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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在诸多间接与直接因素的制约和推动下，事变于12月下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蒋介石长期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了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就间接因素（即客观因素）而言，有国际的和国内的斗争局势制约；就直接因素（即直接参与和平谈判的政治代表）而言，主要有三：一、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三、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本文拟对直接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三大因素作一探讨与评估，并以此文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
一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因素
首先，张学良实施“临潼兵谏”一举本身，足以表明张、杨从事变发动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
张学良发动“兵谏”，绝无加害蒋介石之心，绝不是为争个人权益、争个人地盘，而是争“停止内战，实行举国一致抗战”政治主张。对蒋实行“兵谏”，根本的目的在于促蒋反省，逼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其充当中国抗战“领袖”。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在实行“兵谏”后的一系列通电、训词、讲话中是一再表明了的。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等在对时局通电中说：“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②]同日，张学良在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又说道：“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③]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12日的“兵谏”是“为民请命”，“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④]
以“兵谏”的形式不危害蒋的生命，促其反省，这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张、杨发动“兵谏”以后，立即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全国，并将此主张交蒋介石，促其允诺。俟“兵谏”目的基本达成后即行“释蒋”。
“兵谏”前一天晚上10点左右，张学良召集干部会议，布置次日清晨“兵谏”事宜。会议通报了“兵谏”后发表的“通电”。“通电”中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⑤]此“通电”于13日发表。14日下午，张学良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交蒋介石，并表示：只要蒋采纳八项主张中的“数事”，即可送蒋回京。而此时蒋介石对张、杨充满着敌意，对其“兵谏”之举极其反感，对八项主张明确表示：“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⑥]尽管蒋介石的态度如此敌对，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张、杨是有计划地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
为打破僵局，张、杨答应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持宋美龄信件于14日下午从京抵西安，允许端纳与蒋介石会晤，使蒋深信张、杨“兵谏”之举无害蒋之意。22日，张学良又允许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端纳来西安，张学良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立即安排宋美龄与蒋介石见面。次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事变进行实质性会谈。24日，三方谈判人员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抗日条件，担保不再进行“剿共”内战。
再次，和谈结束以后，张学良及时“释蒋”，并于25日亲自“送蒋返京”。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后一环。这样，较好地巩固了和谈成果。
张学良送蒋返京后即被扣留，并长期被“管束”，这对张学良本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幸。但张学良这样做，顺应了蒋介石的意志，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最后的必要的个人牺牲。对于张学良“送蒋返京”之举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毛泽东曾作过充分的肯定，他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⑦]
二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因素
“临潼兵谏”发生当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关向应、任弼时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议决：一、电张学良，赞扬其行动；二、派周、秦、叶为中共代表团飞西安。[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本着中共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于16日乘张学良所派专机由延安抵达西安，遂即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与张、杨两将军深入进行会谈，统一了张、杨对和平解决事变的认识，使张学良、杨虎城坚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和信心。统一张、杨的认识，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条件。
如前所述，张学良从“兵谏”之日起就立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但他的认识是笼统的，计划并不周全。尤其是蒋介石被扣留后敌视张、杨，并以“绝食”相抗拒，更使张学良有“神仙难下手”之感。周恩来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形势，以及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使张学良对逼蒋抗日的信念更坚定了。周、张会谈最后决定：“蒋如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蒋，使西安事变走上和平解决的道路。”[⑨]杨虎城虽与张学良一起发动兵谏，但他对和平解决事变缺乏信心。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背叛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狠毒辣，狡猾奸诈，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丑恶本质。18日，周恩来与杨虎城会谈，“杨对周所谈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极有疑虑，疑蒋是否能抗日，更疑蒋的报复。”[⑩]周恩来对杨的疑虑表示理解，同时，对杨作了深入全面、高瞻远瞩的解释，指出：“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介石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①①]周恩来的分析，终使杨虎城对和平解决事变树立起信心，他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央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①②]可见，周恩来在与蒋的代表宋氏兄妹进入实质性谈判之前深入作张、杨的工作，统一了张、杨的认识，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周恩来提出中共和谈六条主张，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周恩来又亲自与蒋介石会晤，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和谈条件。
在张、杨基本统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认识的基础上，23日上午，会同张、杨与蒋介石意志的代表者宋子文、宋美龄进行实质性谈判。谈判一开始，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和谈主张六条作为和谈的依据。中共和谈六条主张是：“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到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四、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派政治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①③]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六条主张与张、杨先前所提的八项主张大体一致，不同点在于强调了“停止剿共”和“共产党公开活动”。张学良即表同意。宋氏兄妹虽在个别问题上作了讨价还价，但通过24日的谈判，三方基本上达成了协议。
为巩固谈判的初步成果，周恩来于24日晚，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与蒋介石会晤。周恩来见蒋介石便说道：“十年不见，你苍老了。”蒋介石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周恩来答道：“只要你停止内战，改变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一致抗日，不仅我个人听你的话，连我们的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蒋介石被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化，当即提出三条意见：“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我，同你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谈。”[①④]显而易见，蒋介石能作出如此明确的表态，若光凭张学良、杨虎城单方面的努力是无法达成的。
由上可知，周恩来提出和谈的基本主张，以及直接会晤蒋介石，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蒋介石离西安返京后，张学良被扣留，东北军内部发生混乱和分裂，周恩来力挽狂澜，呕心沥血，妥善处理东北军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分裂和斗争，避免了新的内战的发生，终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得以巩固。
如前所述，张学良“送蒋返京”是顺应蒋介石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是值得肯定之举，但张学良的被扣，引起了东北军内部的分化。以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孙铭久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主张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西安，就同南京决一死战；而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大多数老将领，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营救张学良应通过和平谈判，反对使用武力。为此，两派关系日益紧张，最后发展到少壮派（亦即主战派）于1937年2月2日枪杀主和将领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巩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团结抗日，周恩来当机立断，一方面把孙铭久等几个为首的肇事者送出西安，使主和派失去对立面，及时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两派大规模的残杀；另一方面，周恩来亲率代表团成员到王以哲家吊唁，表明我党对孙铭久等人的破坏团结、危害和谈大局的犯罪行为极其愤慨的立场，从而使王以哲将军的家属和主和派老将领深受感动。周恩来此举有效地稳定了人心，扭转了危局，从而就从根本上巩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恩来有效地制止东北军再起内战，也是西安事变善后处理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 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
因素
西安事变是否能尽快和平解决，关键取决于蒋介石是否尽快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而蒋介石被扣留的最初几天，与张、杨严重敌对，拒不进食，拒不迁移住处，拒不讨论八项主张。史实表明，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宋子文与宋美龄。因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蒋介石方面而言，关键是宋氏兄妹。
首先，西安事变发生之际，宋美龄竭力谋求和平解决。
“临潼兵谏”当天，南京政府立即发布《褫职严办张学良令》，称：“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①⑤]而宋美龄认为，在不明西安真相的情况下，褫夺张学良职务是操之过急的，应谋求和平解决。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道：“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①⑥]为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宋美龄于13日早晨电告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①⑦]。14日，端纳携宋致张、蒋手函飞抵西安后即见蒋。宋致蒋、张手函详细内容，以及蒋与端纳谈话内容，目前尚不得详知，但宋致蒋手函中所说的“南京是戏中有戏”，对蒋无疑起了震动作用。端纳见蒋后，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张、杨此次举措，纯为救国主张，绝无对人之意，余甚钦佩。南京方面，将此项消息封锁，且有人造谣，致国人不明真相。”[①⑧]次日下午，端纳从洛阳打长途电话给宋美龄说：“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①⑨]这些史实表明，宋美龄在“兵谏”第二天，决定派端纳传递南京方面信息及她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确是谋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一举。从14日起，端纳西安之行作用已微见成效。17日，蒋介石同意张学良所请，“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②⑩]蒋介石此举，与宋美龄传递的“南京是戏中有戏”信息不无关系。
其次，宋子文先行赴西安，在蒋、张间作调停，为蒋介石态度进一步变化起了催化作用，也为日后和谈奠定了基础。
12月20日，宋子文冲破南京“讨伐派”的阻挠，力排群议，以私人的资格飞抵西安。宋抵西安后，一方面了解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另一方面，与张、蒋就和平解决事变问题作了初步商讨。宋、蒋、张具体谈了什么问题，史料没有详细记载，但据当时陪同宋、蒋、张见面的端纳透露的消息来看，这一次接触是有成效的。端纳说：“经过宋两天来的私人调停，蒋介石与张、杨间有许多点上达成了原则协议。虽然蒋警告张学良，当他还被拘囚时，不可能有具体解决。”[②①]
毋庸置疑，宋子文西安之行为和平解决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宋美龄对宋子文此次西安之行在和平解决事变中所起的作用，曾作过这样评说：“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②②]
再次，宋子文与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进行谈判，使西安事变和谈初获胜利。
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人飞抵西安后，蒋介石便提出：由宋氏兄妹代表他参加谈判；商定的条件由蒋以“领袖的人格”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次日，谈判开始。两党三方在“改组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等重大问题上无原则分歧。此时停战期限已过，蒋派蒋鼎文持手令赴洛阳打电话给孔祥熙、何应钦告以谈判的进展。24日，蒋鼎文又自洛阳偕蒋坚忍飞潼关前线，出示蒋的手令：东北军与中央军各后撤一千米。24日谈判结束。25日下午，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离西安回南京。蒋介石在西安机场上对杨虎城表示如下六条意见：“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并谓：‘从本日（二十五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蒋自称）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决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责全责。”同时又表示：“我所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②③]
由上可知，蒋介石从最初的“敌视”转化为最后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实施“两党三方”和谈结果，宋氏兄妹确起了关键性作用。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诸因素合力的结果。就直接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方面而言，各自作用评估的结论是：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将领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氏兄妹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关键因素。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62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①③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⑦ ①⑧ ①⑨ ②⑩ ②① ②② ②③《西安事变资料选集》第108、109、122、108、492、1、431、354、354、269、269、160、514、514、403、514、492、431、514、488页。
①① ①②见罗瑞卿等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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