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明亮和温暖的精神内涵——关于2003年小说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明亮论文,温暖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在一片平和的气氛中走进人们的视野，虽说是平和，但第1期的《人民文学》一上市就引起了热烈关注。在这个年代，文学刊物能被关注就是一件好事，这似乎预示着这一年的文学不会太冷落。引起关注的是刊发在头条的池莉的中篇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不过使得人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个带刺激性的标题而不是小说本身，媒体围绕这个标题的讨论充满了炒作和浅薄的口味，并不值得文学留恋，但这种热闹却掩盖了同一期《人民文学》上真正值得关注的作品，这部作品就是北北的中篇小说《寻找妻子古菜花》。这是一个农民寻找幸福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在这样的故事里，乡村往往是一个弱者，受到城市的压迫，挣扎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中，这篇小说虽然同样摆脱不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困惑，但它让我们感到了一种精神震撼力，这震撼力来自小说中的一位乡村弱女子奈月。她虽然矮小、平庸，却自尊、自信，无论生活对她是如何不公，她始终坚守着自己心灵中的理想。她的行动就像在黑暗之中点亮了一盏灯，让那个总是被大雨浇淋的桃花村变得灿烂。而我想到的是，这盏灯其实也点亮了今天文学的角落，让我们可以重新捡起一些被冷寂的文学话题。
理想精神
话题应该首先从理想这个被几十年的政治揉皱了的词语进入。理想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记得西方的一位哲学家曾说过，如果夺去一个人的理想和希望，就无异于将这个人变成只会攫食的野兽。人类是在理想的引导和激励下走向进步的。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产品，无疑承载着理想的精神。但中国在20世纪的后20年间，经历了质疑、贬斥、否弃理想的过程。不过应该意识到，这种“理想失落”的普遍社会现象，所针对的还是理想的具体内涵，而不是理想这个抽象的理念。因此所谓的理想失落，是对旧理想的舍弃和对新理想的企盼。对于文学而言，旧的理想曾演变成一种精神的桎梏，于是理想失落的社会现实反而带来了文学的解放。这恰好对应于现实社会在理想失落后的物欲的狂欢，它带来一个文学的结果便是写实性的充分发展，文学发挥自己描摹的功能极尽现实的物质形态。但是，失去理想也就是失去了精神的烛照，因而文学的解放仿佛是在黑暗中的狂欢，狂欢之后就感到一种找不到方向的迷茫。而写实纯粹成为生活的摹本，到了这个时候，写实可以说是已经走到死胡同的尽头。所以，在2003年这一年，理想再一次出现在作家的笔下，我对此丝毫不感到惊异。
让我们再回到《寻找妻子古菜花》。作品的主角显然不是那位令我们敬佩的弱女子奈月，作者的本意也许是要通过发了财的李宝贵寻找妻子的故事，表现一种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但小说的进展却出人意料，李宝贵和他的妻子古菜花这两个主人公一步步地将配角奈月烘托得更加光彩。奈月恐怕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额外收获，作者将自己内心的理想冲动赋予了笔下的人物。奈月无望地生活在贫穷的山村，她的爱情，她的生活愿望，一再地受到打击，但她执著、坚韧，外表虽然弱小，内心却异常顽强，她的主见任何人都无法更改。她父亲为她在省城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她就是不去，多少人来劝她都劝不动。她说，我哪儿也不去，我活着在桃花村走路，死了埋进桃花村土里。在物欲被充分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当代文化背景下，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公然蔑视物质、蔑视城市的人物，大概正表明她内心激荡着一种精神性的焦虑和渴望。也许这种焦虑和渴望的所指并不是很清晰具体，如同小说中所展示的那样，奈月最初的精神支撑显然是对李宝贵的执著爱情，而随着故事的进展，爱情的含意越来越稀薄，她的精神追求更多地指向土地，指向田园的诗意。
把乡村作为理想的寓所，这大概是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唯一的选择。因为是城市的现代化提高了我们的世俗生活质量，不断满足了我们的物质欲望。而欲望的膨胀就把人们的精神挤压得越来越干瘪。这也许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逃避的后果。于是思想家们诅咒城市，诅咒现代化对精神的污染。19世纪的西方作家把现代工业诅咒为撒旦，产生了波德莱尔笔下的鬼魅的城市。但如今中国作家所面对的世界更为复杂，他们不仅看到急遽的都市化进程在吞噬着田园的诗意，也在充分享受着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实惠。城市和农村的冲突，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既具有空间感，也具有时间感，同时还存在着历史与现实的叠置。社会普遍的现代性焦虑诱使传统的精英文化向城市缴械，即便对现代文明持有批判的人也不过是在城市打一场“巷战”而已。这就是我们在大量写实性作品中所看到的情景。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就是这样一篇写实性的作品，它把城市庸常日子对人性的折磨和消蚀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写实本领充分体现在对于这种庸常生活的生动传神的描写中。卞容大自认为是一个不甘平庸且小有成就的男人，也是一个壮志难酬的男人。尽管“难酬”，毕竟证明他胸有“壮志”。而生活逐渐磨平了他的壮志，他在社会漠视的目光下变得委顿沮丧。没人承认他是真正的男子汉，这是一种精神被阉割的痛苦。公正地说，这个人物本身就包含着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它揭示出这个社会对于人的理想志向的极端冷漠，但这种意识淹没在琐细的写实之中，同时也由于作者的批判指向并不很确定，她一方面坚定批判了社会的精神冷漠，另一方面她似乎对卞容大本人也不乏嘲弄、戏谑，这些大大减弱了应有的思想力度。
李佩甫的长篇新作《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个典型的背叛乡村的故事，小说详尽描写了冯家昌为自己及兄弟们走进城市所作的艰难拼搏和所付出的代价，如果小说仅仅写了乡村的叛逆者冯家昌们，哪怕不是以某种道德标准简单地加以评判或谴责，那只能说是在重复以往关于城市与乡村冲突的叙述而已。小说在描写背叛乡村的同时，同样塑造了一位承载理想的乡村女子，为小说立起了一个理想的标杆。“城的灯”作为一种寓意，来自圣经，显然这个“城”并非城市之城，这是一个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闭城堡，它象征着人类的美好精神的圣洁境界。刘汉香这位农村女性形象的塑造完全浸透着李佩甫对宗教神圣性的景仰，她几乎是一位东方化的圣母。但她有一个涅槃的过程。正是冯家昌的背叛，使她从八年的道德幻象中惊醒，她看到了农业文
明不再是田园的诗意，而是在培植着仇恨。仇恨促使冯家昌逃离农村跪倒在城市面前，
刘汉香却把仇恨埋在心底，决心以植树来净化堕落的乡村。她最后死于人的贪欲，埋葬
她的香姑坟其实才是真正的“城的灯”。这部小说更像是农业文明的最后晚餐，冯家昌
们对农村的背叛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农村在城市的蛊惑下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诗意，滋
长起来的“寒气和毒意”，一步步熄灭了人性之灯。作者只能让打着农业文明印记的刘
汉香死去，并期待在火中能涅槃出新的理想。新的理想是什么，小说没有告诉我
们，但作者提示我们，它应该具有宗教的神圣感。
文学不是给读者提供理想指南，不能要求文学家像思想家那样明确地指示当代人的理想应该包含什么内容。但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下，文学中的理想烛照也许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理想失落之后，紧接着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彻底世俗化，至今在人文精神的理想建树上还是一片空白，思想理论界尚看不到新的理想端倪。在这种状况下，文学倒有可能擎起理想的旗帜，点亮理想的灯，起到一种激励和振奋的作用，使人们的精神不至于在物欲的黑夜中沉寂得太久。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文学中的理想具备充实的理论内涵，因为当今社会对人文理想的理论建设还很贫乏，新的人文理想既缺乏实践的基础也缺乏理论的基础，但文学可以为理想找到某种依托，使理想的精神传承下去。乡村精神则是作家们首先找到的一种依托。如我们在北北和李佩甫的小说中所看到的。而另外一种重要的依托则是古典精神。
乡村精神的依托立足于社会层面，古典精神的依托则是立足于审美层面。曹文轩的长篇小说《细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就是比较突出的一部。小说主人公细米是一位农村少年，喜爱用刀在身边的木材上雕刻出各种形象，但他的这种艺术天赋被人们看作是淘气的劣习，从城里来的知青梅纹才知道要保护和培育他的艺术天赋。但作者越过了世俗的层面，他并不想为我们讲一个世俗的成功故事，而是从生命的角度肯定艺术的精神价值。在梅纹的启发下，细米对于艺术有了一种心灵的自觉，于是他在精神上走向了成熟。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梅纹曾满腔热忱地推荐细米的雕刻参加县文化馆的展览，可是当文化馆的人很敷衍潦草地处置细米送来的作品时，梅纹气愤了，指责他们是不懂艺术的“白痴”，同时也放弃了让社会承认细米的艺术的念头。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告诉我们，文化馆看得上还是看不上细米的艺术已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艺术带着细米的精神不断地飞升。因为艺术，细米的生命才变得更优美。不仅细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应该是如此，这就是曹文轩要在《细米》这部小说里告诉我们的。这里我还要举一个很有深意的细节。梅纹在乡村的学校办了一次细米的木雕展，那些平时就爱撒野的乡村孩子井然有序地来看展览时也变得彬彬有礼了，这时作者说：“当他们长大成人，再看到‘庄重’这个词时，一定会想到这一天。”这就是艺术元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用，艺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高尚，更纯洁，更优美。从思想主题上说，《细米》完全超越了古典的成长小说，贯穿着一种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思想。但在审美思想上，作者却取一种反现代的姿态。他曾这样表达过他对当代审美现状的忧虑：“现代主义思潮大波大澜之日，便是‘礼崩乐坏’、倒行逆施之时。从前的审美原则以及由这些原则产生的细致入微的理论，皆成为一纸空文，再也不被用来指导文学艺术的创作以及对文学艺术进行价值判断了，甚至再也不被想起。”读曹文轩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始终在追求着、捍卫着古典审美理想，这简直说得上是力挽狂澜之举。张洁在2003年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如《玫瑰的灰尘》(《北京文学》，2003年第8期)、《听彗星无声地滑行》(《作家》，2003年第7期)等，集中表达了她的古典审美理想。在张洁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浓郁的理想精神，我以为她的理想内涵完全是靠经典充实起来的，她通过写作热烈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艾玛和露西，都是对现实的世俗之风十分蔑视、在日常生活上仍崇尚着经典的愤世嫉俗者，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我读出了张洁的自勉、自况乃至自嘲；但她无怨无悔，反而变成一个理想追求上的完美主义者，完美得连袜子上的一根细丝都要挑剔。在这个欲望化的时代，我觉得应该对张洁的完美主义致以崇高的敬礼。
无论是坚守乡村精神的奈月、刘汉香，还是洋溢着古典审美理想的细米、艾玛们，他们都因为理想对灵魂的灌注而使得精神飞扬起来，他们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大量的写实性作品中，虽然不乏批判和揭露的锋芒，但有些廉价的批判不仅不能触及本质，还认同着一种无奈、无望的沮丧情绪。文学陷在写实的泥淖中，向前每迈出一步都显得非常吃力，这时候的确应该借助理想的升腾之力。而张扬理想精神的文学形象，将传递我们民族本性中生命延伸的信息，激发读者的慈爱之心，也使读者有了敬畏和仰慕的觉悟。
人文关怀
讨论20世纪末的写实性潮流时，不能不提到平民意识。写实性潮流是伴随着市场经济飞速推进而壮大起来的，市场经济使过去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社会等级结构濒于坍塌，为平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空间。而在理想失落的背景下获得解放的写实性，自然而然地把写实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活，这恰恰应和了社会逐渐兴起的平民意识。但即使是谈到平民意识，2003年的小说也让我们感到了某种细微的变化。
如同我在前面所说的，由于理想的失落，最初的写实性是一种沉浸在黑暗中的狂欢，因而这一阶段的写实性尽管也靠近普通平民，但作家们所感兴趣的是平民身上的猥琐、卑微、屈辱、阴暗的一面。同时也不可否认，写实性作品的批判精神也主要来源于此。2003年的细微变化就在于：重新崇尚理想就像一缕阳光照射在平民意识上，于是在一些表现平民生活的小说中，传达出一种明亮的、温暖的精神内涵。我曾以《英雄回到广场》为题写过一篇短文，这个题目应该是我在感受到这种精神内涵后得到的。我想要表达的是，英雄精神正以平民化的姿态回归到文学之中。陈昌平的《英雄》(《作家》2003年第3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主人公老高是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过着平常的甚至有些百无聊赖的生活，但当他走到人民广场中间，对着众人讲述战争年代英雄的历史时，他突然发现在他的内心就藏着一个伟大的英雄情结，从此他的生活就变得壮丽辉煌，他的精神也充满了阳刚之气。所谓理想精神的平民化，就是说作家们不是以英雄精神去包装一个人物，而是从人物的普通生活中去展现一种英雄精神；从人物塑造上说，小说并没有为读者提供英雄，但英雄精神却弥漫在人物的行动之中，这种行动更多的是一种面对生存困境、面对日常琐事的行动。如铁凝的短篇小说《逃跑》(载《北京文学》2003年第3期)，故事所反映的是平民面对贫穷而求生存的艰难和无奈，那位善良的乡下人老宋为了家人的生存毅然锯掉自己的一条腿，在我看来称得上是一次“英雄壮举”，更重要的是，这位普通乡下人是有尊严和原则的，当他作出“英雄壮举”之后，又不愿失去尊严和原则，于是只好选择了逃跑。
如果说，英雄精神是一种明亮的精神内涵，那么人文关怀就可以说是一种温暖的精神内涵。而这种温暖的精神内涵在2003年的小说中也许显得更加突出。这种温暖的人文关怀首先就是一种理解。我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现代性的意义上阐释这句话，就并不是要证明作家的职业有多高尚，而是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探询人类灵魂的。探询灵魂首先准备好理解之心，否则对方的心灵之门是不会为你开启的。叶弥的《明月寺》(《钟山》，2003年第3期)是一个很精致的短篇小说，小说带我们走进山里寂静的寺院，寺院里的罗师傅和薄师傅像一对老夫老妻，他们30年前从某个城市来到这里，肯定有着不一般的身世遭遇，作者不是把读者的兴趣引向他们的隐秘，而是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去理解这两位孤独的老人，通篇小说看似平淡的叙述，却透出最温暖的人文关怀。
理解有时候与身份认同有关。所以往往是那些来自切身体验的小说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灵。荆永鸣也许就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家，他的写作历史也比较长了，但真正引起人们注意恐怕还是这一两年，这或许可以归因于他的生活变故。这位煤矿工人，由于生产不景气只好背井离乡(或者叫下岗)，到京城来闯荡。他写的“外地人”系列显然融进了自己的生活体验。也就是说，他是以一种外地人的身份在写那些在京城求生存的外地人的，因此他与笔下的人物处在同一个情感世界里，与他们进行“零距离”的接触。他在2003年写的《北京候鸟》(《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是他最有分量的一篇。他把打工者像候鸟一样地为了自己临时的栖息地而苦苦挣扎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如果仅仅表现到这一层还不能说明荆永鸣与别的平民写作有什么两样。他的不一样就在于，他进而探寻人物行为的情理依据，对普通人的顽强性格作了最充分的解读。荆永鸣说过，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外地人怀着小小的愿望，他们的愿望却常常被现实击碎，“不过他们又总是能从破碎中萌发新的希望”。荆永鸣的小说可以说就是冲着这“萌发新的希望”而写的。而他在写到这些人物的艰难时，不是怜悯、同情，而是申诉、发泄，所以读他的小说在感动之余会让我们觉得汗颜。
我这样评说荆永鸣的小说，并不意味着我绝对贬低怜悯、同情这类情感立场。这类情感立场应该还属于人文关怀的姿态。但我想同时不能否认，人文关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比方说，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在一个社会等级非常严明的社会，文学中的同情、怜悯，甚至施舍，都显得弥足珍贵。但到了现代社会，仅仅是这些就不够了，甚至面对施舍，人民都会鄙夷地表示拒绝。现代社会与非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平等意识。当代文学的精神资源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传统文化，一是来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引进的西方文学思潮。传统文化中同样充溢着人文关怀的精华，但在这种人文关怀的精华里多少欠缺清晰的平等意识。而这种欠缺伴随着传统文化精神会渗透在作家的创作思维定势里。比如我读迟子建的《门镜外的楼道》(《作家》2003年第5期)，多少感到有这种欠缺的遗憾。小说描写了一位收垃圾的女工，充满同情心地为这样的弱者呼吁，作者在写作中其实清醒地意识到要拉近与被同情者的距离，因此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对小说中的“我”的叙述往往采用一种低姿态，让“我”经常处在自我贬责的心态中。可是当我读到“我”故意躲在门镜后对垃圾女工的窥视，故意在垃圾袋里做些手脚，就有一种矫饰的心理反应，它将施舍的真相用怜悯包裹起来，终归流露出“我”的优越感。但我相信这并不是作者企图表达的意思，它不过是随着创作思维定式带出来的结果。
在谈论人文关怀时，有必要再就写实性问题绕舌几句。回到我在文章开头对写实性潮流的描述，我认为，写实写到极致也就遁入到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这种笼罩在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阴影下的写实性不过是把描写对象视为纯粹物质化的客体，观察得特别到位，描摹得也特别到位，但缺乏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情感交流和思想对话，这种写实性过于痴迷于文学技巧，过于痴迷于语言自身，把语言作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在小说中构建一个语言的自足系统，其结果就不是人化而是物化，自然也将人文关怀排斥在外。我读王安忆的《发廊情话》(《上海文学》2003年第7期)时就感到了一种评价上的矛盾。王安忆的小说艺术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篇小说就是一件精打细磨的艺术品。这好像是一场体操比赛，王安忆挑选了难度系数最高的技术动作，她将两种故事元素混合在一起，纺成一条故事线，你推搡着我，我簇拥着你。一种故事元素是发廊里这一天的经历——老板、两位小姐、她、还有来来往往的顾客，他们的行为、交流、心态；另一种故事元素是“她”讲述的自己曾经开发廊的故事。在这里我们真正体会到语言的魅力。王安忆伺弄语言到了痴迷的程度，我估计她在写作时，各种词汇一定像小精灵般在她头脑中跳跃，她能捕捉到与生活印象最贴切的词语、节奏，于是就有了色彩，就有了情调。然而掩卷细想想，就感到通篇叙述过于冷静，仿佛有一块巨大的玻璃窗，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分隔为两个世界。
2003年的小说让我们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当然这只是一种解读的方式，这种解读方式使我在另外一些同样非常重要的小说面前却步，如莫言的《四十一炮》、林白的《花开万物》等。这也许是明智的选择，在这个文学产品过剩的多样化年代，谁还有资格称自己是一名全知全能的使者呢?但是，看到精神内涵的逐渐加重，特别是明亮的、温暖的精神内涵的加重，这又是我们在谈论2003年的小说时不应该忽略的。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产物，在文明的淘洗下，留下一些抽象的精神符号，具有永恒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