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前进的”——评林语堂倡导小品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品文论文,评林语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著名作家林语堂曾于1934年4月至1935年以《人间世》半月刊为园地，大力倡导小品文。这不仅受到当时左翼文坛的非议，而且今天的有关论著仍未予以应有的肯定。其实，林语堂倡导小品文，对于我国现代小品文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客观的评价。
一
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林语堂倡导什么样的小品文。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说：“《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扶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从《人间世》第2期开始，林语堂在原有的《投稿规约》中加上了三句话：“本刊地盘公开。文字华而不实者不登。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而他在这期《人间世》“编辑室语”中则表示，“我们觉得清峻的议论文太少。凡一种刊物，都应反映一时代人的思感。小品文意虽闲适，却时时含有时代与人生的批评，我们敬以此供献于学思并进之人，尽量发挥其议论。”于是从这一期至第14期的《人间世》增辟了《随感录》一栏，发表“文化社会及人生批评”的文字，但“不愿涉及要人所谓政治”。在第5期《人间世》的“投稿注意”中，他又指出：“本刊向以议论文与记叙文并重，乃因初创期间，来稿未能悉依原意调剂分配，外间略有误会，投来稿件，悉多吟花弄草之文，以致外稿所用者极少，有乖本刊原旨。望此后投稿诸君，注意此点，多赐发挥己见之文”。直至第22期《人间世》的“我们的希望”（编者的话）中，他仍然强调：“本刊以小品文为号召，已经屡见声明，专重在闲散自在的笔调，取舍多半即以此笔调为标准。凡投稿诸君，务请注意此点，至于内容，除不谈政治外，并无限制。”从这些说法来看，他所倡导的小品文，是既“不谈政治”，也不“吟花弄草”，但与社会人生有关的。
林语堂之所以倡导这种远离政治而接近社会人生的小品文，是跟他对当时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社会现实感到双重不满、失望和恐惧分不开的。在他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固然太不象话，而共产党也未能尽合其意。因而，经过一番思虑和权衡后，他便选择了“中间立场”，采取“超脱”态度。同时，这也跟他酷爱这种小品文有关。他曾说“吾最喜此种笔调，因读来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当其坐谈，亦无过瞎扯而已，及至谈得精彩，锋芒焕发，亦多入神入意之作。”[①]因此，在那杀机四伏的时代环境中，他认定倡导这种小品文，便不但不会有危险，而且有益于社会人生的需要和现代小品文的发展。
现在评论界大都把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称为闲适小品文。给它这样的称谓自然是未尝不可的。可是如果认为这种小品文的思想内容都是“悠然闲适”的，消极的，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则显然是不符合林语堂倡导这种小品文的本意和当时出现的这种小品文的实际情形的。
二
为了倡导这样的小品文，林语堂先后撰写了《人间世》发刊词，《说小品文半月刊》[②]，《论小品文笔调》[③]，《论玩物不能丧志》[④]《说自我》[⑤]，《关于本刊》[⑥]，《小品文之遗绪》[⑦]和《还是讲小品文遗绪》[⑧]等多篇文章，论述了小品文的特性，不乏独到的见地。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四点。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⑨]。这是要求小品文应着重表现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并要写得自然亲切。林语堂指出：“……行文肯用一‘我’字，个人笔调即随之俱来，而大喜大怒，私见衷情，爱憎好恶，皆可呈笔墨矣。至‘以自我为中心’乃个人笔调及性灵文学之命脉，亦整个现代文学与狭义的古典文学之大区别。”[⑩]这样的看法，是符合小品文特性的真知灼见。因为只有这样做，小品文才能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可是，当时却有人认为“以自我为中心”便是背离社会环境，“以闲适为格调”便是一味追求消闲。显然，这是不理解小品文特性和误解林语堂本意的看法。正如林语堂指出的：“闲适笔调便是娓语笔调，着重笔调之亲切自在。左派看定‘闲适’二字定其消闲之罪，犹四川军阀认《马氏文通》为马克思遗著。”[(11)]
“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12)]这是说，小品文的题材非常广泛，大至苍穹或小至微蝇般的事物都可以摄入。这一看法，是完全符合小品文取材特点的。因为小品文的形式和表现手法特别自由、灵活而多样，其笔触所致，确实可以涉及环宇世界和社会人生的万事万物。可是，当时却有人指责在《人间世》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13)]。这显然是有意对林语堂的主张所作的一种讥讽，而且曲解了他的原意。后来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特为林语堂的说法作了辩护。他说：
当《人间世》发刊的时候，发刊词里曾有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的一句话，后来许多攻击《人间世》的人，每每引这一句话来挖苦《人间世》编者林语堂先生，说：“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其实林先生的这一句话并不曾说错，不过文中若只见苍蝇的时候，那只是那一篇文字的作者之故，与散文的范围之可以扩大到无穷尽的一点，却是无关无碍的。
这看法无疑是公允的。事实上，不仅林语堂的主张无可厚非，而且郁达夫提及的“那一篇文字”《苍蝇的灭亡》（作者徐懋庸，刊于《人间世》第4期）也是不能否定的。该文描叙当时某地农村苍蝇很多，并指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人类的生活一日不改善，则苍蝇一日不会消灭。”可见，它对社会人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借它来非难林语堂的主张，则更是没有道理的。
“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14)]。这是要求小品文应具有正确的思想内容和健康的情趣，以便读者能受到一定的思想启迪和感情陶冶，而不应单纯去吟风弄月，玩花弄草，使人“玩物丧志”[(15)]。当时有人将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完全看作为只会对读者起到消极影响的东西，实在是不怎么符合其实际情形的。诚然，他所倡导的小品文不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6)]。可是，却不能因此否定他倡导的小品文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道理很简单，在任何时代社会中，那种能够促使人们奋起改造社会和推动时代前进的作品固然是最好的，而那些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多少有益于社会人生的东西也是不能排斥的，是可以存在的。
“提倡小品文笔调”[(17)]。这是要求小品文应有一种独特的笔调，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娓语式笔调”[(18)]，“闲适笔调”[(19)]，即随意而谈，挥洒自如，具有亲切感，而其具体风格则可以随人而异，“或平淡，或奇峭，或清新，或放傲，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唯看各篇能读出味道来，便是佳作。味愈醇，文愈熟，愈可贵。但倘有酸辣辣如里老骂座者，亦在不弃之列。”[(20)]同时，他还强调应形成“个人笔调”[(21)]，因为它“在文学上尤有重要意义”[(22)]。而要有个人笔调，则应“遣辞清新”，“不用套语”，“求个人之言”，不避“俚浅”，“笔锋常带情感”，“真情自然流露”，“情感或狂热，或豪放，或清静，不可勉强”，“尤贵将此时心中一点意境表露出来。”[(23)]他认为，只有做到这样，小品文才能具有自然之美，本色之美。
类似这样一些看法，可谓从美学意义上阐明了小品文所独具的特性，而且是颇为中肯的。如果与周作人于1921年5月发表《美文》一文以来评论界的有关看法相比，可以说林语堂有关小品文的主张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诚然，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他未能象鲁迅那样强调小品文应具有“匕首”和“投枪”式的战斗性，无疑是一个严重局限。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对小品文特性的见解是精当的，切实的。此外，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不少作家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探讨小品文的属性、功能、样式和笔法等。如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杂谈小品文》、《小品文的生机》，茅盾的《关于小品文》，叶圣陶的《关于小品文》，郑伯奇的《小品文问答》，傅东华的《为小品文祝福》，陈子展的《公安竟陵与小品文》，朱自清的《什么是散文》，朱光潜的《论小品文》和钱歌川的《谈小品文》，等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要求和角度，对小品文有关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现代小品文理论。因而，可以认为林语堂对于我国现代小品文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对于小品文写作，林语堂主张必须借鉴西方小品文艺术和继承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传统。在他看来，只有做到融会古今，贯通中西，才能写出精彩的小品文来。
林语堂认为，当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有益无味，可读性差，二是有味无益，读后毫无所得。而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就“非走西洋的杂志之路不可”[(24)]，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小品文艺术。因为西洋杂志发表的小品文，“是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读了必然增加知识，增加生趣”[(25)]，“叫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26)]。
为了便于人们接触西方的小品文，林语堂在《人间世》上从第15期起辟《西洋杂志文》栏目，陆续登载了好些西方的小品文。这些作品，确实“因用了个人笔调，篇篇是有独见，得自经验，出自胸襟的话”[(27)]。
同时，林语堂更是认为必须努力继承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优良传统。他表示：“但吾不大与时人同意，唯有西洋祖宗才算祖宗……在提倡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虽然挨骂亦不足戒意。”[(28)]这表明林语堂当时已自觉认识到，固然要向西方小品文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扎“根”于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他指出，虽然由于文言不便闲谈，和受到“堆砌辞藻”和“章法格套”的束缚，造成我国古代闲谈文体不很发达，但毕竟也有不少堪称为具有个人笔调的小品文。它们“如在风雨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29)]，很值得学习。
为了寻找我国古代小品文的“个人笔调”，林语堂几乎审视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晋人清谈，宋人语录，常在此番光景，启人智慧，发人深思，一句道破，登时妙悟，以此行文，何文不妙，以此攻道，何道不通？且其来得轻松自然，发自天性，宛如天地间本有此一句话，只是被你说出而已。此法行文，较之濡墨擒翰，苦索枯肠，刻意求工，翻佩文韵府作赋者，其相去何只千里？”[(30)]而且，他更是赞赏苏东坡、袁中郎、金圣叹和李笠翁等人的小品文。他说：
苏东坡文从胸间流露出来，固不待言，若其陶然亭、赤壁赋、喜雨亭诸篇，亦皆妙在画出胸中一点心境，文主心境，正是小品文之本来面目。袁中郎之旷达自喜，萧散自在，也正是小品文之本色。在公安派举出“信口信婉，皆成法度”八字，及主“文贵见真”，“文贵己出”，“反对模仿”诸说，已在文学理论上建起现代散文之基础。此派行文，全如黄庭坚所谓“如虫蛀木，偶尔成文。”自此以后，李笠翁有“文贵机趣”之说，袁子才有“文章无法”之论。金圣叹在讲笔法上似迂腐，而其文学眼光，又能打破一般俗儒鄙视稗官小说之论，远继中郎重视民歌、文长批评西厢遗绪。这些各种倾向，对于古文迂腐见解，都含有解放的作用，打破桎梏，排斥格套，善出机杼，不守成法，虽然被“以时文论古文”之辈所深恶痛绝，也是极自然之事。然而自我们现代眼光看来，无论作品，或是文学见解，都还是这几位可以说有点价值，与现代人性灵有点接触。
……除子才时亦好弄玄虚排比典故外，诸位之文都近于平易浅浅，笠翁文体甚得语言自然之势，前已说到，若金圣叹那种行文，更是与说话一般无二。笠翁善用个人笔调，叙述日常琐碎，寄发感慨，尤长于体会人情，观察毫细，正是现代散文之特征。如果文言散文有所谓现代的，笠翁定可当之无愧了。[(31)]
在这些论述中，林语堂不仅肯定了苏东坡、袁中郎、李笠翁等人的文学见解以及他们的小品文曾经起到过进步作用，而且认为它们是接近现代散文的。显然，他是希望人们将它们继承下来，以便有益于现代小品文的发展。
从这些事实看来，林语堂倡导小品文时，重视借鉴明末以袁中郎为代表的公安竟陵派小品文是事实，他自己就曾经说过“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32)]，可是，却不能把这看成是唯一的。事实上，林语堂当时的视野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此，而是要宽阔得多。
此外，还须一说的是，应怎样看待林语堂于1934年创议重刊《袁中郎全集》（共四册）这件事。该书由刘大杰编订，林语堂校阅。胡适、郁达夫、阿英和刘大杰等人分别作序。此书出版后，颇受社会文化界人士欢迎。仅在一年多时间内，便有了五种翻印版本，出版数量达五万部以上。可是，林语堂却招惹了所谓“复古”的非议。其实，这是林语堂为整理中国古代文学遗产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袁中郎作为明末公安派的领袖人物，他的文学理论和作品，曾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而且在他影响下，形成了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学潮流。然而，他的著作却被清朝统治者列为禁书，有关文学史著作也一直未能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因而，林语堂重新收集并出版他的著作，是完全有必要的。正如刘大杰指出的：
不用说，把中郎的作品与文学理论，搬到现在的中国来，自然是旧货了。货色虽然旧，但是他那种文学革命的精神，还是新的。他这种精神，埋没了两百多年，多多少少作中国文学史的人，都忽略了这个运动。我们觉得在这个把中国古代文学重新估价的今日，应该使他的精神复活，应该使他在文学史上，得一个他应得的地位。因此我们决然地重印这部袁中郎的全集了。[(33)]
又如郁达夫指出的：
由来诗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总以抒发性灵，归返自然为标语；唐之李杜元白，宋之欧苏黄陆，明之公竟陵两派，清之袁蒋赵龚各人，都系沿这一派下来的。世风尽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变，然而人的性灵，却始终是不能泯灭的：袁中郎的诗文虽在现代，还有翻印的价值者，理由就是这里。[(34)]从刘大杰和郁达夫对袁中郎所作的评价来看，对于林语堂想方设法重印《袁中郎全集》就不仅不应加以指责，而且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四
林语堂在《人间世》上先后辟有《随感录》、《读书随笔》、《译丛》、《今人志》、《小品文选》、《特写》、《西洋杂志文》、《思想》、《山水》和《人物》等栏目，发表了大量的小品文。还出过《辜鸿铭特辑》、《纪念刘半农先生特辑》等。发表作品的作者，有左翼作家徐懋庸、唐韬（凤子）、阿英，杨骚等，有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或新起的作家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老舍，丰子恺，李金发，废名，曹聚仁，施蛰存，朱光潜，俞平伯，许钦文，孙伏园，陈子展，陶元德、梁宗岱等。而所刊登的作品中，不少杂文、小品和游记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对现实社会人生的不满和感慨，不少谈读书论文的文章具有知识性和启迪性，有关人物的传记和印象记具有真实性和史料价值，文风则朴实，清新，可读性较强。如郁达夫的《临平登山记》、《出昱岭关记》，朱自清的《说扬州》，俞平伯的《秋荔亭记》，徐懋庸的《摩登文章》，唐韬的《无言无病随笔》，许钦文的《郁达夫丰子恺合论》，老舍的《孙伏园先生》，林语堂的《中国人之聪明》、《中国的国民性》等，都是较好的作品，博得了读者的喜爱。朱光潜当年就曾表示说：“《人间世》和《宇宙风》里面有许多我爱读的文章，但是我觉得它们已算是尽了它们的使命了。”[(35)]而且，在它的影响下，当时出现了好些小品文刊物，以致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此后几年间，这种小品文可谓盛极一时，许多作家都出版了小品文集，而周作人从1993年到1937年间更是出了七本。
可以认为，林语堂倡导小品文，是促进了具有个人笔调的小品文的发展的，并丰富了散文创作的园地。也就是说，他对于我国现代小品文的生长和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朱自清曾指出：“小品文对大品而言，只是短小之义；但现在却兼包‘身边琐事’或‘家常体’等意味，所以有‘小摆设’之目。近年来这种文体，一时风行，我们普通说散文，其实只指的这个。这种散文的趋向，据我看，一是幽默，一是游记、自传、读书记。若只走向幽默去，散文的路确乎更狭更小，未免单调；幸而有第二条路，就比只写身边琐事的时期已经展开了一两步。大体上说，到底是前进的。”[(36)]钱歌川也曾认为：“使现代中国小品文发达的，周氏兄弟之力，当然不能埋没。几种报纸的副刊，如北平的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也有很大的推动力量。民国二十年以后创刊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几种散文杂志，又助长了小品文的成就。林语堂提倡的幽默，给了小品文以一种新的生命，不顾有人挖苦他只见苍蝇，不见宇宙，他却是给没有界限的小品文，划了一道界限，从无限小到无限大，也许是大中有小，小中有大。……”[(37)]他们的这些看法，特别是“到底是前进的”和“助长了小品文的成就”的论断，应该说是客观的，中肯的。
自然，林语堂提倡小品文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人间世》上刊登的小品文大都缺乏时代气息和战斗性，有的格调也不很高。此外，该刊还载了宋美龄的《记游匪区》[(38)]一文，不仅与他“不谈政治”的主张相悖，而且它的政治倾向也是完全要不得的。因而，鲁迅指出当时的时代最需要“匕首”和“投枪”式的小品文，而不是林语堂倡导的这种小品文，并认为如果它成为一种“小摆设”[(39)]的“趋势”[(40)]的话，将会有消极的影响。这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也不能因为鲁迅对小品文提出这样的要求，而完全否定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否则的话，这种小品文岂不是应该消灭了吗？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丰子恺和许钦文等著名作家在《人间世》等刊物上发表这种小品文不都成为应该否定的了吗？这显然是不妥的。实际上，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与鲁迅提倡的小品文是不同的两个品种。在当时的时代里固然最需要的是鲁迅提倡的那种小品文，但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也可以存在的。而且可以认为，它一直在发展着。梁实秋后来写的《雅舍小品》就是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小品文。直至今天报刊上刊载的大量小品文，也是属于跟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同一性质的。这就表明，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一客观存在，就是对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的有力肯定。
注释：
① (28) (29) (30)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见《人间世》第22期。
②《人间世》第4期。
③《人间世》第6期。
④ ⑤《人间世》第7期。
⑥《人间世》第14期。
⑦《人间世》第22期。
⑧《人间世》第24期。
⑨ (12) (14) (15)《人间世发刊词》，见《人间世》第1期。
⑩林语堂：《说自我》，见《人间世》第7期。
(11)林语堂：《烟屑》，见《宇宙风》第7期。
(13)野容：《人间何世》，见《申报，自由谈》1931年4月14日。
(16) (39) (40)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7) (18) (19) (24) (25) (26) (27)林语堂：《关于本刊》，见《人间世》第14期。
(20)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见《人间世》第6期。
(21) (22) (23)林语堂：《说个人笔调》，见《新语林》创刊号。
(31)林语堂：《还是讲小品文之遗绪》，见《人间世》第24期。
(32)林语堂：《四十自叙诗》，见《论语》篇49期。
(33)刘大杰：《中郎全集序》，见《人间世》第13期。
(34)郁达夫：《重印袁中郎全集序》，见《人间世》第7期。
(35)朱光潜：《论小品文》，见俞桂元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何其芳：《什么是散文》，见傅东华主编：《文学问题》，生活书店1935年版。
(37)钱歌川：《谈小品文》，见俞桂元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8)《人间世》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