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现代化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从实现“小康”到实现“现代化”不单是量的扩张，更 是质的飞跃。它要求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都有一个根本性 的转变。
从经济增长来看，现代化需要一个全新的方式，即优化的产业结构 、不断提高的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科技进步作用的不断发挥、人民生 活质量的逐步改善。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是从粗放经营为主转换 到集约经营为主。具体地讲是：开拓思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组织经济 运行、推动经济增长；强化产业政策，逐步构筑适合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转换企业机制，为国有企业解困，为非国有企业添劲；培育科技进步 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开辟通道；对外开放也要转向提高质量 和效益；等等。
在小康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已经列入了议事日程，发展领先的地 区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否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为新的 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要讲究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或称经济增长模式，是从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一 个新的用语，还来不及写入任何通用和专业的经济辞典。一般认为，这 是指增长手段和增长目标的统一，反映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举措、途径 和办法；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运行机制的综合，支 配或左右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在不同的战略导向下，依托不同的 体制，会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并获得不同的成果。其实，不管我 们意识与否，总是在采取这种或那种经济增长方式。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进展，在获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 面临着新的挑战，经济界越来越注视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及其评价。虽 然，有的是争议已久的老问题，但是，放到理论层面来探讨，却显示有 其紧迫性。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采取这种或那种经济增长方式，似乎决 策者有选择自由，却更受历史条件和地区背景的制约。前者是指不同时 期，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同的可行性；后者是指不同地方，经济增长方式 有不同的适应性。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看，都走过了一条从生产 和消费的物质化转换为非物质化的长路。早期的产业革命以农业原料和 矿产原料的高消耗为特征，后来的技术革命则以物质资源的低消耗和人 力资源的高效率为特征，显然是两种异质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进度看，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强调速度转换为强调效益的过程， 起飞阶段高速低效，成熟阶段速度降低、效益提高。其中有客观规律， 关键在于及时觉察、及时转换，防止认识落后于实际。
按照特定的时空环境，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属于粗放 经营和速度型的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推进工业化而工业基础薄弱 ，实行外延为主的扩大再生产方式，多铺摊子，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从小到大，都是势在必行，无可厚非。与此相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有利于高度集中国力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顺理成章的。应当承认， 在一定时期，片面追求以产值为目标的速度，主要依靠以投入为手段的 规模，都属难免。甚至在后发达地区，继续维持上述做法，还要假以适 当时日。但是也应当看到，采取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局限性和副作用 ；特别是如果掌握失度，其消极影响就更多、更大。长期以来，反复出 现高频率的强波动，根源在此。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一再发生过热和调 整的循环，至少可以说是其惯性未泯。目前，在前进中碰到的某些障碍 ，诸如持续居高的通货膨胀、相对脆软的农业基础、未脱困境的国有企 业和差距拉大的区域收入等，来自投资扩大、重复建设、结构趋同以致 能力过剩、竞争过度和开工率低、亏损面广，都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 有关。
对于这些现象，归纳为一句话，是高速与低效并存，反映为虽然多 年增长率达两位数，而资金供给紧张、财政赤字增多、企业留利减少、 居民分配制肘、物价涨势难抑。国内外有识之士对此早有提示，近年更 发警言。有人认为，增长速度的高低，取决于经济效率的高低，要维持 长期的高速度，前提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长期低效增长是国力所不 能支撑的。〔1〕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会同美、 英等国学者的合作研究指 出：虽然80年代投资增长率以17%的速度递增，但总体效益则一直徘徊 于低水平。〔2〕究其原因， 有人认为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一种重 增长、轻改革的现象，加快发展往往意味着争项目、上速度、扩张投资 ，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深化改革上。〔3〕其实， 领导层对此也已多次揭 示并有所对策。这些都表明，经济增长一定要讲究经济增长方式。时至 今日，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弊大于利，必须及时转换，采取新的方式 ，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以上所述，是就全国而言，没有直接联系江苏和苏南的实际情况， 这不意味着江苏省处于例外。因为一方面，一个省和市县不能摆脱宏观 的影响；另一方面，江苏省是经济大省，对全国又有举足轻重的联动作 用。面对起步迈向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作 一些理性思考，或许不是多余的。
现代化要有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如果说，在工业化的初期，我们可以或不得不采取传统的经济增长 方式，首先着眼于数量扩张以增强综合经济实力；那么，在解决温饱进 而到达小康后，把现代化作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就不能再沿袭原来的 经济增长方式了。这是由于从小康到现代化，除了继续增加数量外，更 重要的是求得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正如有人打的一个譬喻，经济发展 到一定的大规模，是“胖”了，而不是“壮”；要“壮”，就要以整体 素质为标准。只“胖”不“壮”，易生百病；既“胖”又“壮”。才是 强健。所以现代化的标准，虽然很重要的一条要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到多少，否则就谈不上现代化；但又不是仅此一条就是现代化，还要看 更多方面，直至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仅从经济着眼，也有一套衡 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其中显示现代化特征的，主要是：
1.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演变反映经济发展和发达的阶段性 。一、二、三次产业相继发展，并且后来居上，分别占多大比重，指明 了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嬗递。我们肯定已经打下了工 业化的基础或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就是以“二、一、三”和“二 、三、一”的结构为标志的。从小康到现代化，要求在进一步提高第二 次产业的同时，加快第三次产业的发展步伐，开始进入“三、二、一” 的发展顺序并为今后实现“三、二、一”的结构倾向创造条件。在此过 程中，还要尽快解决原来的结构失调、结构趋同等问题。这靠传统的经 济增长方式，带有“工业偏好”，难以奏效；而要跳出旧框架，构筑新 态势，就有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2.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效益的好坏，不仅是实现经济增长目的的 根本，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后劲所在。速度型增长方式的要害是 速度第一、其他都次甚至往往会跌入只求速度、牺牲效益的陷阱，难以 自拔。十几年来，公开的说法是“效益还不理想”，而从统计资料，明 眼人都知道是在不断下降，并且常有速度越高、效益越低的反差。这使 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受其害，难以为继。显然，只有提高效益，才 有利于合理分配、公平分配。提出“不以产值论英雄”或“让效益挂帅 ”是切合时弊的，但又难予以兑现。原因在于如不从速度型或速度效益 型增长方式转换为效益型或效益速度型增长方式，提高效益始终是一句 空话。
3.产品质量的提高。经济质量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基本的是产 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这几年来，除服务质量“有口皆碑”外，产品质量 也连年滑坡。据中国质协提供资料，国家监督抽查产品综合合格率1991 年是80%，1992年是73.3%，1993年是70.4%，1994年是69.8%；1994 年抽查4591个企业6028种产品合格率，大型企业为83.2%，中小型企业 为62%，地方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为68.2%。这与发达国家比，在产品 质量、品种和档次上，大约落后10～15年。〔4〕所以如此， 很大原因 是指导思想上重数量、轻质量。现在要提出“质量立国”、“质量兴国 ”的口号，能否实现，决定于能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4.科技进步的作用。上述问题，归根结蒂，在经济增长中依靠什么 ？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些语言，不少同志已能倒背如流，时时挂在口 头，而在实际行动上却大相径庭。根据不准确的统计，由于投资大、增 人多而增产相对有限，折算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工业只 有30%左右，与发达国家的70%以上比，悬殊有若霄壤。其实，优化结 构要达到结构高度化，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是当务之急；提高效益和提高 质量，都必须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离开先进科技，工业现 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都不免空中楼阁。为 此，都有赖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5.生活质量的改善。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温 饱和小康，都以城乡居民生活改善为主要指标。现代化也不例外，所不 同的，温饱和小康着重于提高生活水平即增加收入；而现代化生活更着 重于提高生活质量，并且不限于物质生活，更兼及精神生活，还包括社 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生态）等。所以，解决温饱靠增加粮、棉等生存资 料，达到小康要增加部分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实现现代化，就要适 当强调享受和发展，生活资料的品种和质量渐居重要位置。这也是仅靠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不能完全满足的。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最为简明的提法是从粗放经营为主转换到集约 经营为主，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因为只有提高经济 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才能依靠科技进步和推动科技进步，才能促进产业 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才能在适当控制投资规模的前提下提高投资效 益，才能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充足的后劲，才能逐步解决前 期经济增长中遗留下来的若干矛盾，才能使经济增长在现有水平上再上 一个新台阶。总之，才能在基本实现小康后，起步迈向现代化的新目标 ！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议论的焦点在于如何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 系。速度是指国民经济总产出的递增规模，效益则是国民经济系统中总 产出与总投入的比较。速度和效益，或再加投入，三者相互依存，这是 容易理解的；三者之间又相互制约，却常被忽视或无视。结合这两方面 ，可以懂得，速度与效益之间并没有一种必然的、确定的关系，而在两 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随机分布的关系，其典型的发展形态可以归纳 为：（1）高速度和高效益并存；（2）适当速度和高效益并存；（3 ） 高速度和低效益并存；（4）适当速度和低效益并存。〔5〕我们的选择 ，当然是力争第一种，避免第四种。但是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究竟选 择第二种还是第三种，不无斟酌。一般地说，似以第二种为较佳；而在 实际工作中，则往往倾向于第三种；发展所至，还有跌落为第四种的危 险。这是由于，速度和效益之间存在一种相互转换的机制。速度适当， 效益很好；速度偏低，效益有限；速度偏高，效益受损。此中的关键在 于投入量的多少：投入适当，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投入过少，速度偏 低，效益较差；投入过多，速度先快后慢，效益更不会好。所以理想的 经济增长方式，或许是：
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上海为了“还需要时间来化解一些发展过程 中的深层次矛盾”，把199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调整为10～12%，同时降 低计划内基本建设支出的增长率。广东省决定，1995年是“质量效益年”。这些是很明智的。从全国看，1994年计划原定经济增长9%， 物价 上涨不超过10%；结果是双突破，物价上涨率更高出一倍。1995年以来 ，两者都有回落。这是“软着陆”，是好事，不是坏事。如果把它看作 是坏了或冷了，那至少是一种误识。江苏省在这方面应有更多体会。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建议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一项庞大的、精 巧的工程，关系到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必须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在 具体对策上，可供选择的建议是：
——拓开思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组织经济运行，推动经济增长。 不少同志习惯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认为已经披荆斩棘、翻山越岭地 过来了，老一套办法没有什么不好，继续搞下去就能获得新的胜利。这 是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思想障碍，应当坚决扫除。因此，必须反复宣传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历史功绩，不容抹煞；但是形势变了，进入 了新阶段，应该有新的增长方式与之适应，否则会影响下一步战略目标 的实现。方式转换以思路开拓为先导，关键在于从单一的速度观转换为 速度、效益和质量、结构相关的四维观。这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表明， 离开了上述四维，速度丧失其实际意义，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在这 个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有，只要直面实践，是容易搞清楚 的。
——强化产业政策，逐步构筑适合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经济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结构问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缺陷之一是 突出总量、漠视结构，造成结构失调，导致大起大落，损害运行效率。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标志，也集中反映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完善，即合理 化、高度化。实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以强化的产业政策为宏观指 导。这有很多环节，首先是巩固农业基础，以省区为范围至少做到“米 袋子”自给是保证温饱和小康的基本条件，搞好“菜篮子”则有助于提 高生活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更是逐 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同登小康和富裕境界的根本举 措。为此，要搞多种经营和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提 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创造“三高”农业。其次，大头是工业， 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后同样必须从数量扩张转向素质提高，一方面要对传 统产业和支柱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逐步形成主导产业。同时，还要突破行业和地区界限，组建开放的大型 企业集团，克服长期以来的“小、散、乱”局面。还有第三次产业，在 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给以特殊关注，逐步提高所占比重；至于到什么 时候实现“三、二、一”的发展程序和份额程序，当视具体情况而定， 不宜于照搬照套，更不宜于层层一个样（例如苏南毗邻上海，金融、商 贸的中心在彼，就不必要也不可能再建平行的中心）。看来，第三次产 业的重点是搞好交通、通讯和信息以及科学、教育等基础产业，并围绕 市场建设发展流通业。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按照重点产品和 重点行业的增长量，可以计算各地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及其结构；相 反，过去往往先对照目标定下年平均递增率，再切块、切条、切丝、切 粒下达到基层，属于传统增长方式的工作方法，早该改弦易辙了。
——转换企业机制，为国有企业解困，为非国有企业添劲。企业是 生产经营的主体和市场的主体，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执行者。当前 国有企业的困难，原因很多，除经营因素、体制因素和社会因素外，很 大程度上还有结构因素，实际上是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付出了过高的 成本。解困之道，一是深化企业改革，转换其内部机制，包括改进其内 部管理，以增强自身的活力；二是给以相应的援助政策，使在能力过剩 、竞争过度和负担过重的压力下逐步地退出来。〔6〕前者属于改革， 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后者更是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内容，解铃靠系铃人。还要看到，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不同程度上存在类似 的国有企业现象，如产权不明、产权流失和机构臃肿、人员过剩等，特 别是重复建设和结构趋同的能量更大。正本清源，同样要深化改革，并 从根本上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以增添自身的后劲，并为宏观经济运行提 供良好的微观基础。
——培育科技进步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开辟通道。经济 发展是否依靠科技进步，这是区别新旧经济运行方式的重要标志。为了 把经济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必须深化科技体制和有 关体制的改革，从宏观到微观培育科技进步机制。这除了在企业改革中 要唤醒科技进步的动力外，重点在培育和发展科技市场，使科技成果进 一步商品化，通过科技市场，达到供需见面、供需沟通；与此相关，还 要建立包括中间试验在内的科研、开发、经营、生产联合体制，加快科 技转化步伐。更重要的，现在“科教兴国”、“科教兴省”、“科教兴 市（县）”的战略方针既定，贵在实施，就要纳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从主要依靠财力、物力投资转向主要依靠人力、智力投资。因为后者的 投资回报率优于前者。为此，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方式，宏 观上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向科技、教育倾斜，微观上收入分配也要向科 教从员倾斜，在物质上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以促进科教事 业的兴旺，为实现现代化首先是科技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
——对外开放也要转向提高质量和效益。随着开放度的不断提高， 经济增长中开放因素的贡献份额也越来越大。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一 个从数量型向效益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要求。开放之初，着重 于追求数量，表现为扩大出口、扩大引进和多办三资企业，都有相当的 积极效应。但是，在有了相当规模后，继续追求数量，消极效应就会递 升，表现为自我竞争过度，换汇效益下降，重复引进和低技术引进等。 现在要求提高质量和效益，包括出口要优化产品结构，逐步从初级产品 为主转向制成品为主，提高创汇率；引进项目要符合产业政策，着重于 高新技术和大型企业，等等。这里有必要说明，开放度其实是对外依存 度，并非越高越好，太高了会受国际市场制约，甚至让人家牵住鼻子； 引进外资也不是越多越好，超过了警戒线会导致还本付息的困难，各国 不乏先例。特别要注意的，开放固然以走向自由贸易为前景，所谓国际 化意味着深入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合作和分工；但在发展过程中， 竞争优势不在发展中国家，还要有适当的保护，即保护市场、保护资源 、保护民族工业，不能把广大市场拱手让人，以致洋货泛滥，肥水外流 。在开放环节上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也是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不 考虑的有机组成部分。
经济增长方式还包括其他方面，诸如城市化政策、投融资政策、区 域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公共福利政策等，都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现 代化进程。这些方面，都要通盘策划，相互配合，使整个经济增长有一 套完整的政策导向和运行机制。
实施集约经营型、效益和速度统一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建立日 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 的调节功能。我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地方政府对发展经济的贡 献很大。但是，也曾有过国家要调控、地方在反调控的现象，不能认为 是正常的。当然，宏观调控从全国大局出发，要照顾到地方利益；但是 ，地方更要服从整体利益，保证宏观调控及时到位。这不排斥要因时因 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和一律化。如果说，过去几次的宏观失控，既有调 控不及时、又有调控不畅通的问题；那么，今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更 有赖于国家和地方的相互协调。有人认为，在当前体制过渡阶段，政企 不分，上下分权，地方政府行为起主导作用，考绩机制如何导向是值得 研究和亟待解决的。因此，转换考绩标准，扬弃产值挂帅，实行效益先 行和质量第一，正是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要着。有人建议，地方考绩把 农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居民储蓄、物价指数放在前位，不是没有道理的 。
可以设想，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后，前景就会渐趋平坦。把“科教 兴国”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结合起来，防止仅着眼于片面追求快速发展 ，实属当务之急，对江苏和苏南更有现实意义。
注释：
〔1〕《关于加快改革步伐的几点思考》，《经济研究》1992 年第 4期。
〔2 〕忻文：《国有企业的投资偏好及效益》，《经济学动态》 1993年第1期。
〔3〕《对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思考》，《改革》1992年第6 期。
〔4〕《经济日报》1995年4月17日。
〔5〕王家新：《论速度型经济向效益型经济的转换机制》， 《宏 观经济研究》（江苏），1994年第3期。
〔6〕江小娟：《国有企业的能力过剩、退出及退出援助政策》， 《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