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青年研究中的宏大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大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青年研究中的“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一般指包含着许多抽象概念、宏观理论、普遍性等在内的一种科学研究风格。这种研究往往习惯于按照开头—中间—结尾的顺序进行仿佛“全景式”的叙述和谋篇布局。宏大叙事首先需要人们全面准确地把握种种有意味的具体现象和生动细节，在此基础上进行纵向开掘，对其中所蕴涵的普遍性、本质性、精神线索性的问题进行归纳、提炼，形成普遍性认识；在对无数特殊进行具体考察、辨析、综合的基础上，提炼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结论[1]。在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中，宏大叙事作为一种研究风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读许多青年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时下的青年研究中，“宏大叙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青年研究中，“宏大叙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站在历史尽头看全貌”——选题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太长
不少青年研究文章的选题动辄纵跨“当代”、“改革开放30年来”、新时期以来、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建国以来”等很长的时间跨度，给人以“站在历史尽头看全貌”之感。
时间跨度越长意味着作者必须面对的情况越复杂。然而，论文的篇幅非常有限，难以尽显某一领域“新时期以来”、“当代”的种种复杂情况和种种风云变幻。这就在客观上使得人们不得不舍弃细节、免于深究，只能匆匆用几根粗线条勾勒出此一时间长度的大致轮廓，难免会造成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实际效果。不少青年研究的文章，只能抛给人们几根横逸斜出的粗线条，而且，那些粗线条之间也往往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难以形成一种内在的精神脉络，以帮助人们把握相关时间长度内事物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事物发展的本质性特征。
（二）“站在珠峰顶上看世界”——选题涉及的空间范围太广
不少青年研究文章往往以中国青年、当代青年、当代大学生等为研究对象，却并未具体明确是东西还是南北、是沿海还是内地的中国青年、当代青年、当代大学生。比如“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嬗变”这样的选题，无视中国大学生有文理工医农之分，有东西南北之分，有学历层次之分，是个内部有着极大差异的群体这一现实，把“中国大学生”作为一个笼而统之的整体进行研究。如此，“中国大学生”便成为一个影影绰绰的对象。这样的研究难免或者以偏概全，或者张冠李戴，或者一叶障目，或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难以准确把握住“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嬗变”的真实过程和特质。有的文章以某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阔的领域为选题，比如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青少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等。此类文章的作者仿佛站在珠峰顶上总览该领域之全貌，站得够高，看得够远。然而，除了一些边际并不鲜明的轮廓以外，其对相关领域的把握和辨析，同样模模糊糊。这样的文章选题足够“宏大”，却难免泛泛而谈、粗针大麻线，难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相关领域中的特征和特质。
（三）“见‘水果’不见‘苹果’”——选题涉及的核心概念太大
有位哲人说过：我们都吃过苹果和桃子，却从未吃过水果。这里的“水果”是“属概念”，苹果和桃子则是“水果”这一“属概念”中的“种概念”。从概念使用角度看，许多“宏大叙事”的青年研究文章往往只是浮在“属概念”层次上泛泛而谈，却甚少在“种概念”层面，更鲜有在“亚种概念”层面上的具体分析和深度开掘。之所以如此，与研究者自身对概念缺少必要的界定有着直接的关系。笔者多年编辑青年研究类学术期刊，对此有较深的感受。比如：“当代青年价值观念的变迁”一类的选题中，包含着“青年价值观念”这样的“属概念”。这个属概念中又包含着“人生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婚恋价值观”、“审美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种概念。再比如，“青少年消费现状研究”这样的选题中，作者对“青少年”这个概念缺少必要的限制和界定，并未明确是何时、何地的青少年。同样，“消费”的方面和方式有很多，但选题中缺少基本的界定，这也使得这一概念显得非常大，令人难以把握。
一般来说，目前学术期刊刊载文章的篇幅为五千字左右。以这样的篇幅，要把“当代”变动不居的“青年价值观念”等属概念的内涵界定清楚，势必十分困难，更难以说清楚其流变的轨迹。这也就意味着以“当代青年价值观念的变迁”为题的研究及相关文章，将在“属概念”的层面上讨论问题。由此，“宏大叙事”在所难免，对“青年价值观念”认识的模糊、笼统、粗疏、粗陋也在所难免。目前，青年研究成果中论文唱了主角。而类似的论文比比皆是，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宏大叙事”已经成为青年研究领域的一种“风格”和习惯。
（四）“错把选题当标题”——对选题涉及的内容缺乏明确见解
文章的选题不等同于文章的标题：选题是具体学术研究的对象范围，文章的标题一般来说是指以简洁凝练的文字对文章主要观点的表达。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少青年研究的文章错把选题当标题，使得文章的题目过于“宏大叙事”。2008年第四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发展”为主题。据笔者粗略统计，论坛征集到的411篇论文中，有168篇或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青少年XX的发展”为题，或以“改革开放三十年青年XX的研究／演变／特征……”为题。通过这些题目，我们只能大致把握到作者试图研究的范围，却难以把握到作者意欲表达的观点。对此，笔者常常困惑：这些“宏大”的题目，是文章的标题，还是文章的选题？笔者以为，作者对“青年XX”之类的概念缺乏必要的限制和界定，导致这些题目“宏大叙事”，从而出现了错把选题当标题的现象。
以简洁凝练的文字表达文章的主要观点，不仅需要作者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更需要作者对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了然于心，自己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新颖、集中的意见和观点。著名文学家钱谷融先生的名著《论“文学是人学”》洋洋数万言，但其标题对观点的阐述何其鲜明、明确。然而，有钱先生之功力者毕竟是少数，许多青年研究者对选题涉及的内容还远未形成明确、新颖、集中的意见和观点，更不能以简洁凝练的文字表达出来。
综上所述，“宏大叙事”是一个借用的概念，主要指涉当今青年研究领域存在的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里的“叙事”主要指将材料和现象串联起来。“宏大”则主要指选题的宏大和概念的宏大。在种种“宏大”的背后，隐含着研究者对具体研究对象的不明确、浮光掠影、一知半解，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真知灼见的匮乏。
二、“宏大叙事”对于青年研究的影响
（一）宏大叙事有助于青年研究“飞到高处”
C.W.米尔斯说：社会学研究应该“飞到高处片刻来更清楚地观察社会世界中的某个东西，以解决某个问题——这个问题可根据历史得到陈述”[2]。所谓“飞到高处”，指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对某一领域在一定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内的现象和事实，进行整体性甚至“全景式”的辨析和把握，这势必会形成一种宏大叙事的风格。应该说，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需要研究者“飞到高处”，对研究对象作某种整体性甚至“全景式”的辨析和把握。
青年研究并不排斥宏大叙事。比如，谢昌逵先生《对中国青年研究的反思》，田杰先生《“谁是青年”与“青年是谁”——关于青年研究的几个问题》，沈杰先生《“青年研究”何去何从？》，陈亮女士《我们的青年研究缺什么》，蒯辙、蔡富有先生《2007年中国青年研究大反思意义何在——对大反思的再反思》等佳作都立足一定的理论高度，对“中国青年研究”问题作了整体性甚至“全景式”的辨析和把握，体现出了宏大叙事的研究风格。
再以2008年第四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主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发展”为例。应该说，学术界全国性年会的参与者众多，年会确定的主题明确了会议关注和研讨的大致范围，具有宏大叙事的风格，这很自然。同时，这一主题的确定，也充分体现了青年研究界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飞到高处”，对“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发展”问题进行整体性甚至“全景式”的辨析和把握的努力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宏大叙事——以人们既往对种种有意味的具体现象、种种生动细节的准确把握为基础，对对象进行整体性甚至“全景式”的辨析和把握，对于青年研究自身回顾来路、前瞻前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二）“宏大叙事”使青年研究罹患“学术虚胖症”
“宏大叙事”缺乏人们既往对种种有意味的具体现象、种种生动细节的准确把握这样一种基础，对青年研究健康发展的副作用显而易见。
1.“宏大叙事”不利于青年研究具体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现象和本质
C.W.米尔斯主张“飞到高处”之后，紧接着又加上了“片刻”二字。他强调：撤退到对观念的系统性研究应该只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形式的片刻[3]。反之，固守于“高处”，只能使“它的问题，它的过程，它的答案都是宏大理论性的”。“飞到高处”只能是“片刻”。这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乃至“全景式”的辨析和把握是有限的、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人们在“飞到高处”之前，首先必须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研究，对“具体的、经验性的问题”有“踏实感受”[4]。比如，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青年文化的发展”这一选题，研究者必须事先对中国青年文化的多种具体类型及其发展状况有具体深入的了解、理解和准确把握。然而，“宏大叙事”的青年文化研究者往往既不了解青年热衷的流行歌曲、街舞、“快闪”、流行语、流行服饰、流行影视、恶搞、桌游、“驴友”出动等具体生动的青年文化现象，更不理解在这些文化现象背后蕴涵着的青年人求新、求“炫”、求“酷”、“囧”等心理律动。C.W.米尔斯指出：宏大理论“由于对真正的问题缺乏踏实感受，他们的文章的不现实性非常显著”[5]。这样的研究显然不能具体准确地把握30年来中国青年文化的现象和本质，不能形成自己明确、新颖、集中的意见和观点。
青年学者黄海说：“我认为，迄今为止，应该承认青年研究仍然处于一个前学科发展时代，无论是从对问题的把握与分析，还是对学科方法论的建设，都远远没有达到一种成熟学科的要求，仍然处于相对毛糙与泛意识形态的阶段。”[6]黄海的意见不是定论，却也揭示了青年研究在执著于“宏大叙事”的同时，缺乏对现象和本质具体准确的把握。
2.“宏大叙事”不利于对青年问题的深度开掘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作《万历十五年》，其意并非只是说说“万历十五年”的“那些事儿”，而是为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和衰落的规律。他站在世界史的角度，独具慧眼，抓住“万历十五年”这一平常年代出现的人和事，比如万历皇帝、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申时行等人物，以及端午门事件、戚继光抗倭、张居正改革、海瑞罢官等史实，以此为“切入口”，深度开掘剖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轨迹和规律。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这本是一个宏大叙事的选题，但黄仁宇却以小见大，体现了高超的研究功力。这样的研究朴实、扎实，匠心独运，值得青年研究借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青年研究者注重选择合适的切入口，通过具体深入的研究，逐步为探讨相关的宏大理论进行必要的积累。比如黄海对湖南省长沙市某区青年街角社会的系列研究，通过对某“街角DY帮派”的分析，探析了“街角青年”产生的复杂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文化条件等多方面的复合因素。再如《论青年价值观的评价与建构——从对“一代不如一代”的质疑与反思谈起》等研究，从小处着眼，扎扎实实地向深处掘进，从而为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夯实基础。这样的研究有利于青年研究的健康发展。
遗憾的是，此类善选切入口的研究还不多见，更多的还是“宏大叙事”的研究。如青年文化研究方面，除了不少“宏大叙事”的文章外，我们很少见到对诸如“中性化”服饰潮、“伪娘”等具体青年文化现象的深入研究；很少见到对芙蓉姐姐、凤姐、师洋等人走红现象背后青年文化价值观的深入发掘；很少见到抓住青年人对“无房无车”的抱怨这一切入口，对当下青年价值观念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的文章。“宏大叙事”的青年研究只能在大选题、大概念层面懵懵懂懂打转，难以推进青年研究真正走向深入。
3.“宏大叙事”不利于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
对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研究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进行过热议。《青年研究》在1983年10月召开的作者座谈会的会议纪要中写道：“新学科得以建立，大约先有一个经验描述的时期，这时还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的对象和方法，只有自己的‘领域’或‘范围’，如青少年问题。在经验描述足以接触到本质的时候，才进入确立对象和方法的时期，才形成独立科学。当前的青年研究正处于这两个阶段之间。”[7]当下的青年研究处在什么位置？青年研究学者们认为：“在中国，青年研究经历了一条从突起到静观再到冷静上升的道路，青年研究的学科化、专业化进程都还有较长的一段路需要走。”[8]这段路有多长？这取决于青年研究者们能不能从小处着眼，扎扎实实地向深处掘进，从而为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积累资料和细节，夯实理论与方法的基础。陈亮认为：“当下的青年研究更多的是现象的堆砌。很少对本质的分析，因而也就谈不上学术研究的知识增量”，“相对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成熟”[9]。“宏大叙事”渲染着青年研究领域的“繁荣”，却使青年研究罹患了“学术虚胖症”，这势必会延缓学科化、专业化的进程。
三、青年研究中“宏大叙事”频现的原因
（一）研究队伍的限制
学者陆玉林认为：“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青年研究的实际情况而言，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程度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亟须解决的就是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问题。”[10]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方面的问题首先与青年研究队伍的状况有关。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青年研究的基本队伍主要来自三部分：一是社科院所的研究者，二是高校思政工作者为主体的研究者，三是共青团系统的干部和教师。多年来，各路青年研究者筚路蓝缕，潜心研究，为中国青年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比照青年研究事业发展的需求，目前青年研究的基本队伍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太适应的方面。
由于青年研究一般难以成为社科院所重点推进的“显学”，往往处于院所科研工作的边缘，相关的研究者难以全身心地投入青年研究，难以在破除“宏大叙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高校思政工作者为主体的研究者往往忙于学生工作，管理事务繁杂，且工作流动性强，虽然他们常常因为工作的便利拥有第一手资料，但这第一手资料一般仅限于本校，其材料的典型性、效度、信度等值得怀疑。同时，由于总体上缺乏理论和方法的积累，他们往往以本校为例，通过有关资料的梳理，力图推广至其他高校的大学生。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宏大叙事”的重要策源地。共青团系统的干部对青年问题和青年工作的最新状况一般比较敏感，但由于团务工作繁杂，他们往往难以静下心来专事研究。同时，他们往往更加熟悉行政文书的规制和习惯，其研究成果有时难免体现出总结、报告的特点，比较容易体现出“宏大叙事”的色彩；团属院校近年来吸纳了一大批接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青年硕士、博士，为青年研究填补了不少新的专业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新人对新的研究领域一般都有一个较长的熟悉和适应过程。同时，青年硕士、博士还面临着在其专业背景和青年研究之间形成融合点的问题。这就使共青团系统的教师队伍在青年研究中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只有解决了青年研究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问题，才能更有效地消除“宏大叙事”的现象。
（二）学术训练不够
这些年，学术界高度重视学术规范问题。笔者以为，除了研究界特别重视的文献使用规则、引证标注规则等问题之外，学术规范还包括立论阐述的逻辑规则等方面的内容。立论阐述的逻辑规则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1）发现真问题；（2）形成和提炼相关概念；（3）对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和限制，保持概念的同一性；（4）选择合适的切入口进入问题的研究；（5）把握充分必要的论据；（6）推理、论证的过程合乎逻辑、理由充足等。应该说，这些都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然而，恰恰是在这些基本方面，青年研究领域中还存在着一些学术训练不够的问题。
可以看出，学术训练不够，首先，表现为对概念的认识和界定能力不够强。一些研究者，特别是一些高校思政工作者把握和辨析概念的意识往往不够强，对概念的层次、同一性等问题的把握常常不够准确到位。团属院校中的一些教师，包括一些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在这方面有时候也把握不当。比如，在使用“青年”、“青少年”、“未成年（人）”、“成年（人）”、“青春期”、“青年期”等概念时，不少研究者缺少必要的界说，随意使用，常常出现概念不清、概念太大、偷换概念、自相矛盾等混乱现象。还有一些研究者把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作为自己文章的具体选题。这实际上是他们界定和驾驭概念的意识和能力不够强。其次，对问题的把握能力不够强。研究的是什么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真问题，还是凭感觉提出的预设性问题？是老问题，还是新问题？如果是大问题，那么如何从中理出具体的小问题，并梳理出其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如何由多个小问题切入，逐步逼近大问题？再次，一些研究者对观点和立场的提炼能力不够强。不少青年研究的成果往往在对现状进行梳理、对问题进行揭示、对原因进行分析后，提出有关的对策。这自然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却忽视了对问题之间、原因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辨析和梳理，难以从中提炼出明确的观点和立场。文章摊子铺得开，却收不拢，缺乏清晰的思想主线。不少文章标题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风格——“试论……”、“X和Y”、“X背景下的……问题研究”，这恰恰说明作者尚未提炼出明确、新颖、集中的意见和观点。此外，还存在着论证能力不够强的问题。限于篇幅，兹不展开。
这些年来，青年研究界致力于提升学术水平，不少研究者努力学习和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西方理论和方法。比如，有的研究者提出借鉴默顿的“中层理论”研究青年问题。这些努力自然有助于学术水平的提升。但有些研究者在旁征博引西方理论的同时，却忽视了问题把握、概念界定、论据把握、论证逻辑等方面基本的常识性学术规范要求。“宏大叙事”现象并非学习西方新理论新方法不够所致，而恰恰是一些研究者学术基本训练不够的结果。
（三）学术积累不够
学术积累除了通过前面所说的学术训练以外，还包括对有关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流变等方面事实的了解和把握。这本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一些青年研究者那里，却往往难以做到。
一些青年研究文章的作者或者因为“以文赴会”必须提交论文，或者因为年度工作量考核必须发表论文，才心急火燎找一个自己有点熟悉或者能够驾驭的题目。这样的题目一般都是“宏大叙事”的。然后，着急慌忙网上网下地搜集材料，一旦找到，往往如获至宝，全不知那些“至宝”也许早已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平时学术积累不够，自然缺乏对选题和材料的甄别能力，不知不觉地滑向“宏大叙事”的沼泽。
当然，以上几个方面还只是“宏大叙事”盛行、导致青年研究罹患“学术虚胖症”的一些表层原因。如果进一步思考的话，我们将可以看到更加深层的原因。这些更加深层的原因也许来自于我们置身其中的学术生态环境，包括现行的职称评审机制、学术评价机制、科研成果考核机制等。学术生态环境又是一个硕大的概念，牵扯到数不清的方面，非本文所能撕捋清楚。若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则势必同样滑入“宏大叙事”的窠臼。
收稿日期：2010－04－28
标签：宏大叙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