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清华大学——兼论中国莎学研究中的“清华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清华大学论文,清华论文,学派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20世纪的最后一抹晚霞已经隐没于天际之后，21世纪的新曙光冉冉升起。迎着灿烂的霞光，在回顾20世纪中国莎学所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在煌煌的中国莎学发展史上，有一批著名莎学家为中国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不同磨灭的贡献，这就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培养的或在此任教的一批学人。他们或者在清华大学求学，或者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或者受惠于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几十年后，这些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或任教于西南联大的教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莎士比亚，并且在莎学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中国莎学的发展，为中国莎学能跻身于世界莎坛，对中国莎学走向世界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冯友兰先生曾说：“清华历史的变迁，是中国近代学术日趋独立的过程的反映。”（注：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在中国莎学研究论坛上，乃至从事莎士比亚戏剧、文化活动的一大批精英与卓越人物竟大都出自于清华大学，出身于清华外文系，或同清华外文系的培养教育、教书研究与学术独立有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莎学史、清华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春风化雨研西学，润物无声汇东西的长期把握世界学术研究脉博，参予学术对话，开设莎士比亚课程，坚持莎士比亚教育的结果。他们——这一批清华学人在莎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功，他们的莎学研究与实践，在于为中国莎学在深层次意义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与学统，即在个人精神与学术风格上充分体现了“博雅”之传统；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与研究上撑起了莎学研究的一方天地；在莎学研究与文化主张上一贯保持了中西文化汇通与兼容的作风。在清华培养的这批学人或曾在清华任教的人中，后来在莎学研究中作出卓越贡献的有曹禺、梁实秋、李健吾、张骏祥、余上沅、孙家琇、卞之琳、李赋宁、梁宗岱、杨周翰、王佐良、孙大雨、张君川、索天章、方重、陈嘉、林同济、郑敏、郭斌和、施咸荣、英若诚、杨德豫、贺祥麟、柳无忌、黄雨石、徐克勤、许国璋等。这些清华学人不但在莎著翻译莎学研究上成果卓著，而且长期担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理事，对中国莎学研究事业和中国莎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莎学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出现可称为中国莎学史上的“清华现象”。胡伟希先生将“20-40年代清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的，以兼容会通中西文化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文化观为特征的学术文化思潮定义为广义的“清华学派”，（注：胡伟希：《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论“清华学派”》，《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孙敦恒：《浅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就是指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以清华大学文科为代表的一种学术与文化思潮，它不仅涵盖了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诸领域，而且其提出的思想与文化理念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学术研究领域，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注：胡伟希：《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论“清华学派”》，《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孙敦恒：《浅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那么这一批在中国莎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清华学人是否属于“清华学派”的问题就顺理成章的提出来了。尽管有些文章在阐释“清华学派”时忽视了力行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东西精神思想的清华外语系学人和这些学人中的莎学家，忽视了他们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思想，忽视了他们在莎学、文学、语言学界的重大贡献，将他们摒除在“清华学派”之外是不合适的，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我认为，毫无疑问在莎学研究及其他学术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发言权的一代清华学人是属于“清华学派”的。首先清华大学外文系归属于清华大学文科是不容质疑的，而且本身就是“清华学派”的“学术与文化思潮”的策源地之一，是“清华学派”的重要思想的代表；其二，以兼容会通中西文化创建中国现代文化为己任是清华大学外文系一向所标榜和遵循的教学目的与培养目标，正是“清华学派”努力的方向；其三，这样一些清华学人虽然没有超出纯粹学术研究领域，也很难说形成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派”，但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莎士比亚研究上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将他们归入“清华学派”之中，不管他们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也不管他们最后如何星流云散，从他们接触真正意义上的莎士比亚教育就是从清华大学开始的这一特点出发，说他们丰富了“清华学派”的内涵；在中国莎学研究领域展示了“清华学派”的学术风格与学术传统，则应该说是没有异
议的。潘光旦先生曾说：清华学子“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而这种专家又不碍其为一个‘通才’”。（注：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79页。）在莎学及其它学术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清华学人做了极好的证明，鲜明地体现出“清华学派”的治学思想与人才特点。
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接受过培养或任过教的这一批学者，我们可以按照其对莎学的贡献和研究的侧重点分为莎剧演出、莎著翻译、莎学研究三个方面。但有时一个莎学家往往兼跨三个方面。所以这种划分又不是绝对的。曹禺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早在中学时代曹禺就酷爱莎士比亚。他最早接触莎士比亚是阅读林纾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吟边燕语》，以后开始读《威尼斯商人》等原著。1928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认真研读了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及《裘力斯·凯撒》等剧尤其读得烂熟于心，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他早期、中期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最喜爱的作家是莎士比亚。曹禺1942年翻译了《第十二夜》，1944年以诗体翻译出版了《柔密欧与幽丽叶》，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会刊《莎士比亚研究》撰写了《发刊词》。1984年12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时被推举为会长。1986年4月主持了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注：曹树钧：《走向世界的曹禺》，天地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张骏祥、余上沅、李健吾、英若诚也对莎士比亚倾注了满腔热情。张骏祥导演的《柔密欧与幽丽叶》的演出，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在中国最完整的一次演出。曾在清华任过教的余上沅大力提倡用莎士比亚戏剧培养、训练学生。1937、1948年他两次亲自导演《威尼斯商人》，1938年导演了《奥赛罗》。（注：曹树钧：《余上沅与莎士比亚》，张余编，《余上沅研究专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306页。）李健吾1944年将《麦克白》改编为五幕悲剧《王德明》、《乱世英雄》，将《奥瑟罗》改编为《阿史那》，改编将莎剧情节与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相结合，为莎剧“中国化”积累了经验。英若诚在清华大学外语系读书时的启蒙老师为燕卜荪。他的成就在莎剧翻译、导演方面，译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瑟罗〉导演计划》、《请君入瓮》（即《一报还一报》），并与英国托比·罗伯特森共同担任此剧导演。（注：孙家琇等编：《莎士比亚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6-417页。）以上这些莎学家不但在莎学领域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戏剧创作、导演、文学评论、翻译、戏剧教育、话剧、电影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切与清华的莎士比亚教育和莎学氛围是分不开的，充分体现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
这些莎学家大多数曾在清华外文系的培养目标的指导下学习，或者在任教期间深受清华外文系这一培养目标的熏陶。清华外文系的培养总目标可以用“博雅”这两个字来概括，培养“博雅之士”成为清华外文系办学的根本宗旨。这种“‘博雅’精神有别于清华造就‘领袖人材’的宗旨，有别于‘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材之试验学校’”，（注：《清华周刊》第二九三期，第十二页。）在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上是一大进步。具有博雅之精神与人格的人，在文化的传承之中，完全可以胜任和满足国内各行各业的职业和教学科研之需要，而“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也必然是具有博雅之精神的清华学子的历史使命。清华外文系把莎士比亚课程的开设，作为了培养博雅之士的必然手段，对未来中国的莎学、戏剧、语言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博雅——首先体现为一种独立之精神，并以这一精神作为人格的支撑点，即清华独立之人文精神。清华大学培养的莎学家身上无不体现了这种独立的人文精神。梁启超1914年在清华的演说就是一篇独立的人文精神的明白宣言。梁启超在演说中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应为“君子”之条件。他的“君子”说实则就是“博雅”说的早期雏型，他认为这应是“学子”的必然归宿，“君子”应等于“清华学子”。清华学子甚至应负政治使命，但最终仍属于具有独立人文精神的博雅之士。他认为：“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改良我社会，改良我政治，所谓君子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注：梁启超：《梁任公先生演说词》，《清华周刊》第二十期，1914年11月20日。）不管梁启超如何强调清华学子参予社会、政治改革的义务，清华学子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具有博雅精神的一介书生。曾在清华国学院任教的梁启超1902年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了莎士比亚与弥尔顿等诗人作品的磅礴气度。他说：“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近代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号。）梁启超第一个将Shakespeare译为通用至今的“莎士比亚”，而另外一些译名逐渐湮没无闻，“莎士比亚”被普遍采用，成为不可更改的译名。这是梁启超对早期中国莎学最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莎学界，这批日后成为中国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的学者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受到莎士比亚早期教育后，通过留学欧美对莎士比亚和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接触。他们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到重视和强调西文、莎士比亚和西方文化的训练与教育，异域欧风美雨的浸润，中华文化的渊源，无论是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教师的专业与文化背景、学问素养抑或学校培养人才的要求看，都为中西文化的兼容与会通，特别是对其从中华文化的角度切入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了方便与条件。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程总则中明确列出“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得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注：《清华周刊·文学院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第315页。）清华大学外文系（原称西洋文学系）课程设置的原则为“其一则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一求一贯之博通，其二则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课程表中，如西洋文学概要及各时代文学史，皆属于全体之研究，包含所有西洋各国而为本系学生所必修者……择定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为精深之研究，庶同时可免狭隘及空泛之病。”（注：《清华周刊·文学院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第315页。）清华大学外文系在构建培养人才的目标和系统时，无论是要求其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名著，了解西洋文学之全体，还是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择定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为精深之研究，莎士比亚的有关内容都是必讲的内容之一，都是为了实现“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注：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6-827页。）从而最终实现培养博雅之士的总目标。
在清华大学接受过莎士比亚教育的众多学人，不但在莎学研究上硕果累累，而且在文学、外语、翻译、戏剧界都有重大影响，是博雅之士的杰出代表。梁实秋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1930年开始翻译莎剧，1936年到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译的8部莎剧，1967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了他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他是中国第一个个人完成全部莎作翻译的人。方重曾翻译了莎氏历史剧《理查三世》并校订了8部莎剧。梁宗岱为我国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人。孙大雨1948年译出莎氏《黎琊王》集注本二卷，后又出版5部莎剧诗体集注本。林同济50年代后期研究兴趣集中于莎士比亚校勘，译有《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陈嘉曾发表长篇论文《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等多篇论文，其莎研成果大都包括在遗著《莎士比亚文集》中。柳无忌译有莎剧《该撒大将》并发表论文多篇。卞之琳除发表大量莎研论文外，译有《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著有《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张君川除发表大量莎研论文外，曾多次担任话剧、戏曲莎剧的艺术指导。索天章著有《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及其时代》，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莎学研究著作。杨周翰发表《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多篇重要论文，主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孙家琇在莎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中外莎学界瞩目的成就，除发表大量莎学论文外，著有《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莎士比亚与现代西方戏剧》，主编《莎士比亚辞典》。王佐良着力于莎剧语言的探讨，著有《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李赋宁著有《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等文章。黄雨石翻译了莎士比亚杂诗。郑敏用散文翻译了《裘力斯·凯撒》、《李尔王》，著有《凯撒大帝——一颗多截面的钻石》、《〈李尔王〉的象征意义》。贺祥麟主编的《莎士比亚研究文集》为新中国成立出版的第一本莎士比亚论文专集。施咸荣担任了《莎士比亚全集》编辑工作，著有《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杨德豫译有莎士比亚的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徐克勤除发表莎研论文外，译有前苏联莎学家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的创作》，著有《莎士比亚名剧创作欣赏》丛书6册。在这些莎学家中共有10人分别担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副会长、理事，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创始人，多次参加世界莎学研讨活动，在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和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期间发挥了领导力量。这一切都与他们早期在清华大学接受的莎士比亚教育、莎学研究氛围
难以分开。
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上提倡“通才教育”。“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在清华，实现‘通才教育’的具体措施是，着重所谓公共必修课，主要是文学、语言的训练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的知识”。（注：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清华外语系开设的涉及莎士比亚内容的课程构建成“通”“专”结合的网络，以实现培养“博雅之士”的目的。为将学生对莎士比亚的了解提高到更高的层面，在原先涉及莎士比亚课程的基础上，从1924年起清华大学外文系开出了“莎士比亚”课程，有时又叫“莎士比亚研读”、“莎士比亚研究”。清华大学外文系《1924-1925年课程表》要求“大学一年级注重‘中西兼修’的特点。除必修的英文读书等课程外，英文选修的科目有“莎士比亚”、“英国文学概论”。（注：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清华大学外文系先后有王文显、温德、燕卜孙、潘家洵、陈嘉开设了“莎士比亚”专题课程。与“莎士比亚”课程相配合，无论是在清华时期还是在西南联大、长沙临时大学时期，除了以上学者开出的“莎士比亚”外，涉及莎士比亚的课程还有吴宓开设的“欧洲文学史”、赵诏熊开设的“西洋戏剧”、柳无忌开设的“英国文学史”、钱钟书开设的“西洋文学史”、“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白英开设的“伊丽莎白时期文学”。这些课程和“莎士比亚”课程点面结合，纵横交叉，“通”“专”相得益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求学者引入了博大精深的莎士比亚世界之中，为他们今后深入研究莎士比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一门常设课程，清华之所以成为中国大学中最早开设“莎士比亚”专题课的大学，与清华大学留学欧美的一批教师深知莎士比亚的巨大价值，世界莎学研究趋向，莎士比亚研究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莎学研究的专深和莎士比亚本身所享有的世界性声誉，即“广博”“专深”的莎学知识有相当大的关系。“博”是一种学术境界，“雅”是一种思想境界，“专深”是一种学识境界，并统一于“博雅”。“博雅”“专深”构成了在莎学海洋中遨游的清华人所应该形成的一种人格境界。它是高贵的人文品质和学术素养的书生风骨，是毕生努力的方向，是“心向往而不能至”的境界。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和气质，学术大师的气度与为莎学献身的精神来自于“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学术涵养。通博精深的学术境界需要高雅的志趣来提升。（注：陈建中、蔡恒：《吴宓的“博雅之士”：清华外文系的教育范式》，《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莎士比亚课程的开设为这种“提升”提供了可能。清华的教育者在很大程度上希冀开设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一系列课程来达到培养“博雅”之士的目的，结果极大地从广、深层面强化了清华外文系学生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使他们在若干年后在中国莎学研究领域能占据重要地位，肩负起领导中国莎学走向世界的神圣使命。
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开设“莎士比亚”课程影响最大的是王文显教授。王文显1915年至1937年执教于清华学校，并长期担任西学部主任与西洋文学系主任。在“清华学校期间开设的‘英文文学、西方文化’等课程”，（注：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整理：《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0页。）都不同程度涉及到莎士比亚。王文显1915年（29岁）就以西学部主任职务主持全清华的英国语文教学，为高等科三、四年级学生开设“西洋文学名著选读”课程，莎士比亚作品是重点之一。在清华大学专门科筹备处拟就的课程中，西洋文学组英文门专门科第一年第二年，王文显承担了“西洋文学分期研究”、“文艺复兴时代文学（至十七世纪止）”、“大著作家或三组著作家”课程。1925年清华升格为大学后，王文显长期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为高年级和研究院开设了“西洋戏剧概论”等和莎士比亚有相当关系的课程。1934-1935年度《国立清华大学一览》介绍了所开课程：外国语文学系学程中除了“文艺复兴时代”、“戏剧概要”以外，首次开出了王文显的“莎士比亚”课程。在研究部暂设课程表中也有王文显的“莎士比亚研读”。这里的“首次开出”莎士比亚课程的说法显然不妥，尽管王文显在清华在其它课程中涉及莎士比亚知识最早，但以课程形式讲授莎士比亚最早的，即“首次”讲授人应是西洋文学系的温德。因为不管是“西洋文学系”还是“外国语文学系”实则都是同一个系，只是前后期名称不同，前期，人们称“西洋文学系”，更多的时候即后期，人们习惯上称其为“清华外文系”或“清华外语系”。清华招收外国文学研究生，莎士比亚也是必考科目。1939年8月23日清华大学研究院恢复文科研究所，在外国文学部的招生考试中莎士比亚及其相关课程西洋文学史、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英国戏剧等均被列为考试科目。可见清华把莎士比亚及其相关知识的掌握列为了研究生必备的素质之一，对莎士比亚有相当深入的把握是博雅之士必须具备的素质。
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最早以“莎士比亚研究”为专题开课的还有温德。温德自1928年9月被聘为西洋文学系教授后，先后开设了“莎士比亚研究”、“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文艺复兴时代”、“伊丽莎白时代诗”等。1948年出版的《清华年刊》在介绍“文学院最大的一系——外国语文学系”中写道：“你想听莎士比亚和诗选吗？这里有Winter老教授开这两门。”（注：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莎士比亚课程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一直没有中断。《1950年清华大学教职录》载外国语文系的“莎士比亚”课仍由温德开设。（注：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文显和温德在清华开设莎士比亚课程的时间都长达20多年，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批青年学子决心攀登莎士比亚研究的高峰。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清华大学也没有停止“莎士比亚”的教学。清华大学为战时中国莎学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注：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燕卜孙在清华大学搬迁南岳时，凭记忆打印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剧本，发给学生作教材。抗战时期的“莎士比亚教学”是清华外文系，包括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三、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先后由燕卜孙、温德、潘家洵、陈嘉等讲授。1939年10月24日西南联大124次常委会聘孙家琇为外国语文系讲师，由于孙家琇曾在美国米尔斯大学英国文学系、加利福尼亚大学莎士比亚研究班、美国蒙特霍留克大学研究院戏剧文学系、哈佛大学剧本创作班学习、研究莎士比亚，加上西南联大浓郁莎学风气的影响，使她在后来的莎学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注：李伟民：《来自真善美的永恒动力——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到〈莎士比亚与现代西方戏剧〉》，《四川戏剧》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戏剧·戏曲研究》1996年第5期。李伟民：《论孙家琇先生的莎学研究思想》，未刊稿。）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清华充分发扬了三校的学术民主精神，特别是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南联大，清华外文系培养“博雅之士”的目标继续得到了贯彻。除了不间断地开设“莎士比亚”课程以外，在许多相关课程中对“莎士比亚”都有所涉及，由此构成了全方位的纵横交错的莎士比亚知识接受体系。如战时的清华大学自1939年起，已经基本上不按战前清华规定分期讲授断代文学史了，而只有吴宓开的《欧洲文学史》一门必修课。吴宓每讲授一次《欧洲文学史》，总要尽力重读他已十分熟悉的内容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注：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他将莎士比亚列为“欧洲文学史”的重点。不但吴宓如此，其它相关课程也将莎士比亚列为重点，在大大加强了的文学作品课程的教学中，根据各位教授的兴趣与专长，开出了“莎士比亚”等相关课程，称得上是“纷然杂陈”。而由钱钟书讲授的“文艺复兴时代文学”(1938-1939)，柳无忌、赵诏熊讲授的“西洋戏剧”(1937-1938)，以及“英国戏剧”，白英讲授的“伊丽莎白时期文学”(1945-1946)等莎士比亚必然在其中占据主要内容的课程，通过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开阔了学生视野，在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的基础上，培养了对莎士比亚的浓厚兴趣，对莎士比亚致其曲，观其通，不但在日后的莎学研究和西洋文学研究中能成一家之言，而且也为博雅之士的最终教育目标的实现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莎士比亚”课程的开设使清华外文系学生受到了良好的莎学熏陶。1930年11月24日《清华校刊》上载文说：“戏剧社自社长万家宝就职以来，工作进行甚力。”曹禺的戏剧才能在清华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李赋宁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学习生活情景时说：“国璋所做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英文演讲却震惊了四座，折服群英！”（注：李赋宁：《〈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序》，王克非编：《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赵瑞蕻也回忆了和许国璋在西南联大听燕卜荪讲授“莎士比亚”课程的情景。（注：赵瑞蕻：《怀念许国璋学长》，王克非编：《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6页。许国璋：《回忆学生时代》，《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2期。）许国璋后来虽然没有专门从事莎士比亚研究，但他于80年代发表了《莎士比亚十二赞》、《爱默森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语言》以及在《梁实秋谈翻译莎士比亚》一文中说道：“梁实秋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1930年代，到1963年译了20种，在台湾出版。梁也提到朱生豪所译莎剧27种。我们追忆往昔，对比梁朱境遇，后者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时间里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我想，首要的是天才的驱使。朱译似行云流水，即晦塞处也无迟重之笔，译莎对他肯定是乐趣也是动力，境遇不佳而境界极高。朱译不同于他人也高于他人。”（注：许国璋：《〈梁实秋谈翻译莎士比亚〉按》，《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许国璋对梁实秋、朱生豪译莎的追忆以及对朱译本极高的评价，晚年到外地给学生讲授莎士比亚，（注：姚乃强：《大家风范——忆许国璋教授》，王克非编：《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第154页。）表明暮年的许国璋仍极为衷情莎士比亚。这与他早年在清华接受的莎士比亚教育难以分开。清华大学外文系不但重视在本系开设“莎士比亚”及其相关课程，而且在中文系也开设了涉及莎士比亚的课程。1929-1930年度清华大学《大学本科学程一览》中规定“在中国文学系的课程第三、四年均开设‘西洋文学概论’、‘西洋文学专集研究’这样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由外文系承担。闻一多曾说：“这在当时的各大学中，清华实在是第一个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注：闻一多：《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莎士比亚就属于这样一种“联合”的文学。莎士比亚自然构成了西洋文学这类课程中的重点。
自清华改办大学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一直相当重视莎士比亚课程的开设，莎士比亚课程一直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传统必修课程之一。清华外文系是国内大学中开设莎士比亚课程时间最长、师资力量最强、坚持最久、层次最高的大学。回顾清华大学外文系莎士比亚课程的教学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培养“博雅之士”的总目标下，为中国莎学界培养了一批精通莎士比亚，深谙世界莎学研究的博雅之士；第二，在清华接触过莎士比亚教育的这批莎学家中即包括在清华学习的学子，也包括在清华任教期间深受莎学影响的一批青年教师，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中国莎学界的中坚人物；第三，这些人不但在莎学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是其它学科的学术大家；第四，清华培养的这批莎学专家，后来均成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奠基人和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倡导者和领导者；第五，他们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贡献，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莎士比亚研究博士、硕士；第六，他们虽然不属于一个文学研究流派，但他们在学术研究领域兼容会通的特点与博雅之精神，应该属于“清华学派”；第七，他们是“博雅之士”；第八，他们的莎学研究对本世纪的中国莎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终使中国莎学能跻身世界莎坛。
清华大学的莎士比亚教育早已成为了过去，但人们对清华大学在培养、影响莎学人才上的贡献却是不应忘记的。“莎士比亚成为中国读者最熟悉、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是同学校中的莎士比亚教学”，（注：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311页。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胡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朱育和、陈兆玲：《日军铁蹄下的清华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纪念西南联大》，《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李伟民：《莎士比亚是反法西斯人民的挚友——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30周年》，《世界文化》1994年第3期。李伟民：《梁实秋与莎士比亚》，《书城杂志》1994年第10期。《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特别是同清华大学的莎士比亚教学联系在一起的。清华大学的莎士比亚教学在中国莎学史上是应该大书一笔的。清华大学对莎士比亚教育和中国莎学所作出的贡献，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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