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兼论“刘辰翁”评点实系元代坊肆伪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刻本论文,元代论文,世说新语论文,兼论论文,刘辰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元刻本之著录及存世情况
明代之前的《世说新语》版本，今可知者有五种，即唐抄残本（简称“唐抄本”）①、宋绍兴八年(1138)董弁跋刊本（简称“董本”）②、宋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跋刊本③、宋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简称“湘中本”）④以及元刻本。前三种版本均已影印出版，嘉惠学术良多，惟元刻本迄今未得公布，知者甚少，偶有提及，则语焉不详⑤；诸如杨勇《世说新语校笺》（1969年初版、2006年修订版，简称“杨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83，简称“余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1984，简称“徐笺”）及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2002，简称“朱校”）诸书，亦未能利用元刻本进行版本校勘⑥，殊为憾事。
事实上，元刻本自印行以来，即似流传不广，明清公私书目鲜有著录，惟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杂家类”载：“宋刻《世说》三卷，刘辰翁批点刊行，元板分为八卷。”⑦清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宋元杂板书”载：“《世说新语》八卷，元板。”余多失载，其珍稀不啻唐钞宋椠。今知存世之《世说新语》元刻本凡两部，分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及台北“国家图书馆”。笔者幸得友朋之助，将其悉数复制，特作版本介绍如下：
其一，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简称“内阁本”）。
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五、今人严绍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子部·小说家类”(2007)有著录。八卷四册，钤有“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书籍馆印”、“日本政府图书”等藏印，可略窥其流传脉络。
首“耘庐刘应登”序，大字写刻，半叶五行，行十三至十五字不等。序文末云：“丙戌长夏，病思无聊，因手校家本，精剗其长注，间疏其滞义，明年以授梓，乃五月既望梓成。”此“丙戌”，朱校据《江西通志》卷七六所载刘应登为宋景定间漕贡进士，考定为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⑧，则元刻本《世说新语》的刊刻时间当为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甚是。
次正文，卷一首页顶格题“世说新语卷第一”，另两行低四格，分别刻“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须溪刘辰翁批点”，有明显剜刻痕迹；第四行低两格（其余三十五门皆低三格）刻“德行第一”。正文半叶十行，行十七字，注文小字双行；细黑口，双鱼尾，四周单栏。字体为秀劲之颜体，乃元建阳地区刻本的典型风格（参见图一）。全书除卷四卷首失题之外，其余七卷卷首题署均相同。书中偶有数叶（譬如卷二第十九叶，卷四第五叶、第六叶等）字体与前后不同，当为补刻，故内阁本乃属后印本，然从其字迹清晰、边栏基本完整且无断版痕迹判断，刷印时书板磨损尚不太严重。
其二，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简称“台甲本”）。
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1983年增订版）、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小说家”(1998)著录。八卷八册，钤有“怀辛所见宋元秘笈”、“吴兴许氏怀辛斋藏”、“博明怀辛主人藏书印”、“张裕钊图书印”等藏印。
台甲本之版式、行款、字体及题署均与内阁本相同，当属同版（参见图二）。然若干书叶有字迹漫漶或边栏残断现象，八卷之中又有四卷（即卷一、卷二、卷四、卷六）卷首失题，据此判断：台甲本的刷印时间要晚于内阁本。台甲本书首有清光绪十一年(1885)古籍目录学家叶昌炽墨笔长跋，足资考证，特予迻录：
此书旧有二刻，一王弇州本，一袁褧本，皆三卷。此本八卷，耘庐刘应登刊，旧注删节，十无二三，间有应登自注，随文训释，无所发明。其自序云：丙戌长夏，病思无聊，手校家本，明年授梓。书中遇宋讳缺笔，应登当为宋人，“丙戌”，理宗宝庆二年也。然中有须溪刘辰翁评，辰翁宋末人，宋亡上距宝庆丙戌计四十年，其评耒行，应登无由采之，及覆审谛，乃知后来所窜入，何以言之？前二卷题名剗去未刊，卷三始题云“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为一行，“须溪刘辰翁批点”为一行，此必原刻撰人、注人分列二行，后并为一行，即以所空一行补刻刘辰翁姓氏，前二卷偶脱之，或是补刻不坚，随即损落。评语皆在各条末行缀刻，末行无空则移上方，亦有竟刻去本文重为缀刻，以留余地，无越行者，此尤补刊之迹，显然可认。原刻颇精，补入之字，不堪寓目，盖宋元之际辰翁评本如《少陵诗》之类，盛行于时，坊肆借以炫售耳。每半叶十行，行大小皆十七字，以今本勘之，卷一管宁、华歆锄菜一则，今本与上一则误合为一，此本不误。字亦颇有异同。旧为郢中张濂卿先生藏书，翼翁从先生受古文学，得于其师。出此相示，为书数语归者。光绪乙酉叶昌炽。
叶跋将刘应登序中之“丙戌”，定为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实误。然叶氏关于元刻本刘辰翁批点文字的推论，极为精辟，显示出其作为古籍版本目录专家的敏锐眼光。细检内阁本及台甲本全书，刘辰翁批点文字，均作小字双行，专以墨盖为标记，内阴刻“批”字，颇为醒目；其位置则缀刻于行末或书叶边角空白处，少量刻于书眉，字体拙劣，与正文秀劲之颜体迥然有别。故笔者认同叶氏所云：刘辰翁批点文字乃属坊肆“炫售”窜增，非刘应登初刊时所刻。此事颇为重要，关乎刘辰翁批点之真伪。本文第五部分尚有展述，可参阅。
图一 内阁本卷首序文末页及卷一首页
图二 台甲本卷一首页
除此之外，据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1983年增订版）及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小说家”(1998)著录：台北“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部元刻本《世说新语》（简称“台乙本”），八卷八册，钤有“寒云秘笈珍藏之印”、“天尺楼”、“芹圃藏书”等藏印，知曾经近代藏书家袁克文、刘世瑗、张芹伯递藏。首册封面有民国四年(1915)袁氏题识：“《世说新语》八卷，须溪刘辰翁批点，元刊本。乙卯八月。寒云。”笔者亦将此书复制，细审其版式、行款及题署文字，均与内阁本及台甲本相同，就连刘辰翁批点文字，亦缀刻于行末或书叶边角处，然字体与前两部迥异，初疑之为元代书坊翻刻本。后查阅明正德四年(1509)赵俊刻本《世说新语》，意外发现该本与台乙本完全相同，仅书尾多出一则赵氏跋语，始悟其中玄机：盖旧时书贾将明正德刻本撤去跋语，冒充元刊本射利，孰料竟然骗过袁寒云之法眼。经笔者比勘，赵俊刻本乃据元刘应登刊本翻刻⑨，故台乙本非是元刻，实为明正德翻刻元本。
综上，内阁本与台甲本均为元刻元印本，且属同版，惟刷印时间有先后，内阁本的印刷质量略优于台甲本。故本文进行版本校勘及相关研究时，若非特别说明，凡所称引“元刻本”，均指内阁本。
二 元刻本之底本与分卷
关于元刻本之底本，刘应登序文仅称为“家本”，至于具体是何版本，则未作交代，全书也无刊刻牌记，故只能从文本内部寻找探考线索。
据刘应登序文，元刻本《世说新语》的刊刻时间，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时距离南宋灭亡(1279)只有八年时间，在如此动荡、短暂的时间内，存在另一次刊刻《世说新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刘序所云“家本”，即元刻本《世说新语》的底本，应该是一个宋本，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宋本？与现知三个宋本之间又是何种关系？
笔者将元刻本与“董本”、“湘中本”进行了细致的文字对勘，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凡元刻本与“董本”存在异文之处，与“湘中本”却往往一致。换言之，元刻本的文本面貌与“湘中本”极为接近。兹将相关例证勒为下表⑩，以便论述：
上表十八个例证中，有形近而异者，如例5、7、8等；有属于异体字或通假字者，如例14、16；也有因文义理解不同而造成异文者，如例2、11、13、15等，凡此表明：元刻本与“董本”相异而与“湘中本”相近，非出偶然，两者定然存在版本上的亲密关系。那么，是否可以说，元刻本的底本就是“湘中本”？尚不能够，因为在文本对勘中还发现了若干反例，参见下表：
上表八个例证中，第2、3两个例证，元刻本与“袁本”一致，“湘中本”则与“董本”一致；其他六个例证，均为元刻本与“董本”、“袁本”相同，而“湘中本”独异。
综合上述两表，可以得出推论：元刻本的底本，是一个文本面貌与“湘中本”极为接近的宋本，但它与“湘中本”又存在少量异文，就这些异文的具体情况来看，其产生的原因，有可能是“湘中本”刊刻时校改所致。元刻本所据底本，与“湘中本”之底本似为同一版本。
与底本相关者，另有避讳问题。今“董本”避讳之字甚多，包括“桓”、“竟”、“敬”、“胤”、“玄”、“慎”、“殷”、“徵”等，而元刻本却仅避“桓”、“恒”两字，余皆不避。按理，元刻本的底本是一个宋本，所避之字自不止“桓”、“恒”，如果元刻本严格保留底本原貌，那就应该诸字皆避；如果不拟保留底本原貌，则连“桓”、“恒”也不必避，何以会只避“桓”、“恒”呢？这需要联系刊刻者刘应登的个人情况来予以解释，据《江西通志》卷七六“人物·吉安府”记载，刘应登和其弟刘应凤，入元后均不仕新朝(11)，表现出颇为强烈的遗民色彩。从书籍出版的角度，元刻本《世说新语》本不必再避宋讳而徒增麻烦；但是，从遗民的角度，避宋讳又可寄寓家国情感。因此，刘应登最终选择了一个折衷的方式，即只避“桓”、“恒”而不避他讳。事实上，即便是“桓”、“恒”两字，元刻本所避也并不严格，譬如《言语》第55则“桓公北征经金城”、第56则“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此两处“桓”字皆未避。
此外，元刻本还存在避“殊”为“绝”的情况，此盖与宋代著名文人晏殊（元献）有关，晏氏曾手校《世说新语》，“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董弅跋），校定时为避其名而改“殊”为“绝”，其后递相因循，遂导致晏殊本系统的《世说新语》版本，皆或多或少留有避改“殊”字之例。与此相对，源自陆游校刊本的袁本，则完全不避“殊”字。笔者将元刻本、“董本”及“湘中本”，与袁本进行了比勘，共发现六处避改“殊”字的例证，分别为：1.《言语》第107则，袁本作“当时殊迕旨”，元刻本、“董本”及“湘中本”均作“当时绝迕旨”；2.《文学》第56则，袁本作“亦觉殊不及向”，三本均作“亦觉绝不及向”；3.《文学》第96则，袁本作“殊可观”，三本均作“绝可观”；4.《识鉴》第18则，袁本作“殊有确然之志”，三本均作“绝有确然之志”；5.《赏誉》第46则，袁本作“殊未有得”，三本均作“绝未有得”；6.《赏誉》第58则，袁本作“位望殊为陵迟”，三本均作“位望绝为陵迟”。凡此表明：“董本”、“湘中本”与元刻本，具有相同的版本渊源，即俱属晏殊本系统。不仅如此，文本中“殊”字避改例证的多寡，还可作为判别该系统版本文貌古老程度的标记之一，譬如《贤媛》第9则，袁本、“董本”均作“殊不似公休”，“湘中本”此处未出校语，当亦同袁本，惟独元刻本作“绝不似公休”，仍避“殊”字。由此观之，元刻本所保留的文本面貌（仅指正文），似为今存晏殊本系统中最为原始者。
关于元刻本的分卷，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今存元刻本，凡分八卷三十六门，具体为：卷一“德行”、“言语”，凡二门三十九叶；卷二“政事”、“文学”，凡二门二十八叶；卷三“方正”、“雅量”，凡二门二十六叶；卷四“识鉴”、“赏誉”，凡二门二十六叶；卷五“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凡五门二十六叶；卷六“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凡八门二十七叶；卷七“宠礼”、“任诞”、“简傲”、“排调”，凡四门二十九叶；卷八“轻诋”、“假谲”、“黜免”、“俭嗇”、“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紕漏”、“惑溺”、“仇隙”，凡十一门三十叶。除卷一叶数略多之外，其余七卷均在二十六叶至三十叶之间，篇幅大致均衡。从内容来看：卷一、卷二本自儒家四科；卷三、卷四、卷五多为品题人物，记录嘉言懿语；卷六“类指偏激者流”；卷七、卷八“则陈险征细行”(12)，亦可谓条理清晰。
如前文所述，元刻本底本是一个属于晏殊本系统的宋本，据宋汪藻《世说叙录》载，晏殊本与钱（文僖）本、黄（庭坚）本、王（仲至）本，均为十卷本，惟“篇第不同”；而与元刻本文貌极为接近的“湘中本”，亦分为三卷，故元刻本的底本不可能是八卷本，八卷之分应是刊刻者刘应登所为。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曾将八卷本斥为“淆乱卷帙”，这一批评的立论基础是：流传至今的宋本《世说新语》，诸如“董本”、“湘中本”以及“袁本”（宋陆游校刊本的重雕本），均分作上中下三卷，而宋本在明清以降的古籍版本领域又具有崇高地位，元刻本分成八卷，自然就被视为对三卷本的一种“淆乱”。然《隋书·经籍志》著录之刘义庆《世说》原本，正作八卷，刘应登此举只是力图恢复原本卷帙而已。况且，《世说新语》文本流传至宋代，卷帙篇第，纷乱复杂，汪藻《世说叙录》即载有两卷本、三卷本、十卷本、十一卷本等多种异本；其中晏殊本原分十卷，至绍兴八年(1138)董弅重加校正，始分三卷，可见三卷本充其量也不过代表了宋人对《世说新语》文本的一种分法而已，元刻本重分八卷，又有何“乱”可“淆”？《读书敏求记》的指斥实在有失公允。值得一提者，元刻本的八卷分法，对于《世说新语》在明代的刊刻传播影响颇深，仅目前所知，八卷本的明刻本就有正德四年(1509)赵俊刻本、万历十年(1582)凌瀛初墨色刻本、万历十四年(1586)余碧泉刻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瑞徵刻本，以及著名的万历间凌瀛初四色套印本等。虽然诸本各卷起迄不尽相同，但八卷本作为《世说新语》的一个版本系统，刊刻不断，理应引起足够的关注(13)。
三 元刻本正文之版本校勘价值
元刻本曾对《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大加删削，此举虽招致后人指责（详见后文），却也十分清楚地表明：刊刻者的出版重点乃在于正文。从古籍刊印的角度，元刻本正文字体秀劲，字形宽大，行款疏朗，甚为精美；且校对极为细致，书中留有多处校对后改刻的痕迹：譬如《文学》第83则（“王敬仁年十三”）、第84则（“孙兴公云”），元刻本校对时发现误将两则相接，遂将第83则正文最后两字“微言”，改刻为小字双行，空出一格，补刻“○”，作为分则标记，《方正》第58则“恶见文度已复痴”一句，元刻本校对时发现漏刻一字，遂将“见文”改刻成小字双行，空出一格，补刻所漏之字。类似的例证，元刻本中还有七处，此不一一赘举。
刊刻的认真以及校对的细致，使元刻本正文之中明显误刻之字大为减少(14)，此与向来倍受尊崇的宋椠“董本”，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参见下表：
而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将元刻本正文与“董本”、“袁本”及“湘中本”相校勘，发现竟有近二百处异文，其中部分异文或可纠正他本之误，或相比之下文义略胜。倘若考虑到：元刻本的底本是一个文貌与“湘中本”极为接近的宋本，而且是今存晏殊本版本系统中文貌最为古老的一种，那么，元刻本的上述异文便具有弥足珍贵的版本校勘价值。
兹略举十例，聊充窥斑知豹之效：
1.《假谲》第7则，“董本”、“袁本”作：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汙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
其中“剔吐汙”一句，“杨笺”云：“剔，沈校作‘陽’，臆改。勇按：剔，洩去也。《淮南子要略》：‘剔河而道九歧。’”杨氏实误！元刻本、“湘中本”均作“陽”字。据文义分析，王右军无意中听闻逆节阴谋，为保全性命，乃假装熟睡，此一“陽”字，不仅能突显右军之“有智”，亦正可与本则所属门类“假谲”相呼应。“董本”、“袁本”盖形近而误。
2.《假谲》第6则，“董本”、“袁本”均作：
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才，犹相猜憚，乃著戎服，骑巴賨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末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愒之，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故劬劳晨夕，用相觇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 已觉多许里。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
元刻本“帝过愒之”作“帝过謁之”，甚是。晋明帝欲暗中侦察王敦军情，但又担心被发现而遭到追杀，遂预先嘱托“客姥”，设下退敌之计。因此，明帝入店与“客姥”交语，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预谋的行为。据“余疏”、“杨笺”，“愒”字盖有两义，一为“休息”，另一为“恐吓”，与文义皆不相合。元刻本作“謁之”，文义通畅，至为贴切。
3.《简傲》第12则，袁本作：“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此“入門内”三字，“董本”作“入問内”，显系手民误植。元刻本作“入閤内”，甚是。“湘中本”亦作此字。“閤”，《尔雅·释宫》：“小闺谓之閤。”《纰漏》第8则有“其夜开閤”句，诸本均作“閤”，亦一内证也。
4.《言语》第35则记刘琨谓温峤语，“董本”、“袁本”均作：“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然上句“刘氏”已揭明汉代，下句何必复云“汉”。且将“汉光武”简称为“汉光”，史籍罕载。元刻本“汉光”作“光武”，甚是。本则刘孝标注引《东观汉记》亦径称“光武”。
5.《尤悔》第16则，“董本”作“桓车骑在上明政猎”，而元刻本、“湘中本”及“袁本”之“政猎”均作“畋猎”，甚是。“董本”形近而讹，“杨笺”误从。
6.《赏誉》第75则，“董本”、“袁本”均作：“萧中郎，孙丞公妇父。”“杨笺”曾据《晋书·孙统传》改“孙丞公”为“孙承公”，然缺乏《世说新语》版本佐证。今元刻本“孙丞公”正作“孙承公”，“湘中本”亦作此字，甚是。《品藻》第59则，“董本”、“袁本”及元刻本均作“孙承公云”，亦内证也。
7.《品藻》第7则，“董本”、“袁本”均作：“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杨笺”据《魏志·陈思王传》注引荀绰《冀州记》，改“而检不匝”为“而神检不逮”，意思虽通，然缺乏《世说新语》版本佐证。今元刻本作“而检不足”，甚是。《晋书·乐广传》作“而神检不足”，亦可证也。
8.《任诞》第41则，“董本”，“袁本”均作：襄阳罗友“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植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州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今查“徐笺”附录释“记功”为“记忆力”，然未提供任何书证。“杨笺”沿用之。笔者遍检隋唐以前古籍文献，“记功”均作“记录功劳”之意，并无“记忆力”之义项。再看元刻本：“功”字作“初”字，此句重新标点为“为人有记，初从桓宣武平蜀”（下皆同），“湘中本”亦作此。“有记”，即“博闻强记”之意，而“初”字下属，正可与下文“后宣武漂州与简文集”一句呼应，其文义之严密，殊胜“董本”及“袁本”。
9.《假谲》第10则，“董本”、“袁本”作：“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元刻本“乃”字作“阳”字，似更佳。一则可增强故事之“骗婚”色彩，二则亦可与本门“假谲”之名相谐。
10.《贤媛》第9则，“董本”、“袁本”作：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傑。”
其中“神色卑下”四字，元刻本作“神貌才情”。审其文义，若是单评新妇“神色”之尊卑高下，王公仅以眼睛观察即可，“言语始交”一句，便无着落。元刻本作“神貌才情”，先睹外在神貌，复经“言语相交”，探知内在才情，最后始有品题，如此前后照应，方称允妥。
四 元刻本之刘孝标旧注及刘应登批注
如前所述，元刻本曾对《世说新语》刘孝标旧注（简称“刘注”）大加删削，明清学者对此颇多诟病：明杨慎《世说旧注》卷首识语云：“刘孝标注《世说》，多引奇篇奥帙。后刘须溪删节之，可惜。”(15)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亦云：“阅《世说新语》。此书遭刘辰翁、王世懋两次删补，殊堪痛恨。刘孝标之注更零落不全。”(16)尽管杨、李诸氏误将元刻本视为刘辰翁所刊，有些厚诬古人，但他们对于元刻本大幅度删削刘孝标注、以致损及《世说新语》学术文献价值的批评，颇为中肯。此处，笔者无意替元刻本辩护，然有两点需略作说明：
其一，元刻本删削刘注的具体情况。
前引台甲本卷首清叶昌炽题跋云：“旧注删节，十无二三。”检查元刻本，确实如此。部分篇目之刘注，已被整段删去，不留一字；部分篇目之刘注，则经节略后存留。其节略程度，亦繁简不一。譬如《德行》第1则“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董本”有刘注五条，分别引自《汝南先贤传》（六十五字）、《海内先贤传》（二十五字）、谢承《后汉书》（九十字）、“许叔重曰”（十九字）、袁宏《汉纪》（二十三字），合计二百二十二字，元刻本止删剩谢承《后汉书》（九十字），删削近60%；譬如《德行》第31则“庾公乘马有的卢”，“董本”原有刘注四条，分别引自《晋阳秋》（七十五字）、伯乐《相马经》（三十三字）、《语林》（九字）、贾谊《新书》（八十八字），合计二百零五字，元刻本止存留《相马经》中“凶马也，不利主”六字，系于正文“的卢”之下，其他刘注文字被删削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元刻本存留的刘注，还被统一移置每则之末，较正文低一格刊刻，小字双行，以示区别。而且卷数越往后，刘注存留的数量就越少，卷三之后已罕见有详注，似乎校刊者刘应登对刘注的兴趣，随着卷数推进而渐趋下降，最后干脆付之阙如。
其二，刘应登为何大幅删削刘注？
清雍正十年(1732)刻本、谢曼等纂修《江西通志》卷七六“人物·吉安府”载：“刘应登，字尧咨，安福人。景定间漕贡进士，宋社将危，隐居不仕。其为文出入经史，刘须溪、赵青山交推许之。所著有《耘庐集》、《诗经训注》、《杜诗句解》，行于世。”(17)据此，“出入经史”的刘应登自应了解《世说新语》刘注的文献价值，故其大幅删削刘注之举，非为无知，实出于自己的出版定位，即推出一部针对普通读者的《世说新语》新读本。很显然，对于普及本来说，穿插于正文之中、征引繁博的刘注，不仅不能彰显其学术价值，反而构成了对普通读者的阅读干扰，甚至理解障碍，刘氏对此大动干戈，似亦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在刘应登编纂出版的其他著作中，也存在类似情况。譬如《杜诗句解》一书，今虽亡佚，然宋末王炎午《吾汶稿》卷一(18)，收录有《回耘庐刘尧咨》，札中言及《杜诗句解》的编纂细节。此札未见前人引用，悉录如下：
某行负神明，父兄早逝，茕然阿奴，依母为命，一旦弃背，实难堪处。而踈慵颠覆，读书且未知悉，矧复得之行事？惟不能自尽者，则不敢不勉尔。先生过听，奖借激扬，不惟提撕，且重顾念，反自循省，一非敢承。然于古道盛心，敢不再拜？ 《杜注》不鄙，尤佩高风。旧注增明，不凿则诞，点勘去取，縻罄心目。蓬莱音吐，如醉得醒，非与子美神交意授不至此，孰谓无两子美哉！某昔既荒庸，今在忧痼，斯文盖已自画。既厪枉教，敢不窥斑？谨以一得之愚，而进责备之说。窃谓事注太简，似有矫枉之失，如龙门奉先，注在何所？如伽蓝须明，为招提何物？虽非大关涉，而亦观诗者所宜会。仆未能尽读，而姑举此。盖后学不肯赡博， 固有读其句而不知句中用事者，或知有其事实而昧所自出者，遂于事实之切、用事之巧两失之，不免乖开警之初意。且今观诗者，多因注以广记问，若太简，则不谐俗；不谐俗，则难为售，此必然之势。宜更审酌，增益其于所合注，如何？至圈中如李龟年四句、觅松栽之二句皆圈，各似稍欠优劣。某以爝火之光，而议日月之明，亦已谬矣。来教欲俾仆托名姓，尤非所敢当也。
札中王炎午对刘氏《杜注》一书“事注太简”，提出了委婉批评，声称“且今观诗者，多因注以广记问，若太简，则不谐俗；不谐俗，则难为售，此必然之势”，并建议刘应登“宜更审酌，增益其于所合注”。由此看来，出版简单注释的名著普及读本，乃刘应登平生编纂及出版兴趣之所在。以此反观元刻本《世说新语》，其大幅删削刘注（即刘序所云“精剗其长注”），将存留刘注统一移诸则尾，甚至包括刘序所称“间疏其滞义”，凡此种种，均旨在推出一个通俗易读的《世说新语》普及读本而已。
此处，不妨再来考察一下元刻本中刘应登之批注文字。由于刘应登批注与存留的刘注之间，并无明显区分标记，因此，若不细细检阅，实难甄别。明凌濛初曾以元刻本为底本重刻并评注《世说新语》(19)（简称“凌刻本”），他也意识到了此问题，并在所刻第一条“刘本注”时，加入按语云：“凡称刘本注，俱刘应登本中者，刘序云‘间疏其滞义’，或应登自注，又或孝标原注，俱不可考，概列之上方。”笔者今以元刻本、“董本”及凌濛初刻本三本对勘，凡不见于“董本”旧注者，则视为刘应登批注，共得一百二十余条。其刊刻位置，或杂行间，或缀则末；其主要内容大体包括如下三类：
1.疏通文义。此类乃其主体，多在一则之末，以寥寥数句，揭出文义，使读者了然于心。譬如《德行》第34则：“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刘应登批注：“谓外虽不言，而未尝中无分别，即阳秋之意。”譬如《言语》第64则“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刘应登批注：“盖言其讲说可听而未到至处尔。”譬如《方正》第13则“杜预拜镇南将军”，刘应登批注：“谓杜自独坐而使客连榻坐，所以羊不平。”如此甚夥，不赘举。
2.考释语词。譬如《德行》第24则“传共饴之”句，刘应登批注：“谓传食于众人。”《政事》第2则“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句，刘应登批注：“谓生子不收育之。”《赏誉》第46则末句“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不知使负实”句，刘应登批注：“二‘使’字或作‘便’，疑讹而为‘使’。”《赏誉》第80则“吾于之甚至”句，刘应登批注：”于之’，犹杜诗‘相与’也。”《贤媛》第18则“得方幅齿遇”句，刘应登批注：“犹言幅员也，即天下。”《排调》第8则“生儿故可不啻如此”句，刘应登批注：“‘不啻’，言不但如此。”
3.发表评论，涉及刘应登对《世说新语》若干故事内容是否可信以及去取归类的看法。譬如《言语》第106则：“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刘应登批注：“此特谄篡之巧言尔，斯亦不足录也。而曰‘时人善之’，何善谄也？”明王世懋亦批曰：“群丑献谀，读之呕秽，那得称佳？”《文学》第1则，叙马融因嫉贤而追杀郑玄事，刘应登批注：“按融字季长，玄字康成。师友之懿如此，而谓融忌其能，使人追杀之，有此理否？玄又先疑其师追之，预坐桥下，融以其在土下水上，便以为死，皆谬乱之辞。此一节当止于‘礼乐皆东之’一句。”《规箴》第3则，叙陈元方遭父丧，躯体骨立，其母悯之，覆以锦被，遂为时人所诟，刘应登批注：“居丧而戚过，理之常也。母若闵之，勉其稍释而已。私以锦被蒙之，何益之有？元方知之，自应撤去，何待它人之责？愚人且不如此，况陈乎？”《贤媛》第25、26则，分别叙王右军妻郗夫人、王凝之妻谢夫人数落夫家事，刘应登批注：“此二则皆妇人薄忿夫家之事，不当并列《贤媛》中。”上列诸条批注，所疑皆甚是。
当然，刘应登批注中也有若干因误读文本而出现明显讹误者。譬如《假谲》第11则：“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刘应登批注：“二人元知旧义之非，故共谋过江不用此义。愍度后遂仍用旧义，为人讲以得食，故讥之。”细审原文，刘氏实误解文义。凌濛初云：“刘注似不合。”王世懋更批评道：“刘强作解事。彼谓旧义不得食，故创新义动人耳，为救饥改义，故曰‘负如来’。所谓那可立‘心无义’，非旧义也。文理尚不通，何妄下雌黄？”《赏誉》第139则，元刻本误将该则拆分为“谢胡儿作著作郎’与“阮千里姨兄弟”两则，致使文义被歪曲，刘应登批注亦失察沿讹：“阮潘既是表兄弟，又同是许婿。’凌濛初又将刘应登批注误为刘注，按云：“阮千里以下，旧本另分一则，而注云：阮潘既是表兄弟，又同是女婿。误也。此正言王堪耳。况潘乃杨婿，孝标不知耶？刘会孟批亦承讹耳。今依近本改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元刻本流传不广，“凌刻本”遂成为后世刘应登批注的唯一文本来源：明凌瀛初刊刻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即据“凌刻本”移录刘应登批注，缀以黄色；清代以降学者论及刘应登批注《世说新语》，多采自凌氏两兄弟之本；今人刘强辑《世说新语会评》(2007)所录“刘应登云”者，亦皆移诸“凌刻本”之“刘本注”。然经笔者仔细核对，“凌刻本”在移录刘应登批注时，存在不少遗漏及讹误之处，亟待据元刻本加以订补。譬如上引《文学》第1则刘应登批注末句“此一节当止于‘礼乐皆东之’一句”，“凌刻本”移录时将“当止于”误为“当生于”，虽仅一字之差，义则谬以千里。《言语》第95则未有刘应登批注：“恺之为温参军甚被亲昵，此言其哭之状如此。”“凌刻本”脱漏此条。《赏誉》第153则未有刘应登批注：“言因物象如此，而想其精神也。”“凌刻本”移录时误置于“刘辰翁”名下。如此种种，兹不赘举。
五 元刻本“刘辰翁”评点系元代坊肆伪托考
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评点《世说新语》，今已成为学界“常识”，研究古代文学评点，尤其是小说评点的相关论著，往往论及刘氏，且对其评价颇高，甚至誉为“对中国小说进行评点的第一人，开了中国小说评点的风气。中国自他而有小说评点”(20)，却从未有人对刘辰翁的著作权提出质疑，此或因多种明刻本《世说新语》均题“须溪刘辰翁批点”，明清文人也屡屡论及刘氏评点《世说新语》事(21)，既于史有征，今人何敢复予置喙？但是，元刻本的存在十分清楚地表明：所谓“刘辰翁”评点，实系元代坊肆伪托。今试为证之：
其一，从元刻本“刘辰翁”批语刊刻情形证之。
如叶昌炽题跋所云：元刻本各卷卷首题署“须溪刘辰翁批点”，有明显剜刻痕迹，绝非原刻本所有；书中全部“刘辰翁”批点文字，均以墨盖阴刻“批”字为标记，缀刻于各叶行末空白处，或书叶边角空白处，若该叶文字较满，则移刻于书眉，可谓见缝插针，煞费苦心；批语字体与《世说新语》正文及小字注文不同，笔划纤弱，镌刻拙劣，多俗字错字，如将“辩”省刻为“卞”之类；若干批语（如卷四第五叶B面、第十六叶B面等）末端留有墨钉，显系填木补刻后漏将余木铲去所致（参见图三）。凡此种种，皆可证明：元刻本之“刘辰翁”批点文字，绝非刘应登初刊时所刻，而是坊肆在原板上窜增补刻。然至明代凌濛初翻刻时，将“刘辰翁”批点文字与诸家批注同列于书眉，完全消弭了其窜增补刻的版本痕迹，而元刻本又极为稀见，后人遂无从疑之。
图三 内阁本卷四第十六叶B面、十七叶A面
其二，从刘辰翁与刘应登的交谊证之。
刘辰翁为江西庐陵人，刘应登为江西安福人，元代同属吉安路，两人同乡兼同宗，交游甚密。刘辰翁还曾为刘应登父亲撰写《乐丘处士墓志铭》(22)，文中有云：“达仲，乐邱翁也。余尝记乐邱，知其贤且达，已记之。后三年而乐邱翁死，年七十，乡人士惜之。是年，翼甫又死，其中子应登将以丁亥某月日葬乐邱”，“（乐邱）一号桂林，生嘉定丙子年十一月二十八，娶罗氏，三子应牛、应登、应凤，登江西漕进士。翼甫，凤也”。据此文推算：刘应登之父刘达仲，生于南宋嘉定丙子九年(1216)，卒于元至元乙酉二十二年(1285)，享年七十岁；其弟刘应凤，卒于元至元丙戌二十三年(1286)，刘应登在元至元丁亥二十四年(1287)葬父；刘辰翁《乐丘处士墓志铭》撰写于刘应凤去世“是年”，即元至元丙戌二十三年(1286)。而元刻本《世说新语》的校刊时间，正始于“丙戌长夏”，“明年以授梓，乃五月既望梓成”，即从至元二十三年(1286)夏到二十四年(1287)五月。期间，刘应登居家守父丧，时多暇日，遂手校家本，完成《世说新语》的校刊工作。试想：倘若此时刘辰翁确实评点了《世说新语》，凭他与刘应登的亲密关系，自当以一种堂皇的方式刊入文本，而不可能是今本如此草率拙劣的面貌。事实上，宋末元初与刘辰翁交往较多的文人，如王炎午、赵文、欧阳玄、王梦应等人，包括其子刘将孙，皆从未提及刘辰翁曾经批点《世说新语》。
其三，从元刻本“刘辰翁”评点文字内容证之。
仔细阅读元刻本所刊“刘辰翁”评点文字，发现其中若干评点乃针对刘应登批注而发，可知其撰写时间肯定在刘应登刊本《世说新语》印行之后。譬如《德行》第30则，末有刘应登批注：“谓父之交，不欲人言其名。”后缀刻“刘辰翁”批点：“谓不欲人名其父交，非也！意必有长短之论。”譬如《德行》第37则，末有刘应登批注：“谓恐因弹鼠而误发伤人也。”下缀刻“刘辰翁”批点：“解误，可笑！”譬如《政事》第3则，行间有刘应登批注：“时元方尚小，仲弓必在世，而称为‘先父’，不以为讳。”末缀刻“刘辰翁”批点：“必无父在称‘先父’之理！未可以年十一故，意之如此。注书或误来者！”审其语气，此“刘辰翁”对刘应登颇多讥讽，衡以二刘之交谊，则所谓“刘辰翁”批点文字，不仅撰成于刘应登刻本印行之后，且绝无可能出于刘辰翁之手。
合此数端，笔者推定：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刘应登刻成《世说新语》八卷，刷印行世，此原刻初印本，今未见存世。之后，书板或为坊肆所得，为招徕读者，刺激销售，坊贾乃伪托“刘辰翁”之名，模拟其口吻，于原板上缀刻批点文字；并剜改原板各卷卷首题署，补刻“须溪刘辰翁批点”一行。今存之内阁本与台甲本，盖即以此板刷印而成。
至于坊肆何时伪托补刻，亦不无可考。刘辰翁生于南宋绍定五年(1232)，卒于元大德元年(1297)(23)，即刘应登刻本《世说新语》行世十年之后。其较为活跃的时间，则在宋末元初，时“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校点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24)。今存刊刻于元代且题为刘辰翁批点之书有元大德癸卯七年(1303)刘将孙序刊本《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文集》二卷、元大德丙午十年(1306)毋逢辰序刊本《王荆文公诗笺注》五十卷(25)、元刻本《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六卷、元建安熊氏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元刻本《须溪先生校本韦苏州集》等多种。由此推测：坊肆伪托“刘辰翁”之名推出评点本《世说新语》的时间，宜在上述诸书流行盛销之际，其中最有可能者，当为刘辰翁谢世之后的元大德早期。
必须要说明的是，虽然元刻本《世所新语》所刊“刘辰翁”评点文字，乃出于元代坊肆伪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学术价值的丧失。事实上，不管“刘辰翁”的真实身份如何，其所撰评点的文学理论价值始终存在，尤其是他站在小说文体角度，论及《世说新语》之结构、人物、语言及修辞等环节，更值得研究者重视。惟前贤于此已多有论述(26)，兹不复赘言。
六 结语
《世说新语》在长期流传过程之中，正文及刘孝标旧注皆有所增附删改(27)，故对其早期版本的搜集整理及比勘研究，尤显重要。元刻本之底本是一个文貌极为接近“湘中本”的宋本，且刊刻认真，校对细致，具有很高的版本校勘价值，其中，若干异文还可使人略窥《世说新语》文本的流传变异情况：譬如《豪爽》第6则首句，“袁本”作“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元刻本、“董本”、“湘中本”均作“王大将军始欲下都更分树置”，而唐抄本则作“王大将军始欲下都更处分树置”，其义最为允妥完整，对照唐抄本，“袁本”、元刻本、“董本”、“湘中本”显然都只是分别保留了古本的部分文字而已；《捷悟》第3则，唐抄本作：“魏武曰：‘未可言，待我思之。’”诸本“未可言”之前均多一字，“袁本”、“董本”作“卿未可言”，元刻本则作“姑未可言”，虽文义均通，但显示出后世传本对古本的不同增饰。凡此云云，皆颇足关注。此外，元刻本另有版本校勘之外的特殊价值，即恢复了刘应登批注及“刘辰翁”评点的真实面貌，廓清了自明“凌刻本”衍生出来的种种讹误，尤其是所谓“刘辰翁”评点文字，幸赖元刻本而得以“验明正身”：它们并非出于江西诗文评点家刘辰翁之手，实系元代坊肆为“炫售”而伪托窜增。总之，元刻本《世说新语》的学术文献价值，尚待高明者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探考，本文则聊充引玉之砖，可也。
有意思的是，元刻本《世说新语》虽自明清以来流播不广，然亦并非无迹可寻，至少庋藏于公共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及台北“国家图书馆”的两部，应该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却长期未为论者所重，究其原因或为：《世说新语》已有两个完整的宋本（即尊经阁旧藏“董本”和据宋本重雕的“袁本”）影印出版，元刻本的学术价值遂遭遮蔽和忽视。实际上，此现象恐怕还与明清以降古籍版本学界“尊宋”甚至“佞宋”的传统有关。宋刻本由于年代久远，存世稀少，向被珍若拱璧。不过，宋刻本固然均属“文物性善本”，却未必全都是学术价值最高的“校勘性善本”(28)，诸如福建建阳及四川地区民间坊肆刊印的宋刻本，其校勘之粗疏，早在宋代便已为人所诟病。反之，元刻本的整体价值虽然比不上宋刻本，但其中亦不乏因校刻精善而学术价值胜过宋本的版本。因此，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版本研究之际，似不宜抱有“佞宋”“轻元”的心理。
注释：
①此抄本原藏日本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段分藏五处。民国四年(1915)罗振玉将其重新聚合并影印出版，之后，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世说新语》版本时，均将其附录于后，遂广为研究者所知。关于此本的抄写年代，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四章“《世说新语》残卷考论”，据其避讳情形及书法特征，推测为南朝梁代抄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24-132页），可备一说。不过，学术界目前仍多接受唐抄本的说法，故本文从之。
②此本今存两部，均为上中下三卷。其一原藏日本金泽文库，今藏尊经阁文库，1929年日本东京育德财团曾予影印出版；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影印本，精装二册，附有王利器校勘记；1962年中华书局再次影印出版，线装五册，两部影印本均以日本影印本而非原刻本为底本。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蒋凡、李笑野、白振奎评注本《世说新语》，即以尊经阁藏本为底本整理。其二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经初步比勘，与尊经阁藏本同版，然书末无汪藻《叙录》，且部分书叶字迹漫漶，少量书叶系补刊，版本质量略逊于尊经阁藏本。全国高校古委会已将宫内厅藏本复制，拟影印出版。笔者撰写本文时，承古委会安平秋教授、曹亦冰教授、刘玉才教授相助，得以先睹为快，谨致谢忱。
③此本原本已佚，今存明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嘉趣堂重雕本（简称“袁本”），上中下三卷。明代翻刻嘉趣堂本者甚夥（详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二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7页）。袁本今有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④此本原本旧藏清初徐乾学传是楼，《传是楼宋元版书目》“宇字二格”著录有两部宋本《世说新语》，一部为三卷三本，另一部为三卷六本，惜今皆下落不明。值得庆幸者，清雍正时沈宝砚曾以传是楼藏宋本校袁本，据其题跋称，传是楼藏宋本乃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所刻，有“江原张演”跋。嘉庆时，长洲吴春生复从藏书家黄丕烈处借得沈宝砚校本，将其校语过录于自己所购袁本之上，此本后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所得，《四部丛刊初编》影印袁本时，孙毓修将沈宝砚校语附录于书末，传是楼所藏宋淳熙湘中刻本的面貌，遂为学界所知。此外，沈宝砚题跋云“吾友蒋篁亭并有对校本，考证尤多”，则雍正时利用传是楼所藏宋本从事校勘者，尚有蒋篁亭，惟不知蒋氏校本今藏何处。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1956)列有“蒋校本”，即“蒋篁亭用传是楼藏宋本及另一元本校曹本（明嘉靖太仓曹氏翻刻袁本）”，然未交代藏处，笔者遍检不得，祈知者赐示。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沈宝砚”作“沈宝研”；年代则误署“嘉庆”，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失察沿讹。
⑤譬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二章：“元刊刘辰翁批点本《世说新语》八卷，现已无存，唯日本尚有残本。因而元刊刘氏批点本不得见其原貌，唯有明凌瀛初等所刊评点本将其评点保存了下来。”（第71页）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版本考》一文，亦颇疑元刊八卷本之存在（原载《东方文化》〔香港大学〕1976年第8卷第2期，收入其《〈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文书局2003年版，第45页）。
⑥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凡例”列有“刘本”，即“宋刘应登批《世说》”，然检查全书，并未涉及元刻本，其所谓“刘本”，乃利用明凌氏刊本所录刘应登批语而已。另，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例”亦列“元至元二十四年刘应登刻本”，然朱氏实未见元刻本，其注云“据民国六年杨士琦铅印本引”；该书附录《世说新语所见版本概况》第十二“民国六年杨士琦铅印本”，注云：“刘应登至元二十四年刻本原书已佚。明代凌濛初鼓吹本中所存的刘应登眉批较各本为多，故此凌濛初鼓吹本当最接近刘本。各大图书馆目录中未见凌刻鼓吹本，幸有杨士琦铅字本覆印了凌本，得以保存全貌。这本《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中刘本的内容，即引自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附录第14页）
⑦见管庭芬、章钰校证《读书敏求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⑧参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例”所附注释，第4页。
⑨关于此本细况，笔者另文《明正德四年赵俊刻本〈世说新语〉考》（未刊稿）有详述。
⑩表中“出处”一栏所标示的数字，采自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以便读者进行核对和阅读。为方便比较，例文一律使用繁体。此外，“元刻本”用内阁本之复制本，“董本”用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湘中本”乃据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袁本《世说新语》时书末所附清沈宝砚校语，“袁本”用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下文皆同。
(11)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别集”著录刘应登《耘庐集》，亦云：“安福人，与兄应凤，皆不仕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25页）
(12)见饶宗颐《世说新语校笺序》，收入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卷首，中华书局2006年版。
(13)关于此，笔者另文《〈世说新语〉八卷本源流考》（未刊稿）有详述，兹不赘。
(14)经笔者比勘，元刻本明显误植之字，仅有四例：《言语》第102则“紆餘委曲”误刻为“紆徐委曲”；《赏誉》第144则“許掾”误刻为“謝掾”；《俭啬》第9则“聚敛”误刻为“娶敛”；《尤悔》第10则“蔬食”误刻为“疏食”。此四处“董本”、“袁本”均不误。
(15)见清李调元辑《函海》丛书第53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间绵州李氏万卷楼刻本。
(16)见虞云国整理本《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册，第766页。
(17)见台湾成文出版公司《中国方志丛书》1989年影印本，第782号，第1503页。
(18)见宋末元初王炎午《吾汶稿》，有《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抄本。
(19)参阅拙文《明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收入拙著《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
(20)见孙琴安《刘辰翁的文学评点及其地位》，《天府新论》1997年第6期。另参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第三章“评点学的渊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拙文《明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亦沿此误。
(21)明清文人关于刘辰翁刊刻评点《世说新语》的记载及评论，皆源自明万历时期出版的凌濛初刻本，而见过元刻本的凌氏，并未觉察到其中的疑点，遂致传讹后世。
(22)此文收入段大林校点《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8页。
(23)参见吴企明《刘辰翁年谱》，《中国韵文学刊》1990年第2期。
(24)见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八《罗舜美诗序》，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成化刻本。
(25)参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230页。
(26)参阅杨星映《刘辰翁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陈金泉《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曹辛华《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世说新语〉评点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7)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五章“宋人删改《世所新语》问题考论”，对此论述颇详（第145-206页），可参阅。
(28)关于宋元刻本的善本问题，已故古籍版本专家黄永年先生多有精辟之论，参阅其《古籍版本学》第五章、第六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1-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