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效益的国际考察--兼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_宏观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效益的国际考察--兼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_宏观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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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效益的主要衡量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所谓经济效益,又称经济效果,指经济活动中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即劳动耗费或资金占用与劳动成果相比较的关系。从产出的角度看,以同样数量的劳动耗费或资金占用,创造和实现的劳动成果多,效用大,经济效益就高;反之,创造和实现的劳动成果少,效用小,经济效益就低。从投入的角度看,同样的劳动成果,耗费的劳动或占用的资金少,经济效益就高;反之,经济效益就低。

经济效益具有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的区别。宏观经济效益是从全社会角度看的经济效益,即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投入和产出,消耗和成果,费用和效用的对比关系。微观经济效益则是从一个企业或一个产品来看的经济效益,即一个企业或一个产品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与所耗劳动或占用资金之比。宏观经济效益是一个个企业或产品的微观经济效益的总和。一般说,微观经济效益高,宏观经济效益也高。但二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常有这样的情况:从一个企业或一个产品看,经济效益好;但从整个社会看,就未必如此。例如,一个企业经济效益好,如果三废严重污染社会环境,就会损害宏观经济效益。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宏观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在下面将要进行的国际考察和比较分析,以宏观经济效益为准。

宏观经济效益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考察宏观经济效益必须有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指标体系。从理论形态上看,综合反映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指标是全社会净产值与全社会劳动耗费之比。这一比率越高,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则差。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选择劳动生产率、投资效果和单位能耗产值三个指标分别进行比较分析。

(一)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它是产品产量(值)与活劳动消耗量的对比关系。通常用一个劳动者在单位劳动时间(年或月或日)生产的产品数量(金额)表示。单位劳动消耗的产品数量愈多,劳动生产率愈高;反之,则愈低。

世界各国的劳动生产率高低相差悬殊。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1993年,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瑞士,每个劳动力的年GDP产值达77387美元,而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坦桑尼亚仅149美元, 相差518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602美元,在119 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97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平均为691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53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1495美元,高收入国家(地区)为47396美元,高低相差67.6倍。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南亚的劳动生产率最低,只718美元, 依次为撒哈拉以南非洲1182美元,东亚和太平洋1364 美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6237美元,中东和北非6988美元,欧洲和中亚11760美元。 高低差距也有15.4倍。

(二)投资效果

投资效果亦称投资系数或资本产出率,表示资本投入与产出增加数的对比关系。通常用每单位国内投资额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数表示。单位投资的产值增加数愈多,投资效果愈高;反之,则愈低。当生产下降时,投资效果将出现负数。另外,由于国际比较统一用美元表示,当一国本币对美元的汇率降低时,投资效果也可能出现负数。

世界各国的投资效果也相差悬殊。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1993年,投资效果最高的是秘鲁,每1美元国内投资的GDP增加额为2.4304美元;最低的是多哥,为-4.8305美元。中国为-0.4611美元,在119 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91位。从不同收入国家(地区)看,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效果为-0.5271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为0.2632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为0.4030美元,高收入国家(地区)为-0.0186美元。全世界平均为0.0102美元。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为-0.0126美元,欧洲和中亚-0.1314美元,东亚和太平洋为0.0396美元,南亚为0.2287美元,中东和北非为0.2993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0.4398美元。

(三)单位能耗产出率

单位能耗产出率是产品产量与能源消费量的对比关系。通常用每吨标准燃料的GDP表示,在世界银行的《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用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美元)表示。单位能耗的产值愈多, 能耗产出率愈高;反之,则愈低。

世界各国的能耗产出率相差悬殊。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 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0.2美元。最高最低之间相差101倍。中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 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8美元,高收入国家(地区)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为1.9美元,东亚和太平洋为1.2美元,南亚为1.3美元,欧洲和中亚为0.8美元,中东和北非为1.9美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3.5美元。

二、宏观经济效益的制约因素

影响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效益的原因很多,其中起制约作用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或指导思想

这里所说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指导思想,主要是指用什么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粗放型或集约型。粗放型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但产出相对较小,产出与投入之比不高。具体地说,就是大量投入资金,大量使用劳动力,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但创造的附加价值相对不大。这种方式,由于不断大量追加投入,产值的增长也可能较快,但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不高。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与此不同,它的特点是投入较少,而产出相对较大,产出投入比率较高,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也较高。

十分明显,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或指导思想不同,宏观经济效益也迥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为把经济搞上去。往往采取粗放方式,而发达国家则较注重集约方式。这样就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宏观经济效益的差别。以投资效果为例,实行粗放方式,靠大量追加投资来发展生产,投资的增长超过经济的增长,投资效果势必下降;反之,实行集约方式,尽力用较少的投资来取得较大的产出,投资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投资效果当然趋向提高。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1980~1993年,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6%,国内投资平均每年增长11.1%,投资的增长超过了经济的增长,结果,投资效果平均每年下降了1.4%。同期,澳大利亚的GDP平均每年增长3.1%, 国内投资平均每年增长1.2%,投资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结果, 投资效果平均每年提高了1.9%。

(二)产业结构状况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使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正常进行,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主要比例关系恰当,产业结构合理、协调。一个国家的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状况,不仅直接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的宏观经济效益水平。因为,各次产业的生产条件和特点不同,其投入产出比率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拿劳动生产率来说,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计算的结果表明,各国的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对比系数固然不一样,但第二、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第一产业。如中国为1:8.56:5.05(1993年数字,下同); 印尼为1:6.55:3.30;玻多黎各为1:5.61:2.97;日本为1:3.98:3.25; 法国为1:1.91:2.00。这样,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层次愈低, 第一产业占用的劳动力愈多,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愈低。反之,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层次愈高,第一产业占用的劳动力愈少,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愈高。1993年,中国第一、二、三次产业占用劳动力分别为61%、18%、21%,印尼分别为50.4%、15.8%、34.8%。印尼的产业结构层次比中国高一点,它的劳动生产率为1904美元,也比中国(602美元)高。

(三)生产技术水平和社会化程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提高效益,要靠科技进步。在生产领域,科技进步的程度直接反映在生产技术水平上。生产技术水平愈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也愈高;反之则愈低。从全社会来说,影响宏观经济效益的,不只是生产技术水平,而且还有个生产的合理组织和协作问题,也就是生产的专业化协作水平,或者说生产社会化程度。生产社会化程度差,专业化协作水平低,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例如,80年代中,苏联的电子技术和塑料工业技术比美国落后10年左右,化纤技术落后20年左右,其他如金属冶炼和加工技术、原子能发电技术等等方面也都落后于美国,企业又搞“大而全”、“小而全”,因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约40%,其中工业劳动生产率为55%强,农业劳动生产率为20~25%。苏联的基建投资数额与美国大体相当,而国民收入却只及美国水平的66%。

(四)劳动者素质

劳动者素质包含许多内容,这里主要是指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前苏联的调查材料表明,工人所受普通中等教育的程度每提高一个年级,就可使劳动生产率在机器制造业中提高1.5~2%,在黑色冶金工业中提高0.4~0.7%,在轻工业中提高约1.5~2%。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设备在生产中的广泛使用,对具有精湛专业知识、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工人的需要量越来越大。据前苏联有关部门调查,70年代初期,黑色冶金工业里有90%,机器制造业里有80%的工作需要中等技术学校或普通中学范围内所授的知识。1975年到1977年间,莫斯科的工业中,要求具有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水平的工人担任的工作增加了21.3%,其中:要求具有高等专业教育水平的工人担任的工作增长了32%,要求具有中等专业教育水平的工人担任的工作增长了19.2%。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技术知识水平的提高是否适应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工人的技能等级是否适应所承担的工作等级,换句话说,有没有足够数量的能够掌握先进技术装备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是就劳动者说的,如果扩展到全体国民,那么一个国家的国民(指15岁以上的成人)识字率愈高,公民接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数愈多,其劳动生产率也愈高;反之,则愈低。例如,1993年,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均达99%,公民接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数为10.7~12.3年;而尼日尔、几内亚、贝宁等不发达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只18.2~32.0%,公民接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数只0.1~0.8年。前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也明显的比后者高。

(五)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效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经济运行机制或管理体制是否灵活、有效,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去很长时期,前苏联、东欧和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尽管对上述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对战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和缺陷——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从而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这样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的提高。相反,美、日、欧等西方国家长期实行市场经济,它虽也存在不少固有的弊病,但从总体上看,能够起到优化资源配置,调动劳动和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效率、效益提高的作用。因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效益就明显高于东方国家。

三、积极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这是十分必要、十分正确的重大决策,而且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因为,我国长期奉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宏观经济效益相对太低,必须尽力予以改变。

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只602美元(1993年数字,下同), 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为47396美元), 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91美元)。同周边国家(地区)相比,只比越南(356美元)、尼泊尔(444美元)、蒙古(539美元)高一点, 而低于孟加拉国(648美元)、印度(661美元)、老挝(667美元)、巴基斯坦(1253美元)、斯里兰卡(1340美元)、印度尼西亚(1904美元)、菲律宾(2253美元),只相当于泰国(4028美元)的14.9%,马来西亚(8056美元)的7.5%、韩国(16542美元)的3.6%、香港(29251美元)的2.1%、 新加坡(55153美元)的1.1%、日本(66892美元)的0.9%。

我国的投资效果(- 0.4611 美元)也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0.0102美元)和所在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0.0396美元)。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0.6美元)也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3.1美元)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1.2美元)低得多。

多年来,中央虽一再强调要提高经济效益,走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但收效甚微。至今在生产、建设和流通等各个领域,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的问题都很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随着我国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再靠消耗大量资源来求增长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为继的。今后国内外市场竞争将主要是科技、质量、效率和效益的较量,不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一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就很难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从更深层次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问题。列宁早就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并一再强调:“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胜利。”现在,苏联已不复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之所以崩溃,正是由于经济没有搞好,劳动生产率长期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美国,80年代后期又趋扩大所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为了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把经济搞上去。

为了切实搞好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工作,首先必须花大力克服长期粗放经营形成的那种“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率”,“重新建、轻改造”的传统习惯和惰性,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感,在行动上自觉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决策,真正把它落到实处。

当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个长过程,涉及许多方面,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抓住重点,分步骤推进。当前首先要正确处理上新项目与利用现有基础的关系。多年来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不少企业因缺乏资金得不到技术改造,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生产能力放空闲置;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都热衷于铺新摊子,搞了许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这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也提不高。现在要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充分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充分挖掘潜力上来。能够以现有企业为依托,通过改革、改组、改造或扩建提高生产能力的,就不允许再铺新摊子。必要的新建项目,包括引进项目,也要尽量提高技术起点,注意经济规模。同时,要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把节约放在首位,通过加强管理,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减少浪费,使效益有明显的提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关键是抓好科技和教育。现在,中央已经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问题是要真正予以落实。

我国劳动力多,就业压力大,资金和资源相对不足,现在又处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坚持集约经营的方向,积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从实际出发,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实行合理的技术结构政策,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企业之间的合理组合,多层次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特别应当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深化改革来保证。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目前,我国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必须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激发经济活力。竞争性产业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产业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于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经验证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要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关键是要实行政企分开,继续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改革。目前政府机构的设置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要加快改革步伐。

此外,为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应建立一套能够起到硬约束作用的考核指标体系。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不仅要规定劳动生产率、投资效果的提高速度,单位产品物耗和能耗的降低速度,而且要规定经济增长中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的百分比,劳动生产率增长中靠科技进步获得的百分比,以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说,还要明确规定出集约型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即社会生产增长中靠集约型方式获得的百分比。同时,要对上述指标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将检查结果公布,以便于人民监督。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2〕《列宁选集》第4卷,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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