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教育理念述评——以华人校长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为例论文,教会论文,教育理念论文,校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0）05－0053－05
现代大学是12世纪前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产物。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教会大学的“先导”作用是无法回避的。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把教会大学单纯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胡适为《司徒雷登回忆录》作序时，曾给教会大学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其“给中国带来逐渐的觉醒”。如1900年正式开设大学课程的苏州东吴大学，1906年在美国注册正式取得大学地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等，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出现一所完全意义上的由中国人办的本土大学。至1922年，当中国只有三所公立大学，即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时，教会大学便已达16所。[1]于严格时间意义上确定中国本土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先行的教会大学所提供的参照无疑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就认为：“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它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2]61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也给当时的教会大学给予了充分肯定：“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金陵大学当属于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2]19依当时中国教会大学的实际办学水平，宋子文的评价同样适应于燕京、东吴、圣约翰、辅仁大学等教会名校。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大学最像大学的两个阶段，均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以北京大学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为标志，期间中国的大学尽管起点很晚，但却办出了一批与世界主流大学只有量差没有质差的大学。这当中，显然与教会大学宗教背景所隐含的“原罪”等因素有关，对于中国大学早期办学取得的成就，学术界却往往忽略了教会大学所起的示范助推作用。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以来，国内知识界推崇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科学等思想意识，正是中国儒家文化所欠缺的，而这些因素的根源与基督教教义却有密切关系。从另一角度言，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之后，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除圣约翰大学外，教会大学纷纷向中国政府立案，并先后推举华人学者担任校长，如燕京大学吴雷川、岭南大学钟荣光、金陵大学陈裕光、金陵女子大学吴贻芳、沪江大学刘湛恩、华中大学韦卓民、东吴大学杨永清、福建协和大学林景润、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辅仁大学陈恒等。正是由于教会大学向世俗化、中国化方向的积极转变，至抗战前夕，“许多教会大学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外国的大学。教会大学的学生被承认为合法的中华民族的代言人”。[3]当时的中国政府已将它们列为中国的私立大学而给予资助，1934－1935年，政府资助私立大学的一半经费拨付到了教会大学。
我们常说，大学校长是大学的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大学才会有所趋附。当时，这批具有基督教信仰的教会大学华人校长，和其他中国大学校长一起，借助各自的社会舞台，同样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推动中国大学教育的进步，共同参与了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思考。其以沟通、融合中西文化为前提，所践行的建立在文化反省基础上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进而提升中国大学教育整体品质所折射出的教育思想，同样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遗产。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视角是：这批华人大学校长作为当时的一种亚文化群体，尽管用社会学意义上构成亚文化群体的诸多要素，如相近的家庭背景、政治观点、社会阅历等去归纳他们的共同特征，似难以准确地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除信仰基督教可以说是共享特征外，这个群体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大多具有良好的西学背景，并通晓中西方文化与哲学思想。且由于作为基督徒，他们实际已接触到西方文化的核心，故其办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视角，体现了这个群体的固有特点，即主张办大学教育要以沟通中西文化与融合为前提，并借助这种融合，将学校定位在能有效培养学生形成独立自尊之完美健康人格的场所，从而为中国建设新的心理，最终实现“给中国的道德，赋予一个新的灵魂”的办学目标。[4]
一、以理性文化反省为视角，把大学发展定位视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主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表现，是一味推崇本国文化的同时，对外来文化采取简单的否定甚至敌视态度。这种现象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表现尤为突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实践表明，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只会阻碍国家的进步；相反，不同文化透过彼此欣赏、相互影响后而综合形成的新文化特质，则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譬如日本，便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因此，教会大学华人校长们有一个基本共识：要以开放心态坚持沟通融合中西文化为办学第一宗旨的观点，他们在既要中国化，也要国际化的理念指导下，借助大学制度设计与人才培养的过程，在中西文化沟通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说[5]：
文化的改变并不一定会危害到国家的生命，反而经常使其更丰盛，其实这也是各种有机生命的基本原理。有机体须从其环境中吸收并同化一些要素。而只有在吸收及同化的过程不断的情形下，才可能有生命。
因此，不同文化的
综合一词是很重要的。它意指我们须对我们要综合的文化有完整的分析，比较其优缺点。然后造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保存两种文化的优点。我们必须这样做，而且须以母体系统为新结构的间架。这是精神创新的工作……又是多么伟大的工作。
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则提出文化互惠的观点，认为文化发生上具有民族特性，但功能上却是人类通用的。他说：“学术本属于国际的，希腊的哲学早已传诵全球，近代的科学不分国界，到处研究，可中国的学术，至今没有特殊进步，更不想在国际上取得一个领导地位”。[2]136所以，
我们固不必太自负，藐视人家，我们也不必太自弃，妄自菲薄。我们是要求大家互相受惠，而不需彼此毁谀。我们更希望能根据互惠的精神出发，进一步能使我们在学术上文化上研讨的结果，可以超过“互惠”而能多多“惠人”，并且与我们同道的文化机构共同努力[6]350。
为此，陈裕光强调他办大学的“职志”，乃是沟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
二、倡导大学学科专业设置应符合国家现时需要，强调学用一致、知行合一
中西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不能仅停留在理念上，依中国的文化传统，它的成效关键在于当事人应具有对本土文明的理性反思意识及对外来文明的宽容态度，并通过具体的实践行为不断强化方能取得。因此，他们的实践视角，是在渗入中国元素、为中国服务的前提下，借鉴西方人才培养重实证、实验和实际动手能力的优点，修正中国传统教育偏坐而论道，“教育不为实际生活而设，乃为官吏之养成。故父兄对其子弟之最高理想，即希其得入仕途以为荣”[7]的缺陷。如岭南大学钟荣光校长所言，办大学要：“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精神为人之精神，使学生不至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8]
另外，从华人掌校后教会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与当时国立和私立大学相比，也能清晰看出，这些学校在注重学科综合性的同时，均强调大学要有主动服务社会的理念，且尤其重视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的实际需求以及自身特点设置学科专业。其学科比例较全国总体情况更加合理（参见下表）。
表中数据说明，当时教会大学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农学、医学等领域占有明显优势。以农学为例，尽管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但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前，无论当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无暇顾及高等农业教育，针对这一情况，教会大学加强了对农学类专业的关注，如金陵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等校，均在农业高级人才培养、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极力倡导的“以研究为教学之基础，服务为教学之实践”，“研究、教学、服务三者，成一联系，未尝偏废”的三一制教学方针，就是首先在金大农学院试行的。这个阶段，一些教会大学不仅加强了农学类四年制本科教育，还开设了研究生课程，并先后建立了一批农业技术推广实验区。当时比较知名的有：金陵大学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江宁农业推广实验县、齐鲁大学龙山镇服务社、福建协和大学仙峰乡实验区和五里亭实验区、燕京大学清河镇社会实验区等。这些教会大学透过实验区，广泛开展了如乡村重建运动、农作物改良计划，推广新式农具等项科技服务工作，受到所到之处农民的欢迎。如由岭南大学农学院培育成功的“改良东莞白米”是当时著名的优质大米，其它一些名果名蔬，至今仍为广东一些农村地区的“三高”品种。[10]
不主张“学”、“术”分离，强调大学教育既要传授高深学问，培养通识性人才的同时，也注重“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不忽视专业应用为前提，是这些大学校长们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特征。为此，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他们基于理论与实践致用二端并重的理念，加大应用学科的比例，尤其注重纠正中国传统教育偏坐而论道的倾向，强调通过实验、实证、走出课堂，到社会上实践、学习和研究等教学环节，来提高学生的专业动手能力，以顺应国情之需，培养社会实际需要的人才。东吴大学杨永清校长就社会学专业办学目标曾说：“我们的目标是培训出能规划指导社会服务计划的实际工作者，而不是只会写些社会问题论文的社会工作者”。[11]113得益于这些办学者的不懈努力，各校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科专业，像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的农学，东吴大学的法学、工业化学，齐鲁大学的医学，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生物学，金陵女子大学的家政服务、沪江大学的商业管理等，均享誉中外教育界。
此外，这些大学校长都非常认同“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的理念，特别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主张实践育人。钟荣光说：“在校一切所学，皆为服务民众之工具”。因此，教会大学的大部分学科专业，均建有校内外各种社会服务联系点和实习场所。如东吴大学社会系师生组成的暑期农村服务团，因广泛开展各项社会调查及绘制地图等项公益活动，当时《吴县日报》称东吴学生是“利博农民”[11]105。金陵大学原本在农学院实行的“三一制”，陈裕光校长又将其推行到文、理二学院，要求文科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理科学生体验生产实践，还推出鼓励学生社会实践的“学点制”[6]348，规定凡参与社会实践10小时者，可得一个“学点”，7小时者，可得“半学点”，并记入成绩。正是有了这种符合教育题中之意的办学思想，人才特色才有可能真正形成。
三、重视学生独立人格的养成，营造良性互动的大学育人氛围
教与育并重，把培养学生形成良好人格品质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是这些基督徒大学校长们具有的共同价值取向。有三个做法值得关注：
（一）重视学生人格道德品质的养成
显然与基督教强调牺牲、服务、奉献等人格要素有关，这些大学校长往往把培养学生形成对应之品德置于首要位置，这从一些学校校训中可得到清晰答案。如燕京大学的“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岭南大学的“今之学者为人”、东吴大学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金陵大学的“诚、真、勤、仁”、金陵女子大学的“厚生”、华中大学的“礼义廉耻”等。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强调学生人格养成的相关论述。陈裕光说：教育二字，包括二种意思，一为教导学识，一为陶养品格。二者并重，不可或缺。若仅有学问，而无人格，则于人于事，无所裨益。陈恒说：品行为上，身体次之，学问又次之，金钱为下。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现象，就是品行培养，不是靠讲大道理或做大报告，而是身教重于言教，通过校园整体文化氛围、日常生活，秉承“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宗旨建立的各类基督教团契和其它学生社团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等微观视角，让德育暗寓其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并施加影响的。如吴贻芳言：“人格教育的实现，因习惯贵在‘慎之于微’，而学校尤当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个人生有良好的发展”。[12]。
（二）严格过程管理
教会大学学生教学管理及相关规章制度均参照欧美大学，各校在侧重点方面虽略有不同，但借助严选择、高淘汰的制度设计来整体训练并提升学生的敬学态度和诚信意识，以保证教育的高质量，是这些学校的共同特征。如圣约翰大学实施的考试名誉制，规定学生考试前须署：“此番大考，未尝助人，亦未尝助于人”的誓词于考卷末，无监考人员。[13]金陵女大规定毕业论文“须读满应读的学分，成绩总平均达70分，才能在本主修系论文指导教师指导下，在四年级第一学期选定题目，通过专题研究、社会实践或科学实验写出毕业论文。论文必须是自己个人创作，不得抄袭他人的论著”。[14]沪江大学1925年的统计表明，该校仅41％的一年级学生能读到四年级。[15]辅仁大学办学共计27年，共招收学生12355人，毕业生只有4888人（含研究生76人），毕业率为39.6％；[16]在金陵大学64年的办学过程中，招生计11196人，毕业仅4475人，毕业率也不足四成。[6]357如此低的毕业率，依当时情形，虽说有中途辍学等因素，但严格的考试淘汰制度，是相当数量的学生无法毕业的主要原因。1937年，燕京大学就有43人因考试不合格而退学。[17]
（三）重视师生关系，营造良好的校园“从游”关系
师生关系是大学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是育人品质的首要条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中国形成尊师重教传统的前提。20世纪初，随着私塾、书院等旧式教学模式的消失，这一传统受到现代高等教育的冲击。表现在当时不少大学教师只管课堂内传授知识，学生课外情况一概置之不理。对此，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曾予以严厉批评[18]：
教授在课堂教学以外，对于学生研究之指导，人格之修养，几乎全不负责。教授成了知识贩卖者，大学成了知识贩卖所，从此而求学术文化进步，谈何容易！此后宜设法使教授与学生有接触的机会，俾学生在学习方面多请益就教之便利，且以引起研究之兴趣，对于人格之修养，也有相当的好处。
不过，上述现象在当时的教会大学并不多见。实际上，本文介绍的这些华人基督徒大学校长，信仰基督教，就与他们早年曾受到教会学校师生关系亲密、融洽且平等，没有“师道尊严、沉闷压抑”的因素感染有密切的联系。另外，从一些教会大学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里也可发现，尽管来自不同学校，但普遍流露出对自己曾就读的学校师生关系的怀念情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特征。张宪文先生主编的《金陵大学史》里有一段文字，描述那个时代金陵大学的师生关系为“休戚相关，苦乐与共，亲爱之情，盎然四溢”，教师是经师，也是人师，为人师表，上行下效，仁民爱物，蔚然成风。曾在燕京大学任教10年的作家谢冰心说：“回忆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念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为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金陵女大校友，金融学家刘德芳回忆道：“那种文化气氛，……轻松愉快的师生情谊，现在看来，特别令人神往，令人留恋……一个人的青年时代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对于培养他的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精神肯定是有好处的”。[19]
中国文化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基督教文明里那种深刻的自我批判与反省的过程，这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缺失，也是近代以降沦为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原因。所以说，在中国办大学教育，首先要反省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负面因子的生成机理，认定一个民族或社会文化性格不健全，教育必定出了某种问题。于这个角度审视，并以理性、开放、宽容的眼光去观察这些基督徒大学校长们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尽管并非完美无缺，但他们至少达至了在中国办大学教育所务须实现的最基础功能：即在东西方文化沟通、文化比较、文化互惠基础上，扩大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此着力培养学生形成牺牲服务精神和独立人格。这种国民素质的形成，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是尤为重要的。这笔宝贵的教育遗产，即使到现在，我以为依然值得当下办大学者借鉴与思考。
收稿日期：2010－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