆视为其全球战略重点，并按这一新战略加紧全球战略部署。
（二）美国的战略调整属于“间歇期”之内的调整，其预警性大于现实必要性。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大行动：在西线加速北约东扩，把北约的东部边线推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在北约成立50周年之际制定了北约“战略新概念”，并纠集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狂轰滥炸，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了一场“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战争。这是美国试验其利用北约实现称霸世界图谋的北约“战略新概念”的行动。在东线，美国加强了日美安保条约，制定了防务“新指针”，将美日防务合作的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事态”，与日本共同研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增加对台湾的军售， 还计划把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同时在东南亚和南亚加快了战略调整步伐。对南沙的态度由过去的中立“不介入”悄悄转向表示“关注”，露出了插手南沙争端的意图。在南亚，一改50年来对印巴冲突的态度，采取了明显偏袒印度的立场，改善了美印关系，为建立美印战略关系奠定基础。
美国的这一系列调整决不是偶然孤立的。上述行动是美国从东西两面夹击欧亚大陆，在其跨世纪战略“大棋盘”上布下的两步棋。从军事战略看，美国的调整是瞄准俄罗斯的，并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很值得引起严重关注。但美国为称霸世界所进行的调整，又不仅仅是对付俄罗斯和遏制中国的，也有驾驭和控制欧日的一面，并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的战略调整，是否意味着美国已把俄罗斯和中国定为“战略对手”，而欧洲、日本已成为其“战略盟友”，新的一轮“冷战”又开始了呢？看来，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美国的上述调整，虽然明显地对准了俄罗斯，并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但仍然属于其所谓在2015年之前“无现实对手”的战略“间歇期”之内的调整，其预警性大于现实必要性。与冷战时期存在苏联现实威胁的情况不同，即使美国有重开“冷战”的意图，目前欧洲日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未必愿意加盟其“新冷战”的行列。科索沃战争后，美国为修复其对美俄关系、美中关系的伤害，陆续采取了种种修补行动。看来美国还没有下决心与俄罗斯或中国全面对抗，仍要维持协调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的威逼下，有关国家出于自卫必然会采取相应措施增强国防力量，但这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同美国搞军备竞赛。中国要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会同美国搞军备竞赛。俄罗斯鉴于历史教训、迫于国内形势，既不会也没力量同美国重搞军备竞赛。美国想搞也无对手。因此世界不稳定因素会增加，国际关系中军事因素有所上升，但估计冷战还不会开始。
（三）美国的战略对手和盟友是错综复杂的，既没有纯粹的盟友，也没有纯粹的对手。美国与欧洲、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几大力量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任何一股力量都不是美国“纯粹的”战略盟友或战略对手，而盟友与对手在不同问题、不同情况下又是可能换位的。总体上讲，在未来15—20年美国所认为的“无现实对手”的“间歇期”内，无论是美国与欧洲和日本，还是美国与俄罗斯或中国，都是既有矛盾斗争又有协调合作的“双重关系”，只是性质和程度不尽相同。在经济上，美国与欧洲、日本是战略对手更现实，在军事安全上美国把俄罗斯当成潜在战略对手，把中国当成遏制对象，然而同任何一方都同时还有协调合作的一面，不会搞全面对抗。在美国强调经济安全时，美国与欧洲、日本的矛盾要大些。眼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更重视军事安全，美国与欧洲、日本的关系缓和，而与俄罗斯、中国的矛盾和斗争更多些。但情势一变，关系又要调整。不宜简单地说欧日纯粹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俄中纯粹是美国的战略对手。
首先，美欧、美日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经济上的对手，决不是俄罗斯，也不可能是中国，而只能是欧洲或日本。在军事、政治和价值观上，美欧日的共同点、一致性虽较突出，但各自的利益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欧洲的独立倾向是不可逆转的，它经济上的联合在增强，独立发展防务的意图没有放弃。日本的大国企图对美国来说也是有两面性的。当然，目前欧日依赖和离不开美国，而美国在战略上又需要利用和借重欧日。所以美欧、美日间虽有分歧和矛盾，但协调与合作的一面是占主导的。对美国来说，欧洲日本既是“战略对手”，又是“战略盟友”。但从总体上讲，目前美国把欧洲日本当成主要“战略盟友”的一面，要大于当成“战略对手”的一面。
其次美俄关系，在苏联解体后，俄已不是美国的现实对手，但其庞大的核武库仍令美国不安。美要继续推行其弱俄、遏俄政策，防其“东山再起”，搅乱其独霸世界之美梦；同时美国也需要俄罗斯的战略配合与合作，不可能与其全面对抗。在美国看来，俄罗斯既是其“战略对手”，又是其“战略伙伴”。美国的战略调整是瞄准俄罗斯的，但仍然是作为“潜在的”、“未来的”对手的成分更大些。而目前仍要同俄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利用俄地位下降、经济困难为自己战略利益服务。在科索沃战争中，要是没有俄罗斯的“调解”和配合，美国和北约恐怕会骑虎难下。美国在战略上还需要俄罗斯。
最后美中关系，中国还不是美国的现实对手，但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不安，要在接触中加强遏制。美在调整全球战略时，既加强了西线，也调整了东线，遏制中国的因素明显上升。但是对美国来说，中国不像欧洲是其经济上的对手，也不像俄罗斯军事上对其有威胁，而中国广大的市场、较好的投资环境、经济上的互补性，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和合作潜力。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威胁是潜在的，而对其军事上的威胁不如俄罗斯，经济上的威胁又不如欧洲和日本，使其感到头痛的主要是在政治上。尽管美国会中反华势力不断兴风作乱，但理智的政治家应当能掂量出“中国威胁论”的可信度。美中间矛盾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能导致全面对抗。美中关系中有严峻的一面，但仍存在着积极的因素。
二、“多极化”问题
科索沃战争以来，人们改变了原来对“多极化”发展一些不切实际的估计，在肯定“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同时，看到了其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
“多极化”，作为“现实格局”目前尚未形成，但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作为“政策主张”是有针对性、有国际基础的，未尝不可坚持。近来，美国人感到搞“单边主义”太孤立，一再表白美国不反对“多极化”，而俄罗斯、法国等大国则明确主张“多极化”。这说明提倡“多极化”对“单边主义”是一种牵制，并有国际基础，我国没必要放弃已坚持多年的这种提法。“多极化”实际上是主张世界的事情不应当由一个国家说了算，而主张世界事务应由国际成员平等协商，反对强权霸权，反对“单边主义”，这是提倡“国际民主”的口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名正言顺，应理直气壮。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多极化”解释为就是几个大国，甚至就限于几个强国，而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是不合适的。“多极”实际是“多股力量”，当然应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在内。由于发展中国家力量分散，已出现分化，难以形成整体，可解释为包括其中有影响的大国和国家集团，如巴西、埃及、印度和东盟、南方市场、非洲统一组织等。例数“多极”时，不要封顶（仅限于几个），随形势发展有多少算多少。
有同志认为，“多极化”的内涵可理解为三个层次：1、 我们现在所说的多极化的“极”，不同于两极争霸时的“极”。现在任何一“极”都不能单独或联合主宰世界。2、 “极”与“非极”的关系：“极”不是霸主，不能凌驾于非极之上，极与非极都是平等的国际社会的一员。3、“极”与“极”国家或集团的关系：既不是对抗的关系， 也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相互既合作又有竞争，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解释很有参考价值。
三、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西方有人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为“新干涉主义”提供理论根据。但是简单地强调“主权高于人权”，无意中将二者对立起来，也未必合适。应当强调：1、人权必须得到保障，但必须考虑国家和民族特点；2、人权的实施和保障要以主权为前提，没有主权就谈不上大多数人的人权；3、人权与主权不是对立的，改善人权与维护主权应当结合， 不能同意“谁高于谁”的主张；4、 在“人权高于主权”口号下的“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的行动，已变成了“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行动，国际社会应从中吸取教训；5、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现实， 人权在各国有不同体现是正常的，不能搞一个模式。要尊重各种意识形态，允许不同价值观的存在，不能借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干涉别国主权。发展中国家近代历史证明，没有主权就根本谈不上任何人权。
在维护主权不可侵犯原则的同时，也要重视研究冷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有必要的灵活性。但必须坚持：1、 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严肃性；2、 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任何国际干预行动，必须有联合国授权，不得绕开联合国；3、 不得把需要实施“人道主义干预”的“特例”作为“惯例”普遍化，国际社会应从“维和行动”的实践中吸取教训，减少国际干预。4、 反对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反对借口“人权高于主权”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四、“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首先，“全球化”是在世界仍处于“民族国家时代”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趋势，“主权”概念没有过时，国家民族利益仍是最高行动准则。近年来欧洲联盟在“一体化”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进展，各国让出了自己的部分主权，同时也相应地享受了别国的部分主权。在这里“共享”是“让渡”的前提，没有“共享”就没有“让渡”。西方学者说这是“主权让渡”，实际上不如说是“部分主权的交换”。
其次，国家主权问题，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是南北国家间斗争的焦点，而发达国家言行不一，各取所需。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实力弱，必须借助国家行政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西方国家往往言行不一，实行双重标准。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实行“自由化”，但其保护主义却很厉害。发达国家非关税壁垒的花样很多，使发展中国家每年在贸易上要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发展中国家不能在民族国家主权问题上麻痹大意，解除了思想武装。
第三，“全球化”造成的资本国际流动加快，国际金融动荡、危机频繁，令国际社会担心“失控”，要求加强金融监管。1990年全球金融衍生物交易为5万亿美元，1993年是15万亿美元，1994年达45 万亿美元。这些远离物质生产过程的国际金融资本，为追求最大利益，使世界成为“疯狂的大赌场”，使“金融癌症”通过所谓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渠道在全球传播和蔓延。国际上普遍认为不能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态度，而要加强金融监管，才能有利于世界金融的稳定、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如何认识和对待“全球化”
“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反映，有符合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步性和客观必然性。从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经历了“生产社会化”到“生产国际化”（专业化），现在正在向“经济全球化”（已不限于生产领域）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范围的扩展，它必然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虽然也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因而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但无论何种情况，也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是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一种必然趋势。人们只能认识、利用和适当防范其弊端，或采取一定政策措施决定本国参与“全球化”的步骤、进度和深度，然而却无法完全阻止、回避或彻底改变其发展趋势。
有人说“全球化”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是“弊大于利”。看来不宜笼统地这么讲，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个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多还是遭受的损害多，归根结底取决于本国的基本条件和对“全球化”利用的好坏。
“全球化”的基本标志是“信息化”、“市场化”和资本、技术、劳力、商品等要素流动的“跨国化”（国际化）。这种趋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发展机遇。如果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具备必要的条件，甚至不具备起码的条件，政局和社会持续动荡，内乱不止，先进的有利的东西再好也进不去，进去了也无法在那里扎根发展，加上政策方针如果不对头或出现失误，那么他们在“全球化”条件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当然只会造成“弊大于利”的结果。但是如果具备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全球化”利用得好，趋利避害做得好，那就有可能后来居上。
“全球化”从根本上讲是有利于人类并造福于人类的，但是它同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进步和生产力飞跃一样，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激烈的社会阵痛。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要一下子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他们必然会发生分化，而且已经发生了分化。基础好具备必要条件的一部分国家，如果战略策略政策方针对头，可能借机发展起来，如中国、巴西、印度、东盟以及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基础和条件差的国家，特别是国内局势动荡，民族宗教矛盾尖锐的国家，很可能要落水，成为“地球村”中的“特困户”。“全球化”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它，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各国政府还是有一定选择余地的，其选择的正确与否，结果会迥然不同。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应特别注意几个问题。1、 要注意“全球化”不同于“一体化”。世界经济完全“一体化”是不可能的。不仅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与资本主义国家“一体化”，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与发达国家“一体化”。当前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够“一体化”。欧盟与北美的利益就不一致，分别搞了两个经济集团。近年来欧盟的经济“一体化”虽有重要进展，但离完全“一体化”还很远。 2、参与“全球化”进程，必然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然而不宜简单笼统地说中国经济要与“世界经济接轨”。世界经济从大的方面讲，包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又有许多子项。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是无阶级性的，当然要学习和借鉴，是完全可以“接轨”的。许多管理机制、管理经验、包括现代企业制度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也可以借鉴和利用，也是可以“接轨”的。但是某些国家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对外违反平等互利原则，掠夺、欺压、剥削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政策、制度和原则，根本谈不上与其“接轨”。从根本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即使是外国先进的东西，也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抄照搬，更不是“接轨”能解决问题的。总之，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