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红红[1]2003年在《欧阳修山水文学作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欧阳修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成功地领导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为宋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在山水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历来不太被人重视，虽然欧阳修不是以山水文学着称，不过他的一生确实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山水文学作品，总体风格平易自然、清新流畅，其中一些作品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我们不应忽视欧阳修在山水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以欧阳修的山水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寻求不同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对他的山水诗、山水词和山水文进行整体观照，在此基础上对欧阳修的山水文学成就给予正确的评价。 本文共分为四部分。前叁部分是文本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为序，结合欧阳修的政治生活，分阶段地对他的山水诗进行论述；第二部分以题材为线索，全方位展示欧阳修的写景词并分析其疏隽风格对后人的启示；第叁部分以传主是否亲临其地为划分标准，分别阐述他的游记文和亭台记的艺术特色，指出其山水文对后世的影响；第四部分跳出文本，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贬谪”这一人生经历对欧阳修的山水文学创作所起的推动作用，揭示欧阳修取得山水文学成就的深刻原因。
何玉琼[2]2016年在《欧阳修园林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大大提升了文人的政治地位和俸禄供给,文人园林逐渐兴盛,宋代诗词文中也散发着浓郁的园林情调。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宗主,天性好游园,并躬亲造园,园林文学在其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主要运用文献法、统计法等方法,对欧阳修的园林文学作系统的考据分析,力图把握其园林文学的特点,挖掘其园林思想和文化内涵,以及对宋代诗文创作和士大夫风气的影响。全文共有六个章节。第一章总体展现欧阳修的园林思想与园林活动,从欧阳修天人合一、与民同乐的总体思想,因地制宜、审美性与实用性结合的造园法则,对亭、竹、菊的偏爱,以及游览和建造的园林等方面展现欧阳修园林文学的概况,由于欧阳修的园林思想和造园活动更多地反映在园林诗中,且作品数量较多(园林诗225首,园林词91首,园林散文25篇),因而园林诗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章是关于园林诗的分析,主要有纪游览胜诗、寄题留题诗、宴游雅集诗和异地酬唱赠答诗四类;第叁章为欧阳修的园林词研究,园林词可分为吟咏园林景致和衬托女子背景两类;第四章为园林散文研究,其园林散文按思想内容分类主要有表现与民同乐思想、寄托人生哲理、赞扬园主德行、推崇有为官吏四类;第五章则是欧阳修园林文学的思想和文化内涵,其园林活动和园林文学是以中隐思想为指引,并与诗书琴酒茶等文化相结合,为士大夫树立了风雅典型;第六章是欧阳修园林文学的影响,欧阳修的园林活动被其门生和后人纷纷效仿,咏园造园之风代代传承,推动了宋诗的发展和宋代士大夫风气的形成,并成就了园林文学的繁荣。
何安平[3]2016年在《元结思想与文学研究》文中指出元结是唐代着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本文绪论首先综述已有研究成果并就研究内容和方法作简要介绍。第一章,辨析元结和儒家思想的具体联系,认为他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孝与礼两方面。第二章,以老庄为中心探讨元结与道家思想传统的关联,首先论证了元结接受道家思想的可能性,然后分别分析元结与老庄在思想上的关联性,与老子的关联表现在“反者道之动”、异类思维、纯朴社会的理想和愚者观念;与庄子的关联更为密切,表现在逍遥与自由、复归自然、朴素美的审美观以及全生思想等方面;最后特别提出他与新道家即玄学代表作《庄子注》在性分思想上的一致性,并推论元结重提性分的目的是想借此重建唐帝国的秩序,使社会恢复稳定。第叁章,关注元结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分别从《诗经》《楚辞》以及陶渊明的文学传统来分析,认为元结继承了《诗经》的风雅精神,四言诗的创作也受《诗经》影响;《楚辞》传统的影响则表现在楚辞体作品的写作上;陶渊明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影响元结表现在迥异时流、书写回归、酒醉人间、真率自然四个方面,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元结对于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第四章,分山水诗和山水文两部分讨论元结的山水文学,揭示出其山水诗承袭自谢灵运的“叁分结构”,又通过对元结诗中感觉“寒”和动作“望”的分析,展现了其阔大、清冷的诗歌境界,而这正是他不同于六朝山水诗模山范水之处;从文体学角度分析元结山水文的风格,认为是简润有之,弘深不足,和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相比较,可看出他们是“貌合神离”,原因是元与柳分别延续了两条山水文学的情感形态,即庄子的喜山乐水和屈原的寄悲愤于山水,由此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差异,元结文的价值就在于他与众不同之处。第五章,以叁组文章为中心,这叁组文章代表了不同时期元结的政治思想状况,从文体学上考察,也都各具特色,《皇谟》叁篇文辞简练,切中肯綮,要而不繁,在看似规整的行文中,潜藏着一股气势,致使文章刚健有力;《时议》叁篇首尾完整、条理清晰,善于通过排比的修辞方法,增强文章的气势;谢表两篇突破了谢表仅用于谢恩的功能,敢于打破原有的规范,加入新的内容,内容充实,情感真挚,推动了表文文体的革新。这些都显示出山水文之外的元结治世文章的创作风貌。元结身经安史之乱,长期在地方任职,其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他对儒道思想的汲取,也主要是着眼于社会现实和自身处境,文学创作受此影响,艺术性不强,但他并非鄙薄文学,相反,他对文学传统有着广泛的继承和吸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张克军[4]2016年在《朝鲜朝中期山水记游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东亚的视域来审视韩国古代的山水记游散文创作及其与中国的关联还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的系统研究,也是一块大有可为的领域。韩国古代的山水记游散文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并不是完全照搬中国的山水记游散文,而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传统与观点。高丽朝时期是韩国古代山水记游散文的发生时期,其作品较少,但是对于其后的影响却较大。但是到了朝鲜朝前期,韩国古代的山水记游散文开始确立自己独立的文体地位和品格,而到了朝鲜朝中期,韩国古代的山水记游散文已经真正地成熟了起来,其作品的质量乃至对于山水记游散文的认识都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和发展,并涌现出了一批在山水记游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作家,如李廷龟、申翊圣、金致、金尚宪、李明汉、李景奭、李命俊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朝鲜朝中期山水记游散文所取得的成就与当时特殊的时代与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是民族自觉意识和精神开始觉醒,世宗大王所创制的民族语言就是这种意识开始觉醒的一个表现,而“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等重要的国内外政治事件更是给朝鲜朝中期的文人士大夫造成了极大的心灵与精神影响,使得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并进一步激起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高扬,并通过书写祖国的美丽山水及其所蕴含的民族历史与文化来抒发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感。加之,愈演愈烈的朝廷政争,使得很多文人厌弃了繁琐的人事与政事,并有意地进行逃避而走向山水,还有一些文人因为政争失败而被贬到偏远之地,促进了这些文人对于当地美丽山水的注意并被写入记游散文之中。另外,山水意识以及记游散文创作意识的高涨也使得一些出使中国的文人不在局限于只是运用诗歌来表现国内或中国的山水,而是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山水记游散文来描写和表现其国内和中国的秀丽山水,不仅丰富了使华文学的样式,还扩大了韩国古代山水记游散文的描写范围,促进了韩国古代山水记游散文的发展。当然,金刚山还是朝鲜朝中期文人关注和描写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金刚山的景色秀丽,更是因为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民族历史与文化,所以在一时期,描写和表现金刚山美丽山水的记游散文是最多的,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朝鲜朝中期的山水记游散文在借鉴和学习中国相关理论的同时,还形成了自己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观点与意识。这一时期的山水记游散文不仅学习和借鉴中国相关理论的优点,如儒家的山水思想,刘勰的“江山之助”的观点等等。同时,朝鲜朝中期的山水记游散文理论还在继承本民族山水精神与传统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相关观点,特别是丰富了花郎道流传下来的“游娱山水”的精神,促进了朝鲜朝中期文人游山赏水的行为与山水记游散文的创作。而很多文人也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相关的经验,并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朴素的山水记游散文意识,如“自然之中,深有妙趣”的观点在深化人与山水关系的同时,还将山水从纯客体的欣赏对象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了人与山水的合一与文人精神的放纵。这种观点显然是根植于韩国古代民族自身的“风流精神”之内的,同时也是对于这种精神的深化与超越。再如“触目而得境,触心而得趣”之说也不是简单地阐述人与山水之间的对应关系,其主要目的还是在阐释山水记游散文创作中“心”、“景”、“趣”之间的内在关联,这说明朝鲜朝中期文人对于山水记游散文创作有了自己的独特认识。当然,朝鲜朝中期的山水记游散文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观点和认识却影响了朝鲜朝中期文人与山水之间的关系,进而也影响或完善了朝鲜朝中期的山水记游散文创作。当然,韩国古代山水记游散文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文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是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其次是山水记游散文理论的影响；再次是创作技巧的接受与影响。儒家与佛教思想对于朝鲜朝中期山水记游散文创作的影响在持续加深,但是又不同于朝鲜朝初期时的“崇儒抑佛”,而是儒佛同时存在于山水记游散文之中,并通过相互辩论的方式来实现其“在场”的作用。中国古代山水记游散文作家作品在朝鲜朝中期的影响同样巨大,但是这种影响不是简单地体现为提到某个人或借用某句话,而是将这种影响化为了具体的精神思想或者创作技巧与方法并运用在具体的山水记游散文创作中。同时,中国山水记游散文的影响也不再局限于某几位作家,而是很多朝代中很多作家的长期的、持续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韩愈、柳宗元、苏轼、朱熹、陆游、袁宏道等人。可以说,在韩国古代山水记游散文创作中,中国的这些文人及其作品深刻地影响着朝鲜朝中期文人对于山水记游散文及其创作方法的认识,也促进了朝鲜朝中期山水记游散文的成熟。在多方面的综合作用下,韩国古代的山水记游散文在朝鲜朝中期的迎来了自己的成熟期,而成熟就意味着具有自己独立的审美意识与风格。朝鲜朝中期山水记游散文具有多样的审美意识,具体有母体回归意识与情感落差的补偿意识,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亲近自然山水的情感意识以及对于中韩两国文化的认同意识等。朝鲜朝中期山水记游散文的艺术风格则在自然恬淡的总体风格下,还具有峻急之风、沉郁之风、轻快之风等多元的特征。
卓希惠[5]2016年在《欧阳修散文“风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最能代表欧阳修散文艺术特质的“六一风神”为研究对象。“六一风神”的丰富内涵深为学界所肯定,但对它的全面系统研究尚有创新空间。“风神”概念在传统“形神观”的影响下形成,为由内而外、既重形似、更重以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它与“风骨”“神韵”范畴关系密切,又有同有异,更倾向于表现一种飘逸超凡、兴味盎然、神思绵邈的美。“六一风神”内涵主要包括感慨淋漓、悲慨呜咽,迂回曲折、抑扬跌宕,言尽意远、一唱叁叹,感荡人心、移人性情等方面；它更为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于序、记、墓志碑表、史传史论等文体中。综观欧阳修一生,“六一风神”在散文创作中由隐至显、由次要至主导,经历了四个阶段。它有着浓厚丰富的情感意蕴,发而为人生之叹、友情之慨、现实之忧与历史之思。“六一风神”的呈示,离不开其艺术表现,它与欧文的叙事性特征密切相关,有着精妙的表现手法与结构艺术,在语言与风格上也自具特点,其审美类型偏于阴柔美。在文学渊源上,它接受《史记》“史迁风神”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是“史迁风神”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的全新阐释与精彩呈现。“六一风神”的形成离不开作者屡遭挫折的仕途经历和自身刚正耿介又宽厚仁和的个性特点。其感慨淋漓、情韵悠长的艺术特点,对明代台阁体、归有光散文及清代桐城派散文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极具魅力的中国古典韵味的散文艺术美。
陈湘琳[6]2010年在《欧阳修的文学世界与生命情境》文中研究说明就现有对欧阳修的研究成果而言,不管是在评价标准和描述框架两方面,都还有值得反思之处。在对欧阳修作为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古文大家、宋诗风格倡导者等等的挖掘展现中,他这一方面的形象被有意识地拔高、经典化,而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欲望,作为一个士大夫个体对存在情境的关注,或者作为一个感性哲者面对人生困境的惶迫、忧伤与思考——这方面的形象则似乎被有意无意的轻忽、掩盖,甚至埋没。实际上,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个体,面对社会与面对内心的欧阳修都交出了可观的书写成果。学者的讨论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欧阳修儒者、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诗文革新者、文坛领袖等面貌与形象的解说褒扬上,则笔者以为是不全面的,是对丰富完整的欧阳修形象与文学旨趣的学术局限。因此,论文命意所在即在承认既有的欧阳修形象之合理性的前提下,试图进行局部修正和丰富,加强私领域内心的表达而不只是公领域价值的体现,以期更真切地认识欧阳修与欧阳修的文学世界与生命情境,并由此省察北宋一代士大夫们的文学意趣、哲理思辨、人生追求,以及由他们共同完成的有宋一代之文学。论文第一章与第二章的讨论范围是欧阳修的生平与交游,但讨论视角却是要从其内在的情感开展。换言之,两章的重点不在对欧阳修生平与交游的关系梳理或者脉络厘清,而更在于对欧阳修一生中所面对的肉体之衰病、精神之哀恸、心灵上孤独的深刻体认,以至同僚好友间亲疏远近关系变化的情境解读。凡此种种,不单对他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更在其文学中有具体的反映。论文第叁章至第五章是欧阳修文学中的空间书写。与传记或者文学史中所谱写的不同之处在于,论文着力要论证这些场域不但是欧阳修生命中实存的、重要的地理空间,同时还是他主动建构的文学空间：洛阳是记忆的场景,贯串其一生对无法回返之盛年、离世的友人,还有失落的理想的沉痛记忆；夷陵与滁州是他的人生隐喻,表达了其面对生命挫折与苦难的思考、反省与豁达理念之生成；颍州则显示为一种表层的言说,在表面上思颍、思隐、思闲居、思归田的“颖州”情结中,欧阳修实际表述了其不知所归的困窘、不得不隐藏的畏祸避难心态、在闲居中仍然意欲有补于国事的理想,以及在生理之不逮、现实情势的不许可之下的黯然退守。第六章与第七章是欧阳修的时间书写。不管是论文的第六章《在呜呼与戏笑之间：历史的私撰与闲笔》,还是第七章《“不朽”省思：生命的观照》,欧阳修所关注的其实都是时间：历史在时间长流中的铸记,时间对生命印记的淹没。如何在“逝者如斯夫”的时间长流中铸记历史,如何在“老之将至”的慨叹中创造不朽,这是欧阳修时间书写中的终极关怀。论文第八章与第九章则是针对欧阳修的风度与文化性格在北宋社群关系中的观感型态与影响。第八章《玩物与戏游：“六一风度”表述》乃欲侧重在欧阳修“六一风度”的具体呈现上,从而体现其在北宋特殊人文环境中思辩情感兼备,处穷自若、豁达自娱、超越功利,却又务实以利天下的精神面貌与风度特质。论文第九章《从逸到达：文化性格铸成》则拟从欧阳修艳俗词的写作切入,探讨他早期性格中张扬狂逸的一面,以及中晚年后所经历的从“逸”到“达”的明显改变。以此为讨论视角,则欧阳修所表述的其实不只是词风的转化,而且还体现了其诗风、文风乃至文化性格的转变,借此凸显北宋一代士大夫的个性铸成与文学史转向。论文的结论则旨在对欧阳修文学世界中的生命情境,欧阳修作为北宋的时代标示与士大夫群体的代表,以及“全人”欧阳修的可能意义作一总结。
和志茹[7]2017年在《山水游记类文言文中“贬谪文学”的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引发了很多老师对文言文教学策略、教学形式、文化价值等的研究。可是这些研究很少有对文言文文体中蕴含的文化价值的研究。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选取了山水游记类文言文中蕴含的“贬谪文化”来研究。采取了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课堂观察法等方法,以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研究材料,以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师生为调查对象。进行了文体特点、贬谪文化特点,以及教学价值和教学策略等的研究。通过研究希望引起语文老师们对山水游记类文章中贬谪文化教学意义的认同,改变沉闷的文言文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做出有益的参考。
朱长英[8]2016年在《地理空间对宋词影响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文学与地理空间的不解之缘可追溯至《诗经》、《楚辞》的先秦时期。及至两宋,词与地理空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柔美婉约为主的词作风格、多涉南方山水的创作内容、词人多占籍南方的地理分布等现象都为这一密切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立论基础。宋室南渡的时代巨变在导致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同时,必然导致宋词创作在地理空间上的移位现象。尽管地理空间在词体发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宋词研究依然偏重纵向的时间维度。鉴于此,本文选取"地理空间对宋词的影响之研究"为题,来探究环境与词人之间的关系,以增加空间维度上的宋词研究力度,力求在时空共筑的生态环境中科学把握和研究宋词。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论证地理空间对宋词的影响,以数理统计、文献史料为支撑,以词作为根基,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以点带面,避免限于静态和局部研究的偏颇,运用动态的、全局性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两宋词人与地理空间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分析地理空间对宋词题材内容、风格特点、词学思想、词人心态等方面的影响,总结其规律性特点。本文共分叁部分:引论部分、主体部分和结语部分。第一部分引论。在对"地理空间"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交代本选题的研究缘起,分析地理空间与宋词关系研究的现状,探求本选题的研究价值,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主体部分。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宏观研究,下编为个案研究,宏观研究的观点和结论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上编宏观研究,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地理空间对宋词题材内容的影响研究。地理空间对题材内容的影响有强弱之分,怀古咏史词、风土词、写景咏物词和羁旅仕宦词是受影响最大的题材内容。地理空间对怀古咏史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登临地这一特殊地理空间的选择取舍上;地理空间对风土类题材的影响通过一幅幅极具地方特色的社会民俗风情画展现出来;写景咏物词所写景物呈现出的流域文学差异是地理空间影响力的最主要表现;就羁旅仕宦词而言,由东向西、自北向南的空间移位趋势明显,是流动性极强的动态地理空间,带来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第二章为地理空间对宋词风格的影响研究。本文从影响地域差异的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等多个要素中选取最强有力的气候要素为标准展开。地理空间对宋词整体风格的影响,体现为自北向南六个气候带中暖温带和亚热带词人分布最集中,两大气候带成为探析宋词整体风格的有力证据;地理空间对具体词人词风的影响,要从本籍和客籍两个地理空间入手:一者影响根深蒂固,一者影响受时间、心境等多方制约,二者之间会形成碰撞,进而产生新词风;金源词和南宋词均导源于北宋词,但在发展过程中与地理环境发生双向选择,清劲方刚成为金源词的主导词风,婉丽含蓄却则成为南宋词的主导词风。第叁章为地理空间对宋代词学观念的影响研究。整体来说,地理空间对词学观念的影响远没有对题材内容和风格的影响直接有力,本章仅分析"词为艳科"和"自是一家"的词学观念与地理空间的关系。"词为艳科"观念借《花间集》而生,花间词人以蜀人或仕宦于蜀地者为主;蜀地经济发达、享乐之风兴盛,四川盆地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物产丰富,这叁点说明"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离不开蜀地的涵育之功。"自是一家"观点虽可从词体发展规律、词人所处社会环境、词人的禀赋气质等方面入手解读,但若忽视对密州一地的地理空间研究,这些解读就未免隔靴搔痒之嫌。第四章、第五章分析两种特殊的人地关系心态:乡土情结和恋阙情结。故乡具有生命源泉和生命归宿的双重内涵,终老他乡却是宋代词人较为普遍的生命状态,这与学养最深、最讲礼法的宋代士大夫形象并不一致,令人费解。两宋词人笔涉京都之作占全宋词五分之一强,恋阙心理已成宋词中普遍而典型的情感内容。本文对这两种词人心态分别加以梳理研究后,进一步分析故乡和京都这一组互为反方向的地理空间之间奇特而复杂的关系,探究两宋词人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下编个案研究,共分六章。根据两宋各阶段词人的贡献大小,分别从北宋前期词坛、中期词坛、后期词坛、南渡词坛、南宋中期词坛、后期词坛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七位词人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以点带面,分析总结地理空间影响两宋词的表现及其规律性特点。北宋前期词坛,柳永的人生地图南起武夷、北及华阴、东濒定海、西至成都,其《乐章集》中仕宦漂泊的焦灼感显示出其思想体系并未能融合儒释老的不成熟状态,其"汴京情结"不容忽视。北宋中期词坛,苏轼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地理意义上的乡土概念日渐被精神层面的故乡概念取代,与此相应,其词学观念由"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渐变为词乃"诗之苗裔"的词学思想,题材内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广程度,以陶渊明为参照,从时代环境、气质禀赋等因素切入,会发现苏轼大乡土情怀的独特性和人文价值。北宋中后期词坛,周邦彦词由软媚清丽向内敛沧桑的词风变化,既与年龄和阅历有关,又与地理空间的广阔性和丰富性有着密切联系。南渡词坛,朱敦儒与故乡洛阳的距离越大,词中凄凉孤苦的低沉情调就越浓厚,对南方流寓地的疏离感就越强烈,尤以岭南词为最。这种南北地域文化的碰撞实质上是对主流政治不舍之情的表现。南宋中期词坛,辛弃疾词中齐鲁地域色彩与信州山水共生,呈现出南北文化渗透融合的大趋势,并最终通过多样化的稼轩词风表现出来,传递出南宋词发展日渐多元的讯息。南宋后期词坛,刘克庄广阔开放的人生地图与吴文英局限于一隅的人生图景直接影响着二人的创作视野、词情内容和词学观念,呈现为开放式和内敛式两种宋词书写范式,显示出词坛分流的大趋势。第叁部分余论。本部分总结强调地理空间对宋词发挥影响力时两个极为重要的研究维度,即广度和深度。从广度视角审视地理空间对宋词的影响,要重视词人对地理空间的拓展力度,这正是词体发展的重要表现。作家人生行迹的广度与词作的题材类型、风格特色的变化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从深度视角来审视地理空间对宋词的影响,要意识到地理空间对词人的影响深浅有别,考量深浅程度的标尺是作家的心灵世界。外在地理空间与词人心灵世界发生的碰撞越激烈,其转化为文学地理空间的能动性就越大,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越强烈。重视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才能描绘出地理空间与宋词奇妙关系的生动画卷。
张甲子[9]2013年在《中古文学观念的演生》文中认为第一章，将“清浊”观念与士人的审美趣味、诗歌的情感基调、艺术风貌等相联系，说明“清”超越“浊”，或者说是先放弃了“浊”的观念，再推崇“清”的观念，获得了艺术的至高格调。在这其中，无论是儒家的“清丽”说，道家的“清虚”说，还是佛教的“清空“说，莫不如此。加之曹丕提出的“气之清浊有体”、陆机的“沿浊得清”、陆云的“清省”等，还包括在钟嵘的《诗品》中，有目标一致的对“清”的明确倡导，从选辞、描景、含情与造境等方面，强化了诗歌对“清”美认同的趋势。第二章，关于“隐秀”。一方面，“隐”的意义来自于对经之隐的发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列出十数种不同角度的命题，并逐一加以阐释，说明“隐”这种微妙的艺术表达原则。另一方面，对“秀”的观念的推崇，成为南朝诗歌审美风尚的转折点，也就是在对“秀句”、“秀象”、“秀境”的主观追求中，形成了迥异于汉魏古诗的新诗风。南朝诗正是经过“隐秀”观念的打磨，才能更为圆融的去处理诗歌情理内敛与境象外露的关系，并在初唐近百年的继续努力下，到二张时渐成兴象玲珑、句意深婉的唐音，亦步亦趋的定型为诗歌的审美共识。第叁章，两晋代际的文风在“自然”观念的浸润下，出现了明显转变。汉人所论的“自然”多属于天人感应学说，魏晋玄学则将其转变为“自然之理”，认为“自然”便是宇宙万物本身之理，人可以与“自然”同构，文学艺术也若如此。有这样的观念导引，在东晋后，玄言诗与山水诗便渐次而起。尤其是将山水视为自然现实的最佳代表，“形似”观念遂成为山水诗、画的固定表达范式。与此同时在唐宋文论中，“自然”也被视为创作精神，既为文之道，也是文之理，体现于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陈未鹏[10]2008年在《宋词与地域文化》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述地域文化,概指依托于某个特定的地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征鲜明、性质相对稳定的文化。本文以宋词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并将论题放置在特定的时间(宋代)、空间(北宋、南宋的疆域)背景中,应用古典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借鉴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以个案研究、个案分析为基础,对宋词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加以审视、观照和诠释。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及余论叁个部分。绪论部分回顾了西方、中国古代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哲学、历史、地理,及文化、文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对于人地关系、地理与文明、地域文化-文学研究等问题的思考与论述,并借助对前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把握地域文化-文学研究的原理与规律,以此指导宋词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的展开与深入。绪论还考察了宋代文化-文学地域性特征,认为宋代文化-文学地域性特征的存在是宋词与地域关系研究的前提。正文共分四章分别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宋词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各章内容大略如下。第一章,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宋词对地域文化表述的方式和特点。第一个方面是地名。宋词中最直观表述的地域文化是地名。宋词中的地名具有纪实与象征功能,宋词对地名的应用受到文体与词人审美理想的共同制衡。第二个方面是作为自然层面的地域文化:山水词及词中的山水描写。第叁个方面是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域文化:怀古词。本文以金陵这一地域为例,典型分析怀古词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第四个方面则以苏州为例,探讨宋词对地域文化的选择性表述问题。第二章,主要着眼于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宋词文体特质。特质有二,一是南方文学;一是都市文学。宋词的南方地域文学特色源自于词文体与南方地域的深刻渊源。同样,宋代都市孕育的享乐之风,以及都市所衍生的公共文化空间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宋词的风貌。第叁章则主要探讨地域文化的转换变迁对宋词创作的影响。地域转换变迁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历史的变迁而导致的地域文化自身的变化。本文以镇江为例加以分析。一是由于词人游历踪迹的变迁而经历着不同的地域文化,从词人的角度说,这也是地域文化的变化。本文试图从南渡、北行、贬谪叁种情况加以考察。第四章,以江西为例,分别从南唐与北宋前期词派,江西诗派的词人群体,江西南渡词人群体及辛弃疾、辛派词人,南宋江西遗人词人四个词人群体,探讨地域文化对词人群体的形成、发展的影响,也探讨地域文化对江西词人群体的总体特征的影响。余论部分主要是对正文的论述进行了一些补充。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山水文学作品研究[D]. 廉红红. 安徽大学. 2003
[2]. 欧阳修园林文学研究[D]. 何玉琼. 南昌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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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欧阳修散文“风神”研究[D]. 卓希惠.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6]. 欧阳修的文学世界与生命情境[D]. 陈湘琳. 复旦大学. 2010
[7]. 山水游记类文言文中“贬谪文学”的探究[D]. 和志茹. 云南师范大学. 2017
[8]. 地理空间对宋词影响之研究[D]. 朱长英.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9]. 中古文学观念的演生[D]. 张甲子.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10]. 宋词与地域文化[D]. 陈未鹏. 苏州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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