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珍珍[1]2015年在《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企业并购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正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所说：“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兼并收购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并购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税收筹划作为企业在进行并购方案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并购目标的完成有重要作用,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只有在符合国家税收政策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而目前我国对并购中税收筹划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理论。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对并购中的税收筹划问题进行研究。本文从税收筹划理论与实务的角度,对并购活动中税收筹划的方法与策略进行探索。本文共分为七部分,内容分别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在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的前提下,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从理论源头进行分析。第叁部分为中外企业并购税收政策的比较分析,通过分析国外企业并购税收政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简述我国税收政策的发展历程,比较分析中外企业并购税收政策。第四部分为当前我国企业并购相关税收政策,按照免税并购和应税并购两种模式来分别进行阐述。第五部分为企业并购各环节中的税收筹划设计,分别从企业并购的目标选择、支付方式选择、融资方式选择、会计处理方法以及并购后的整合方面进行税收筹划方案设计。第六部分为案例分析,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企业并购税收筹划的综合分析。第七部分为结论,对全文进行归纳和总结。
邢进[2]2001年在《中外企业并购的比较分析》文中提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中外企业并购的比较分析主题词：并购环境,并购行为,比较分析专 业：国际金融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市
田满文[3]2009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效率评价与制度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并购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微观上看,并购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做优做强；从宏观上看,并购更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式。从2001年开始,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真正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并购时代。尤其进入全流通时代以后,我国并购市场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新特征。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指出,随着中国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流动性过剩和跨国资本流动加速引起的并购规模空前巨大,外资并购风起云涌,无论是交易金额,还是发生数量,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中国企业也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西方发达国家并购中国企业为主的割据,也开始转为双向互动式的并购浪潮。中国企业的并购范围不断扩大：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从实业到资本,从能源资源到高新技术,从传统行业到金融行业等等,中国并购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市场化、国际化的新时代。那么,并购浪潮的背后其并购效率究竟如何?有没有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的并购市场制度环境是并购效率得以改善的根本保证,在转轨时期,并购市场的制度建设进程究竟如何?市场化并购的制度环境是否形成?为提高并购效率,下一步深化改革中,现有的并购制度又如何优化?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并购的效率评价及制度优化问题,这是本文研究的主题。本文系统地研究了上市公司并购的效率,深入完整地分析了上市公司并购的宏(中、微)观效率,并对影响并购效率的因素进行了探讨,重点分析了并购制度及政府干预对并购效率的影响,并结合并购市场化趋势提出了并购制度优化方案。首先运用规范分析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法研究了中外并购历程及制度演进历程；其次运用实证方法与均衡分析原理研究了并购的宏(中、微)观效率,进一步分析了全流通时代的并购效率改进状况,运用规范分析研究影响并购效率的制度因素；最后基于效率判断,在比较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并购制度变迁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并购实际状况,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提出转轨时期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市场化的改革路径及并购制度优化策略。虽然从微观效率来看,并购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做优做强；从宏观上看,并购更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式,但非常遗憾的是,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目前上市公司并购的微观效率短期改善较大但长期甚微,宏(中)观效率发挥有限,并购的资源配置功能和产业结构优化功能并没有很好的实现,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与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因和外因,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并购的市场化进程缓慢,政府干预过多,并购市场制度建设滞后于并购实践的发展。现有的并购制度并不能有效促进并购效率的提高与并购的市场化进程,因此,为推动市场化并购,提高并购效率,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并购制度,包括并购法律制度、申报制度、融资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制度、有限政府制度及产权制度等。本文系统地提出了并购主要制度的优化策略,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辅助性制度创新方案,包括建立健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合格投资人制度及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等。这样从制度环境和并购主体约束等方面来创造阳光并购的制度环境,为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活动做出了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以利于并购效率的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本文有以下几点创新：(1)在研究方法上创新之处(a)本文对并购效率进行了深层次的系统实证研究。将并购效率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效率,在微观效率上,首次区分为并购交易效率和并购整合效率以及协同效应叁方面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交易效率方面,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了资产型并购、股权型并购与债务重组型并购；同属管辖并购与非同属管辖并购；关联并购与非关联并购；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区域的并购效率,同时实证分析了影响并购微观效率的因素；在整合效率上,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影响并购整合效率的因素,重点讨论了政府干预、代理成本对并购整合绩效的影响。在宏(中)观效率上,实证研究了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效率。因此本文对并购效率进行了多方位的系统实证分析,充分揭示了目前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效率改进状况以及效率损失状况。(b)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讨论了并购制度与并购效率的关系问题,分析了目前并购制度缺失对并购效率的影响,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并购市场转轨进程,提出了并购市场化的改革路径及一系列并购制度优化对策。(2)在观点上创新之处(a)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的行业及经济区域存在不同的并购效率。从并购趋势来看,行业内并购速度加快,并购行业比较集中；跨行业并购有利于资源整合,并购向效率高的行业转移。个别热门行业的并购效率要高于其它行业。并购集中于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房地产、社会服务、能源电力、商业类等行业,其并购频率相对较高。说明这些行业的高节奏和资本运作的作用突出,资源容易整合,比较容易产生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因而其并购效率相对要高,成为目前并购市场的热点领域。不同经济区域的上市公司并购效率存在明显区域差别,并购的上市公司地域分布比较集中,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资源禀赋条件较好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b)实证分析发现：并购整合效率受诸多因素影响,并购后不同阶段的整合效率受制于不同的关键因素影响,不同阶段的整合具有不同的整合重点和难点,整合必须分清主次、循序渐进；并购活动中的代理成本显着降低了并购整合效率,但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的表现形式因代理成本差异而有所不同；政府干预始终是影响并购整合效率的重要因素,政府出于政策性负担或政治目标通过并购活动来支持或掠夺其控制的企业。在转轨时期,并购活动还没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受政府干预较强的国有及社会控股上市公司,其并购整合效率比民企要低,政府干预不利于企业并购整合效率的提高。(C)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并购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与动机存在多重性,大量并购效率很低,并购所导致的资源再配置效率在中国仍然不高；在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方面,整体上并购产业效应改善甚微,中国目前并购所产生的产业效应仍然有限,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进一步进行结构分析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显着的行业差异,上市公司倾向于从产业效应较低的行业转向效应较高的行业,从而通过并购手段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富有吸引力和成长性的高科技产业成为混合并购重点选择产业,而纺织服装、冶金、重工制造、传统商业、建筑建材等产业因其缺乏吸引力和成长性而逐渐衰退并逐步向新兴产业部门转移。产业创新型并购比非产业创新型并购具有较高的产业效应。(d)提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并购申报制度的对策：适当提高申报标准,实施差别对待策略；保留现行的强制事前申报制度,增设自愿申报及事后备案制度；尽快制定反垄断审查的操作程序和并购规则,增强《反垄断法》的可操作性。
任立改[4]2013年在《我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税收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企业并购在我国早已不是陌生的话题，自从20年前河北保定出现第一起并购重组案例以来，并购就成为中国企业的热门话题之一。2011年11月11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51.8亿美元并购葡萄牙Galp能源公司，在中国并购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近年来,我国企业并购的规模和数量均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2012年中国并购市场披露交易规模3077.9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37%，达近6年最高值。面对升温的并购活动，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杠杆，应发挥其引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并购已成为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因此并购是落实“十二五规划”，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发展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重要途径。在国外企业并购中，税收政策的任何变化会对并购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国外发达国家对企业并购的税收政策研究的比较透彻，规定了合理的税收减免政策来促进企业的并购行为。而在我国，由于我国的并购历史较短，并购市场发展的比较慢，我国企业并购的税收政策还不完善，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研究企业并购的税收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对企业并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重点介绍了企业并购重组的分类。同时，对企业并购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并购和税收政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详细阐述了并购重组应该遵循的原则。其次，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重组的政策演进及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我国企业并购的税收政策对并购行为的引导不显着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与国外发达国家关于并购的税收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我国企业并购税收政策存在的不足。最后，在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对完善我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税收政策提出了对策建议，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法规。
周恩静[5]2012年在《中外银行并购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以来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在经受严峻考验的同时受到不少诟病。华尔街的蜕变,不仅暴露了银行业的脆弱性,也引发了有关未来银行经营模式与转型方向的思考。尽管当前欧债危机仍在发酵,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全球经济的复苏和金融市场的持续向好仍然缺乏强有力支撑,但总的看,危机发生后,那些经营范围狭窄、资产规模偏小的银行,抗风险能力和逆周期经营能力也相对较弱,而长期以来坚持走综合化、国际化经营道路的大银行,虽然在危机中也遭受了一定损失,但生存发展能力普遍较强。可见,与小银行相比,大银行往往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要成为一家大银行,既可以通过内源积累的方式逐步成长,也可以通过并购等途径快速做强。根据汇丰、花旗等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但凡能最终成为大银行的,既要重视内源积累,也应不失时机地通过并购跨越赶超。为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虽然类似“银行并购到底创造多少价值”的讨论不会完全停止,但银行并购显然仍是一个极具理论探讨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所以,本文的出发点就是以提升中国银行竞争力为目标,以深化金融改革为主线,以银行并购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剖析银行并购这一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对银行并购的动因、绩效及绩效的动因模式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内外特别是国际上对银行并购的研究已经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针对银行并购的动因,概括提炼了包括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交易费用、降低风险动因、获得协同效应等在内的一系列观点；同时对并购绩效的研究,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证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高起点和诸多有利条件。为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精心选取“中外比较研究”这一新的视角,即通过比较中外银行业并购在动因、绩效及绩效的动因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更进一步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力图为中国银行业实施并购活动提供一些参考借鉴。概括起来,本文提出了这样几个初步结论：一是强调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改变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并购仍是中国银行业做大做强、追赶先进的重要途径,应当继续鼓励、大胆实践；二是强调银行并购必须坚持开放姿态和全球视野,不局限于国内,不排斥外部力量,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加强全方位合作,在引资的基础上做好引智、引制等工作,用他山之石攻克己玉,提升发展能力；叁是强调政府部门应积极作为,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和监管规则,为我国银行业并购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政策支持；特别是,要在坚持效率、安全、适度规模等前提下,尝试推动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并购、金融机构与部分工商企业之间的渗透,努力在中国金融中心城市打造若干个真正具有综合竞争实力的“金融旗舰”,支撑中国银行业在日趋激烈的全球角逐中扩大话语权,赢得新优势。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从本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出发,对并购的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对国内外有关并购的研究成果做了综述,对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全文的结构安排做了介绍。第二章为中外银行并购比较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构成全文分析框架的叁大视角：动因视角、绩效视角以及绩效的动因模式视角；总结了宏微观两大类动因,提出了财务及生产率(规模、技术)两大绩效评价指标,并分析了并购绩效的动因模式类型,就并购绩效的动因模式初步提出了两个假说,为后面章节的比较分析奠定了理论分析框架。第叁章为中外银行并购的动因比较。通过对近百年来并购历程的回顾,着重分析了国内外银行业在不同阶段实施并购的主要动因及其变化；概括了不同并购动因的基本特点,为今后国内银行的并购行为提供理论借鉴。第四章为中外典型银行并购的绩效比较。介绍了国内外银行并购的典型案例,并对典型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对花旗银行与工商银行、汇丰银行与浦发银行曾经实施的并购行为进行绩效分析与比较,分别采用财务指标因素分解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进行分析,得出绩效比较的综合结论。第五章为银行并购绩效之动因模式的中外比较。通过选取若干变量,基于DEA测度值,并就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在数理统计意义上揭示中外银行业并购绩效动因模式的不同特征,从而为下一步推动我国银行业并购良性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通过计量分析,在经验上部分验证了本文第二章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说。第六章为推动我国银行业并购活动健康开展的政策建议。分析了国际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我国银行业并购的障碍与困难；结合前面章节的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银行业实施并购的政策建议。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锐意创新：一是着重对银行并购进行全面的“中外比较”,并从并购动因、并购绩效、并购绩效的动因模式“叁位一体”的视角,构建了并购比较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应该说,单一对动因或绩效进行分析比较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将动因和绩效结合起来,对“绩效的动因模式”进行论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国内银行业并购绩效与国外存在差距的体制性原因。二是搜集、整理、汇总国内外典型银行的大量年报,用“中外比较”的方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了案例分析。本文重点收集了自2000年以来工行、中行、建行等叁大国有银行,招商、浦发、兴业等叁家股份制银行,以及摩根大通、花旗、美银、汇丰、渣打、日本叁菱东京FJT等六家国外银行的年报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进行DEA(数据包络)分析与回归分析,得出了上述银行并购的绩效比对结论。本文在第五章引入参数分析方法,基于Ricardo Correa(2008)的回归模型,将“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两大指标设为DEA分析的测度值,分析了宏观动因与微观动因对并购绩效的不同影响,提出并验证了本文第二章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说”。(假说一：在宏观动因模式下,宏观动因对银行并购绩效的规模效率必然在统计上显着,而对其纯技术效率不一定在统计上显着；当且仅当宏观动因属于内涵式跨国并购时,其对并购的纯技术效率在统计上也为显着。假说二：出于微观动因的银行并购,其内涵式增长动因对纯技术效率在统计上显着,其外延式增长动因对规模效率在统计上显着。详见第二章。)应该说,一直以来,有关银行并购绩效的研究绝大多数使用DEA测度方法与财务指标因素分析法,较少使用参数方法进行计量回归,而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创新。叁是用比较充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综合经验判断与数据支撑,提出了中国银行业实施并购战略的政策建议与具体策略。本文在第六章提出了六种并购模式,并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应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国内有条件的银行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失时机实施并购,用微观动因(市场机制)主导下的并购行为,同时满足政府鼓励并购的宏观动因(稳定中国金融体系、提高对外竞争力)与银行实施并购的最终目标(提高“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两大指标),做到政府与银行双赢。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一是因为国内银行并购仍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特别是未发生过类似花旗银行并购旅行者公司这样的“强强并购”,力量悬殊的“强弱并购”不足以说明并购方通过并购带来的业绩影响,所以对并购绩效的分析能说明问题,但缺乏精确度(当然,2010年8月中国平安以其持有的平安银行90.75%的股份以及部分现金认购深发展52%的股权,交易金额达到291亿元,并于2012年1月份宣布即将把深发展A(SZ000001)正式更名为“平安银行”,可以作为今后研究国内“强强并购”的典型案例)。二是本文说理较为充分,能够揭示一些趋势和规律,但搜集的统计样本和数据仍然偏少,难以对并购绩效进行充分深入的定量分析,降低了本文分析过程与所得结论的严密性。这两方面将是本课题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王蓓[6]2008年在《中外企业并购模式的比较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并购是由选择目标、评估目标和目标公司交易以及支付对价这几个主要阶段构成的,所以并购模式必然是处理这一系列过程的集合。并购模式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模型来表达,即:并购模式=目标的选择方式+交易方式+支付方式
史大凯[7]2007年在《我国3C企业的跨国并购与并购整合研究》文中认为企业的兼并与收购，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企业做大做强，走向国际化的必然取向。随着中国顺利入世，我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不但可以实现与国际大公司的强强联合，实现规模效益和优势互补，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实现生存和长足发展；还可通过并购的方式与竞争对手展开竞争，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3C企业之间的融合已经成为目前信息产业的一大潮流，成为IT、家电等厂商下一步争抢的制高点。预期在未来10年，中国3C融合相关市场规模将超过2000亿美元。为此，我国3C企业近年来不断壮大自身实力，积极寻求海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1990年海尔的国外建厂开始，不断有3C企业走出国门，谋求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然而，我国3C企业的跨国并购，多以失利告终，本文打算从选择我国的两个3C企业的跨国并购案例出发，展开分析，意图为国内更多3C企业的国际化之路提供建议。因而，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本文分六章加以说明。首先在第一章里，阐明选题背景、研究的意义、目标和方法体系；第二章通过对并购理论的回顾，分析讨论跨国并购的定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然后在第叁章里，对我国3C行业的跨国并购的发展作了阐述，对我国3C行业跨国并购的特点作了总结；第四章选取了我国3C行业两个典型的跨国并购案例—联想并购IBM PC事业部和TCL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的并购和整合案例加以分析；第五章通过对我国和国外3C企业跨国并购的对比分析，对国内外3C企业跨国并购的优势和机会进行了比较，对我国3C企业跨国并购的业务整合提出建议；第六章得出分析结论，即：1、我国3C企业的跨国并购，发展历程短，仍处于成长时期，资金技术实力与国外同行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内部实力还不够强大，跨国并购的路径应谨慎选择；2、通过对所选择的两个国内3C企业跨国并购案例的分析，得出：我国3C企业的跨国并购往往是注重规模效应，应该更多的考虑全球3C行业发展的行业前景和行业吸引力；3通过与国外3C企业跨国并购的对比，得知我国3C企业的跨国并购应更多的建立在核心竞争力构建的基础之上，正视跨文化管理的障碍，减少跨文化的不利影响。
于海[8]2013年在《上市公司战略并购风险的防范与控制研究》文中认为企业战略并购作为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企业扩张和战略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将带给企业巨大的经济效益以及竞争优势，从而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资源优势互补，形成1＋1>2的效果。提升企业资本经营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实行战略并购的主要目的。全球范围内，战略并购已经成为企业扩大规模，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然而并购之路并不是非一帆风顺，而是风险丛生的。从并购前选择目标企业，评估企业价值到战略并购中所涉及的融资、财务方面，最后到并购后各个职能部门整合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并购风险。这些风险贯穿于企业战略并购活动的始终，须时刻引起企业决策者注意。当今，企业战略并购面临着新的历史性机遇。因此我们要借鉴众多国内外企业战略并购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深入思考企业战略并购所要经行的程序，达到避开误区和少走弯路的目的。另外，新一轮的并购大潮即将掀起，“大公司”、“大集团”纷纷通过战略并购等外部产权交易逐渐形成，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停下脚步，审视新一轮并购浪潮带给我们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企业战略并购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提出企业战略并购的一般概念，然后阐述企业战略并购的动因以及评估企业价值的方法，基于以上两点分析与研究，引出本文重点：企业战略并购风险的概念及控制风险的措施。通过对国内L集团并购美国M集团个人电脑事业部的具体案例的剖析，强调企业战略并购时所要应对的存在于并购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指出战略并购风险对企业战略发展和并购成功与否的重大影响。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增强我国企业战略并购的风险意识及培养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在企业并购中的战略预测能力起到了先导作用和理论指导意义。
张静[9]2002年在《中外企业兼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兼并和收购活动始于19世纪末，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自19世纪末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五次企业兼并浪潮，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现代企业的发展史，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企业兼并的历史。我国的企业兼并活动肇始于80年代中期，在8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次兼并高潮。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化的改造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出现了第二次兼并高潮，企业兼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深刻。在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企业兼并的发生进而兼并市场的发育和成熟是在工业革命，继之国家经济实现起飞之后，随着现代公司制的产生和市场需求的饱和，企业间竞争加剧，企业谋求便捷式发展的产物，其存在的基点是现代公司制的出现和市场体系的成熟。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企业兼并的发生却是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主要是政府出于减少亏损企业，维持社会稳定，促使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等目的而被迫作出的选择。因此，我国的企业兼并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兼并存在着诸多的不同。本文通过对中外企业兼并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指出与西方国家相比，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企业兼并的市场环境、中介机构、法律环境等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使得我国的企业兼并运行机制在兼并动因、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等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和缺陷，未能充分发挥高效配置资源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企业兼并的效率，必须致力于国有经济产权结构的重组和治理结构的塑造，以及企业兼并的市场环境、中介机构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国有经济结构的重组和治理机构的塑造。希望本文的研究角度、观点和方法能对推动我国国有企业的兼并作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夏同水[10]2007年在《中外企业并购动机比较分析》文中认为本文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并购动机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竞争导向型和战略导向型,而我国企业的并购动机则主要是政府及政策导向型、资源导向型和投机导向型,这是市场性、竞争性、战略性、资源性、政策性(即政府的作用)和投机性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文章提出,企业并购应当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消除非理性的并购动机,使并购真正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并购,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杜绝硬性的行政性行为,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使政府积极科学的作为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企业要端正并购动机,进行双向及多向思考,注重与目标企业间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追求企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研究[D]. 毛珍珍. 云南大学. 2015
[2]. 中外企业并购的比较分析[D]. 邢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1
[3].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效率评价与制度优化研究[D]. 田满文. 东北大学. 2009
[4]. 我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税收政策研究[D]. 任立改. 石家庄经济学院. 2013
[5]. 中外银行并购比较研究[D]. 周恩静.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6]. 中外企业并购模式的比较分析[J]. 王蓓.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08
[7]. 我国3C企业的跨国并购与并购整合研究[D]. 史大凯. 四川大学. 2007
[8]. 上市公司战略并购风险的防范与控制研究[D]. 于海. 辽宁师范大学. 2013
[9]. 中外企业兼并比较研究[D]. 张静. 湖南大学. 2002
[10]. 中外企业并购动机比较分析[J]. 夏同水. 中国流通经济.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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