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99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的演变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历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来，中国青年在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念，规定了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动力、内容和行为性质与方向。中国青年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特别是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呈现出一种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由高度统一到逐渐分散，以及由完全的制度化到部分非制度化的趋势。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这个过程，看作一个连续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去分析，我国青年价值观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六个阶段。
“文革”之前：个人与社会需求高度整合的时期
为了抵御国内外势力的干涉，五十年代初我国曾建立了能够迅速动员和运用社会各种资源的组织架构。当时中国社会的主导理念是政治决定一切。社会结构决定了当时青年的参与方式。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政治上具有明确的方向，是青年一代有所成就、获得社会认可的最主要的价值标志。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无疑在提供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既锻炼他们，又成全他们。以时代的标准看，青年一代比之于40年代、30年代的青年，有发展、有进步的，就是政治上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信仰和服从。在这个时期，中国青年在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的目标方面，有效性是很有限的，尽管他们中不少人受过系统的训练，尽管“向科学进军”、“知识就是力量”的号召激起青年的求知热情，尽管他们为当时的生产建设贡献过才智，但是，他们在政治追求方面——这是那一时代赋予他们的安身立命价值目标，而且，青年一代是全盘接受这一目标的。在青年中，很少有人意识到，参与政治活动、实现个人的或整个社会的政治理想，应该是一个专业化过程，需要专业化的组织、管理、运作，需要对政治过程、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特点有理性的把握，需要操作层面上的创新。青年热衷于集体学习、集会游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表忠心写入党入团申请书。青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卷入政治运动，政治热情层层升温。但是，在“红”的同时，青年始终没有培养起专业意识和专业技能，而是一味凭热情凭直觉，几次三番的政治风浪也没有激发起青年理性地追求政治理想的意识，没有探索出实现“红”的目标的可操作手段与途径，反而对“专”百般抵制和批判，以致在若干年以后又一味责怪这种“红”的需求是不合理的，是“左”的表现。历史已经证明，“文革”前对青年的“红”的需求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不符合理性原则的。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青年参与的利益需求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需求高度整合，青年参与是一种为社会整体利益而作出的奉献，因而形成一种体制内、有组织的动员式参与方式；青年参与明显具有一元化、群体性的特点，基本上不是独立或个体的行为；体现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注重的是政治忠诚与献身精神。
“文革”期间：政治上的狂热和幻想时期
从“文革”中过来的一批青年，是当代青年群体中经历最为坎坷的一批人。这部分人成长在年轻共和国的怀抱里，前辈们的英雄业绩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他们形成了对人生、对社会的理想主义追求和对英雄主义的崇仰。然而这一代青年没有经过自我探索和反思，只是将老一辈的理想和追求直接继承过来，并由于前辈英雄业绩的激励而对之坚定不移。这种单纯的继承，使青年一代在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上过分理想化，因而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脆弱性，并由此导致政治上的狂热和幼稚。加上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左”的思想的灌输和影响，更进一步地增加了这一代人理想主义追求中的主观梦幻因素，结果使他们在风华正茂之时，被一只无形的手拉进了政治旋涡，并且一发而不可收。那时，他们凭着青春的单纯和满腔的激情，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当然，与此同时，也迷失了“自己”。而梦醒时分，忽然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与理想原来是那么虚假。这种现实太残酷了。十年“文革”，几乎耗尽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他们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不可避免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崇拜领袖与理想社会，突出群体的英雄主义与战士的风格。激情、热忱、革命、忠诚是当时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的心理动力，但始终在思想领域运畴、策划和实践着他们的梦想；过分看重政治利益，过分地强调政治参与的作用，把政治参与作为青年价值表达的唯一形式；试图用政治参与来改造社会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是当时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的典型特征。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生价值大反思时期
刚从“文化大革命”思想禁锢氛围中走出来的青年，面对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这包括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知识价值的反思、爱情的反思、家庭婚姻的反思、心灵伤痕的反思，最后以人生价值的反思形成高潮。
在改革之前，关于社会、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舆论一直比较片面强调社会、集体利益，忽视个人的发展与利益。尤其是在极左思潮横行时期，甚至把一些个人正当的需求和利益当作个人主义横加批判，以至个人发展必要的社会条件遭到扼杀。80年代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对极左思潮在政治、思想等方面已作了较全面的拨乱反正，但对社会与个人的问题，还未来得及从理论上澄清，而这一问题又与青年的利益与发展息息相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率先提出了这一问题，“什么是人生目的？”“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等。通过讨论，大多数青年对社会、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有了较正确的理性认识，在肯定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存在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社会、集青年中“自我奋斗、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青年的这些价值取向在体利益是个人得以发展的前提。但仍有相当多的青年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持肯定态度。潘晓来信的讨论，反映当时青年对五、六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片面否定个人利益，把社会、集体利益绝对化的极左思潮的逆反与反思。讨论的结果与社会发展和需求之间几经碰撞后，大多数青年把对自我价值和追求定位于：个人服务于社会是对社会发展应尽的义务，同时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个人价值也是人的一项权利；也有的定位于：在个人价值的追求上以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为前提，努力做到个人、社会、集体三者利益相统一。也有部分青年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走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自我，集体社会观念淡薄，脱离社会条件和自身条件去片面追求“自我实现”。
社会思潮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70年代末期中国思想领域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两个“凡是”的束缚，形成了思想解放的社会潮流，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青年开始学会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青年承认社会的不完善，承认落后的国情，因而正视现实，正视自身的局限，同时又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维护自己的信念，用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起新的内心平衡，从而在理想主义的求索之路上迈出了脚踏实地的现实的一步。“四五”运动正是这部分青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杰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引导，对青年思想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初步从旧的“理想主义”的梦幻中解脱出来，开始走上思想解放的道路。对“左”的思想和实践的反思、质疑与批判，但这还并不意味着与以往正统观念的断裂。因此，在众多的西方思想流派中当代西方政治文化思潮和左翼批判理论倍受青睐。在当时青年的主流中，与其说是要与过去决裂，不如说是要予以某种修正。
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积极寻求新的价值观念时期
在80年代初期接触、吸收一些西方思想、文化以后，这些并未经系统地学习、研究与整理过的五花八门的概念、学说、思想，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在知识青年中立即成为表达不满与希望以及要求清除种种社会弊端、加速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合法性来源。应该说其主流依然是进步的批判性的，只是从未认真地结合中国的国情产生出冷静客观的思考，从而不能较为现实、系统地指出中国的问题所在及解决方案，因此激进的全盘西化或差不多与之类似的情绪、语言和主张经常是他们可以得到的、现成的表达工具。自然在实践上有意无意地就将激进主义推上了领导地位，无论他们的真正意愿如何。
这个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方针全面贯彻推行的时期，改革逐步深入，社会发展目标已确立，发展规划也制定出来。中国改革事业的推进，激发了青年的热情，广大青年积极投入改革大潮，参与意识空前高涨。“立志成才，报效祖国”，“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成为广大青年的响亮口号。当时，青年自我意识也在增强，这也强化了青年的参与意识，青年纷纷投入竞争、竞选的浪潮，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然而，在成长、参与价值目标的追求下，也伴随着其他的价值观念的萌发，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也开始滋生。
这一时期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尤其是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和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改变了由“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的极度沮丧失望的心情，社会的进步也带给人们热情与希望。同样，青年人本身所固有的那种追求欲、成就意识和奋斗精神也再次迸发出来。1981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上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并立即得到了全国青年的积极响应。青年们摒弃了早期在价值观念反思中的低沉调子，而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去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开始更为现实地探索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等问题。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青年人逐步走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所带来的怀疑与否定，开始以一种多取向的，积极的方式和态度寻求新的价值观念；不再冲动，不再狂热，而是日益走向现实主义；他们的参与价值，进一步由理想转向现实利益，由对权威的迷信转向自我关注，由浪漫主义转向理想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更注重感性文化和现实取向，崇尚物质与个人成功。
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反思迷茫与追求实效时期
80年代中期以后，国门更为打开，中西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和深入，一些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对中国青年产生影响，“超人”、“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当代西方民主政治观念等等，为高等学校一些青年所欣赏。五、六十年代青年的政治思想价值取向被“一个声音，一种色彩”所统一，“文革”后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拨乱反正，但一些易走极端的青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加以否定。国门打开，西方思潮涌入，一些青年误认为找到真正的真理，不加区别盲目吞食，在政治思想领域形成多元价值取向。适逢此时，社会开放进一步加大，深化改革遇到阻力，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重重，青年的参与意识转为忧患意识，敏感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开始燥动起来，学潮一次次冲击社会，多元的价值取向的演化，产生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终于导致了对社会发生极大震动的’89风波。
如果说思想解放时期的反思、批判与瞻望带有一种启蒙式的轻松乐观色彩的话，那么这一次却显得沉重与悲观。这一时期的最大意义在于，青年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历史、实践和思想尽管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和经验，但是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条件迥异的国度里，无论激进的全盘西化、单纯的拿来主义或是乐观的现代化观点和主张都显得过分简单和不尽如人意。中国的知识青年一夜间突然失去了他们似曾看到的方向，思想和行动都陷入迷茫与彷徨之中，牢骚与不满、消极与冷漠、抵触与不合作、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随之成为这一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主要生存状态及表达方式。
1984年以后，我国的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并在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方面全方位地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渐开始。改革的深入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愈来愈触动了旧体制和各种落后观念及习惯势力。改革遇到了日益复杂的，甚至是难以预想的困难和阻力，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整个社会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中由早期改革的成功所诱发的，并为发达国家的模式所刺激起来的在价值观念上的理想化和高期望，与改革中严峻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导致了一种对现实乃至于自身的低评价，以致于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一种比较普遍的逆反心理。1985年前后，青年们对改革提出的疑虑性问题，不论其数量还是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如果说在第二个阶段中青年对价值观念的讨论多，那么第三个阶段则是冲突多，最有代表性的是“蛇口风波”和几乎每年一次的大规模学生运动。
’89风波平息以后，沉闷的气氛笼罩青年，青年的进取人生转为逃避现实的灰色人生，调侃文学，文化快餐，校园搓麻风，“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干什么”的流行歌曲等等，在青年中传开，新的一轮的托福热、出国热又一次形成浪潮。至此，青年的参与意识又逐步转为远离政治，追逐实利的取向。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左倾回潮受到抵制，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变化，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加大力度，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社会转型速度加快，改革开放出现新的转机。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从政治参与到经济参与，青年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意识逐步回升，但参与行为尚存在明显的功利化、短期化色彩，存在着付出急待回报以及追求满足的“实用理性”；下海经商、创办公司、第三职业等等成为青年追求的目标，纷纷卷入经济热潮中的不少青年，由于缺乏进入市场必备的技术或资金以及有关知识等条件，受挫较多，非规范行为较多，以致一些下海青年又重新上岸。
90年代中后期：开拓创新与建设的新时期
进入90年代中期，知识经济和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出人意料地加快了，这对中国既是空前的机遇也是重大的挑战。机遇在于中国必须义无返顾的向前走；挑战是中国人必须回答和解决走到哪里去的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青年知识群体立即作出反应。对旧体制弊端的新一轮的批判以及对民族意识的复归是这种反应的基本方式。
中国从哪里来以及中国要往何处去？如此现实同时也是如此重大的历史性问题严峻地矗立在当代中国青年面前。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各个层次都在各自的条件中、以不同的经历方式感受到了它的压力和沉重。其中有责任感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严肃认真的思考。我们有理由期望这是中国青年、特别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走向更加成熟的良好契机，从而为中国开创一个建设与创新的21世纪。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在深化，经济在发展，社会安定，物质充裕，人民的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所有这些，增强了青年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和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尽管青年的价值取向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被青年所重新认识和确立，这里说的传统，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传统文化中的“信义”观、“义利”观、“善恶”观等价值准则，为青年所重新肯定、接受和躬行。但值得指出的是，90年代中国青年参与意识和行为选择，仍烙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它们是：青年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精神熏陶和素质准备底气不足，从而影响其参与的品位与质量。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价值重新被青年所确认，形成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风气；与此同时，国家、社会、集体的观念有所增强，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支持拥护，对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也由过去的逆反心态转为理解和接受；市场经济为青年人参与社会提供了环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