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蕴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思潮论文,爱国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既承继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宝贵遗产,又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古代不同的内涵和时代特色,反映出近代意义民族主义的萌发和古老民族新的觉醒。
一
自强论是洋务思潮的主旋律。多年来,人们习惯于把“中体西用”看作是洋务运动的纲领,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洋务思潮的核心。事实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思潮的一个分纲领。贯通洋务运动始终,构筑洋务思潮框架的主干是“自强图存”,由此而展示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特色。
19世纪50年代中期,清王朝的内忧外患达到前所未有之境地。然而,历史的灾难必定由社会的进步为补偿,进步的标志首先是思想界的觉悟。国弱民穷、危机重重以其反面效果震醒了一批新官僚和知识分子。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自强”之声已不绝于耳。赵树吉首倡“皇上以为抚议为可恃乎?不可恃乎?如知其难恃也,则亦求所以自强之术而已”①。冯桂芬分析中国多方面不如夷,主张采用魏源师夷论,强调“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②。知识分子的呼声被一些实权派官僚所接受,在他们那里发挥,并在统治阶级上层内部散发,成为办洋务的宗旨。参与《北京和约》签订的恭亲王奕多次强调“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固非独一日本为然。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③。他主张穷其取胜之术,“如此则御侮有所凭籍,庶国威自振,安内攘外之道不外是矣”④。接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等洋务官僚不约而同地举起了“自强”的旗号。“自强”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久不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纲领性口号。
自强论之产生巨大效应,首先在于它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延续和发展。自秦汉以来,中华民族即以自己不屈不挠、顽强奋进的民族精神领先于世界文明,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强盛的、大统一的国家形象根深于民族观念之中,奠定了丰厚的爱国主义根基。近代战败的耻辱,使得一大批新兴官僚、知识分子从天朝大国的昏睡中震醒,激发出近代民族色彩的爱国主义观念。洋务论者看到国运不昌、落后挨打的事实,更痛苦反思其根源,清醒地意识到东方古国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由差距而师事西洋,由师夷而求奋进,精炼成“自强”的纲领。他们的自强是对历史的承继,更是对现实的正视。与古人不同,他们面对拥有先进武器装备、先进生产方式的敌人,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在古今一大变局中探索,首次意识到中国的落伍,并勇敢地承认和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李鸿章尖锐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⑤。他坚持在承认自己落后的情况下发愤图强,求得民族振兴,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唤醒封建士大夫、官僚,把洋务运动推向纵深。
在洋务思潮中,完成了由华夷之辨向华洋并举的转变。这一字之差,反映观念的转变。从虚骄走向现实,客观地对待外来文化,体现民族的进步和成熟。王韬指出:“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陟夷攘戎,真腐朽不通事变者也”⑥。以洋代夷、以洋务代夷务,尽管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产物,从感情和道德的角度使许多当事人感到难以接受。但它体现的却是一种封建传统精神价值观的动摇。丢掉历史沉积中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转污字样,摆脱夜郎自大的虚骄,客观理智地对待西方民族和文化,无疑是启迪民族觉醒、发愤图强的正确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观念的转变伴随着洋务思潮变局观、变法观、自强论,与那种仰人鼻息、崇洋媚外有原则的区别。洋务论者和洋务派并不因为以洋代夷而放弃抗出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利益。他们附诸实际的第一步就是购买、进而制造军火,创办近代企业。由于洋务运动起步于镇压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因此,作为封建政权的卫道士,他们不可避免地“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发挥军火业两种功能。但两者的天平明显地偏向外御。“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捻,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⑦。作为洋务派首领的奕也强调:“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⑧。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洋务派大张旗鼓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创立海军,无疑都是围绕着御外侮这一主题以求自强。军火业的质量和海军的战斗力显然是大打折扣的,但毕竟从此有了中国的近代民族军火业和近代海军,毕竟是历史的进步,在80-90年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了民族振兴,洋务思潮对改革封建政治提出了时代的要求,这一点时常为研究者所忽略。60年代,洋务论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变法”主张。李鸿章多次提及政治改革问题,强调“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济”⑨。“能自强则先变法与用人”。⑩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关于政治改革的思路也在洋务思潮中逐渐明朗。1883年,翰林院官员崔国因提出了设议院的主张。强调“议院设而后人才辈出,增饷增兵之制可以次第举行也。”“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11)中法战争前后,洋务官员关于政治改革的主张更为突出。张树声的遗折中几乎一字不漏地引用了郑观应的一段话:“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12)。邓华熙批评:“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是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13)。
显然,洋务思潮关于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经逐渐接近改变封建国体这一课题,这也是近代爱国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既然要求自强,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制造枪炮,以武器为开端,以经济的发展为支柱,以政治改革为保障。既然要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封建政治制度,其内在逻辑关系给洋务思潮铺平了道路。然而,洋务思潮从总体讲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本体的主题,加上洋务官僚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时常对政治改革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受现实的主观条件制约,又不得不成为封建政治的卫道士。这一点,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思潮中确立的中西文化关系的新坐标。它从理论到实践较好地解决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渗透、地位等问题,展示了对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展,是符合国情的传统文化本体论。
在注重向西方学习中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并试图在解决两大文化系统矛盾冲突中选择最佳结合点。洋务思潮的西学观,既避开了前人西学观的虚骄,又摈弃了民族文化虚无观的误区。他们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是开放和理智的选择,给予西学应有的地位,并较好地解决了西学东渐后传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课题。60年代初,曾国藩在选派留学生时,就强调学习西方技艺的同时,“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14)。与此前后还有冯佳芬等人的立论,都萌发了一种传统文化本体的西学观。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凝聚性和系统性,形成深厚的历史积淀,精华和糟粕掺合其中。西方文化能够冲击它却无法取代它。随着西学的深入,更多知识分子在积极探索二者的结合,思考在西学东渐中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中体西用观的提出,也是从一个侧面对民族文化虚无思想的防范和否定。在这个方面,首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沈毓桂作了详细阐说。1881年,他在《万国公报》撰文论述中西书院办学原则,“自以中国经书细为讲解,斯乃中西学不可偏废也。”“揆今之时,度今之势,专西学而废中学不可也,专中学而废西学亦不可也。二者得兼,庶为全才。”他坚持“西学当以中学为本,而提纲挈领固亦有道也。务愿有志西学者,忽视中学为具文,由译中国之文辞,以旁观西国之义蕴”(15)。他这种观点为近世教育方针的发萌奠定了基础。之后,吴子榛,孙家鼐、李端棻、盛宣怀等,无不对中体西用多加阐述。其共同点,都是强调在引进西学中不可偏颇于一端,力求保持中学的主导。作为办学原则,推而广之,作为一种文化立论,有其时代针对性和对后世启迪性的巨大作用。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来源于民族形式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诸多因素,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亘古不灭的强大支柱。洋务思潮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在大胆冲破封建顽固守旧、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注意到另一种潜在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偏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本体论的观点,在他们所处的那个特殊时期,较好地解决了传统与创新的课题。
洋务论者把中体西用付诸实践,萌发了教育立国、科技兴国的思想,把近代爱国主义自强图存引入深层次思考,探索救国新途径。
从同文馆开始,洋务派就把办学育人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织部分。真正意识到教育的特殊作用,创办中西学堂、培育新式人才,则是在洋务运动不断发展中逐渐演化,并形成教育救国论。洋为论者强调办学宗旨,“自强之道,以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16)。把办学育人与国家自强紧密联系,以此作为近代教育的基石。在这种教育方针中,没有丧失民族自信心,而包含明确的救亡图存、自强求富之目的;没有为西方侵略进行奴化教育、培养洋奴买办之前提,而有与外国侵略抗争,以“学战”求生存之决心。洋务运动发展中,经历了“兵战”屡败的奇辱,“商战”每每受挫的困境,在这种严重不利局势下,洋务思潮萌生了“学战”思想。他们认为外国之强强于学,办学堂育人才是自强根本。张之洞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才,不弱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17)”郑观应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18)”他强烈抨击旧式书院教育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他们把中外强弱的差距集中在学与不学上,意识到国民素质的较量,说到底是教育的较量。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被动情势,就是因为没有发展近代教育。不创办近代学校,培养有近代意识的新兴人才,则中国永远不能立足于竞争之世,无法摆脱受制于外人的因厄。这种兴学重教思潮带有浓厚的教育救国论色彩。
在办学中,洋务论者十分重视实业教育,引进西方科技,培养实用科技人才,从而又为教育救国增添了科技救国的内涵。还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初,洋务派和顽固派论争中,就意识到科技的作用。指出“仅以忠信为甲胃,礼仪为干橹,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19)。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开始兴办军用工业,洋务派陆续创建了一批军事技术学堂。70年代后,又转向其他专业技术学堂。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则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与富国强兵的关系,强调“若不从根本上下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20)。长期从事洋务活动的王韬、钟天纬、郑观应、郭嵩焘等人对科技救国多有论述,反映这批既长期从事洋务实业,又曾赴西方各国考察的洋务思想家对中西学术源流、科技兴国等方面的深刻认识。他们强调“今近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有格致为之根柢,非格致无以发现其理”(21)。在科技兴国思想支配下,洋务运动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科技的热潮。在洋务运动期间,各种洋务出版机构译出的格致之书数目大约占出书总数的40%,可见规模之大。如此大量出版发行的科技译著,对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对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对社会文化、思维模式的巨大影响,乃至对整个社会改造的潜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诚然,就中国近代社会进步的根本而言,在于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发展资本主义,以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完成对旧制度的变革。这一主题在近代社会始终无法实现。但就探索救国救亡,求得社会进步的多种途径而论,教育救国、科技兴国仍不失为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思维。判断它的可贵,不在于是否成功,而在于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民族觉醒和振兴、对社会改造所发生的深远影响。由此而论,中体西用的民族文化本体论、教育立国论、科技兴国论,无不为洋务思潮爱国主义思想库的出墙红杏。
三
“富国”、“商战”,发展民族经济思想,反映洋务思潮爱国主义对外国经济侵略的抵制和反抗,反映他们不自觉地改变封建经济基础的大胆尝试。
“富国论”发韧于洋务运动求强向求富的转变。其思想基础源于抵制外来经济侵略、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由兵战向商战延伸,以经济的发展求得民族的生存和振兴。因而洋务思潮包含有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升华。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警惕和抵御,始终是洋务论者的重要思想。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寓兵于商”等较为普遍出现的公私文书中,反映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局势的新变化。一方面固然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对民用工业的依赖性,以及发展民族经济紧迫性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则是对外贸易的急剧变化,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迅速转为入超,大量外货倾销内地,充斥市场,白银外流,财源固竭,民间小手工业大量破产,种种社会矛盾隐显于外经活动背景之中。洋务论者主张采取必要经济手段抵制外国商品的流入,限制洋货市场,发展民族的工商业,他们的这些观点逐渐发展为商战救国论。
在洋务论者的富国商战思想中,“富”与“强”是紧密相联的。“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强,尤其富在民生,而本国乃可益固”(22)。陈炽指出:“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矣。(23)”他们认识鸦片战争以来国运不昌的经济原因,其中之一是由于经济实力的不足。所以他们概括“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24)。这种富强并举思想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新特点,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从一个侧面把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贯穿近代,时常困扰人们思想的社会状况是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落后的交叉错位。这种交叉错位常使思想家们裹足不前,或囿于一端而失之偏颇。洋务论者的富强并举既考虑到争取民族的富强,又把社会进步作为达到民族强盛的重要手段,他们与顽固守旧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寻找了一条正确的自强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最终未能使国家富强,但他们在所处时代所作的积极探索,开近代工业之先河,发展民族经济之创举,又无疑为后来者铺路。他们在思想上为呼之欲出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开道,甚至他们思想的误区,也为后世的变法提供了新思潮的突破口。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思潮又正是戊戌维新思潮的直接思想先导。洋务思潮推出近代意义的“富强”之声,激励着一代仁人志士为之探索,为之奔波,为之奋斗,并最终汇入近代爱国主义主题,成为超越某一特殊时期、凝聚为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瑰宝。
伴随富国论的中心议题是“商战”论。王韬意识到,“彼所患者,不在我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23)。郑观应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用“兵战”对付军事侵略,用“商战”对付经济侵略的观点。商战与重商紧密结合,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抗御外国资本侵略掠夺直接联系,把它放在国家民族强盛的高度认识,把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任务以商战论概括,体现其经济思想的资产阶级属性。
“商战论”没有泛泛停留在一般重商、互市、收回利权,而是集中把对外贸易置于重要地位,这固然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也由此构筑了一个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体系。尽管这个体系是模糊、松散的,更谈不到上升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高度,但却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世界进入资本时代后,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性经济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外贸的顺逆反映的是国力的强弱,是经济法则无情的批判。不能以经济实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无法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经济与政治的恶性循环,导致了中国近代100多年困于外侵而无法自拔。所以,就那个时代而言,尽管“商战”的实效是微小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也一次次化为泡影,但它在唤起民族觉醒,探索民族振兴途径,对近代工业的推动,为维新思潮的经济纲领,为后代中国人解决面临的严峻课题,提供了思想素材。
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近代一个时期曾经成为一面旗帜,其实践作用也颇有建树。但就解决时代课题求得民族的独立、自主、富强,发展资本主义的实际进展说,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客观的外部环境固然是制约他们的不利因素。而自身的不成熟、软弱和对封建思想的过多依赖,同样也防碍了他们。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又是整个民族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道咸同光奏议》,卷三,第14页。
②《校邠庐抗议》,卷下,第73页。
③④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3、3、8页。
⑥(25)《弢园尺牍》第93、124页。
⑦⑨⑩(19)(20)《洋务运动》(二)、第266页;(一)第27、268页;(二)第33、22页。
⑧《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二,第11页。
(11)《枲实子存稿》,第23页。
(12)《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13)(18)(24)《郑观应集》,卷上,第226、265、614页。
(1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
(15)《万国公报》,第二册,《西学必以中学为体》。
(16)《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学校上”。
(17)《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十二。
(21)《弢园文录外编》,第139页。
(22)《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第1051页。
(23)《庸书》,“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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