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线，因为儒家的教化是从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人最基本的归属单位是家庭，在家庭关系中，孝又是最根本的。儒家认为孝为德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由此基础而兴，因此，钱穆曾说“孝”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汉代独尊儒术后，这种孝本位伦理思想观念凭借国家机器的力量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而佛教入土中国后，想要在中国取得长远发展就必须符合“孝”这种主流观念的要求，于是佛教的“孝”观念开始了中国化过程，但是它们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本文从它们的出发点、实践目标和实践方法三个方面比较两者的差异，以期展现“孝”的丰富维度。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孝 儒家 佛教
一、儒家和佛教的“孝”观念的出发点
在出发点的问题上，需要研究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要孝”或者“孝的必然性根据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观念是儒家首先提倡的，因此，分析应该从儒家文化开始。
儒家以孔子为尊，而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孔子对“仁”的解释是：“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为什么能构成“仁”的根本（之一）呢？对此，杨润根的解释是十分富有启发性的，他指出，“孝”是“老”和“子”的略写的上下结构所组成的，因此代表者一种双向的伦理关系，而这种伦理关系主要内容就是各种人生道理，包括对人的生命本身，意志，情感，信念，理性以及事业等的认识的传授和接收，这是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弟”与“孝”在这里形式上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但实际上“弟”只是“孝”的延展：“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很明显“孝”与“弟”其实都是围绕家庭提出来的，因为“出”就是指出离小家而进入到社会，“出则弟”就是将家庭中的“孝”这种美德扩展开去，因而儒家才有一种“四海之类皆兄弟”的“大家”观念。而出于对“大家”的爱，“行有余力”时，就要“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忠孝是一体的，它们没有根本矛盾，而只是只凭个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抉择。这些就是儒家强调“孝”的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的“孝”是一种修养论的方法，因为儒家总是将“孝”的功用摆出来了的，指出“孝”对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和谐的作用。佛教讲“孝”更不带功利主义的色彩，因为佛教的孝是一种因果论的结果，而且这种因果是基于它的本体论的。佛教的孝是一种真正的感恩，因为父母对我恩重如山，于是我知恩报恩。这种孝不强调子女的德性，而是强调一种因果性，由此出发，可以避免愚孝、假孝。
二、儒家和佛教的“孝”观念的实践旨趣
总的来看，孝的实践上，儒家在于“解困”，佛教在于“解脱”。儒家的“解困”就是解决生活问题，解决父母的身心之困苦。然而，身体方面的困苦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儒家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样，人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人的努力不会起到扭转它的作用。因此，儒家将解心之困放在首位。而对于孝的实践的主要内容，孟子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曰：“赵氏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由此可见，无后是父母最大的心病，而不能给父母生下传宗接代的孙儿是为最大的不孝。其次，儒家的孝又讲究一个“敬”字。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所以，儒家讲孝，是孝敬，但“孝敬”却将双向性的“孝”变为单边性的了，而且更强调父母的意志对子女的意志的决定作用作用，不允许子女发挥自己的意识能动性，这就是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愚孝的理论根源。佛教主张的“孝”的实践乃是子女帮助父母获得佛教意义上的解脱，解脱就是解决生命问题，发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以，佛教认为儒家的孝还是初级意义上的，更重要的内容儒家还没有发现——帮助父母解脱，则可以让他们免于轮回之苦，这样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感恩。所以，在这里，最大的冲突应该就是，佛教修行就得抛家弃子，就直接舍弃了儒家的孝的阶段，成为儒家心中最大的不孝。于是，佛教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讲究先安顿好自己的父母再入空门，或大力发展在家修行。
三、儒家和佛教的“孝”观念的实践方法
孝的对象上，儒家和佛教是相同的——孝不但指向在世的父母，也指向去世的父母，而且孝观念在儒家和佛教中都有一种延伸，即延伸到家庭之外。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因此过渡到了对众生的感恩，对众生的爱，于是自利利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儒家讲究一种“人伦父母”，于是君臣、师生、兄弟、夫妇等都可以将孝的观念加以引申而利用。所以我们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说法，也有“师父”的说法等。
父母在世时，对父母的侍奉是儒家和佛教的共同要求，对他人的爱显然也是一样的。两者的不同其实主要体现在对去世的父母的尽孝方法的不同。儒家讲究“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种葬礼和祭礼现在在中国的农村还有保留。“披麻戴孝”这个成语就告诉我们这两种礼节是孝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纪念”的意义。儒家要求“三年之丧”，孔子对此的最直接的解释是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怀。”也就是说，父母在我们最小、最柔弱——完全不能自理的时候，最最辛苦的照顾了我们三年，我们在父母死后，哀悼他们三年显然是应该的。佛教主张在父母去世后的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为父母行孝，称为盂兰盆会。从时间长短来说，似乎儒家更看重对父母的感恩，因为它要求以三年的时间来守孝，而强调感恩的佛教却只以一天来追念自己父母的恩情，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矛盾。但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佛教虽然强调彼岸世界是解脱后的净土，但它却并不倾向于引导人们在父母死后才来尽孝，其强调的是现世生活中的修行，现世生活中帮助父母求解脱才能称之为“大孝”。
对于日常侍奉之孝与佛教所说的“大孝”联系与区别，我们可以从《五灯会元》中对儒家和佛教的孝的比较中得到更为清晰的线索，其将“孝”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仲尼之孝”，为身体发肤，弗敢毁伤。第二种是“释迦之孝”，往仞利天为母说法，成《地藏经》，被称为佛教中的“孝经”。第三种是“目连之孝”，目连以天眼通见其母在地狱受苦，便于七月十五设“盂兰盆会”供奉十方僧众，并在其帮助下入地狱救母，这就是盂兰盆会的来历，我国的盂兰盆会最早可追溯到538年梁武帝为其母举行的法会。第四种是“兴化之孝”，他不上天入地，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为母说法，为母烧一柱香，以使其母获得佛教式的解脱。这种佛教行孝方式就明显的带有一种中国化的倾向，因为其在现在的俗世生活中为父母积下轮回中的善因，而非直接遁入空门，自求解脱。
参考文献
[1]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2页。
[2]杨润根：《发现论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3页。
[3]王明：《中国佛教孝道思想探析》【D】山东：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13：26-28。
[4]王明：《中国佛教孝道思想探析》【D】山东：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13：32
作者简介：吴敏（1995年—），女，汉族，四川仁寿人，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论文作者:吴敏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3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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