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玄妙观元碑《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宫记》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荆州论文,玄妙论文,仙都论文,中兴路论文,观元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老仙都宫记》碑在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荆州北路玄妙观玉皇阁前的碑亭之中，据笔者现场考察所见，此碑全名为“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宫记”，题为“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庐陵欧阳玄记，宣文阁授经郎文林郎兼经筵译文官临川危素丹书，通议大夫礼部尚书宛邱赵期颐篆额”，元至正三年癸未(1343)三月初吉日立。碑通高2.85米，宽1.45米，厚0.18米，保存完好，文字清晰可读，正文1023字，楷书正体，笔力虬劲，为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更是荆州道教史上的重要文献史料。 据清陈诗《金石存佚考》载：《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宫记》碑原在荆州府北玄妙观内，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碑仆，嘉庆十四年(1809)，荆州知府张雪筠重立，碑字皆完好①。碑记不见于欧阳玄的文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及光绪六年(1880)刻印的《荆州府志》和清人张仲炘所辑《湖北金石志》都收录了此碑全文，陈垣所编《道家金石略》亦收录②，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此碑的拓片，为近代湖北篆刻家陆和九的藏品③。该碑文为了解九老仙都宫的创建历史以及元代道教的重要派别——玄教在荆州的传播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拟对碑文所载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做一简要论述。 一、荆州玄妙观与九老仙都宫 《九老仙都宫记》碑记述的是元代道教宫观九老仙都宫在中兴路④创建的一段往事，今旧宫早已不存而碑存于荆州玄妙观。何以元时旧宫早废而此碑历经数百年独存于玄妙观中？今查碑之正文左侧有3行大字行书，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所补刻之跋文，记述此碑来历及当时重修观碑之事，其文曰： 右元妙观碑记，系元欧阳学士所撰、太仆危公书丹者也，距今三百余年。观既倾圮，此碑岿然仅存而层蚀尘埋，率就磨成。余退食之暇访求遗迹，捐葺此观以为讲礼读书之所，不忍古先正沦诸草莽也，乃命工重剡之，冠以螭首，承以龟趺，立于殿左，仍为补入郡志，因记其岁月于此。丁卯重阳后一日，宁远祖泽深识。⑤ 补刻者祖泽深(1636-1688)，字仁渊，清初辽宁宁远人，历官康熙、雍正两朝，曾任苏松常道、荆南道参议等职，康熙二十七年(1688)因“湖北巡抚张汧案”坐罪狱中。祖泽深在任荆州府荆南道参议期间，九老仙都宫碑即在玄妙观废墟之中，其以地方官员的身份重修玄妙观，挖掘增饰旧碑并题跋于后，为我们深入了解此碑提供了重要线索。祖泽深之题跋称此碑之交为“元妙观碑记”并录入地方志中，清代纂修的荆州地方志、金石录皆称荆州玄妙观即九老仙都宫，如康熙间纂修的《古今图书集成》即称：“元妙观一名嵩寿山，创自东晋永和二年，始于县学前，复改为书院，重迁于湘城北，元至正三年重修，敕曰九老仙都宫，明洪武年设道纪司于内，辽王重修，有碑。”⑥康熙间刻印的《荆州府志》载：“九老仙都宫，今名元妙观。”⑦光绪中纂修的《荆州府志》亦称：“元妙观在府治东北，唐开元间建，元至正三年赐额九老仙都宫。”⑧ 《古今图书集成》称荆州玄妙观创自东晋永和二年(346)，盖为道教自陈渊源远古的传说，其时道教的宫观制度尚未建立，荆州地区尚无创建道观的可能，光绪《荆州府志》称玄妙观始建于唐开元间，此说较为可信。按唐玄宗开元间，令天下各州建开元观，宋徽宗大中祥符中，令各州开元观改建为天庆观，元元贞中改天庆观为玄妙观，明代仍称玄妙观，清代避圣祖讳改称元妙观，实则为同一宫观在不同朝代的不同名称。 清代方志皆以为九老仙都宫即玄妙观，显然是受到了祖泽深跋文的影响，然详考相关史料，则有许多疑问。据《九老仙都宫记》碑文所述： 九老仙都宫者，中贞明教玄静真人唐公洞云之所建者也。玄静遭遇圣代，肆扬玄风，晚岁被旨领中兴之玄妙观。既而汉源县令松滋陈君一宁以中统楮币一万五千二百余缗，得城中公子衖张氏故居，愿建真馆，以奉祝釐。未几，前江浙摊茶副提举同邑傅君文鼎又以楮币一万七千五百缗增助之，请为众倡。已而四方乐助者襁属，其不蔇者，玄静悉济以己资。乃作三清正殿，至于门庑、法堂、方丈、云堂等屋，以次兴举。荆门义士陈君该父子，又割楮币六千七百余缗，塐天尊真人像，全碧眩耀，甲于城堙。至元五年岁己卯，有旨特赐九老仙都宫之额⑨，俾洞云并玄妙两山主之，仍饬有司加庇卫焉。 碑文明确记载九老仙都宫为“中贞明教玄静真人”唐洞云所建，在修建的过程中得到了各方资助，其中松滋县人陈一宁、傅文鼎共捐资三万二千七百余缗，四方信众亦予捐助，唐洞云本人也筹措经费。其地址在“城中公子衖张氏故居”。张氏故居的具体位置已不可考，但此前唐洞云已“领中兴之玄妙观”，等到这一宫观建成之后，于至元五年(1339)，皇上下旨赐额曰“九老仙都宫”，“俾洞云并玄妙两山主之”，元至正三年(1343)立石以记其事。至此起码可以明确两点：其一，九老仙都宫与玄妙观为各自独立的宫观，而以唐洞云兼领两观观主；其二，九老仙都宫为在城内张氏故居上新修之宫观，并非方志所述自玄妙观重修而来。由于元末至明中期，玄妙观历经了一个兴废变迁的过程，致使往昔踪迹难寻，人们对宫与观的印象混而为一。据明沈一中所撰《玄妙观玉皇阁碑记》： 荆州在胜国时为中兴路，玄妙观，创于玄静唐真人洞云，学士庐陵欧阳玄为记其事，授经郎危素书丹，尚存焉。记称观地系城中张氏故居，今漫不可考。国初现在行省旁，正德癸酉毁于火，改建江陵县学前东南。后宪副杨守礼废为书院，复徙今城北。世庙时，上居西斋宫修默朝上帝之术，而故辽王承风指，簪冠被氅，请于朝，封为忠孝真人，仍以书院复为观，而以初徙观署名崇玄。迨玄妙神像、道士等并入今观。云现有四圣殿，三清殿，左有廊庑，最后置高台为玄武阁，王所建也。台东为圣母，西为梓潼二殿，而玉皇阁居台前，湫隘不称。万历十二年，当阳紫金观人向德初乃，来乞疏募缘，拓而大之。……今荆州所称祝釐以延国家之庆者，唯承天能仁寺及今玄妙观二宇而已。能仁寺虽经兵燹不它徙，而观倏废倏徙，泡无定居，一毁于[火]，臬副再毁而道人德初乃能于十年中为修未弘之制，使道教彰彰，若旬始摄提，极建中天，终古不忒。⑩ 至明初，九老仙都宫历经元末兵燹而废不可考，其碑为玄妙观所藏。沈一中记述了明代玄妙观的具体位置以及兴废变迁的过程，并特别肯定了道士向德初的重建之功。沈一中认为元时的九老仙都宫即为玄妙观，为唐洞云创建，而《九老仙都宫记》中说的九老仙都宫所在地城中公子衖张氏故居已不知在何地。清陈诗在《金石存佚考》中，即对沈一中的这一判断持有疑问，曾亲至荆州玄妙观考察，对九老仙都宫与玄妙观的关系，做过一番详细的考证： 洞云本玄妙观住持，及陈一宁等建宫于公子衖，遂赐额九老仙都宫，并令洞云主之，是宫与观为两地也。今碑乃在玄妙观中，疑今之观即元时仙都故址，而所谓公子衖者，即在于此前。明沈观察一中所撰记，乃谓观为洞云所创，而欧阳元功记其事，是不知宫与观之为两地矣。又谓观一徙于县学前，再徙于城北，是又不知今观即元宫之故址也，至言明初现在行省旁，则今不知其所在焉。(11) 沈一中误以为九老仙都宫即创建于唐代的玄妙观，自是“不知宫与观实为两地”，然陈诗“疑今之观即元时仙都故址”，亦难经得起推敲。据沈一中所记，玄妙观“倏废倏徙，泡无定居”，其具体位置，明初在行省旁，及至正德中毁于火灾，迁建于江陵县学之前，最后寻址于城北故址。沈一中为明万历时人，距玄妙观迁建时日不远，其于当朝之事的记载当为可信。查嘉靖《湖广图经志书》的“江陵县图”，行省在城北湘城之东，江陵县学在城东北，湘城即明太祖十二子湘献王朱柏的王府，在城西北，(12)洪武十一年(1378)建，建文中湘城阖宫自焚于火，永乐二年(1404)辽王朱植移藩于江陵，乃建辽王府于湘城之东侧，并重修玄妙观。今据《九老仙都宫记》所述，九老仙都宫故址在荆州城中公子衖张氏故居，时玄妙观则另有其地。公子衖张氏故居今虽不可考，然明初玄妙观在城北可以确定，其在元末亦无迁建之记载，则可推知元时玄妙观即在城北，自明末以来再无迁建之举。今荆州玄妙观在荆州北路，为故湘城东北角、辽王府之正北，即是明时玄妙观之位置，非元时九老仙都宫旧址，玄妙观与九老仙都宫在历史上确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宫观。 二、唐洞云与九老仙都宫 据《九老仙都宫记》，唐洞云自叙家世云： 吾家故宋参知政事质肃公介之后也，世远家寒，父母遣从老氏学。初师佑圣堂李公云庵，既而紫府观骆公逊斋又法嗣之，而教之曰：“子虽学道，当读儒书乃可。”由是从事占毕，终日未尝释卷，数年遂通大义，间为诗章，士大夫辄称诵之。 欧阳玄接着称赞说： 余按唐质肃公，实江陵人，其立朝之节，清忠谅直，视唐颜鲁公无愧。神仙之资，不在其身，而在其后人，理盖然也。 唐洞云自称为北宋名臣唐介之后，据王珪《唐质肃公介墓志铭》曰：“公讳介，字子方，其先晋昌人，唐末避乱于余杭，自其祖始徙于江陵，今为江陵人。”(13)又据刘挚《唐质肃神道碑》曰：“祖渭，仕皇朝至尚书职方郎中，始自余杭家江陵，遂为江陵人。”(14)自此江陵为唐氏重要郡望之一。唐洞云虽出自名门，然世代久远，至元代蒙古人灭宋，南人沦为四等人，取仕无门，遂入道门，先后师事荆州佑圣堂李云庵、紫府观骆逊斋等，熟读儒书，文章俊秀，得到士大夫们的称赞。后入京，受到当时的玄教领袖张留孙、吴全节的器重，并得到皇帝的封敕，成为玄教的代表人物之一，二十余年一直往来于京城和名山之间，名重一时，晚年归老荆州。据《九老仙都宫记》载： 事竣，遂归故里。里中故家巨室、耆旧老人，喜其来归，相与佽助，克成兹宫。圣恩如天，特赐之额。顾惟生平勤劳，晚节树立，即其所业，究其所为，因得以效君亲万一之报，名谓庆幸。然恐岁月之久，将遂无闻，惟善修辞，愿以不朽者为托。 唐洞云晚年回到故里，大畅玄风，受到地方士绅耆老的欢迎，大家合力捐资，为其建造新观，以颂其德。至元五年(1339)宫成，金碧炫耀，为荆城之胜，皇帝赐额，名曰九老仙都宫，令唐洞云兼而主之。至正三年(1343)请大儒欧阳玄(15)撰文以记其事，并请当时的大书法家危素书丹，文章与书法皆称绝美，堪为嘉配。 九老仙都宫之名，前代所未见，独上清派有尊神“九老仙都君”，似乎与九老仙都宫之命名关系密切。“九老仙都君”在梁茅山上清道士陶弘景所撰《真灵位业图》中位列第四左位中，为道教上清派的重要神仙，其如何与玄教扯上关系呢？据元人傅习所编《元风雅》中所记，传说玄教宗师吴全节曾经获得茅山上清派的传法信物“九老仙都君印”：“吴宗师获玉印：三茅山道童遇白兎入穴，掘之得一玉印，乃九老仙都君印，宋宣和时物也。”(16)“九老仙都君印”为茅山上清派的重要符印和传法信物，据宋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道法会元》卷一百八十三、《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二十五、《三皇内文遗秘》等道书所载，“九老仙都印”曾有形制不同的四种符印。王育成在《道教法印考实》一文中对四种“九老仙都印”做过详细的考证，并见过存世的符印实物，确认了“九老仙都君印”确为宋代茅山上清派的传用法物，明以来道书改为“九老仙都之印”(17)。据《茅山元符观碑颂》所载，宋徽宗宣和中曾“诏刻九老仙都君玉印”赐与茅山嗣法宗师刘混康(18)，“九老仙都君印”成为茅山上清派的重要传法信物，为茅山历代宗师所藏，直到元末茅山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还曾藏有此印，此后玉印辗转为玄教宗师吴全节所获。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法印为玄教所得，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明，玄教与茅山宗的关系十分密切，或者在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对茅山上清派的领导权。据《九老仙都宫记》，“龙虎、三茅、阁皂等山，亦屡给驿直往修醮事。”可见唐洞云常去茅山主持法事。这一记载也反映出玄教受茅山的重要影响。而唐洞云以新建宫观名之“九老仙都宫”，奉祀上清派尊神九老仙都君，并俨然成为茅山上清派的正统代言人，亦颇能够说明当时玄教具有领导除龙虎山外江南其它道教符篆派的雄心。 对于唐洞云创建九老仙都宫的意义，《九老仙都宫记》写道： 荆州当朔南西东之交，天下山水脉理皆发自西，古今仙佛之教往往自西来入中国。是故江汉之壤，西按陇蜀，多大山修谷，福地名区，其人亦多高年遗世之士，卓行绝俗之流。若老菜子、汉阴丈人、楚狂接舆，要皆庄周、列御寇之流亚也。今九老仙都宫作于江汉之都会，创始于质肃之后人，岂非山川蓄泄之灵，国家会通之化，久而弥章，前修之流风余韵，有足徵于是者乎？何可无记。虽然，地以人而胜，神依人而行，继自今嗣玄静而居九仙者，尚克念于兹，则元属我纪述之意，可永无坏也。 荆州位于东西南北交汇之处，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对于宗教文化的传播非常有利，故自晋唐以降，佛道教都十分兴旺。就道教来说，唐宋间在此修建的道观众多，特别是唐代道士孟安排于武周己亥二年(699)上表，请于荆州修建道教宫观，得到皇帝允许，并御赐“大崇福观”(19)。据王卡《青溪小识》一文的研究，孟安排系唐高宗、武后时荆州道士，为《道教义枢》的编者，从其“青溪道士”的称号，可推知他隐修于荆州临沮之青溪山。该山“为道士隐修胜地之一，至隋唐之际，青溪仍是道流释子聚集之所，……由晋至唐，青溪山对道释二教的发展，颇为重要。”(20)唐洞云于元代在荆州创建九老仙都宫，并得到御赐宫名，正是“前修之流风余韵，有足徵于是者”。 三、唐洞云与元代玄教 玄教是元代从道教龙虎宗分化出来的一个重要派别，由张留孙创建，政治地位很高，影响很大，但在湖北传播的具体情况，学界尚未加以关注，《九老仙都宫记》则提供了重要线索。碑文记载： 大德初入京，玄教大宗师开府张公留孙雅见器遇，时奉旨建崇真万寿宫，命董缮，克称厥任。寻设荆襄道教都提点所，选为掌书记，会提点升总摄，仍庀是职。至大初，乘传从宗师特进吴公全节，奉御香醮江南诸名山。皇庆中，玺书授诚明中正玄静法师、江陵路玄妙观住持提点、紫府真应宫住持兼领本路诸宫观事。延佑中，改授宣命师号，及住持提点诸宫观如故。尔后奉诏，遇天寿节乘传函香，醮襄阳之武当。岁数四，率以为常。龙虎、三茅、阁皂等山，亦屡给驿直往修醮事。天历初，集贤院奏为御位下承应法师，每岁扈从上京。二年，宣赐中贞明教玄静真人。是年游以天寿节，奉诏驰驿，岁祠武当，若荆门之玉泉、中兴之玄妙、崇福，常德之桃川，就命遍祀。 玄教法师唐洞云作为九老仙都宫的关键人物，于大德初年进京，即得到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器重。当时元世祖下旨为张留孙修建崇真万寿宫，唐洞云承担建造的重任。不久玄教设“荆襄道教都提点所”，遂选唐洞云为掌书记。 “掌书记”一职最早见于北周官制，为军中掌管书信、帐簿等文书的机要秘书，至唐代掌书记发展成为观察使或节度使的属官，据《新唐书·百官志四下》载：“掌书记，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21)随着藩镇割据权力的扩大和地方军队独立性的增强，掌书记的地位也变得日益重要，成为沟通地方藩镇与中央政府的高级文职僚佐，至北宋掌书记作为军队幕僚退出历史舞台。元代玄教组织设“都提点所”为府路一级的教务管理机构，而掌书记一职首次出现在道教管理机构之中，作为玄教都提点所的重要文职人员，辅佐玄教嗣师和宗师。唐洞云出任都提点所掌书记一职，由此可见其在玄教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元代南方主要为正一教的范围，北方则是全真教的天下，而玄教的传播范围则在南北之间，即安徽、江苏的江淮地区至湖北省荆襄地区的中间地带。玄教虽出自于正一教，后在皇室扶持下，遂成独立之宗派。玄教所领范围，主要为江淮荆襄等路，据元袁桷《有元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所载：“(至元)十五年(1279)，加玄教宗师，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配银印。”(22)在张留孙时代，玄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江南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和荆襄路四路，正处于江南正一道和北方全真教传播范围之间的狭长地带，而皇室支持玄教独立，也可能正是出于控制正一教和全真教过度发展的政治考虑。 元大德中，玄教诸路都提点所相继成立，以嗣师吴全节为总领都提点。据《元史续编》，元大德十年(1306)，以嗣师吴全节为“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23)，大概唐洞云就是在此时上任为掌书记的，遂成为玄教嗣师吴全节的得力助手。至大中，唐洞云随玄教宗师吴全节奉旨往江南诸名山进香斋醮，因参与皇家祭祀有功，皇庆中授“诚明中正玄静法师”，仍主持江陵路玄妙观、紫府真应宫兼领本路诸宫观等，延佑中改授“宣命师”，每年遇天寿等节，奉旨致祭武当等地，代言皇家，崇奉玄帝。天历二年(1329)又宣赐“中明玄教真人”之号，这一年的天寿节，仍奉旨祭祀武当以及其它各宫观。此后，唐洞云荣归荆州故里，于是有九老仙都宫之兴建。九老仙都宫有“逸老堂”，为唐洞云真人所居，时文学大家宋褧有诗赞曰：“逸老堂(九老仙都宫唐真人)：临水垂杨遶院松，高堂仙客养疎慵。道存柱史五千字，心在蓬莱第一峰。未可逍遥空看鹤，不妨劳动急呼龙。我惭不得金丹术，尘满衣襟抗俗容。”(24)题写碑文和酬唱之作均为当时名家大儒，也由此可见唐洞云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 唐洞云在玄教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也使得新建的九老仙都宫成为元代玄教在荆襄等地新的传教中心。在任职玄教都提点掌书记的二十多年间，唐洞云虽长期在京城并在各地承担皇家祭祀，却一直是荆州玄教的实际领导者，据吴澄《御香赉江陵路玄妙观记》：“皇庆二年(1313)，总摄道教所掌书记唐洞云钦奉帝制授诚明中正玄静法师、江陵路玄妙观住持提点兼紫府真应宫住持，后又兼领本路诸宫观事，教所嘉其能，留之弗遣，遥领其职。”(25)唐洞云在任期间，主要奉旨行香于荆州紫府真应宫、武昌武当宫、庐山太平宫、湖北武当山、江陵玄妙观等玄教所掌之处，而荆州玄妙观则为荆襄地区的玄教中心，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当然，作为玄教的重要领袖人物，唐洞云的活动并不限于京师和荆襄等地，而是“就命遍祀”，玄教在全国的宗教事务都活跃着他的身影，如多次前往龙虎山、茅山、阁皂山等道教名山主持醮事；此外，江淮之徐州也是玄教的重要传播地，唐洞云亦亲自前往弘道，据吴善所撰《徐州吕梁镇庆真观玄武□□□□》载：“皇庆二年，应诏行者诚明中一玄静法师唐公洞云□公毕事归，属予文刻石其山，诏我旷代之典。”(26) 通过对《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宫记》这一元代玄教碑石的关注和解读，唐洞云作为玄教重要代表人物逐渐为我们所熟知，元代玄教在湖北地区的传播情况以及在全国的影响，也更加清晰起来。 ①引自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五册《湖北金石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0页。 ②本文所引《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宫记》碑文，均出自《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58-959页。 ③拓片见于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14页。 ④元天历二年(1329)改江陵路为中兴路，治所在江陵(今荆州市)，辖境相当今湖北潜江、监利以西，江陵以南，石首以北，枝江、松滋以东地，元末改为荆州府，明清仍之。 ⑤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0册，第13-14页。 ⑥(清)陈梦雷纂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卷“荆州府部汇考八”。 ⑦(清)郭茂泰修，胡在恪纂：《荆州府志·补遗》，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 ⑧(清)倪文蔚、蒋铭勋修，顾嘉蘅、李廷铽纂：《荆州府志》卷二十八，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⑨额：《道家金石略》作“绩”，郭茂泰等修纂的《荆州府志》以及倪文蔚等修纂的《荆州府志》均作“额”，据改。 ⑩(清)郭茂泰修，胡在恪纂：《荆州府志》卷三十八。 (11)引自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五册《湖北金石志》，第930页。 (12)(明)薛刚纂修、吴廷举续修《湖广图经志书》卷六，《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0页。 (13)(宋)王珪《华阳集》卷三十七，引自(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宋)刘挚《忠肃集》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明)宋濂等纂修《元史》卷一百八十二“欧阳玄传”：“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金缯上尊之赐，殆无虚岁。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石，得其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皆知宝重。”中华书局，1976年，第4198-4199页。 (16)(元)傅习编《元风雅》前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王育成《道教法印考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95-497页。 (18)(元)刘大彬编《茅山志》卷二十六，《道藏》第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69页。 (19)陈子昂《大崇福观记》载：“道士孟安排者，玄禀真骨，记上阶黄裳，羽袂囊中，窃感苍梧遗化，长沙旧寝，不可以不昭发圣世，复重理前状，伏望阙下至于再三。天子乃悯然迁思回虑，旌别斯观，赐名曰大崇福焉。时龙集己亥圣历之二年也。”(清)倪文蔚、蒋铭勋修，顾嘉蘅、李廷铽纂《荆州府志》卷二十八，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20)王卡：《道教经史论丛》，巴蜀书社，2007年，第98-101页。 (21)(宋)欧阳修等纂《新唐书》卷四十九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309页。 (22)陈垣编《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24页。 (23)(明)胡粹中《元史续编》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元)宋褧《燕石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元)吴澄《吴文正集》卷四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1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