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研究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0）04—0059—03
一
公元前21世纪，炎黄族群中的夏族建立了夏王朝，紧接其后的商族、周族亦分别建立了具有发达文明的商朝和周朝，这表明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的各地区经过1300多年的迅速发展，在地区内渐渐实现了一种内部的平衡与稳定，然而，在他们的东西南北仍存在着许多生产方式各异，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人们共同体。基于这一现实，出现了华夷五方的民族观，这是华夏族以及后来的汉民族用自己的价值观所进行的判断，即以自身为核心再向东、南、西、北四周进行辐射式的划分和描述，这显然是以我为中心，周围四方都是蛮夷的观念。虽然这在表面上体现了以我划界的傲慢与偏见，而其根本上反映出的却是与中原农耕方式相联系的祖先血亲崇拜及其所产生的某种自信心和排他性。此外，由这一地区向四周纵深推延出去，遇到的不是浩浩茫茫的海域（东边）就是雪域（西边），要不就是差异很大的草原（北边）和山区（南边、西南边），因此在相对稳定、发达的中原农耕文化眼中，四方皆荒的观念产生似乎便有其道理了。（注：徐新建：《西南研究论·总序》，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由此也就产生了“中华”、“中国”等观念。
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族和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吴人、越人、楚人，以及西南地区较为发达的蜀人、巴人的大部分，在长时期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上、军事上的矛盾冲突中，在先后合并的基础上逐渐地完成了民族间的融合、政治上的统一，到秦始皇时得到进一步强化，汉民族便在这稳定的基础上开始形成，并发挥着主体民族的凝聚作用，带动着兄弟民族的发展，维护和加强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至少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1.融合性 即汉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的融合史，这种融合早在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发展过程中就已存在。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的考证，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这是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传说中黄帝是最早的祖先，黄帝之后相继以禅让方式成为大部落首领的尧、舜、禹，虽然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子孙，然而历史传说又表明汉族的远古先民，实际上也融合了包括羌、夷、三苗、黎等人们共同体。史书中才有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记载。《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高诱注曰，“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注：《孟子·离娄下》，高诱注《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317页。）另外，《帝王世纪》又载：“伯禹，夏后氏， 姒姓也。其先出颛顼。颛顼生鲧，尧封为崇伯，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己。见流星贯昂，楚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纽。……（禹）长于西羌，西夷人也。”注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注：《帝王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还有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按不同记述，可解释为羌、夷、苗。这种历史传说的矛盾现象，反映了不同来源的人们共同体逐步融合的历史过程。
夏、商、周时期这种融合更为明显，夏族为大禹之后，商为东夷，周人则自称为夏人的一支，杂居与戎、狄之间，与羌人关系密切。他们虽都自认为黄帝是祖先，而实际上却是来自不同部落集团的人们共同体，首先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河流下至河济之间以及淮河支流汝、颍上游，继而发展至淮河、泗水、长江、汉水的广大地区。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争，最终融合而形成共同族体，到西周时，已出现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以与蛮、夷、戎、狄相区别。（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华夏族从一开始时就是一个异源同流而融合成的民族， 而且这一基本势态在后来的汉民族发展史上也是以异源同流的融合史作为汉民族发展的主旋律。
秦汉以后，随着民族间各种交往方式的增加，在多数情况下，由于汉民族的经济文化居主导地位，便作为一个主体不断吸纳融合众多的民族。从宏观上来看，汉族更多地吸收融合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北方的南匈奴、鲜卑、羯、氐、契丹、党项等民族的绝大部分都基本上被汉族融合了。因此，到今天为止，虽然同是汉族，但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却有着一些遗传学的差别。（注：杜若甫、肖春杰：《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与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这就充分说明了历史上北方民族大量融入汉族的事实。反之，汉民族也正是在这种融合中更加壮大，充满生机与活力。
2.扩展性 即汉民族的分布区域由中原向四方扩展，这在客观上又加速了汉民族的融合速度（当然，与之相伴的是，也有部分汉民族成员融入到非汉民族中去）。历史上汉族人口有过几次大规模自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向长江、珠江流域南移。“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口大规模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经南北朝，继续有汉族人口南移，使长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到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南迁的高潮，南方汉族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洞庭、鄱阳、太湖等大湖周围和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秦汉到清朝，历代都有不少汉族人口移居边疆各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交错杂居。汉族经历了与中国境内各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共处、迁徙，最终形成了在松辽平原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及城市集中分布，在边疆与当地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
3.南北民族的差异性 杜若甫、肖春杰两先生从遗传学的角度，充分论证了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差异性。他们认为：北方的汉族为北方蒙古人种，而南方的汉族却属于南方蒙古人种，这主要是汉族大量吸收少数民族的结果，各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在血缘上相近，而南、北汉族间的血缘却很远便可充分说明问题。（注：杜若甫、肖春杰：《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与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由于各民族发展力量的变化，中国各民族内部的平衡与稳定被打破，各民族之间和民族群体内部为了重新寻求平衡与稳定，便表现为急剧的分化与重新组合的运动状态。从表面上看，国家统一的格局因为民族间的分化与重新组合而被破坏，但从民族发展的实质性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看，整个中国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民族融合的快速发展阶段。
二
多年来，在对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常常忽略了对汉族的研究，似乎中国历史就可以代替汉民族历史，因而民族史就等于“少数民族史”，这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对此，诸多学界前辈深有感触，费孝通先生认为：“少数民族的社会不能离开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而存在。要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当地的民族关系，特别与汉族的关系，希望今后做民族研究的人能考虑我的这种体会。”（注：费孝通：《盘村瑶族·序》，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汉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存在了几千年，但许多研究者一提到民族研究，往往理解为“民族”只指少数民族，而不包括汉族在内，他们认为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不少学科研究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等，主要研究汉族，因此民族研究中就不用专门进行汉族研究。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实际上，任何一部中国通史都无法全面系统地反映汉族历史。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汉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是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精华，并在血缘上、文化上融为一体的结果。因此，全面系统地探讨汉民族的历史，必然会促进各民族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从而加强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理解。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汉族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控制中央政权，加上其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大汉族主义的倾向，把汉民族历史表现为或等同为中国史，这种观点实际上模糊了汉民族研究的界限，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等同于汉民族的研究。
三
人类凭依独具的精神活动使自己高居于生物之上而成为万物之灵，但其生存和发展与其产生一样，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环境。一方面，人类必须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人类的活动必须以一定的地域环境为依托。一部人类发展史，除了以一定的时空作为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外，生产实践——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重要的内容。不同的自然环境，使生活于该环境的人类必须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又使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物质的和精神的——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注：李瑞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从历史上来看，整个中国北方、南方在地理因素的制约下，不同的人群很早就开始产生差异，并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童恩正先生曾说：“在中国由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里，不同的人类集团居住在如此不同的生态条件之中，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自然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注：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载《新华文摘》1994年第11期。）从时间上看，旧石器时代南北就在生产方式、人种类型上产生了差异，“处在旧石器时代的黄肤色人们大多过着渔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北方半干旱地区渔猎生活持续得更长久。南方温润气候中的人们从事采集业出现相对较晚，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黄种人开始分化为南北两个类型”。（注：安京：《试论中国古代民族的产生与区域》，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5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东亚相对封闭环境中发展的人类集团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便可分为北方的游牧经济类型和南方的农耕经济类型，也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发展中的融合特点、关系特点等。
从宏观的角度看，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之间，一直是在和平与暴力的交互式交往中发展的。游牧文明需要农耕文明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农耕文明则需要游牧文明的马匹和皮革，这是双方通过和平互市来满足各自的需要。但在一定时期，游牧民族也以武力的方式进入农耕文明区；反之，农耕民族为了开边拓土，也有以武力略取游牧民族土地的情况。一般来说，游牧文明的各民族具有军事优势，一旦他们进入农耕地区，这种优势就在其自身农耕化和进一步农耕化的过程中消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农为本的农耕经济，在长期与游牧经济的矛盾运动中，则显示出了优越性和坚韧性。
早期中国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地理分界线应为长城，这是农耕民族用来抵御游牧民族的防线。农业是离不开土地的，特别是发展了灌溉农业，水利的建设更加强了农民不能抛井离乡，当人口增长便又要新开垦荒地，使分布区日益扩大。而游牧经济则反之，牲口靠在地面上自然生长的草得到食物，牲畜在草地上移动，游牧民族靠牲畜获得到皮、毛、肉、乳等生活资料。游牧民族以马匹作为行动的工具，其行动迅速，集散容易，一旦遇到灾荒，游牧民族便会南下就食农业区。当双方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两种经济类型的矛盾便立即尖锐起来。对于来自游牧民族的威胁，个体小农是无法抗拒的，于是不能不依附于可以保卫他们的武力，以及可以动员和组织集体力量来建筑防御工程的权力。这也是促成中央集权政体的一个历史因素。（注：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在上述的大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南北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北方民族关系多以征战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南方民族关系则多以谦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仍然还是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经济类型所决定的民族关系特点。由于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占了机动性强的优势，所以，一旦中原汉族统治力量削弱之时，他们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中原汉族政权。但是，由于历史的不可逆转性，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对任何一个还处于较落后状态的民族总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整合力的，所以，尽管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定居后，开始都认为游牧优于农耕，但曾几何时，他们均被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所融合。而南方的汉族、少数民族多为农耕经济类型，相互间在经济类型上的一致性，自然产生一种认同感。又由于汉族先进的经济使汉文化对南方少数民族产生一种吸引力，于是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关系便多以和的形式存在。
收稿日期：200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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