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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两个凡是”等等一次又一次地用教条、本本和领袖的个人权威来取代实践标准，因而我们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申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正是依据实践标准，才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才确立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两面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在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以后，实践标准可以说已经十分明确，并且深入人心。然而，人们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一步步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实践标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或者说认识论——与价值观的结合的问题。继冲破“两个凡是”而获得的思想解放之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针对“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 〕正是依此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当代中国才迎来了第二次思想解放，才明确了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公有制企业必须实现其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种形式时，对这些形式又产生了是姓“私”还是姓“公”、是“多”还是“少”的争论。这里又一次突出了是否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统一的问题。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就此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同前两次一样，这一结论标志着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而且这一次思想解放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一、实践标准与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飞跃
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些理论有所突破、有所发展。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旗帜，就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而这面旗帜也正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确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已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明确了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这可以说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步。当时并没有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由哪个阶级的政党来领导的问题。如果仅仅依照马克思的“文本”，欧洲的民主革命主要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的，而无产阶级政党只是起辅助和促进的作用。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进行的。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而战争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正是沿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由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的历史模式。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鲜血最终否定了这一模式，党的“八七会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必须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由此而有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
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也是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仅仅依照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当然要以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为中心。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采取了这一理论模式，而秋收起义的预定目标也是要攻占长沙。毛泽东在秋收暴动后，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形势，认识到攻打长沙则必然全军覆没，只有在敌人力量薄弱或势不能及的农村山区才能保留和发展革命的火种。于是，他毅然放弃了攻打长沙的目标，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在一些同行的思想僵化的人看来，把队伍带上井冈山，无异于是革命军队变成了“土匪”、“流寇”。当时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也认为毛泽东犯了“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给毛泽东以党内严重处分，甚至有传言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直到朱、毛会师，井冈山红色根据地才扭转困难的局面，获得了发展的时机。
在当时党的一些领导人看来，“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成功还要靠夺取一省和数省的大城市。因此而有一次次的左倾军事盲动。在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党在城市积蓄的力量也丧失殆尽后，党中央领导机关才不得不迁到农村革命根据地。随之而来的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要以“现代战争理论”为指导，而不能以据说是从《孙子兵法》或“山大王”那里学来的“十六字诀”为指导。于是，毛泽东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军事指挥权最终落到了“洋顾问”和“洋学生”的手中。其实践结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当红军最危亡的时刻，“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红军冲破艰难险阻，到达陕北。由此，中国革命才有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不断发展、走向胜利。
如果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南，而是作为规范中国革命的教条，不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而是单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那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只能是中国旧式的农民革命，从《孙子兵法》或“山大王”那里学来的东西也只能用于中国古代的战争，这些似乎都是“正确”的。然而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正是在“山沟里”才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中国旧式的农民革命可以走，而且中国新式的民主革命也可以走，《孙子兵法》不仅可用于中国古代的战争，而且可借鉴、运用于中国现代的战争。在这里，“山沟”、“农村包围城市”和“孙子兵法”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范畴，而是有了中性的意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它们可以发生时代的转换，被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有此时代的转换，也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毛泽东在井冈山和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期，就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写了《井冈山的斗争》和《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而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作出系统的理论总结，是在延安时期进行的。毛泽东初到延安，就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在《实践论》中，他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在《矛盾论》中，他强调：“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3 〕由于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被全党所认同，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旗帜被写入七大通过的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二、实践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统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体地说，这里的真理就是指理论要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而实践标准也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否取得成功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准。这里实际上蕴含着一个对实践结果如何评价的价值观的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4〕这就是说，实践性是与阶级性、 人民性的价值主体及其价值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价值主体及其价值目标比较明确，可以说，是否有利于人民军队打胜仗，是否有利于壮大革命根据地，是否有利于人民夺取政权，这就是的当时实践标准。据说，“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首先是刘伯承在战争年代提出来的，所谓“抓住老鼠”是指能打胜仗。后来邓小平继承了这句话，所谓“抓住老鼠”是指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并不清楚，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党的工作中心应该放在哪里等等问题的认识也不明确或不正确，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不仅导致了在所有制问题上追求“一大二公”、在各项工作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里，随着认识上的误差而出现了对社会主义价值主体的背弃和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背离。
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两个凡是”派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5〕这“两个凡是”把领袖的个人权威作为真理的标准， 从形式上看是延续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切为了毛主席”的价值观，其实质是反对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6〕。 他高度评价了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7〕。实践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由此才确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光明大道。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正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的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特殊国情下进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一心一意搞建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8〕
邓小平说：“‘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9 〕“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10〕“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1〕
邓小平的以上论述，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事实判断，纠正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左”的理解，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及其价值目标的复归。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人民的价值目标主要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的政权，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的价值目标就主要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是贫穷的，那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人民何以流血牺牲去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如果社会主义是贫穷的，那么人民何以去维护那个抽象的、空洞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或者说，人民何以去维护那个在抽象的、空洞的“社会主义”掩饰下的某些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和特权？社会主义如果背弃了它的价值主体，背离了人民的价值目标，那么它就只剩下抽象的、空洞的“社会主义”之“名”，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80和90年代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已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尤其是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在此时，国内出现风波，国际发生剧变。有些人对改革开放的路线发生了怀疑，党的工作中心面临着被动摇和偏离的危险。邓小平于1992年初视察南方，他在谈话中重申并且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2〕针对经济体制改革中是搞市场经济还是继续坚持计划经济的争论，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随之，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他批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指出其“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4〕。于是，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他还针对性地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5〕邓小平提到了“我们党的历史”，确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左”有着同样的思想根源和理论特征；如果我们把邓小平批“左”的话与前面所引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评相对照，那么二者不仅相似，而且同样是鞭辟入里、击中其要害的！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鲜明地提出了对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如何进行认识和评价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的提出，深化和发展了在冲破“两个凡是”时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达到了实践标准与价值标准或者说认识论与价值观的统一。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休谟、康德以来，事实与评价、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是分离割裂的。19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的西方哲学的价值论（Axiology），更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将认识与实践、事实与价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并且指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6〕。这里所说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不仅是要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要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正如马、恩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它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7〕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的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的思想。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中就是“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的关系”为副题。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中，与“知”和“行”的关系相联系的，还有“名”和“实”的关系。“名”是指名称概念，属于主观认识的范畴；“实”是指实物、实事，也就是客观实际。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都主张“名实相符”。至于如何达到“名实相符”、是否达到了“名实相符”，这就是需要用“知行”关系来解决的问题。
先秦时期引发哲学家们对“名实”关系进行探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的变革使西周时期的“名实相符”发生了名存实亡、名不符实和新旧之名杂陈的情况，这也就是约作于战国中期的《管子·宙合》所谓“名实之怨久矣”。如何重正“名实”关系，先秦诸子各有各的主张。如果以孔、墨、老三家来说，孔子的主张是“正名求实”，他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8〕，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9〕等等，就是此意；墨子的主张是“以实定名”，他所谓“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也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20〕，就是此意；老子的看法则是“道隐无名”〔21〕，主张归于“道”的“无名之朴”〔22〕。如果从“知行”关系的角度来衡量此三家的“名实”主张，那么显然墨子的主张较为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墨子曾提出“三表法”，里面确实含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意）。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以及“名实”关系又是与价值观紧密相联的。先秦哲学中相当于今日哲学之“价值”概念的“贵”，如孟子所谓“良贵”、“人人有贵于已者”〔23〕，就是说人人都有其自身固有的价值。“贵”作为动词用，就是指以什么为最“贵”，即最有价值。《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老子“贵柔”，也就是崇尚柔顺无为，是与其主张归于“道”的“无名之朴”相联系的；孔子的“贵仁”，也就是崇尚道德理想，是与其主张“正名求实”相联系的；墨子的“贵兼”，也就是崇尚“兼爱”、“兴天下之利”，则是与其主张“以实定名”相联系的。从价值观上说，墨子的“贵兼”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当然，孔子的崇尚道德理想和老子的崇尚柔顺无为也有其值得肯定之处。孔、墨在先秦曾并称“显学”，但秦汉之后墨学中绝，中国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互补。由此可以说，孔、墨、老的价值观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价值理想，而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在反映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愿望方面则比较薄弱或有所偏失。
我们联系以上几段略讲的中国哲学史，是想说明：其一，邓小平关于实践标准与价值标准或者说认识论与价值观相统一的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价值观，而且也鲜明地带有中国哲学自身固有的特色。其二，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不仅深化和发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而且也突出地反映了“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它不仅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强调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所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是要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而且是要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这些，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而且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理想；不仅补正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中所薄弱或偏失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指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现实的、根本的途径。可以说，这些也正是中国人民所追求、所维护的社会主义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饱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身负沉重的三座大山，他们饥寒交迫，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百折不挠，真可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在所不惜，难道他们所为之而奋斗的社会主义，不是为此社会主义之“实”而是为了一个抽象、空洞的“社会主义”之“名”吗？！
三、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飞跃
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飞跃，是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其主要之点是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飞跃，是邓小平理论的确立，其主要之点是中国建设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检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标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检验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标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达到三个“有利于”。
中国之所以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次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的飞跃性发展，其根源都在于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生产力不发达，这就是中国的最大的实际。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西方社会将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规律将不断加剧和缩短其经济危机的周期，无产阶级的队伍将日益扩大并且不可避免地趋于“绝对贫困”的逻辑基础上。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确是如此。然而由于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从落后的东方社会获得了廉价的物力和人力资源，取得了“超额利润”，也由于新的科技革命的成功，所谓“福利资本主义”的模式出现，其“社会保险系数”不断加强，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必然”没有成为现实。马克思晚年还设想了落后的东方社会将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这种“可能”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东方社会的剥削、压迫，加剧了东方社会的矛盾，并且使东方社会不得不“师夷之长技”，也就是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性成果，从而使东方社会的一些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然而，这也就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然也必须走一条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出之预想的特殊的道路。
正如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只能是中国旧式的农民革命，而事实恰恰相反一样；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允许公有制有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实现形式，不能有“市场、“利润”、“资本”、“股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等原来本质上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业务词汇”，而事实也仍然是恰恰相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已经就此作出了证明。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规范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教条，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那么这里由于时空的变换、历史形成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所行之“实”确实有些不符原来之“名”，亦可谓是“名实相怨”。如何重正“名实”，还应该是“以实定名”，以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行此之“实”，定此之“名”。中国古代曾有不食“周粟”、不饮“盗泉”而饿死、渴死的人，出于一种道德理想，他们的“名节”可嘉；但是，今日的中国人民有新的道德理想，我们不会被“周粟”、“盗泉”的旧名所束缚，只要它们于身体和精神有益，我们就可以为它们重新定名！
正如“山沟里”不仅可以出“土匪”、“流寇”，而且可以出真正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中国旧式农民革命可以走，而且中国新式的民主革命也可以走，邓小平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4〕“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25〕显然，正如“山沟”、“农村包围城市”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范畴，而是有了中性的意义，可以被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那么“市场经济”、“证券、股市”等等也不再仅仅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范畴，而是有了中性的意义，可以被纳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范畴。这就是“以实定名”，因时空的变换，历史形成的特殊国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此之“实”，也就要依此之“实”而定此之“名”，达到“名实相符”。
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26〕确实，在变革和改革的年代，新事物出现，以至新旧之名杂陈、“名实相怨”，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搞争论”就是不搞那些仅仅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争不出个是非曲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只有靠“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出结论。当然，这里又包含着一个对实践的结果如何理解、评价的问题，如果一些人不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而是以“捍卫”社会主义之“名”、马克思主义本本的“纯洁性”为标准，那么争论就愈发复杂化了。对这些人，我们只能问：你们是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否把“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如同党的七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也坚持实践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统一，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党的七大以后，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在党的十五大以后，中国人民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注释：
〔1〕〔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72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5〕《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1977年2月7 日所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
〔6〕〔7〕〔8〕〔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5页，第133页，第149页，第176页。
〔10〕〔11〕〔12〕〔15〕〔24〕〔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第63—64页，第370—371页，第375 页，第367页，第374页。
〔13〕〔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73页。
〔16〕〔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8页，第262、284页。
〔18〕《论语·子路》。
〔19〕《论语·颜渊》。
〔20〕《墨子·贵义》。
〔21〕〔22〕《老子》，四十一章，三十七章。
〔23〕《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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