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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香港《经济导报》社编辑部主任陈可焜在《香港热·香港经济研究·香港学》一文中（见《港澳经济》1984年第5期）提出了建立“香港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主张，引起了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海外研究者的积极回应与广泛支持。今年1月， 与上述同一报社的社长谢明干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建议建立一门“香港经济学”。他认为应鼓励和支持更多的经济学家投入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建立“香港学”或“香港经济学”的主张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来，表明建立这门新兴学科一直具有迫切的需要。
一
了解香港、熟悉香港、研究香港与利用香港，是建立“香港学”或“香港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人们的这种要求是今天以至今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都不会改变的。能否认为我国对外开放已向纵深发展，上海等地的经济高歌猛进，就可以不必了解、熟悉和研究香港，以致无须建立“香港学”或“香港经济学”了呢？笔者对此持异议的态度。诚然，我国自进入90年代起，对外开放的程度是更向纵深发展了。然而，在我们充分肯定这一点的时候，却必须看到，我国对外开放的每一步伐，都是离不开利用香港这个条件的。这正如同香港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祖国内地给以支持这一条件一样。比如，我国的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如同70年代一样，香港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之一，基本上每年1/4的出口商品输往香港，名列榜首。而且，对香港地区， 我国基本上常年保持贸易顺差，这与我国对日、美与西欧市场基本上常年处于贸易逆差形成了鲜明对照。又如，我国吸收外资一直以香港为第一来源地。以广州为例，至1994年上半年止，作单项超1000万美元投资的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其中，以香港最突出，占外商投资超千万美元项目金额的87.24%。再如近年内地港口业引进的折合人民币约350亿元的外资中，香港财团的投资占了九成，遍及天津、武汉、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等我国南北城市。就连近年来外商投资最为炽热的上海，截至1993年10月，在50个向上海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香港仍是名列第一的最大投资者。我们不但可以再举出众多例子说明在我国对外开放捷报频传的今天仍然需要继续了解、熟悉、研究与利用香港，而且，我们还可看到，所谓上海等城市即将代替香港的言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上海要在10年内赶上和取代香港是办不到的。这里仅就构成一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物质条件就存在很大的差距。生产总值， 上海1992 年为1066亿元人民币，香港为7474亿港元，是上海的7倍多。外贸总额， 上海1992年为251.5亿美元，香港为2410.5亿美元，是上海的9.6倍。金融保险业人数，上海为3.75万人，香港为13.76万人， 而且人员业务素质上的差距更大……。况且，即使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建成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也应与香港相互补充、相互学习与相互利用，而不是自以为可以取代香港，不必研究香港了。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如果说，在过去，当我国刚从封闭走向开放时，需要建立“香港学”或“香港经济学”，以便了解、熟悉、研究与利用香港；那么，在今日，当我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成效后，仍是需要把这门新兴学科建立起来。研究香港，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二
陈可焜先生在其《香港热·香港经济研究·香港学》一文中，对“香港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作了正确的界定。即它“包括香港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研究”。前者指的是“历史的香港、今日的香港、未来的香港”；后者指对“香港经济的研究是香港研究的核心，但香港研究的范围毕竟更广，它包括的领域更多”。
“香港学”是以香港这个特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揭示香港这一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其运动规律。从这一内涵出发，则“香港学”的研究对象的外延也必定涉及多个领域、多个方面。又由于香港自20世纪60年代后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及其在世界引起的巨大反响，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香港现象”。因此，“香港学”的核心部分无疑就是香港经济问题及经济关系。从这一点看，建立“香港学”与“香港经济学”的主张是相一致的。前者已把后者包括在内；后者集中地突出了前者最重要的部分。
“香港学”是这门新兴学科的总称。它可以包括：香港经济学、香港历史学、香港地理学、香港人口学、香港社会学、香港政治学、香港法学、香港文学、香港教育学……等部分。各自从特定领域进行研究并共同构成“香港学”。我们大概可以按此思路构建这门新兴学科的具体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已有足够条件建立“香港学”了呢？
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除了人们有这种需要外，一般应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是被研究的对象的内涵量，即该学科的主题可以被开掘的程度；二是已被研究的深广度，即已有前人研究的硕果奠下了形成该学科的基础；三是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即已具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研究人员。
今日，建立“香港学”的要求日渐强烈；而且所需要的具体条件也相当充足。这仅从不久前出版的《香港大辞典》（主编曹淳亮、常务副主编刘泽生。广州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就充分表现出来。该辞书以香港经济问题为重点，又涵盖了香港的史地政法文教等众多领域。全书共16个分编，收词5108条，有300多万字。 整部辞书以一篇反映现代香港经济发展历程的概述为前言，每一分编又都有对该编主题的概述。倘若把书中全部概述集结起来，可以说已经具备了“香港学”的雏形。在该辞书的附录部分，有“香港经济研究论著资料索引”，收录了香港经济方面的论述及资料共1188种。这反映了国内外已对香港经济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在这部书的编纂过程中汇集了广东逾百名香港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基于这样的条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把“香港学”创建起来是完全做得到的。
三
确立“香港学”的正确研究方法，对于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下面几种研究方法是主要的，必须运用的。
——唯物主义辩证法 对于被研究的问题应尽可能地占有材料，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要避免主观随意性，以致出现资料不足、了解不深、分析不准等毛病。同时，要揭示问题的矛盾性与同一性。要在分析矛盾各方的基础上加以综合研究，以把握事物的全貌。香港问题是极为复杂的。香港，既是中国的领土，但又是被英国管治了150多年的地方。“九七”以后，香港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但又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香港英资财团长期处于高踞地位，但香港又是我国多方资本角逐之地。香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香港的社会生活表现为以中西方文化相混合、现代时尚与传统习俗相并存的特点，等等。面对庞大与复杂的内容，唯有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才有可能进行科学的分析与准确的阐述。
——动态分析法 “香港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人们研究它，归根到底在于借鉴与运用香港的成功经验，以及从它走过的道路吸取有益的教训。为此，分析香港问题务必采取动态的也即跟踪分析与研究的方法。要厚今薄古。要努力做到材料与观点常青。举例说，对于香港房地产业的研究，我们固然要阐述仅在战后的30年间（1951—1974）就先后经历了4次大衰退，差不多平均每7年出现一次。要阐述在80年代，房地产业在持续发展中也有较大的波动。从而，了解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历程具有兴衰起伏的特点。但尤其重要的是要阐述进入90年代以后香港房地产业再呈兴旺，依然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要运用这个行业的最新资料以及分析最新动态。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握香港房地产业发展的全貌，为内地开拓房地产业获得有益启示。
——宏观分析法与微观分析法 对于香港问题的研究，既要如哲学家高屋建瓴、总览全局，又要如生物学家解剖生物精细观察。以对“香港学”中重点部分的“香港经济学”来说，便可以分为宏观经济考察与微观经济考察两个方面。前者把整个香港区域当作研究的对象，探讨香港整体经济活动中的问题，如香港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属阶段；现代香港经济的各个支柱；香港经济成功发展的原因等。后者指把香港经济中的某一特定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如香港的工业和科技、香港的对外贸易、香港的金融业等。微观研究具有专一性，但要以宏观研究为前提；宏观研究具有综合性，但要依赖微观研究弥补其不足。
——抽象法 要从现象到本质，抽象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于香港问题的研究固然要经常搜集和积累材料，否则，便无从着手进行研究。然而，我们不能停留在罗列资料上，应从现象到本质，从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来。比如，对于香港经济的研究，我们可以抽象出的规律，有：市场经济必然是富有拓展性、渗透性与竞争性的经济；多国多方的资本汇聚一地，是造就该地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小政府、大社会，是一国一地政府实现对经济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等等。规律反映了客观事物内在的必然的固定的联系。它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在实践中采取符合规律的措施，就能够得到巨大效益。
“香港学”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让我们迎接这门新学科的诞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