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何其芳论文,俞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五四年以前，附设在北京大学内的文学研究所，像未名湖一样平静。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个浓绿深秋的夜晚，一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讯员匆忙地敲开燕东园何其芳家的门，把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等文件交给他。何其芳当即阅读了那封信和附带的李希凡等人的文章。他注意到信中有三次提到俞平伯的名字。信中说：“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李希凡的文章中讲到贾宝玉这个人物代表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毛泽东还在边上加了一句“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何其芳还注意到在原信的空白纸上还有一句“像俞平伯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还是要团结的。”毛泽东亲自开列的阅读他原信的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外，最后一位是何其芳，他是俞平伯所在单位文学研究所的党员副所长，当时的所长郑振铎是民主人士。
此后极快，社会上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报刊杂志笔伐，文化团体口诛，像台风一样席卷全国。一时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开展的对《红楼梦研究》批判的疾风吹遍全国。俞平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位本来只在文艺界知名的学者因此成为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①，同时人们都在关注俞平伯所在单位文学研究所的动态。
此前，毛泽东曾多次接见过何其芳。有一次，毛泽东接见郭沫若和茅盾，何其芳陪同。毛泽东还向他们二人称赞说：“何其芳同志有个优点，认真。”何其芳领导的文学所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充分印证了这个评语。他宣布所内停止正常的研究工作，全力投入这次批判运动，并亲自组织了六次批判会(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七日)，自己也撰文《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其中第一次会议邀请了当时北大副校长江隆基、党委书记史梦兰、中文系杨晦、游国恩、浦江清，吴组缃，林庚等出席以示重视。
在这六次批判会上，文学、文化界的诸多名家纷纷发表意见。
何其芳首先对有人对文学所迟迟不开会的意见作了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所内不少同志参加了作协古典文学部的讨论会；另一方面，这是学术讨论会，对所讨论的问题要有一定的研究，要有阅读材料的准备时间。接着他着重指出：“会议的性质是学术讨论会，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应提倡说理的态度。尖锐的批评是需要的，但尖锐不等于粗暴。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的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反批评。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学术问题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解决办法，只能服从真理。”
针对当时的情况，讨论会的内容规定了主要的五个问题：
一、《红楼梦》中有无色空观念，如果有，在全书有怎样的地位?
二、曹雪芹对他在小说中批判的对象是否：“怨而不怒”?
三、《红楼梦》中是否有所谓的“微言大义”的笔法?
四、对《红楼梦》中主要人物应该如何分析?
五、《红楼梦》是否像俞平伯先生所说的那样，很难解释。我们对曹雪芹的思想和《红楼梦》全书的评价应有怎样的认识?
讨论会发言热烈而踊跃，潘家洵认为用“微言大义”、“怨而不怒”这种特殊的字眼凑在一起来评价《红楼梦》不合适；如果只在“怨”、“怒”这些字面上死抠是不大能解决问题的。他在长篇发言中列举了《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和情节，说明其中是有“怒”的，并不仅仅破口大骂才是“怒”。
李健吾从《红楼梦》的写作技巧和艺术成就入手，详细分析了《红楼梦》的价值，认为它可以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红楼梦》的艺术技巧超过了明清小说，后者情节往往很单薄，人物也往往是定型人物，几乎为情节而情节；而《红楼梦》的情节则建立在很深厚的社会基础上，其人物描写、语言的运用和情节相成相长，蔚为一种社会大观。情节不是孤立的概念，而是组织严密的、且在进行中不露痕迹。这是中国小说很大的收获。曹雪芹在小说艺术上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感激的。至于“色空”观念，贾宝玉为娶不到与之思想感情一致的林黛玉而出走，这谈不到色空的问题，宝玉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俞平伯在会上曾多次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对自己的论点做出解释，对误解他的地方，也说明自己的原义。
钱锺书感到俞先生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实了。钱锺书认为做和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鲁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许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对“红楼梦”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亚在一些戏剧中也有过人生如梦的感慨，但不能说他具有佛家思想。我们应该说像贾家这样的人家，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自然就是坏结局。
余冠英发言中提到俞平伯在人民大学的讲课，②课上谈到《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有好有歹，歹中有好”，余冠英认为这种说法不妥。此外课上还说宁国公有四个儿子，根据是尤氏的笑话：“一家子生了四个儿子”。余冠英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逻辑，倒使人联想到胡适批评的旧索引派。
会议中间还出现了后来学术批判会上少有的发言之间不同意见的交锋。如毛星在谈自己的观点之外，还对浦江清的发言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是“色空”的说法，他认为浦江清对“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至色悟空”十六字的解释继续发挥了俞先生的错误看法，甚至说“色空”有民主成分，这比俞先生更退后了一步。因为俞先生自己还认为“色空”观念在《红楼梦》里是消极的东西。浦江清认为作者主要写“色空”而且发生的实际作用也是“色空”，如空空道人，后来就真的悟了空了。再者浦先生惋惜《红楼梦简论》写得太简了，毛星则认为显然俞先生的文章不在简，而是存在许多错误观点。如果把“色空”论、“微言大义”说大大发挥，那对读者毒害更大。
力扬则对毛星对《红楼梦》的价值估计提出异议。他认为曹雪芹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三种积极的思想，即人们要求自由解放的思想、民主主义精神及人道主义精神。《红楼梦研究》中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可以为证。最后他还明确地指出，文学所的讨论还算实事求是，而外边发表的相关文章，有的就不乏简单粗暴等问题。
此时，报刊上已经开始公开发表了胡适与俞平伯有关学术交流的私人信件，有人还揭发俞平伯有垄断材料的行为。社会上“批俞”运动正在热烈的进行中。
毕竟何其芳是最先亲眼见到毛泽东关于批判《红楼梦研究》原信的少数人之一。他知道对俞平伯要团结，他本人对这位“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驱者的深厚文学素养也十分钦佩。一九五二年筹建文学所时，他抢先调俞先生入文学所，其后种种对待也足以证明。他慎重地对待这次“批俞”运动。会前他派秘书王积贤看望俞先生，会议期间，他又不止一次亲自造访俞先生，做彻夜长谈，了解俞先生当时的想法并征求意见。这些做法使后人得以了解到当时“批俞”运动的一些可贵的真实情况。
在与何其芳的交谈中，俞先生承认自己初期曾受到胡适的影响，自己的繁琐考证给读者很大的影响。但他坚持三点：一，无论如何《红楼梦》是很难解释的。二，无论如何曹雪芹是有色空观念的，并以其开始，以其收尾。三，无论如何有关《红楼梦》的“自传说”是不对的，但如果说带有自传性成分是可以的。
人贵在坚持，学术研究要探明真理，更需要坚持真理的勇气。在当时的气氛中，俞先生的几个“无论如何”，表明了艺术家的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
谈话中，俞先生对一件事有异议：“有人说我霸占材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我曾给北大图书馆写过一封信，指出该馆收藏的某个《红楼梦》抄本有珍贵价值，应作善本对待，不宜随意出借，以防损坏。纯属爱护文物的意愿，希望文学所代为说明。”
此事有个过程：《人民日报》在发表批评俞先生垄断古籍的文章前，曾打电话询问北大图书馆和文学所，是否有垄断古籍一事。这两个单位都说俞先生无此事。北大的八十回《红楼梦》抄本还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处，并没有借出。文学所接电话的同志回答俞先生手头工作用的两种《红楼梦》抄本是郑振铎先生借给他的，而并未把公家图书馆的珍本古籍借去。然而《人民日报》一概不听，问清楚情况之后还是发表了那篇污说俞先生垄断古籍的文章。
陆定一在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何其芳参加并收到一份征求意见的铅印稿。其中说“俞平伯政治上是个好人”，“有些批判他的文章缺乏充分说服力，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些。”何其芳借对铅印稿提意见的机会，说明上述实际情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公开发表时又加了一句“至于有人说他垄断古籍，则是无根据的说法。”就此结案。
此案向人们揭示，学术探讨中忌讳不同观点的人对对方人格的不尊重。鲁迅先生对此早有告诫。作为公共传媒的报纸，更不能忽视“新闻的灵魂是真实”这一前提，决不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推波助澜。
俞平伯当面谈了他对何其芳的《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的看法：文章很全面地谈到他的《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对他是有帮助的。但在两个具体问题上，和《红楼梦研究》的意思不相符合：他只是主张反看《红楼梦》一书的诲淫部分，即风月宝鉴宜看反面。目的是不要为这些东西所迷惑，而没有全书都要反看的意思；再者“钗黛合一”说不是他自己提出的，他在《红楼梦研究》一书注释中提到这一点，并曾在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红楼梦随笔》中的第六章《论贾政》中说明他也是主张曹雪芹并未同等对待钗黛这两个人物。
后来有人评说，俞平伯对何其芳的批评是笼统接受具体否定，因为何其芳把俞平伯的原意弄拧了。
日后令人遗憾、甚至感到同情的是在谈话中何其芳曾婉转提到俞先生与助手王佩璋合作，书成出版，因稿酬分配提成产生意见分歧之事。他认为此事大可不必计较。这引起俞平伯伤心地提到他将《红楼梦辨》稍作修改后以《红楼梦研究》为名重新再版，“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时父亲去世，经济窘迫，而书店又来约稿，所以就仓促地做一点修改出版了。如今悔之晚矣。”夜深人静，了解这次批判“端底”的何其芳听后默然。他深知事态不像俞平伯当时自己认为的那样事出偶然，而是事出有因，实为必然。
值得重视的是俞先生对报纸上发表的他与胡适来往通信的文章很有意见：“这样的文章容易引起误解，认为我有政治问题。其实胡适对我思想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与其说胡适对我有影响，不如说周作人对我影响更大些。”陪同谈话的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组组长余冠英先生表示他同意这种看法。
这种涉及学者个人学术思想的真诚自白，“任何高明的批评家也该不战自溃。”“一件作品最真实的纪录，任凭外人推敲，揣测，信口雌黄，到头来依然只有作者值得推心置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那样欢迎任何的‘自白’，同时却也格外加了小心去接受。他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而且甚于秘密，把一个灵魂冒险的历程披露出来。”③这种自白是学者本人多年研究真实的内心感悟，理应受到尊重、重视和关切，可惜的是当时却在那种政治运动式的批判风雨中被忽略、漠视。以致使这次“批俞”运动不仅仅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错案，也可以说是《红楼梦研究》中的冤案。
荐文附言：
2012年5月11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行了纪念何其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五十余位学者参加，很多人做了感人的发言。马靖云同志已年届八旬，仍然在保姆的搀扶下来到会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讲了话，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会后，我向她问好，并请她把发言整理成文，由我推荐给《新文学史料》的郭娟同志。她很高兴，很快将文稿发给我。我立即转去，当日接到郭娟同志短信，说：“很好!尽快刊出。”我转达给马靖云同志后，她欣喜非常，说还有当时会上俞平伯先生的发言记录稿等要陆续整理出来。这都将成为珍贵的新文学史料。
何其芳同志与俞平伯先生的友情确实深厚。20世纪70年代，我向“文革”中羁难的何其芳同志求教时，他就多次讲过。此事我在1979年《北京文艺》第8期发表的《一个青年求教者的回忆》中有过记述。这次纪念会，何其芳同志的二女儿何京颉也来了，发言中几次提到当年我和诗人郭路生(食指)到他家里向他父亲求教的情景，令人感念!
何其芳同志逝世后，我曾到他西裱褙胡同36号的家里哀悼，他的夫人牟决鸣同志除拿出何其芳追悼会上的照片让我看外，还郑重地找出俞平伯先生怀念何其芳同志的诗给我看。我记得是用毛笔写在小张宣纸上，有两首。牟决鸣同志视为珍品，精心保存，用两层报纸包着。我看后，未及细读、默记，她就赶紧拿回又仔细用报纸包起来。看来极为珍惜，不轻易示人。
后来我从文学研究所编的《衷心感谢他》中看到俞平伯先生的《纪念何其芳先生》一文，文中有诗：
昔曾共学在郊园，喜识“文研”创业繁。晚岁耽吟怜《锦瑟》，推敲陈迹怕重论。
习劳终岁豫南居，解得耕耘胜读书。
犹记相呼来入苙，云低雪野助驱猪。
附何夫人牟决鸣和诗：
昔曾同步延河岸，光景依稀似昨天。
如水年华流不息，惟余悲痛在人间。
可能牟决鸣同志给我看的就是此诗。原件依然保存着吧?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老一辈学者之间的真挚情谊。
张梦阳
2012年5月25日
注释：
①俞平伯先生在“文革”期间，随社科院“五七”干校下放河南息县东岳镇。住在农家简陋小屋，村民老幼挤向门窗争看，并指着他说：“这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个写《红楼梦》的俞平伯。”
②俞平伯先生在人民大学讲课的题目《〈红楼梦〉的现实性》，讲稿曾发与会人供参考。
③《答巴金先生的自白》(载《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