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183;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未能实现转变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中国革命论文,原因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2)05-0105-06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于4月21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经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在这个提纲中，斯大林明确指出：“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1](p204)实践证明，斯大林提出的这一政策转变从理论上讲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它并未能变为现实，也根本实现不了。
一
远离中国革命的斯大林，对瞬息万变的中国革命实际并不了解，所提出的这一政策转变，不符合中国实际。这是不能实现转变的根本原因。
从斯大林的指示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这时仍然把工作重点放在国民党方面，轻视中国共产党。所谓“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汪精卫等人的手中。而事实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汪精卫等所谓“左派”日益右转，敌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分共”只是时间迟早的事。共产国际对此显然没有看到。
汪精卫是1927年3月由法国启程，经德国、波兰抵莫斯科的。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然后乘邮轮，经海参崴，于4月1日抵上海，4月10日来到汉口。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领袖，骗取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的信任，被认为是“指导革命的精明努力的领袖”和“总理最亲信、群众最信仰的同志”[2]。于3月10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竟虚位以待，在一片“迎汪”的气氛中选举汪精卫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和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极大地提升了他的政治身价，而汪精卫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4月1日，汪精卫一到上海，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等即前往拜访。蒋介石等提出两件事要汪精卫赞成，一是赶走国际代表鲍罗廷，二是分共，态度很坚决，认为必须马上就做。从1日至4日，他们都是商量的这两件事。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言论不仅没有批驳，反而称兄道弟。他对蒋介石等人说，改变总理的三大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又说：“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果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倒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3]这说明，汪精卫内心深处是不反对蒋介石分共的，只是由于刚回到国内，对宁、汉双方实力还不摸底，所以，从谋略考虑，认为“分共”时机未到，“不赞成”立即分共，建议于4月15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讨论解决。他明明知道蒋介石反共已铁了心，却在5日又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说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3](p2880)。这实际上是为蒋介石辩护，麻痹革命群众。
4月10日，汪精卫来到武汉，立即换了另外一副面孔，他利用鲍罗廷和陈独秀对他的信任和妥协，在政治上大捞了一把。当天，他便给汉口民国日报《中央副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第二天，他又在武汉民众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以坚决拥护三大政策的面孔大声地说，三大政策是孙总理指使的，“第一，是联合世界上的民众，共同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合国内的一切革命分子，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联共政策；第三，要把全国最大多数最受压迫分子唤起来做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农工政策”，“要使革命胜利一定要按这三条大道走”[4]。
汪精卫达到了他的目的，被“迎回”武汉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大权轻而易举地逐步被他拿过去了。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揭起叛旗。武汉民众掀起了反蒋怒涛。身在革命洪流之中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不得不作出反蒋的姿态。4月16日，汪精卫发出了斥责蒋介石的“铣电”，电文说：“蒋等竟敢使西山会议，继续开演于南京，且竟于上海屠杀工人，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具在，难逃大戳”，并声称“不得不断绝与蒋氏合作矣”[4]。
但实际上汪精卫对武汉的工农运动非常反感。他承认：“当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见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3](p3860)于是他开始镇压工农群众，“提出制裁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央党部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3](p3860)自此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接二连三发布禁止工农运动的通告、训令，还解散了湖北黄冈县党部和农民协会。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竟还发出了关于保护军人田产的命令，咒骂农民运动“动摇军心，实可痛恨……以后无论何团体，如再有此等举动，应即将团体解散并拘捕负责人员，依法惩治”[5]。
汪精卫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其“分共”作准备。他仍在等待机会，一旦时机成熟，“分共”绝不手软。
对于汪精卫这样一个假左派、真右派，无论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后于1927年2月派来中国的首席代表罗易，还是早在1923年9月就来到中国的代表鲍罗廷，都毫无警惕，而且还百般地迁就他、信任他。更加错误的是，为了拉住汪精卫，罗易竟在6月1日约见他，将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五月紧急电传交给他看，第二天又给他一个电传副本。这个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1)开展土地革命，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电传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否则就会把事业断送。”(2)改组国民党。电传认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因此，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3)武装工农。电传说，“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4)惩办反动军官。电传要求，组织有声望的以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6](p30-31)。
罗易的过错让汪精卫抓到了把柄。汪精卫在7月上旬的一次军官会议上说：“（六月一日）那天晚上，第三国际代表罗易来找我，交给我一个俄文电稿……这俄文电稿请人翻译出来，才晓得情形是非常严重，原来第三国际给共产党的训言，就是要消灭国民党的。”[7]于是，汪精卫干脆脱掉“左派”外衣，露出了真右派的凶相，经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密划，终于同蒋介石合流，于7月15日正式“分共”，叛变革命了。
由上可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企图利用汪精卫之流去反对蒋介石，“把蒋介石逐出国民党”、“和右派作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可笑的。
二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是这个政策不能实现转变的重要原因。
“四·一二”政变后，罗易和鲍罗廷一开始都表现出软弱无能，束手无策。鲍罗廷一度主张东征讨蒋，认为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铲除这个心腹之患，这样武汉才能稳住。但是，当他见奉军从京汉铁路南下信阳时，又担心此时东征，武汉将有受到奉军袭击的危险，于是东征只能作罢。罗易竟还天真地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在4月13日致电蒋介石，只字不提“四·一二”政变，好言劝蒋来武汉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以解决“党内一切争议问题”。直到4月1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8]和21日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发表后，罗易、鲍罗廷才在22日发表《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9]，指出蒋介石的叛变，“并不是个人或某几个人叛党，而是一个整个的社会阶级离开了国民革命，并且转过来反对国民革命”。因此，我们不仅应当“推翻蒋介石及其匪帮”，而且要“扑灭封建制度权力和反动的资产阶级”。
东征既已不成，鲍罗廷便主张二次北伐，企图依靠唐生智、张发奎北上，与冯玉祥会师河南，待攻下北京后再开展土地革命。他天真地认为，在二次北伐胜利前，唐生智、张发奎是不会与中共决裂的。因为“我的箱内还有草（苏援），他（唐生智）还要吃我的草，不致于跑掉”[10]。这种认识，显然是滑稽可笑的。以为有了“苏援”，就能使唐生智、张发奎留在革命阵营内，听其指挥，实属幼稚至极！
罗易则主张土地革命，认为只有先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两湖，然后才能进行北伐。他把鲍罗廷的主张称作“西北学说”，并对这个学说严加批评说：“我们正在跳出油锅而跌入火坑”，“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他特别指出：“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本身不是目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与它合作是为了发展国民革命，如果国民党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机构，那么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须根本改变。”[11](p165)在4月27日至5月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会上，鲍罗廷与罗易继续争吵。罗易进一步批评“西北学说”是小资产阶级失败主义的表现，强调共产党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坚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他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并作了解释。这一着棋煞是厉害。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次会议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及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后着重讲了两个问题。
第一，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它的前途，主要决定于无产阶所取的作用……战斗的革命民族阵线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组织起来……这是决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集团，其中无产阶级是决定因素。”[12](p471)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是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当前形势中的中心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并提出彻底的办法，哪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势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就不可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决议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制定不同的土地政策，并在中国的具有不同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的各个地区分别加以运用。”[12](p472)
第二，再次强调国共合作。决议说：“认为共产党应该抛弃国民党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和它的前途，都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加强他们在那里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应该设法使国民党成为真正的民族政党，成为一个坚定的集团”，为此，要“反对国民党中的右派……及其将国民党变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企图”，“巩固左派，并与之建立密切合作”，对于中间派，要“进行经常的批评”[12](p475)。
以上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其精神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严重错误。
首先，决议仍然沿袭了对国民党估计过高，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错误。它根本没提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虽然1927年3月3日共产国际在致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指出了必须加强军队的工作，但只限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致使蒋介石叛变革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无力组织抵抗。
其次，决议虽然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又强调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系时，不要“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12](p475)这就严重束缚了共产党人的手脚。
第三，决议既强调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又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可是如何使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统一起来，却只字未提，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方针，这就难以具体运作，使得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两方面呈现出矛盾状态。
中共五大通过了宣言和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决定实行土地革命。但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如何开展土地革命以及如何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以保卫革命成果等问题，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因此，上述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中共五大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日益激烈，鲍罗廷和罗易的争吵也日益激烈。其实，他俩的争论正好反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矛盾性。鲍罗廷强调了要同国民党保持团结，维护统一战线的一面，为此，他不惜向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让步；罗易则强调了要实行土地革命的一面，但又拿不出具体办法，在许多问题上动摇不定。
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后，罗易和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解决事变的方法又产生激烈争论。罗易主张反击，在武汉发动政治示威，并组织一支部队，对长沙发动攻击；而鲍罗廷反对派兵，主张和平解决，还说：“我们现在必须向‘右’派让步，继续同他们合作”[10]。
6月1日，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传到武汉，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荒唐可笑”，唯一解决的办法是“暂缓执行”，于是给莫斯科复电：“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13]；罗易仍竭力主张保持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对汪精卫深抱幻想，企盼在关键时刻，“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去恢复汪精卫的信任”[13]，并把五月指示告诉汪精卫，铸下了历史性的错误。
罗易是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权比鲍罗廷大，但初来乍到，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多；鲍罗廷权虽没罗易大，但他在中国呆的时间长，更能代表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的影响远比罗易大。他们两人长期争论，根本没有认真去研究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政策转变的指示，因而也就谈不上由“孤立”、“利用”国民党右派的政策向“逐出”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的政策的转变了。
三
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一再妥协、退让。这是这个政策不能实现转变的又一重要原因。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源于他的“二次革命论”。他于1923年4月发表在《向导》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论文便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他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并提出了“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降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否认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早在党的三大前后，他就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路线，又使陈独秀的错误有了新的理论依据。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就曾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这三个重大问题上作了妥协退让。“四·一二”以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悍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同时下令“清党”，包括陈独秀和鲍罗廷在内，被通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达190多人。如前所述，尽管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但这也只能是无奈之举。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于武昌召开的党的“五大”上，鲍罗廷与罗易争论不休，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动摇于鲍、罗之间，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文件，在分析“四·一二”后的形势时甚至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比以前应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14]。这就不难看出，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是何等的相信，还奢望与他们一起“共同担负责任”、“共同担负政权”。而现实却是，日益动摇和急剧向右转的汪精卫，不领共产党的情。中共“五大”虽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但由于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便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希望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去实行。与此同时，不断发出压制工农运动的一道道训令，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问题。然而，5月9日、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讨论土地委员会提交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时，结果以“暂时保留”为名，未能通过。这实际上说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企图依靠武汉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地去解决土地问题的美梦已经破产，也表明武汉国民政府已抛弃了扶助农工的政策。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夏斗寅和许克祥相继发动武装叛乱。这时，革命形势更是急剧恶化。中共中央对马日事变曾决定征调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平息叛乱，但很快又下令停止。26日，中共中央认为“现在既不是推翻他们，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道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责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又说：“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么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14](p250)可见，中共中央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不致破裂，在反革命举起屠刀向革命工农杀过来以后，还要“等待时机”，寻找“中间的道路”，认为武装农民、独立地领导土地革命“太危险了”。这就完全脱离了农民群众，贻误了挽救革命的时机。
急剧恶化的中国革命形势，再次引起共产国际的关切和不安。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首先分析了“四·一二”政变后的中国形势，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和南京政府的成立，“意味着各阶级力量的重大改组，因此，共产国际的策略就应当以这个新形势为依据”，任何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妥协的企图，都是“对中国革命利益的公开背叛”[8](p321)，今后的策略“应当排除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和妥协，因为资产阶级已背叛民族革命运动，成为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只有进行反对已经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进而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8](p322)
紧接着，决议提出了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具体措施，强调必须深入土地革命，在深入土地革命的同时，“迅速大胆而坚决地贯彻执行武装工农的政策”，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同时，再次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具体办法：(1)应当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在任何时候，共产党绝不能溶化于任何政治组织之中。它应当是一支独立的力量。”(2)应当保证共产党有批评的自由。“共产党不应当仅仅限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把群众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下面来，它不应当放弃自己批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的权利”[8](p326)(3)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通过国民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因为国民党的旗帜，即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不仅仅“是全国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而且还因为“国民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直接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特殊组织形式。在当前形势下，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争取这种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8](p326～327)。
决议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实行的战略和策略：“支持对北方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必须在武汉政府所辖地区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瓦解蒋介石后方及其军事的作用，以期最后消灭之，当然也决不排除在适当时机对蒋介石采取直接军事行动。”[8](p333)
如前所述，为了及时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没有把会议决议送来中国之前，先把会议精神电告了罗易。应该说，这次会议的精神，与共产国际七次会议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可视作是对斯大林4月21日作出的政策转变指示的具体反映。罗易收到紧急指示后，曾企图按指示精神去做。为支持在两湖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和武装，他派军事人员去湖南发动暴动，并准备在武汉发动工人罢工，抗议武汉国民政府容忍许克祥。但鲍罗廷知道后大为光火，他生怕此举破坏统一战线，咒骂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荒唐、幼稚、发狂。结果，去湖南的同志出发后，掌管财权的鲍罗廷不给经费，使原计划化为泡影。武汉示威则改为欢迎北伐军凯旋集会。罗易也表示撤销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思想右倾的陈独秀，于6月15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回电：“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11](p325)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斯大林的指示和共产国际五月来电精神，从此彻底失去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时机。
综上所述，“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政策转变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些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够客观地、全面地、准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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